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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假如是你的话 - 都筑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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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如是你的话
　　** 都筑道夫 **

　　“这个戒指真的白给我？大概是人造钻石吧，但人造钻石这么大也妙极了。”

　　“是真的钻石。不嫌弃的话，请戴上试试。”

　　推销员交出了戒指盒。女的双颊一红，捏起了戒指。推销员按住这只手，说道：“请等一下，太太。不行。我不能说谎。”

　　“还是有什么条件吧？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可能白给嘛。”

　　“说实在的，这不是平常的戒指。是一个遥控开关。我不是这个地球的人。是从一个遥远的星球来的。我们那个星球，由于人口过剩，眼看要爆发危机，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结果，决定杀死五百万无用之人。可是谁也不肯按执行死刑的开关。因此派我到这里来。一戴上这只戒指，立刻要死五百万人。这颗钻石可以说是执行死刑的报酬。对不起，太太。”

　　“尽开玩笑。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肯戴的就奉送。不过，要等我回去以后再戴。”

　　推销员把戒指留在女的手中，跳出门外。女的手拿戒指端详了片刻。然后——假如是你的话，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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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少女与死亡 - 图尼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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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女与死亡
　　** 图尼埃 **

　　女教师听到教室最后面有人发出压低的笑声，立刻停止了讲课。

　　“又是怎么回事？”

　　一个小姑娘抬起一张深红色的、笑嘻嘻的面孔。

　　“小姐，是梅拉尼。她在这时候吃柠檬。”

　　全教室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女教师走到最后的一排。梅拉尼抬起头来看她，脸上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浓密的黑头发使这个脸蛋显得更加瘦、更加苍白了。她手上拿着一只细心剥过皮的柠檬，柠檬皮像金色的蛇一样，盘在课桌上。女教师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样办。

　　这个梅拉尼•布朗夏尔从学年开始起，就一直叫她觉得疑惑不解。她听话，聪明，勤勉，不能不认为她也是班上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她总是想出一些荒唐的主意，做出一些古怪的行动来引人注意，虽说她确实并非想进行挑衅，只不过出于一种使人没法生气的一时冲动。她在历史课上就是这样，对所有那些判处死刑送掉性命的著名人物都表示一种强烈的、几乎是不健康的好奇心。她带着令人不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背诵贞德、吉尔•德•雷斯、玛丽•斯图亚特、拉瓦伊亚克、查理一世、达米安的生命最后时刻的详细细节，他们所受的折磨的最最细微的描写，不管是多么残酷，她也一点不遗漏。

　　孩子们对于恐怖的事情常会着迷，而且由于某种虐待狂而迷得更加厉害，难道梅拉尼仅仅是这种情况吗？其他的一些迹象证明，梅拉尼头脑中存在着某种更加复杂、更加深奥的东西。在开学以后，她就因为交给女教师的令人吃惊的记叙文而显得与众不同。按照惯例，女教师要求孩子们叙述刚刚结束的假期中某一天的事情。如果说，梅拉尼的文章一开始讲怎样准备一次野外午餐，文笔相当一般化，那么，写到祖母突然去世，全家不得不放弃这次郊游，可说是笔锋突然一转。接着，文章又重新开始，不过用的是虚构的、幻想的语气。梅拉尼在一种幻觉般的想象当中沉着地描叙那次未去成的郊游的各个阶段，没有人听到过的鸟儿的歌声，没有安排过的在树下的午餐，在毫无理由出现的雷雨中的归途上的一些有趣的小事故，因为大家根本没有出门。最后，她这样结尾：

　　“全家人悲哀地聚集在躺着祖母遗体的灵床四周，没有一个人嘻嘻哈哈地跑到谷仓里躲起来，没有人在那间公用房间里唯一的小镜子面前你推我挤地梳头，没有人烧起旺火来烘干湿透的衣服，那些衣服并没有在壁炉前冒气，湿淋淋的像一匹出汗的马的毛一样。祖母独自一个人离开了，把大家丢在家里。”

　　现在呢，又是柠檬！在小姑娘想出的所有的荒唐的主意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是什么联系呢？女教师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她猜想答案总会有的，因为这些主意无可争辩地全都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们表现出同一个人的个性。但是她没有找到答案。

　　“你喜欢柠檬吗？”

　　梅拉尼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吃它呢？你怕身坏血病？”

　　对这两个问题，梅拉尼无法回答。女教师耸耸肩膀，用了更加亲密的口气。

　　“不管怎样，上课的时候是不准吃东西的。你给我抄五十遍：我上课时吃柠檬。”

　　梅剌你顺从地接受了，她因为不用做更多的解释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她怎么能使别人理解----她自己也不大理解--她不是怕坏血病，也不是用柠檬治这种病，她害怕的是一种更深的病，是身体上的病，也是精神上的病，是像潮水一般突然在世界上汹涌澎湃、似乎要淹没世界的庸俗以及平淡。梅拉尼感到烦恼。她在一种超感觉的眩晕中忍受烦恼。

　　不过，感到烦恼的是她吗？是不是能更确切地说是她周围的事物、景色？忽然，一道铅灰色的光线从天空落下来，房间、教室、街道，都仿佛给揉进一种灰白色的泥浆里，它们的外形渐渐溶化了。在这场令人厌恶的毁坏当中，只有梅拉尼一人活着，她顽强地斗争着，不让自己也陷进这样的淤泥里。

　　光线的突然变换改变了事物的本性。她小时侯在她父母的房子里通顶楼的螺旋形楼梯上，曾经发现过相同的情况，不过它不令人讨厌，而且给人印象深刻。照亮那座楼梯的只是一扇狭长的窗子，就像堡垒墙上的枪眼，镶着五颜六色的小块窗玻璃。坐在楼梯的梯级上，梅拉尼常常透过这一块接着又透过另一块不同颜色的窗玻璃来眺望外面的花园，以此作为消遣。每次都感到同样的惊奇，发现同样的小小奇迹。这个花园她是太熟悉了，她一点不用迟疑就认得出来，可当她透过红色窗玻璃望出去时，这花园就像陷在一大片火光里。它不再是她游戏和纵情幻想的地方了。那是一个被无形的火焰舔着的地狱般的地方，仿佛认得出是原来的花园，又仿佛认不出来了。接着，他透过绿色窗玻璃望出去，这时花园就变成海的深渊的底部。一些奇形怪状的海生动物可能就潜伏在这青绿色的深渊里面。相反，黄玻璃散布出充足的炽热的阳光和金黄色的鼓舞人的尘雾。蓝玻璃将树木和草坪裹在浪漫情调的月光里。靛青玻璃使最小的东西都有一种庄严雄伟的气派。始终是同一个花园，可是每次都出现意想不到的新面貌。梅拉尼惊叹自己有这样的魔力，能随心所欲地使花园陷入动人心魄的地狱里，沉浸在歌唱着的欢乐里，或者处于豪华的排场里。

　　因为在楼梯的小窗子上没有灰色窗玻璃，所以尘雨似的烦恼有别的来源，这个来源不是由于稚气的想象，而是比较具体。

　　她很早就在饮食里发现什么能促使烦恼发作，或者反过来，什么能防止烦恼发作。奶油、黄油和果酱，这几样别人拚命塞给她吃的儿童食物，全像挑战一样，向她通报和引来了波涛汹涌似的平淡，生活就像陷在又厚又粘的淤泥中一样。相反，胡椒、醋和苹果——苹果必须是青绿色的才行——所有这些酸的、重味的、辛辣的东西，在死气沉沉的气氛中散发出一股噗噗作响的、提神的氧气。汽水和牛奶，对梅拉尼来说，这两种饮料象征着善和恶。早上，她不管她家里人的反对，总是喝上一小片柠檬以增加香味的矿泉水，此外，还吃一块挺硬的饼干，或者是一片烤得很好的土司。相反地，她不得不放弃下午四点钟时她渴望吃到的芥末酱面包片，因为它曾在学校操场上激起暴风雨般的笑声和叫喊声。她明白，如果她吃芥末酱面包片，他就超越了与外省市镇小学不同的容忍的界限。

　　谈到气候和季节，她最讨厌的莫过于夏天的晴朗的下午，那时她就感到懒洋洋，无精打采，那些盛开着鲜花的植物也带着一种仿佛会传染给畜牲和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的、淫秽的神态。这种使人感到身上湿津津、激起情欲的时刻引起的可怕动作就是懒洋洋地躺在一张长椅上，分开两腿，举起胳臂，大声地打呵欠，就像是必须张开下体，露出腋窝，张着嘴，去接受不知怎么样的蹂躏。梅拉尼一边做着这三个动作，一边却又是笑，又是呜咽，这两个反应意味着拒绝，不让人接近，与外界隔绝。天色明亮的干寒天气是最适合培育这种摒绝情欲的品行的，它使得大自然变得光秃秃，土地冻得发硬，景色明亮。那时梅拉尼就在田野上快步地兴奋地走着，两眼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淌着泪水，可是嘴里不断发出讥讽的笑声。

　　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她遇到过死亡的秘密。但是在她眼中，它一下子就具有两种完全对立的面貌。她能看到的动物尸体一般是浮肿的，腐烂的，渗透出含着血脓的体液。将要死亡的人总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完全腐烂的本质。相反，死掉的昆虫却变得很轻，超凡入圣，自发地通向木乃伊的轻灵纯洁的永恒境界。不仅是昆虫，因为在顶楼搜索的时候，梅拉尼发现了一只老鼠和一只小鸟，也都干掉了，净化了，回到它们原来的本质：美好的死亡。

　　梅拉尼是马梅尔的一个公证人的独生女。她对她的父亲始终相当陌生，因为他到很大年纪才有她，而且她似乎把他吓坏了。她的母亲身体虚弱，过早去世，撇下十二岁的她和公证人。这件丧事使她受到惨痛的伤害。她起初感到胸口疼痛，有一个地方一阵阵像针扎似的，好像她患了溃疡或者体内受到了损伤一样。她当真以为自己生了病。后来她明白她身体很好，那是忧伤造成的。

　　同时，她不时从心头升起一阵阵使她感到相当惬意的怜惜之情。只要她强烈的想到她的母亲，想到她母亲的死亡，想到在那冰冷的墓穴底部躺在棺材中的瘦长僵硬的尸体……她的泪水就涌上了眼眶，就禁不住要发出像低声苦笑那样的抽噎声。这时她感到很激动，感到自己已经从天地万物的包围中摆脱了出来，从生存的重担下解脱出来。在短暂的时间里，每日的现实为嘲弄所打击，被剥夺掉了用来装饰自己的那种浮夸的重要性，减轻了使小姑娘心情沉重的缠人的重压。既然她的亲爱的母亲已经去世，那就什么都不重要了。这种可无辩驳的推理的明显性像一个心灵中的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梅拉尼在哄笑的回响声中，处于一种悲哀的如醉如痴的状态，神思恍惚。

　　接着，她的忧伤消失了，只给她留下了一道创伤。当有人讲到死者的时候，或者，在某些夜晚，当她毫无睡意，在黑暗里睁大着眼睛的时候，那道创伤就会使她感到阵阵痛苦。

　　以后，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重听的老女仆和一个只是在想要追念往事时才从他的案卷里抬起头来的父亲中间，每天都没有什么两样。梅剌你没有经历什么明显的困难就长大了。对她周围的人，她不难处，不神秘，也不显得忧郁。谁要是透露说，她在用绝望的毅力，迎着乏味的苦恼，在忧郁而灰色的一片空虚中游泳，那准会叫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那种苦恼是这所充满回忆的豪华的房子、这条永不会发生什么新鲜事的街道、这些昏昏欲睡的邻人给她带来的。她热切地盼望发生一件事情，突然来一个人，可是真可怕，因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人也没有来。

　　当美国和苏联因为古巴差点儿发生原子战争的时候，梅拉尼已经到了看报、关心收音机和电视机播送的新闻的年纪了。她仿佛觉得一股清凉的风扫过世界，一种希望使她的肺鼓胀起来。因为，要把她从消沉中拉出来，就应该有一场现代战争的大量的破坏和可怕的大屠杀。后来，战争的威胁消失了，生活的盖子稍微打开了一会儿，又对她关上。她懂得对历史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了。

　　春天，公证人习惯于停止烧暖气。只是在晚上气温确实很凉的时候，才把壁炉的火烧旺。这样，在一个四月的晴朗的早晨，艾蒂安•戎谢送来一卡车的劈柴。他在临近埃库弗森林的一家锯木厂工作，这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干的第五个职业了。他是那种坦率开朗的漂亮的小伙子，他们觉得劳动的需要好像一种不公正的、肮脏的负担。他身上散发一股树脂和鞣酸的气味。他卷起了衬衫的袖子，露出柔软的、金黄色的前臂，上面刺着淫秽的花纹。当梅拉里走到地窖里付钱给他的时候，他把她推倒在一堆无烟煤上面，在这个黑洞洞的地窖里面占有了她的柔嫩的、雪白的童贞的身体。

　　过了一阵时候，她在楼梯上和她的父亲擦肩而过，他看到她的全身都给煤弄得好脏，并且笑着扑上来搂他，感到十分吃惊。她被奸污了，一身龌龊，但是很快乐。

　　他们又见了面。一个月以后，她借口假期去一位女同学家，溜去找她的漂亮的伐木工，随身只带了她肩上披的那件衬衣。

　　艾蒂安不是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可是他的新女伴的不寻常的行为也不得不叫他吃惊。她老是在锯木厂里出现，其实没有必要。她不是每天早晨把中午吃的便餐放进他的布背包里，而是喜欢亲自带了去，在其他的伙伴中间和他一同吃。自然，年轻姑娘的青春活力，美丽，尤其是明显的有产阶级出身使他感到相当得意。本来一等到重新开始干活，她就得悄悄走掉。可是她呢，却总是不离开，在机器周围逛来逛去，用手指摸摸锯条的齿，试试它们尖不尖，锋利不锋利，估量锯缝的宽度，钢带的张力，摸摸由于老是受到强烈的摩擦变得十分光滑、闪闪发亮的钢带的两面。然后，她用手抓起一把锯屑，感受它们给人新鲜的、毛茸茸的、有弹性的感觉。她把锯屑放到鼻子底下，好闻闻那股森林的气息，跟着就松开手指让锯屑从指缝中漏掉。人们能用结构紧密的木质的树干制造出这种软绵绵的雪，这真是叫她心花怒放的奇迹！

　　但是，没有比圆锯深深锯入木柴中心时发出的短促的吼叫声和十二条平行的锯条锯着架在走刀架上向前突出的原木边材时引起大底座的跳动所发出的叫人头晕的喘息声更叫她着迷的了。

　　维护设备的是絮罗老爹。他从前是一个细木工，曾经有过好日子，但是从他的妻子死后，他就浸到烧酒里了。他靠磨锯木厂的锯条勉勉强强混日子。梅拉尼企图取得他的好感。她到他的破房子里去看他，帮他做一些零碎事情，巧妙地得到了他的欢心。确实，她知道她想做什么，可是没有人理解她正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他来实现的那个伟大的计划。她终于使他重新拿起他的那些“单簧管”——这是他对他的工具的称呼，磨磨快，然后开始干起活来。事实是也许要好几年他才能完成肯定算得上他生平的杰作的东西。

　　夏天在以絮罗的秘密为基础的、太阳和爱情的光辉中过去了。梅拉尼和艾蒂安的拥抱好像不会结束。他们的恋情延续到秋天起雾的时候，延续到夜雨打在他们草屋顶上发出达达响声的时候，延续到今年这个多雪的、冬天四处一片白茫茫时候。

　　三月初，艾蒂安和他的老板争吵，被辞退了。他动身去找活儿。他听入讲到阿拉•德•潘有人招工。他答应只要他一定居下来，就回来找梅拉尼。她再也不可能听到别人讲他了。而且祸不单行，絮罗老爹得了胸膜炎被送进医院。春天的确常常会给老年人带来不幸。

　　但梅拉尼不想回到他父亲那儿去。她和父亲很少通信。目前，她的美妙的使人惊讶的爱情、锯木厂里的十分荒唐的行为、以及完全是因为这两件事才拟订的絮罗计划，这三者在她现在的生活中仿佛在与泡着她父亲的灰白色的水之间，立起了一道墙。在她的回忆中，她父亲的房子在她看来就像是一条受到虫蛀的方舟。

　　然而，在来得很晚的春天的刺骨而潮湿的风里，空虚重新无情地包围了她。解冻后的森林显得忧郁而令人惊恐，棚屋感染了它的忧伤。有一天，梅拉尼打了个呵欠，她对自己做起这个预言性的动作感到吃惊。她恐惧地看到这是个信号，它在朝着像哗哗响的的潮水般涌来的烦恼致意和呼唤。应用稚气的小办法——吃柠檬啦、芥末酱啦——的时代已经终结。既然她从此自由了，他本来是应该逃走的。但是逃到哪儿去呢？因为烦恼就具有这样危险的威力：它带有一种普遍的传染性，它把它的不吉利的烦恼之波射向全世界，射向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样东西像是逃避得掉。

　　梅拉尼在工具贮藏室里东翻西找，在那儿，大小斧头、楔子、锯子都在等待艾蒂安的希望渺茫归来。她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东西。这是一根绳子，一根制绳工场制作的、好看的、全新的、仍然发亮的绳子，绳子的一头有一个环，好像是特地做得这样的。把绳子的另一头穿过这个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合自缢的活结。

　　她激动得全身发抖，把绳子挂到了屋顶的主梁上。活结荡来荡去，离地面两米五十高，正是理想的高度，因为只要站在一张椅子上就能把脑袋伸入活结。梅拉尼当真把她的一张最好的椅子放到跟那个结垂直的地方。接着，她坐在屋子的另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脚有高低——赞赏她的作品。

　　这并不是因为这两样东西——绳子和椅子——本身大大值得赞赏。说得确切些，值得赞赏的是这张椅子和这根垂直的麻绳组合得如此完美，以及它们显示出来的决定命运的意义。她沉溺在恬静的、超感觉的沉思中。她在准备自己的死亡，她强行用一道堤坝拦住了时间的死水，这样，她便一举结束了烦恼。绳子和椅子使她的死亡具体化了，死亡的逼近给与她眼前的生命无可比拟的浓度和热量。

　　她经历了好几个星期的要上绞架的幸福。但是，当她很少见到的邮递员出现的时候，魔力开始消失了。他给她带来她最好的朋友的一封信。雅克琳•奥特兰被任命为附近一个村子的担任第三学期课程的女教师，将要一个人住在学校的二层楼上。如果梅拉尼同意上她那儿去住几天，帮助她安家。她会觉得很高兴。

　　梅拉尼打紧她的包袱，把草屋的钥匙藏在一个艾蒂安知道的洞里，然后找她的朋友去了。

　　雅克琳的招待和村子的春光使她忘记了老是纠缠她的念头，也忘记了摆脱那些念头的悲惨方法。她真的把被吊起来的、和椅子垂直的好看的绳子留在锁着门的黑暗中的草屋中了，而那根绳子像是在等待，像是她必定回来的担保品。当她的朋友上课的时候，梅拉尼照管家里的事。后来，她对孩子们发生了兴趣。她试着给功课跟不上的学生补课。在夏天和冬天的爱情以后，她发现了同回春的大自然的友情。在生命的这两个节日的中间，是一片布满过多的和令人恶心的阴影的阴沉的沙漠，只有一根头上有一个活结圈的绳子使得这个沙漠可以居住。

　　雅克琳是个正在共和国治安部队受训的小伙子的未婚妻。今年春天，她利用假期去阿尔让当的兵营看过他两次。一天，他带着他的钢盔、他的橄榄帽、他的橡皮棍和他的很大的、鼓鼓囊囊的左轮手枪套突然来到。两个年轻姑娘嘲笑他随身带的这套东西。

　　他一共休假三天。第一天，一对未婚夫妻老是笑，老是相互抚爱，就这样过去了。当场面变得过分温柔的时候，梅拉尼就设法偷偷溜开。第二天，小伙子坚持要和两个女的一同去乡间走走，虽然雅克琳明显地表示更喜欢呆在家里，好充分利用难得的时间。第三天，她对梅拉尼大发脾气，指责她企图把过分天真的治安部队兵士的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突然来临的小伙子参加了争吵，不知趣地为梅拉尼辩护，结果使她的未婚妻大失所望。当他回阿尔让当去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感情问题。

　　梅拉尼已经不可能再考虑和雅克琳一同住下去了。她在阿朗松安顿下来，在学年的后两个学期里，她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课。

　　以后，放假了，假期使学校、街道、整个城市变得空空荡荡。梅拉尼发觉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在白色的、无情的、灼人的阳光底下。在法国梧桐的满是尘土的树枝间，在广场的高低不平的铺路石块当中，在受到阳光折磨的，斑斑驳驳的墙上，露出了烦恼的苍白浮肿的脸。

　　梅拉尼想到她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当她回忆起雅克琳的未婚夫的形象的时候，奇怪的是，总是那个左轮手枪的鼓鼓囊囊的枪套首先出现在她的头脑里。她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到阿尔让当的兵营去，要求和他见一次面。他回信给她，提出了见面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一个咖啡馆。

　　如果他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奇遇的开始，那他就失望了。梅拉尼向他解释说，恰恰相反，她是想消除一切误会，打算修复雅克琳和他之间的良好关系，她过去可能无意之中使这种关系受到了损害。她请求他尽早和他的未婚妻恢复交往，把他们这次重新见面的成果告诉她知道。这对她将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接着，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他不立刻从咖啡馆打一个电话给雅克琳呢？这样，雅克琳就会知道全部的企图了。

　　他无力地反对了一下，然后耸耸肩膀，站起来，向电话间走去。他在桌子上留下他的橄榄帽、他的钢盔、他的橡皮棍和他的装着左轮手枪的鼓鼓囊囊的枪套。

　　梅拉尼等了一会儿。电话一定很难打通，因为小伙子迟迟没有回来。说真的，她的眼睛离不开左轮手枪的鼓鼓囊囊的枪套了，它在桌子上胀的老大，一副毫无恶意的样子。突然她在诱惑面前屈服了。她把那件东西悄悄塞进她的手提包，赶快走了出去。

　　回到她的阿朗松的小房间里，完成任务的满足的心情给她带来好几天的平静。但是她不能忘记，她使这对未婚夫妻言归和于好的同时，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她们的友情。相反，左轮手枪倒成了有力的安慰的来源。每天，她都在焦急和预感到的快乐中全身哆嗦着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一到那时侯，她就拿出那个漂亮的和危险的家伙。她一点也想不出来怎样使用它，不过时间和耐心她都不缺少。左轮手枪赤裸裸地放在桌子上，仿佛在放射一种能量，使梅拉尼感到自己被包围在一种热乎乎的激起情欲的感觉之中。它的外形小巧玲珑，结构精确结实，黑颜色，没有光泽，使人联想到僧侣，它的式样使人用手握起来很方便，握得住，所有这些特点都给了它一种不可抗拒的“自信力”。用这把手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应该是多么美啊！此外，枪是属于雅克琳的未婚夫的，梅拉尼的自杀会使她的两个朋友结合在一起，就像她活着，几乎把他们分开一样。

　　左轮手枪没有装上子弹，不过枪套里有一个放了六粒子弹的弹夹。梅拉尼一下子就找到枪托上可以放进弹夹的口子。卡达一声告诉她弹夹已经装好了。接着，她觉得不能再推迟试验的那一天来到了。

　　她一清早就到了森林里。她走到森林里一块空地的边上，那儿离开所有的路都很远。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左轮手枪，两只手握牢它，尽力使它离得远远的，然后她闭上双眼，使劲抠动扳机。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肯定枪上有保险机。她摸了一会儿枪托、枪管、扳机。终于，一个突起来的东西向枪管滑过去了，露出一块红色的平面。这肯定是保险机了。她又试了试。扳机被她的手指扳动了，枪就像突然发疯一样，在她的两只手中间向前冲。

　　枪声对梅拉尼来说太可怕了，但是子弹没有在树木和矮树丛里留下一点儿痕迹，照理它应该落在那儿的。

　　梅拉尼全身发抖，把左轮手枪重新放进她的手提包里，走掉了。她两腿发软，不过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快乐。她掌握了一种新的求取解放的工具，它可比绳子和椅子现代化和食用的多啦！她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她的笼子的钥匙在那儿，在他的手提包里，在化妆品、钱包和太阳镜旁边。

　　她走了百来米远，看到一个老年人大步向她走过来。这个老年人穿得像一个渔夫，又像一个登山运动员。他肩上挎着一只植物学家用的圆筒形盒子。

　　“怎么回事？您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吗？”

　　“没有，”梅拉尼撒谎说，“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奇怪，奇怪。特别是枪声好像是从您来的方向发出来的。我呀，我怕变得重听啦！得，就算我产生了幻觉，是呀，怎么说的，一种听觉的幻觉。”

　　他用一种讽刺的夸大的口气说出后面这五个字，并用刺耳的低沉的笑声结束了这句话。接着，她看到了梅拉尼的手提包：

　　”您也在找菌子？”

　　“是呀，是找菌子，”梅拉尼急急忙忙地又说了一句谎话。

　　接着，她突然灵机一动，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尤其想知道怎样辨认毒菌。”

　　“啊，毒菌！对一个真正的真菌学家来说，它们是那样稀少，几乎不存在！你知道吗？我们学会里的一些朋友和我本人，经常举行晚餐会，有的菜就全是有名的会毒死人的菌子。只要懂得怎样调治它们，也许还要有胆量吃，这就行了。提心吊胆会使人的身体更加虚弱，这是人人都懂得的。总之，这是专家们的消遣。”

　　“毒菌就像您讲的那样没有危险吗？”梅拉尼带着一种有点失望的声调问道。

　　“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真菌学家来说！但是对外行们来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有点儿像动物园里的猛兽，对不对？驯兽人能够走进笼子，拉它们的胡须，可是参观的人要这样做，那可倒霉啦！”

　　“你真有意思！”

　　阿里斯蒂德•科克班在圣母修女会路开了一家古玩店，离童年耶酥的圣泰雷兹（注释：童年耶酥的圣泰雷兹：即圣泰雷兹•马丹1873-1897，生于阿郎松，法国圣衣会修女，1925年被宣布为圣人。）诞生的房屋不远。他属于那种博学多才、对什么都好奇的人，这种人在外省小城市的阴影里悄悄地开花结果。他把他最好的研究成果写成报告送给学会，报告的内容广泛，从植物学的奇迹到神秘主义者的晦涩费解的作品样样都有。

　　他非常高兴发现了一个第一次肯听他把话讲完的人，不肯马上放梅拉尼走。他们一边闲聊，一边并肩向前走了好久。当她回到她那间简陋的小屋里的时候，在她的手提包里，左轮手枪已经埋在他们一同采来的牛肝菌、鸡油菌和小伞菌这些有香气的食物下面，看不见了。但是她坚持要带回三支青灰色的担子菌和两只鬼笔鹅膏菌，那是林下灌木丛里最可怕的凶手，当然它们给另外放在一只塑料袋里。

　　傍晚，她把从枪套里取出的左轮手枪放在桌子上，把五只毒菌放在一只碟子里。幽静的暮色包围了她的孤寂，但是这些杀人的东西发出一种光芒，她非常熟悉这种光芒会使人浑身发热地兴奋起来。她满怀激情地又像以前在草屋里面对着绳子和椅子时那样感到情欲冲动，颤抖起来。但是，她现在和死亡的关系更亲密了。

　　首先，她被一种仿佛会使手枪和毒菌这两种东西接近的神秘的相似性弄得心慌意乱。他们全都有一种简单明显的力量，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活力，这种活力隐藏在好像很难容纳它的两种外形里面，又使这两种外形引起了她的联想。左轮手枪这种用手握的武器的笨重宽阔的外形和菌子的多肉的圆滚滚的外形使她想到了第三件东西，那件东西长久地藏在她的记忆深处，但是她终于把它从那儿赶了出来，同时她也因为感到害臊而满脸通红。那件东西便是在许多星期里给她带来那么多幸福的艾蒂安•戎谢的那玩意儿。她就是这样发现了爱情和死亡的深刻的同谋关系，发现了艾蒂安漂亮的胳臂上吓人的、淫秽的刺花图赋予他们的搂抱得真正意义。艾蒂安在森林的景色中找到了她的正确的位置，在那个景色的中央，有着绳子和椅子。

　　菌子，左轮手枪，绳子，这是三把打开冥土的三扇门的钥匙，三扇宏伟的大门，气派和风格完全不同。

　　菌子是一扇门的软绵绵的、变了形的钥匙。那扇门就像是一个柔和的、圆形的大肚子。它像是为了颂扬消化、排泄和性欲而搭起来的一个宽阔的像祭坛似的解剖台。这扇门将只是缓缓地、懒洋洋地开一个缝。在吃菌子和消化菌子的时候，梅拉尼应该像一个拼命要倒着生出来的孩子一样顽强地施展诡计，钻进一个狭小的裂缝里。

　　第二扇门是铜铸的。它漆黑，像一块平板，牢牢地竖立在熊熊燃烧的秘密面前。这种秘密从锁孔里透出令人不安的光线。只有一声可怕的爆炸声，一声正对着梅拉尼的耳朵轰然作响的爆炸声，才能一下子打开这扇门，同时使她看到一片火焰的景色，大火炉的白热的缺口，硫磺和硝石的烟云。

　　第三把钥匙是用绳子和椅子做的，在它的粗俗的外表下隐藏着和大自然发生直接的亲密关系的充足的财富。如果把头伸入麻绳做的圈套，那么梅拉尼将会发现森林的腐殖的土秘密的深度，这种腐殖土因为雷雨的雨水变得肥沃，因为圣诞节的严寒而变硬。那是散发出树脂和木柴燃烧时的气息的冥土，在那儿回荡着的大风刮得高大的树木东摇西摆时发出的管风琴的轰轰声。当梅拉尼变成沉重地挂在伐木工的草屋主梁吊下来的绳子上的一堆肉和骨头的时候，她将在这个宽阔的建筑物里得到她的位置，这座建筑物是由相称的树顶和匀称的树枝、垂直的树干和杂乱的树枝组成的，它就叫做：森林。

　　科克班曾经邀请梅拉尼去看他。一天晚上，她推开了门，门撞到一串管子上，发出了一阵银铃似的乐声。整个“天堂”里的彩色石膏圣像全迎接她，伸出双臂，或者用右手祝福。有百来个大小不同的修女泰雷兹像的复制品，这些像在它们的圣衣会修女服上紧抱着一个苦像，眼睛抬起来望着天花板上的线脚。

　　“因为她就诞生在离这儿两步远的地方，”科克班热心地解释说。“在圣布来斯路四十二号。如果您愿意，我们一同去参观她诞生的房屋。”

　　梅拉尼带着一幅懊丧的神情感谢他，这样的神情可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明白他讲的话不合适，虔诚的古玩商在这种场合下应该在哲学家面前让步。如果他想勾勒出这个古怪少女的个性，应该张开眼睛，显得谦虚。这个少女孤孤单单地在森林里行走，用左轮手枪射击，带着偏爱的感情采摘毒菌。这肯定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不幸的是谈话显得很难进行下去，因为她一心想得是从他那儿听到一些适当明确的事情，而不是讲她自己。

　　一刻种以后她离开了，可是隔了一天她又来了，他们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科克班连续地听到梅拉尼向他吐露的她短促经历中的一些片段，越来越惊讶了，因为年龄上的差别和商店里亲切的气氛使得梅拉尼感到安心，鼓励她把什么都说出来。有一天，她告诉他，她在给孩子们上课，他禁不住吓了一跳。因为在此以前她已让他知道了她和刺花的漂亮小伙子的奇遇，以及她对绳子和活结着迷的主要情节。“可怜的孩子们！”他想。“但是，不管怎样，完完全全正常的人在教育界中是非常少见的，也许，孩子们——这些在我们当中受到我们宽容的半疯子——由一些古怪的人来教育是自然的事，而且要更好一些。”

　　又过了些时候，她向他讲到螺旋式楼梯，狭小的窗口，让她看到各种外型完全不同的花园的五颜六色的窗玻璃。“康德！”他想。“感性的先天形式！她十岁时就发现了先验哲学的要点！但是她即没有这样的要求，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他想把康德主义传授给她的时候，他看得出来，他并不注意听他的讲，甚至连听也不听他的话。

　　她回溯她的更遥远的往事，她暗暗提到她小姑娘时的爱好和反感——对柠檬的爱好,对糕点的反感，——提到有时像灰色的、油污的潮水一样淹没她的烦恼，提到她首先在有刺激性的食物和饮料中发现了少量噗噗响的、使人兴奋和宽慰的东西，以后才以崇高的方式在她母亲的死亡中发现了它。

　　他在这个时候不再怀疑她具有一种天生的形而上学的禀赋，同时还具有一种自发的不接受任何本体论的本能。他试图使她了解，在她身上天然地体现了千年来两种思想形态的对立状态。从西方人类的最遥远的黎明起，有两股思潮相互交叉，相互对抗，一股是以埃利亚的巴门尼德（注释：：巴门尼德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中叶：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为首的，另一股是以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注释：：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公元前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人。）为首的。对巴门尼德来说，现实和真理共同溶化在不动的、大量的和统一的存在中。这种固定的幻象使另外一个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感到厌恶，他在抖动的和轰轰响的火焰中看到万物的原型，在哗哗响的清澈的水流中看到永远具有创造性的生命的象征。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在存在中休止和超越存在——许久以来，就树立起互相敌对的两种智慧和两种思辩……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完全被自己崇高的主题迷住了，而梅拉尼的一双忧郁热情的大眼睛盯住他望着。他可能以为她在听他讲话，被他替她塑造的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肖像征服了。但他是机灵的、清醒的，他知道他面颊上的一个小疣尖上有一根长长的卷曲的红毛，只要看一下梅拉尼，他就知道她只注意这个小小的不美观的东西，他讲的话那个少女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肯定没有，应该承认事实，梅拉尼没有哲学家的思想，尽管她有不可思议的天赋，使她能够自然地、不自觉地、自发地用实际行动来说明那些永恒的思辨的巨大问题。她被那些富于哲理性的事实迷惑住了，它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指引着她的命运，它们对她来说是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说明的。她是天才的形而上学者，可是她停留在未开化的状态，永远上升不到使用语言的程度。

　　她不再去看望科克班了。而他对此也并不感到很惊奇。他的谈话在少女的思想上没有起任何作用。他知道他和她的来往是受偶然的、难理解的和无法预料的影响摆布的。不过他终于去敲她住的小房间的门了。一个邻人告诉他她已经搬了家。

　　她受到了什么本能的警告，使她决定回到埃库弗森林的草屋去的呢？无疑，一种她无法拒绝的想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死亡的前景，由于采用一种特殊的工具而变得具体化的某一种死亡的前景，只有它才能够把她从淹没她的对生存的厌恶中救出来。但是这种解放仅仅是一时的，渐渐就会失去它的功效，好像药物变质一样，一直到另一把“钥匙”带着一种新的死亡的诺言——一种更适合年轻人的、更新鲜的、更有说服力的、完全能使人相信的谎言——出现在她面前为止。可是很明显，这个游戏不可能再长久地继续玩下去。所有这些诺言都没有兑现，所有这些约会都没有履行，可是接下来一个不可避免的期限总有一天必然要到来。梅拉尼又一次受到会陷没到存在的沼泽地里的威胁，她选定十月一日，星期日，中午，作为她自杀的日期和时间。

　　这个诺言刚一作出，她首先感到的是害怕。但是，随着她比较认真地考虑，随着这个决定在她的头脑里逐渐成熟，她越来越感到有一股力量和一种欢乐像波浪一样，一浪接着一浪，越来越强烈地鼓舞着她，激励着她。尤其是这个感觉支配了她的行动。死亡，尽管还很遥远，由于它唯一的可靠性，由于它突然来临的日期的精确性，已经开始它的改变形象的工作。这个日期一经决定，每天，每个小时，这种慈善的光辉都在增强，就好像每走一步，就使我们离欢乐的大火更近一些，让我们能稍许多分享一点它的光和热。

　　她便这样地又回到了埃库弗森林，她在那儿，先是在艾蒂安的刺花的胳臂的拥抱里，接着在对绳子和椅子的凝视中，曾经感受过向她预示最终的心醉神迷的境界的幸福。

　　在九月二十九的那天，一件神妙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她感到非常满意。一辆小型卡车在草屋门前停下来，一个坐在司机身旁的老年人走下车子，敲草屋的门。这是絮罗老爹，他的病不过是一个严重的警报。两个男人走出车子，把一件不结实的、沉重的、高高的东西搬到公用房间里，那件东西包着黑布，好像一个庄严的、身材高大的、僵直的寡妇……

　　“如果我不怕发表一通谬论的话，”年轻的医生放下他的听诊器说道，“那我就要说她是笑死的。”

　　接着他解释说，在第一个阶段，笑的特点是嘴唇的轮匝肌和原来处于收缩状态的笑肌、犬牙肌、颊肌突然扩张，同时加上断断续续的呼气。但是，到第二个阶段，肌收缩能够蔓延到面神经的所有依属部分，甚至蔓延到颈肌，特别是颈阔肌。到第三个阶段，笑动摇整个机体，使人流泪，小便失禁，使得横隔膜痛苦地短促地收缩，损害肠和心脏。

　　对围着梅拉尼•布朗夏尔尸体的那些见证人来说，这堂可笑的生理课程有着各种各样的十分不同的意义，他们熟悉梅拉尼，所以比医生本人更清楚地知道，说死亡是笑造成的这种似乎荒谬的理论和死者的古怪的性格却相当一致。她的父亲——那个羞怯的、漫不经心的、年老的公证人，又看到她在春天里的那一天，衣服乱糟糟的，脸上和胳臂上全沾着煤屑，像个疯子似地笑着扑上来搂住他的景象。艾蒂安•戎谢回想起她用手抚摩锯木厂最吓人的锯条的时候脸上露出的奇怪而意味深长的微笑。女教师想到小姑娘大口咬柠檬时禁不住露出来的妖娆的怪相。可是阿里斯蒂德•科克班力求将亨利•柏格森在他的著作《笑》（注释：柏格森1859-1914法国现代哲学家，《笑》是他在1900年发表的作品。）里阐述的理论运用到这个更适用的事例上来，根据柏格森的理论，喜剧性是外加在活人身上的技巧。只有雅克琳•奥特兰什么也不理解。她伏在未婚夫的肩上抽噎，相信梅拉尼是因为受到对那个小伙子的爱情的折磨，为了他们的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至于絮罗老爹，他只想到他的那个手艺杰作，他的目光从他鸭舌帽的帽舌下紧盯着那个把房间尽头都填满了的那件杰作的黑色恻影。

　　梅拉尼在死以前，给他们每个人分别发出一个临终前的通知信，告诉他们她自杀的日期和时间，她信寄得太迟了，没有一个人能来干预。因此，他们是在艾蒂安•戎谢——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接到通知信——来取他的工具，发现尸体以后，才一批又一批地来到了森林里的草屋的公用房间里。

　　在天花板上一直吊着那根绳子，那根好看的上过蜡的新绳子，绳子头上是一个齐齐整整的活结。在床头柜上放着左轮手枪，弹夹里只少一粒子弹，还有一只茶碟，盛着五只开始干枯的菌子。梅拉尼完好地躺在她的大床上，她被突然发作的心脏病夺走了生命，这个病并没有使她脸上喜悦的、甚至欢笑的神情变得犹豫。的确，她好像在不再活下去的欢乐中翱翔，在那种不需要任何粗暴的方法就能实现的死亡中翱翔。

　　“这是什么？”医生最后指着那个“寡妇”问道。

　　絮罗老爹站起来，用年轻的丈夫亲手替他妻子脱衣服的那种小心温柔的动作，把裹住那个东西的黑棉布拿下来。每个人都呆住了，他们都能认出来这是一架断头台。不过不是一架普通的断头台，而是一架用饱含着爱情精心制造的华丽的、果木做的断头台，它是用燕尾形榫头精巧地接起来的，上过蜡，用岩羚羊皮擦过，涂上了光滑的涂料，是一件真正的细木工杰作。断头台的刀闪闪发光，外形严厉，带有一种凶残冷酷的意味。

　　科克班是一个有经验的古玩商，他注意到夹着刀身让它在当中滑动的两根支柱是照古代风格装饰的，叶饰和花枝图案配合得宜，两个支柱顶上架着那根横木和古希腊时代的柱顶盘的下楣一式一样。

　　“此外，”他赞叹备至地喃喃说道，“它具有路易十六时代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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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豆腐
　　** 汪曾祺 **

　　豆腐点得比较老的，为北豆腐。听说张家口地区有一个堡里的豆腐能用秤钩钩起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这是豆腐么?点得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

　　豆腐压紧成型，是豆腐干。

　　卷在白布层中压成大张的薄片，是豆腐片。东北叫干豆腐。压得紧而且更薄的，南方叫百页或千张。

　　豆浆锅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晾干，叫豆腐皮，或叫油皮。我的家乡则简单地叫做皮子。

　　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买回来就能拌。或入开水锅略烫，去豆腥气。不可久烫，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其次是小葱拌豆腐。北京有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可见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拌豆腐特宜小葱，小葱嫩，香。葱粗如指，以拌豆腐，滋味即减。我和林斤澜在武夷山，住一招待所。斤澜爱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皆上拌豆腐一大盘，但与豆腐同拌的是青蒜。青蒜炒回锅肉甚佳，以拌豆腐，配搭不当。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侉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却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是吃阳澄湖大闸蟹之前的一道凉菜。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骰子块，同拌，无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而已。好吃么?用上海话说：蛮崭格!用北方话说：旱香瓜——另一个味儿。咸鸭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但必须用敝乡所产“高邮咸蛋”。高邮咸蛋蛋黄色如朱砂，多油，和豆腐拌在一起，红白相间，只是颜色即可使人胃口大开。别处的咸鸭蛋，尤其是北方的，蛋黄色浅，又无油，却不中吃。

　　烧豆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用油煎过再加料烧的；不过油煎的。

　　北豆腐切成厚二分的长方块，热锅温油两面煎。油不必多，因豆腐不吃油。最好用平底锅煎。不要煎得太老，稍结薄壳，表面发皱，即可铲出，是名“虎皮”。用已备好的肥瘦各半熟猪肉，切大片，下锅略煸，加葱、姜、蒜、酱油、绵白糖，兑入原猪肉汤，将豆腐推入，加盖猛火煮二三开，即放小火咕嘟。约十五分钟，收汤，即可装盘。这就是“虎皮豆腐”。如加冬菇、虾米、辣椒及豆豉即是“家乡豆腐”。或加菌油，即是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

　　“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扬州有名的素菜，好几本菜谱著录，但我在扬州一带的寺庙和素菜馆的菜单上都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文思和尚豆腐是过油煎了的，还是不过油煎的。我无端地觉得是油煎了的，而且无端地觉得是用黄豆芽吊汤，加了上好的口蘑或香、竹笋，用极好秋油，文火熬成。什么时候材料凑手，我将根据想象，试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将是素菜荤做，放猪油，放虾籽。

　　虎皮豆腐切大片，不过油煎的烧豆腐则宜切块，六七分见方。北方小饭铺里肉末烧豆腐，是常备菜。肉末烧豆腐亦称家常豆腐。烧豆腐里的翘楚，是麻婆豆腐。相传有陈婆婆，脸上有几粒麻子，在乡场上摆一个饭摊，挑油的脚夫路过，常到她的饭摊上吃饭，陈婆婆把油桶底下剩的油刮下来，给他们烧豆腐。后来大人先生也特意来吃她烧的豆腐。于是麻婆豆腐名闻遐迩。陈麻婆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中国烹饪史上应为她大书一笔，因为麻婆豆腐确实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领是：一要油多。二要用牛肉末。我曾做过多次麻婆豆腐，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三是要用郫县豆瓣。豆瓣须剁碎。四是要用文火，俟汤汁渐渐收入豆腐，才起锅。五是起锅时要撒一层川花椒末。一定得用川花椒，即名为“大红袍”者。用山西、河北花椒，味道即差。六是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须是：麻、辣、烫。

　　昆明最便宜的小饭铺里有小炒豆腐。猪肉末，肥瘦，豆腐捏碎，同炒，加酱油，起锅时下葱花。这道菜便宜，实惠，好吃。不加酱油而用盐，与番茄同炒，即为番茄炒豆腐。番茄须烫过，撕去皮，炒至成酱，番茄汁渗入豆腐，乃佳。

　　砂锅豆腐须有好汤，骨头汤或肉汤，小火炖，至豆腐起蜂窝，方好。砂锅鱼头豆腐，用花鲢(即胖头鱼)头，劈为两半，下冬菇、扁尖(腌青笋)、海米，汤清而味厚，非海参鱼翅可及。

　　“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乡菜。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片，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几开，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熟猪油，即得。叫做“汪豆腐”，大概因为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舀了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我的家乡人喜欢吃烫的东西，语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家来了客，大都做一个汪豆腐应急。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到过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无非是虾子多，油多。近年高邮新出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盐，不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出个主意：加入蟹白(雄蟹白的油即蟹的精子)，这样雪花豆腐就更名贵了。

　　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老豆腐现在见不着了，过去卖老豆腐的摊子是很多的。老豆腐其实并不老，老，也许是和豆腐脑相对而言。老豆腐的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爱吃辣的浇一勺青椒糊。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

　　四川的豆花是很妙的东西，我和几个作家到四川旅游，在乐山吃饭。几位作家都去了大馆子，我和林斤澜钻进一家只有穿草鞋的乡下人光顾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豆花只是一碗白汤，啥都没有。豆花用筷子夹出来，蘸“味碟”里的作料吃。味碟里主要是豆瓣。我和斤澜各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很美。豆花汤里或加切碎的青菜，则为“菜豆花”。北京的豆花庄的豆花乃以鸡汤煨成，过于讲究，不如乡坝头的豆花存其本味。

　　北京的豆腐脑过去浇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还要加一勺蒜泥水。现在的卤，羊肉极少，不放口蘑，只是一锅稠糊糊的酱油黏汁而已。即便是过去浇卤的豆腐脑，我觉得也不如我们家乡的豆腐脑。我们那里的豆腐脑温在紫铜扁钵的锅里，用紫铜平勺盛在碗里，加秋油、滴醋、一点点麻油，小虾米、榨菜末、芹菜(药芹即水芹菜)末。清清爽爽，而多滋味。

　　中国豆腐的做法多矣，不胜记载。四川作家高缨请我们在乐山的山上吃过一次豆腐宴，豆腐十好几样，风味各别，不相雷同。特别是豆腐的质量极好。掌勺的老师傅从磨豆腐到烹制，都是亲自为之，绝不假手旁人。这一顿豆腐宴可称寰中一绝!

　　豆腐干南北皆有。北京的豆腐干比较有特点的是熏干。熏干切长片拌芹菜，很好。熏干的烟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花干、苏州干是从南边传过来的，北京原先没有。北京的苏州干只是用味精取鲜，苏州的小豆腐干是用酱油、糖、冬菇汤煮出后晾得半干的，味长而耐嚼。从苏州上车，买两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郑州。香干亦称茶干。我在小说《茶干》中有较细的描述：

　　……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香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蒲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色的，掰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

　　茶干原出界首镇，故称“界首茶干”。据说乾隆南巡，过界首，曾经品尝过。

　　干丝是淮扬名菜。大方豆腐干，快刀横披为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十六片；再立刀切为细丝。这种豆腐干是特制的，极坚致，切丝不断，又绵软，易吸汤汁。旧本只有拌干丝。干丝入开水略煮，捞出后装高足浅碗，浇麻油酱醋。青蒜切寸段，略焯，五香花生米搓去皮，同拌，尤妙。煮干丝的兴起也就是五六十年的事。干丝母鸡汤煮，加开阳(大虾米)，火腿丝。我很留恋拌干丝，因为味道清爽，现在只能吃到煮干丝了。干丝本不是“菜”，只是吃包子烧麦的茶馆里，在上点心之前喝茶时的闲食。现在则是全国各地淮扬菜系的饭馆里都预备了。我在北京常做煮干丝，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北京很少遇到大白豆腐干，只能用豆腐片或百页切丝代替。口感稍差，味道却不逊色，因为我的煮干丝里下了干贝。煮干丝没有什么诀窍，什么鲜东西都可往里搁。干丝上桌前要放细切的姜丝，要嫩姜。

　　臭豆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我在上海、武汉都吃过。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毛泽东年轻时常去吃。后来回长沙，又特意去吃了一次，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就成了“最高指示”，写在照壁上。火宫殿的臭豆腐遂成全国第一。油炸臭豆腐干，宜放辣椒酱、青蒜。南京夫子庙的臭豆腐干是小方块，用竹签像冰糖葫芦似的串起来卖，一串八块。昆明的臭豆腐不用油炸，在炭火盆上搁一个铁篦子，臭豆腐干放在上面烤焦，别有风味。

　　在安徽屯溪吃过霉豆腐，长条豆腐，长了二寸长的白色的绒毛，在平底锅中煎熟，蘸酱油辣椒青蒜吃。凡到屯溪者，都要去尝尝。

　　豆腐乳各地都有。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那里的农民家家都做腐乳。进贤原来很穷，没有什么菜吃，顿顿都用豆腐乳下饭。做豆腐乳，放大量辣椒面，还放柚子皮，味道非常强烈，广西桂林、四川忠县、云南路南所出豆腐乳都很有名，各有特点。腐乳肉是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肉味浓醇，入口即化。广东点心很多都放豆腐乳，叫做“南乳××饼”。

　　南方人爱吃百页。百页结烧肉是宁波、上海人家常吃的菜。上海老城隍庙的小吃店里卖百页结：百页包一点肉馅，打成结，煮在汤里，要吃，随时盛一碗。一碗也就是四五只百页结。北方的百页缺韧性，打不成结，一打结就断。百页可入臭卤中腌臭，谓之“臭千张”。

　　杭州知味观有一道名菜：炸响铃。豆腐皮(如过干，要少润一点水)，瘦肉剁成细馅，加葱花细姜末，入盐，把肉馅包在豆腐皮内，成一卷，用刀剁成寸许长的小段，下油锅炸得馅熟皮酥，即可捞出。油温不可太高，太高豆皮易煳。这菜嚼起来发脆响，形略似铃，故名响铃。做法其实并不复杂。肉剁极碎，成泥状(最好用刀背剁)，平摊在豆腐皮上，折叠起来，如小钱包大，入油炸，亦佳。不入油炸，而以酱油冬菇汤煮，豆皮层中有汁，甚美。北京东安市场拐角处解放前有一家肉店宝华春，兼卖南味熟肉，卖一种酒菜：豆腐皮切细条，在酱肉汤中煮透，捞出，晾至微干，很好吃，不贵。现在宝华春已经没有了。豆腐皮可做汤。炖酥腰(猪腰炖汤)里放一点豆腐皮，则汤色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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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酸梅汤与糖葫芦
　　** 梁实秋 **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各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拂拭得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一，里面有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十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十刹海会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们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尽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一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粮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甸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儿（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佳，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桔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裹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由客携去。

　　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自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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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狗包弟
　　** 巴金 **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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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 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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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 朱自清 **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癖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君，真是依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仰着头，小声儿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蓦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她的膝头，将眼看她两看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癖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地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的，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

　　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Ｎ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地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地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 “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执，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决非偶然而已。

　　这是袭击，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决不婆婆妈妈的，决不粘粘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

　　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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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坠落火星 - 杰弗里.兰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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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坠落火星
　　** 杰弗里.兰迪斯 **

　　历史并不一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般美妙……

　　火星上的人们没有文学。移民火星的过程是不可饶恕的罪孽。那些被放逐的人们没有时间写作。但是他们仍然有故事。他们把这些故事讲给年纪太小、还不能真正理解其中含义的孩子们听，孩子们又讲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听。这些故事成了火星的传说。

　　这些故事里没有一个是爱情故事。

　　那些日子里，人们从天上坠落下来。他们从赭色的天空坠落下来，从那些有着薄薄的铝制外壳、挤满了带着恶臭味的人体、几乎已经不能用了的飞船里落下来。他们中一半是尸体，另一半几乎也是尸体。登陆是艰难的。许多飞船被撞得裂开了，将人的身体和珍贵的空气洒在几乎跟真空差不多的火星上。但是他们仍然随着一波接一波的飞船坠落下来。这些人类的渣滓被随意地从太空抛落在火星那坑坑洼洼的沙漠上。

　　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地球上所有的政府都废除了死刑。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废除不掉谋杀、强奸和恐怖活动。人们觉得有些罪犯太邪恶，永远不可能改恶从善。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人类社会，太狡猾，太暴力，永远不会被社会接受。对于地球上的政府而言，最完美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世界，让他们自己挣扎求生。如果他们生存不下去，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不能怪地球上的法官和陪审团们。

　　建造运送囚犯的飞船的合同落到了要价最低廉的厂商那里。如果囚犯们在飞船上过得很艰难，得到的食物和饮水没有指定的那么多，或者生命维持系统的质量没有指定的那么高，那又怎么样？谁会说出来？旅途是单程的，连飞船都不会返回地球。没必要把飞船造得那么结实。只要它们不在起飞的时候撕裂就行了。即使有的飞船在起飞的时候便四分五裂，又有谁会为死者而悲哀呢？反正那些囚犯永远也回不了社会。

　　我们听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贾瑞得，在第五批放逐者里面。我们家族传说，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替求告无门的人说话时态度太积极，于是被送进了放逐飞船。

　　当然，地球上的政府宣称，没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被送到火星。只有根深蒂固的最坏的罪犯，那些他们绝不允许返回人类社会的死不悔改的罪犯，才被地球上的监狱放逐到火星。政治犯不在此之列。但是地球上的政府惯于撒谎。送到火星的确实有谋杀犯，但是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把他们的危险思想宣诸于口便遭到放逐。

　　但是，我们的家族传说也是个谎言。是的，是有些无辜的人被放逐。但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并不是这种人中的一个。时间模糊了事实，现在没有谁能确切地说出真相。但是他是最后活下来的一个。一个瘦小得像老鼠一样的男人，像旧绳子一样结实，像蛇一样狡猾。

　　我的爷爷的爷爷的奶奶，凯拉，是火星最初的居民之一。是位于肖巴塔纳科学基地的成员。在有人想到往火星上放逐罪犯之前很久，这个国际基地就已经建立了起来。当接收到关闭基地、撤离火星的命令时，她选择了留下。她跟地球上的政治家和其他人说，她的科学更重要。她在研究火星上的古气候，试图理解这个行星是怎么变干变冷的，以及热和冷是怎么在火星上以漫长的、波动的方式交替的。这种知识，她说，是她的母星急迫需要的。

　　作为留在火星的肖巴塔纳基地的十七个人之一，我的爷爷的爷爷的奶奶凯拉在她那个时代得到了一点有限的名声。这名声也许有一点帮助。当人们从天空坠落的时候，他们的电台广播提请地球的政府记住他们的许诺：放逐火星的本意不是判处罪犯死刑——至少政府是这么宣称的——难民们的请愿可以被轻易地当作夸张和谎言打发掉，但是肖巴塔纳有电台。他们对难民们的生动详细的报道产生了一些效果。

　　头几年里，地球运来了一些补给。大多数来自一些自愿者组织：巴哈依救济集团、国际大赦组织、圣保罗的神圣姐妹。但是这些并不够。

　　在两次移民潮之后，留下来的科学家们认识到他们已经没有希望研究科学了。他们尽自己所能迎接那些囚犯，帮助他们在与时间进行的殊死竞争中去建立居住地，开始种植植物以净化空气，生存下去。

　　火星是一个沙漠，是太空中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头。将罪犯送到火星并不比判处死刑仁慈多少。他们必须迅速学习，否则就是死亡。大多数人死了，少数人学会了。他们学会了电解深埋在地下的水来生成氧气，学会了精炼原料制造工具、制造熔炉、冶炼合金、制造能使他们活下去的机器。但是，就在他们制造那些也许可以使他们活下去的机器的时候，更多绝望的、濒死的囚犯从天空坠落下来，更多愤怒残暴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毁掉基地的是第六波移民潮。这是一件愚蠢的自杀行为。但是那些人邪恶，充满怨恨，而且正在走向死亡。一代过后，他们称自己为政治难民。但是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们都是些暴徒、强盗和谋杀犯。第六次移民潮带来了一个领导者，他称自己为丁勾。在地球上，他在一个住宅区用机枪打死了几百人，因为他们的保护费交得太迟了。在飞船上，仅仅为了证明他是他们的头，他徒手杀死了七个囚犯。

　　他成了头。带着恐惧、尊敬或者纯粹的愤怒，囚犯们开始追随他。当他们落到火星上时，他折磨他们，训斥他们，揍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成为一支愤怒的军队。丁勾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抛弃到火星上来慢慢等死的。要想生存下来，唯一的希望是以自己的残忍来对付地球的残忍。他率领他们穿过火星荒芜的沙漠，长途跋涉五百公里，来到肖巴塔纳居住地。

　　没等居民们意识到他们被攻击，居住地就被占领了。那些没有抛弃基地的科学家们被从破坏的居住地得到的废金属打倒了。他们被蒙上眼睛抓起来当作人质。囚犯们通过电台广播向地球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地球没有答应，于是他们把男人剥光衣服扔到沙漠里等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来自第六移民潮的暴徒们摧毁了基地，摧毁了这个将他们从几亿公里外运来送死的地球文明的可见的象征。留在基地的女人们则被强奸，然后，破坏者给了她们机会，让她们乞怜求生。

　　来自第四次和第五次移民潮的人联合了起来。他们本是陌生人。很多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别人的脸，看到的只是衣服上的反射面罩。但是他们渐渐明白了，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是合作。他们学会了在沙底下打洞。自制的收音机告诉他们基地被洗劫了，于是他们悄悄地爬过沙漠，静静地窥探着，等待着。当破坏者们掠夺完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一切，放弃基地之后，躲在沙底下，来自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们冲了出来，在他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抓住了他们。这些袭击基地的破坏者没有一个活下来。丁勾逃向沙漠。是贾瑞得.瓦嘎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发现了他，追上了他，并且杀死了他。

　　然后，他们前往肖巴塔纳基地，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可以挽救的。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废墟里找到了她，撕开她眼睛上的蒙布。她看着他，她的眼睛一时间还不能适应突然的亮光。所以她以为他跟那些强奸了她、掠夺了居住地的人是一伙的。她当然不可能知道，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别的人是在搜寻幸存者，他们这一帮里的其他人正在疯狂地修补几个太空舱，企图保持空气。空气泄漏的尖啸声在她的耳边响起，她往上看着他，眨着眼睛，她的鼻子、眼睛都在流血。她说：“在我死之前，你必须知道，土壤里面有氧气。烘烤土地可以把它们释放出来。”

　　“什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他没有想到，这个全身赤裸，流着鲜血，因为缺氧症快要晕过去的女人会说出这种话。

　　“氧气！”她用力喘着气说，“氧气！温室完了。有些幼苗也许还活着。但是你们没有时间了。你们现在就需要氧气。你们必须找到什么方法给地表土加热。造一个太阳炉。你们可以通过加热土壤获得氧气。”

　　然后她就晕了过去。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像拖一袋石头一样将她拖到一个补好的太空舱里，叫了起来：

　　“我找到一个。还活着！我找到一个活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贾瑞得在她哭泣诅咒的时候抱着她，照料她，直到她恢复健康，并且在她怀孕的时候跟她待在一起。他们的婚姻是火星上的第一次。虽然也有些女犯人罪行重得足以被放逐火星，但是男囚犯的数目仍然是女囚犯的十倍。

　　这两群人，谋杀犯和科学家，他们建立起了文明。

　　飞船还在继续从地球飞来。每艘飞船都修得比上一艘差，每次送来的死尸都比活人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恩赐。因为人总会死的。而尸体，无论怎么消瘦，都具有珍贵的有机物质，可以将一平方米的贫瘠的火星沙砾转化为温室土壤。每具尸体都能使一个幸存者活下来。

　　成千的人死于饥饿和窒息。更多的人被谋杀了，这样他们呼吸的空气就可以给别人用。难民们学习着。在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奶奶的领导下，每当有飞船降落的时候，他们学会了在降落伞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时候就将飞船拆散成部件。至于那些被运来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在真空呼吸的话（火星稀薄的空气从来就没有好过充满灰尘的真空），他们最好动作快点。

　　只有最坚韧的人生存了下来。这些人大多是最矮小、最不起眼的人，像老鼠一样。太邪恶、太顽强，以至于难以被杀掉。二十五万囚犯被送到火星，直到地球的政府发现行为矫正芯片比运送囚犯去火星便宜为止。然后，地球的政府就竭尽全力忘掉他们曾经作过的事。

　　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贾瑞得成了难民们的领袖。这是个残忍的工作。因为那些人都是残忍的人。但是他通过格斗、威吓和阴谋来领导他们。

　　火星上没有爱情故事。难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留给爱情。爱情，对于难民们来说，是侵袭少数人的一种难以预料的疾病，必须彻底清除。对于难民们来说，生存需要的是服从和永不休止的工作。在个人和自由中繁荣的爱情，在火星上没有位置。

　　是的，贾瑞得确实是因为反政府言论被地球送到火星。但是贾瑞得.瓦嘎斯早就死在了沙漠。当来自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们救援肖巴塔纳基地的时候，贾瑞得.瓦嘎斯追踪丁勾进了沙漠。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他们中只有一个从沙漠里回来，穿着贾瑞得.瓦嘎斯的衣服，称自己为贾瑞得.瓦嘎斯。

　　没有人认出他。因为第五次移民潮的人来自大约十二艘飞船。如果这里面的任何人曾经是原来的贾瑞得.瓦嘎斯的朋友的话，他们都在新的贾瑞得.瓦嘎斯从沙漠回来之后死去了。认识丁勾的人只有那些来自第六次的移民潮的放逐者。但是这些人已经全部死掉了。

　　他从沙漠里回来，救了我的爷爷的爷爷的奶奶。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们接受了他。

　　但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奶奶显然没有被愚弄。她是一个智慧的人——在她自己的领域里可以说是杰出的。她一定认出了那个娶她的男人和那个带领着愤怒的暴徒军队强奸她、破坏她的基地、看着她的朋友们死在火星稀薄的空气里时放声大笑的家伙是同一个人。

　　但是火星需要的是生存，不是爱情。而贾瑞得.瓦嘎斯是他们唯一可能的领袖。

　　自从第一个难民来到火星，火星上就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里没有一个是爱情故事。

　　译者：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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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 加西亚.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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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 加西亚.马尔克斯 **

　　自参议员奥内希莫·桑切斯遇到了他的梦中女郎之后，总共又活了半年零十一天。他是在一个名叫“总督玫瑰园”的小镇上认识她的。这个小镇很不起眼，白日里， 面对着一片毫无生气的茫茫大海，好像是沙漠地里隆起的一个最无用的小沙包。相反，到了晚上，它却是停泊各种大型走私船的理想码头。这是个孤零零的小镇。谁 都不会想到镇上还有人能改变别人的命运，甚至连小镇的名字似乎也具有讽刺意义，因为在那里看到的惟一的一朵玫瑰花还是由奥内希莫·桑切斯参议员本人带去 的。也就是在那天下午，他认识了劳拉·法利那。 

　　在四年一次的竞选活动中，小镇总是人们的必经之地。上午，参议员的行李先到—步。然后，装着从各乡各镇租来参加集会的印第安人的卡车也接踵而至。 十一点差几分，在音乐和鞭炮声中，在竞选队伍的前呼后拥之下，开来了一辆与草莓汽水颜色相同的豪华小汽车。奥内希莫·桑切斯参议员坐在装有冷气的轿车里， 心情平静，悠然自得。但是当他打开车门时，一股热浪迎面扑来，身上的那件真丝衬衣马上被汗水湿透了。他顿时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 实际上他刚过四十一岁。他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戈廷加大学钢铁工程专业。尽管他对拉丁文只是一知半解，却总是那些译得非常糟糕的拉丁文经典著作的忠实读 者。他已结婚，夫人是一位光彩夺目的德国女人，生了五个孩子，全家生活得舒适而融洽。直到三个月前医生宣布他的生命只能维持到下一个圣诞节时，参议员还是家庭成员中最幸福的人。 

　　公众集会的准备工作尚未结束，参议员可以在那间专门为他预订的房间里休息一个小时。上床前，他把那朵穿越沙漠后还不曾凋谢的玫瑰花放进喝水的杯子 里，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食物，用了午餐，免得再受人邀请，没完没了地去吃那些油炸小羊肉。还没到医生规定的钟点，他就吞下了好几粒止痛丸，这样可以防患于 未然。接着，他把电风扇移到靠近吊床的地方，脱光了衣服，在玫瑰花的阴影下躺了十五分钟。他竭力控制自己别去想死的事。除了医生，还没人知道他的生命快要 结束了。因为他已经决定不让生活变样，不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这倒不是出自他的高傲，而是因为他感到害羞。 

　　下午三点，当他再度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情绪已完全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他心绪安定，衣着整洁，下身穿一条亚麻裤，上身着一件花衬衣。他提前吃 了止痛丸，解除了精神负担。然而，死神对他的侵蚀远远超过他自己的估计。当他走向主席台时，突然对那些争先恐后抢着和他握手的人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恶心， 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对光着脚丫子，顶着大太阳，站在那个没有树阴、发烫的小广场上的印第安人生出某种同情心来。他几乎带着怨恨挥了挥手，让人们停止鼓掌， 接着便开始讲演。他脸上毫无表倩，两眼死盯着散发着热气的大海。他的声音富有节奏、洪亮，仿佛是一泓池水，清澈见底。然而，尽管要说的话他早已背得滚瓜烂 熟，并且已经讲过了无数次，但是他知道自己说的并不是实话，而是为了抨击马可·阿乌雷利奥回忆录第四卷中作出的宿命论的结论。 

　　“我们必须战胜大自然，”他言不由衷地说道，“我们再也不愿成为祖国的弃婴，成为没有水喝、没有房住、得不到上帝保护的孤儿，成为自己土地上的流放者。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成为伟大的、幸福的人。”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在他讲话时，助手们一把又一把地往空中扔着用纸折叠成的小鸟。那些小鸟栩栩如生，在用木头搭成的主席台上空飞来飞去，最后 跌落到大海里。与此同时，另外几位助手从行李卷中取出几棵可当道具用的树，树叶是用毡子做的，插在人群背后的硝石地里。然后，他们又用硬纸板搭起一幅巨型 画，上面画有红砖砌成的住房和带有玻璃的窗户。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子都被画面遮住了。 

　　为了让助手们有时间完成这套滑稽可笑的把戏，参议员又多引用了两段拉丁文以延长演说的时间。他保证要向这里的居民提供人造降雨的机器，能饲养家禽 的活动养殖场，能让蔬菜在沙砾中生长的幸福之油和能在窗台上生长的成串的三色堇。这时，他看到那个虚幻世界已经建造完毕。便用手指向它。 

　　“女士们，先生们，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他直着嗓子叫道，“看呀，就是那样。” 

　　人们都回过头去。一艘用纸做的涂着颜色的大轮船从房子后面缓缓驶过，它比画中城市里最高的高楼还要高。只有参议员一个人发现，这个纸板做成的城 镇，出于跟着他四处转悠，经过多次拆装，风吹日晒，有些地方已经破损了。上面沾满尘土，显得如此寒酸和破落，与现实中的“总督玫瑰园”小镇一样。 

　　十二年来，内森·法利那第一次没有去欢迎参议员。他躺在家里的—张吊床上时睡时醒地听完了他的演说。他的家是一间木头房子，房顶上铺盖了新砍来的 树枝，房间里没有粉刷。他原先是个药剂师，因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不想受法律制裁，从加耶那逃了出来，和一位在巴拉马里博遇到的漂亮、高傲的黑姑娘一起，坐 了一艘装载着活泼可爱的赤*鹎的船来到了“总督玫瑰园”。他们生了—个女儿。孩子生下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她与法利那前妻的命运大不相同：前妻被剁成 几大块埋在了菜园子的地底下，而黑姑娘则被完整地葬在镇上的公墓里，墓碑上还刻上了她的荷兰名字。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肤色和长相，而她的两只带着惊恐神色的 黄眼珠则完全像父亲。她父亲当然有理由相信他的女儿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从奥内希莫·桑切斯参议员第一次来到小镇上参加竞选，法利那认识他之后，他就一直请他帮助他搞到一张假身份证，以免遭法律的审判。参议员态度和 蔼，但是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几年来，内森·法利那很是不甘心，一有机会就会想出新的法子提出他的要求，但总是遭到拒绝。终于他想，反正已经注定要 烂在这块海盗丛生之地，所以这一次他干脆躺在床上不去了。当听到人们最后一次鼓掌时，他才抬起头，透过院子里的木栅栏，看见了巨幅画的背面和那些支撑高楼 的柱子以及搭起的架子和开大轮船的几位先生。他顿时觉得火冒三丈，吐了口唾沫，说道：“他妈的，都是些玩弄政治的骗子。” 

　　演说结束之后，参议员像往常一样，在音乐和鞭炮声的伴随下绕着小镇走了一圈，他的四周挤满了要诉苦的人。参议员神色和蔼地倾听他们的诉说，并且总 是有办法既给人以安慰又不作出难以实现的承诺。一位妇女和她六个年岁尚小的孩子一起爬到屋顶上，不顾鼎沸的喧闹声和噼啪作响的鞭炮声大喊大叫，终于引起了 参议员的注意。 

　　“我的要求不多，参议员，”她说道，“我只要一头毛驴可以帮我把水从阿沃尔加多井那里驮回家。” 

　　参议员注意地看了看六个孱弱干瘦的孩子。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他问道。 

　　“他到阿鲁巴岛碰运气去了。”妇人开心地回答道，“结果找了一位外乡的姑娘，就是在牙齿里镶宝石的那种姑娘。” 

　　她的回答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那很好，”参议员说道，“你会有一头毛驴的。” 

　　不多—会，他的一名助手牵着一头能干活的毛驴来到了那位妇人家里。毛驴的背上用油漆写了一条竞选标语，以便让他们永远别忘记这是参议员送的礼物。 

　　在沿街行走的短短的时间里，参议员还作了其他一些不足称道的姿态。有一位病人为了看参议员，连同床一起被搬到门外，参议员给了他一个小勺。在最后一个拐角处，他从院子的栅栏缝中看见内森·法利那躺在吊床上，脸色发灰，神情压郁，但是他毫不动心，只向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吗?” 

　　内森·法利那在吊床上翻了个身，两只充满伤感的眼睛死死盯住参议员。 

　　“我吗，你很清楚。”他说道。 

　　这时，内森的女儿听到有人说话便来到院子里。她穿了一件平平常常显得很旧的乡下农民穿的睡袍，头上扎满各种颜色的蝴蝶结，脸上厚厚地擦了一层粉。尽管这身打扮邋邋遢遢，但人们仍然有理由称她为天下第一大美人。参议员顿时看呆了。 

　　“他妈的!”惊讶中他叹息道，“上帝还会造出如此漂亮的姑娘来!” 

　　那天晚上，内森·法利那让女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见参议员。在参议员休息的房子里两个挎着手枪的警卫热得直晃脑袋，他们吩咐姑娘在门房内惟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并让她等一会。 

　　参议员正在隔壁房间和“总督玫瑰园”的头面人物会见。为了把在演说时掩盖的事实告诉他们，参议员约他们来谈谈。这些人与沙漠中的其他小镇上参加类 似会见的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神态和表情，所以参议员对每天晚上都要召开的同样的会议感到厌倦了。他的衬衣都已被汗水湿透，但他并不想脱下来，而只是让电风扇 送来的热风吹吹干。电风扇仿佛一只大苍蝇似的在充满倦意的房间里嗡嗡作响。 

　　“毫无疑义，我们不会吃那些用纸折成的鸟。”他说道，“你们和我们都明白，如果有一天在这个像厕所一样臭气熏人的地方种上了树，养上了花，如果在井里出现了鲱鱼而不是小虫，那么从那天开始我们在这里就无事可干了。这样说行吗?” 

　　没有人回答。参议员说话的时候，从挂历上撕下一张彩纸，然后又用纸做了个蝴蝶。他漫不经心地把纸蝴蝶放在风扇前，于是纸蝴蝶在房间里飞舞起来，然后从半掩半开的房门中飞了出去。参议员心里明白，自已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表示，继续接着往下说。 

　　“我的意思嘛，”他说道，“你们已经完全明白，我也用不着再重复。再选我当参议员是一桩对你们更有利的买卖，因为我只不过今天来一下这块脏水横流、臭气冲天的地方，而你们却需要这里的一切。” 

　　劳拉·法利那看到纸蝴蝶从房间里飞出来。只有她一人看到了纸蝴蝶，因为门厅里的警卫抱着枪在椅子上睡着了。巨大的纸蝴蝶转了几圈之后，张开翅膀撞在墙上，粘住了。劳拉·法利那试着用指甲把它抠下来。这时，一个卫兵被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掌声吵醒了，他发现劳拉的举动。 

　　“不能抠，”他说道，依然睡意蒙胧，“它是画在墙上的。” 

　　劳拉·法利那看到参加会见的人们陆续从房里出来时，便又坐下来。参议员站在房门口，一只手扶住门框，直到门厅里其他人都走完后，他才发现劳拉·法利那。 

　　“你来这里干什么?” 

　　“是爸爸让我来的。”她回答道。 

　　参议员明白了。他看了看睡意蒙胧的卫兵，又看了看劳拉·法利那，她是那么漂亮，使他看后连病痛都忘记了。于是他决定自己来掌握生死。 

　　“请进。”他说道。 

　　劳拉·法利那刚踏进门口，便看见成百上千张钞票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宛如振翅飞舞的蝴蝶，她觉得真是好玩极了。但是参议员关上了电风扇，没有风吹，钞票纷纷往下掉，落在了房间里各件家具的上面。 

　　“看见了吧，”参议员笑着说，“连臭屎都会飞。” 

　　在一张好像是学生上课坐的椅子上，劳拉·法利那坐了下来。她的皮肤光洁、平滑，颜色像新开采出来的石油，在灯光下熠熠闪亮。她的头发披在肩上，仿佛一匹小母马的鬃毛。她的两只眼睛比光还亮，还明。参议员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劳拉，最后才发现她拿着一朵沾满尘土的玫瑰花。 

　　“是一朵玫瑰花。”他说道。 

　　“是的。”她有点惶惑不安地回答道，“我是在里约阿查认识这种花的。” 

　　参议员坐到行军床上，一边说着玫瑰花，—边解开衬衣的纽扣。在他认为心脏所在的那一侧的胸部，刺着一颗像箭似的心。他把湿衬衣往地上一扔，请劳拉·法利那帮忙把靴子脱下来。 

　　她在行军床前跪了下来。参议员若有所思，目光还是停在她的身上。她在解开鞋带时问道： 

　　“这次见面后谁会倒霉?” 

　　“你还是个孩子。”参议员说道。 

　　　　“你说错了，”她说，“到四月份我就满十九岁了。”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参议员的兴趣。 

　　“哪一天?” 

　　“十一号。”她说。 

　　参议员的兴趣更浓了。“我们都属羊。”他说。接着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这个属相代表孤独。” 

　　劳拉·法利那因为不知道怎么脱靴子，根本就没注意参议员的话。而参议员不知道如何对待劳拉·法利那，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桃花运使他束手无策，而且他 认为寻花问柳是有失尊严的。但是为了考虑周全必须要有时间，于是他用两只膝盖夹紧了劳拉·法利那，然后抱住了她的腰部，仰面躺倒在行军床上。这时他从她身 上闻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野兽般的香味，并且知道了她的裙子里面没有穿东西。她的心吓得怦怦直跳，皮肤上都泌出了冷汗。 

　　“谁都不喜欢我们。”他叹了口气说道。 

　　劳拉·法利那想说些什么，可是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参议员让她躺在自己的身边，熄丁灯，整个房间都陷入玫瑰花的阴影之下。在大慈大悲的命运面前，姑娘顺从了它的安排。参议员缓慢地抚摸着她，一只手轻轻地从上住下摸去，但是，到了他认为该停下的地方，忽然碰到了一块铁。 

　　“那是什么?” 

　　“一把锁。”她回答说。 

　　“真是荒唐！”参议员火冒三丈。他明知钥匙在哪里，但还是问道： 

　　“钥匙在哪儿?” 

　　劳报·法利那松了口气。 

　　“我爸爸拿着呢！”她回答说，“他让我告诉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去拿钥匙，并且随身带上一个书面保证，保证帮他改变现在的处境。” 

　　参议员顿时紧张起来。“这个老混蛋。”他气愤地都囔了一句。随后闭上眼睛，让全身松弛一下，结果在黑暗中碰到了自己。“请记住，”他提醒自己， “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很快就将死去；你们死去之后，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连名字都不会留下。”参议员浑身打着冷颤，想赶快摆脱掉这种 恐惧心理。 

　　“我问你，”于是他说道，“你听到人们在说我些什么吗?” 

　　“你真是想听真话吗?” 

　　“当然。” 

　　“那好，”劳拉·法利那壮了壮胆，“他们说你同别人不一样，你更坏。” 

　　参议员听罢并不吃惊，只是闭着眼睛，很长时间不说话。当他睁开眼时，好像刚刚从最深层的自我意识中回到现实世界。 

　　“他妈的，”他说道，“告诉你那个混蛋父亲，他的事我会办好的。”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去要钥匙。”劳拉·法利那说。参议员阻止了她。 

　　“别提什么钥匙了，”他说道，“和我一起睡一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有人来陪伴总是件好事。” 

　　于是她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眼睛注视着玫瑰花。而参议员则紧紧抱住她的腰部，因为害怕把脸藏在她那散发着香味的胳肢窝里。他多么希望就这么死去。半年零十一天后，他与劳拉·法利那艳遇的丑闻将会遭到人们的指责和憎恨，而他本人则将为未能占有劳拉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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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丑
　　** 屠格涅夫 **

　　世间曾有一个小丑。

　　他长时间都过着很快乐的生活；但渐渐地有些流言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说他被公认为是个极其愚蠢的、非常鄙俗的家伙。

　　小丑窘住了，开始忧郁地想：怎样才能制止那些讨厌的流言呢？

　　一个突然的想法使他的脑袋瓜开了窍……于是，他一点也不拖延地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行。

　　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熟人，那熟人夸奖起一位著名的色彩画家。

　　“得了吧！”小丑提高声音说道，“这位色彩画家早已经不行啦……您还不知道这个吗？我真没想到您会这样……您是个落后的人啦！”

　　熟人感到吃惊，并立刻同意了小丑的说法。

　　“今天我读完了一本多么好的书啊！”另一个熟人告诉他说。

　　“得了吧！”小丑提高声音说道，“您怎么不害羞？这本书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家老早就已经不看这本书了，您还不知道这个？您是个落后的人啦！”

　　于是，这个熟人也感到吃惊，也同意了小丑的说法。

　　“我的朋友某君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啊！”第三个熟人告诉小丑说，“他真正是个高尚的人！”

　　“得了吧！”小丑提高声音说道，“某君明明是个下流东西！他抢夺过所有亲戚的东西。谁还不知道这个呢？您是个落后的人啦。”

　　第三个熟人同样感到吃惊，也同意了小丑的说法，并且不再同那个朋友来往。总之，人们在小丑面前无论赞扬谁和赞扬什么，他都一个劲儿地驳斥。

　　只是有时候，他还以责备的口气补充说道：“您至今还相信权威吗？”

　　“好一个坏心肠的人！一个好毒辣的家伙！”他的熟人们开始谈论起小丑了，“不过，他的脑袋瓜多么不简单！”

　　“他的舌头也不简单！”另一些人又补充道，“哦，他简直是个天才！”

　　末了，一家报纸的出版人，请小丑到那儿去主持一下评论专栏。

　　于是，小丑开始批评一切事个一切人，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手法和自己趾高气扬的神态。

　　现在，他——一个曾经大喊大叫反对过权威的人——自己也成了一个权威了，而年轻人正崇拜他，而且害怕他。

　　他们，可怜的年轻人，该怎么办呢？虽然一般地说，不应该崇拜……可是，在这儿，你试试不再去崇拜吧——你就将是个落后的人啦！

　　在胆小的人们中间，小丑们是能很好地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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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橡树
　　** 舒婷 **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

　　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的红硕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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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房间里的大象 -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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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间里的大象
　　** 刘瑜 **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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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核桃酪 -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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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核桃酪
　　** 梁实秋 **

　　玉华台的一道甜汤核桃酪也是非常叫好的。

　　有一年，先君带我们一家人到玉华台午饭。满满的一桌，祖孙三代。所有的拿手菜都吃过了，最后是一大钵核桃酪，色香味俱佳，大家叫绝。先慈说："好是好，但是一天要卖出多少钵，需大量生产，所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改天我在家里试用小锅制作，给你们尝尝。"我们听了大为雀跃。回到家里就天天泥着她做。

　　我母亲做核桃酪，是根据她为我祖母做杏仁茶的经验揣摹着做的。我祖母的早点，除了燕窝、哈什玛、莲子等之外，有时候也要喝杏仁茶。街上卖的杏仁茶不够标准，要我母亲亲自做。虽是只做一碗，材料和手续都不能缺少，久之也就做得熟练了。核桃酪和杏仁茶性质差不多。

　　核桃来自羌胡，故又名胡桃，是张骞时传到中土的，北方盛产。取现成的核桃仁一大捧，用沸水泡。司马光幼时请人用沸水泡，以便易于脱去上面的一层皮，而谎告其姊说是自己剥的，这段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开水泡过之后要大家帮忙剥皮的，虽然麻烦，数量不多，顷刻而就。在馆子里据说是用硬毛刷去刷的！核桃要捣碎，越碎越好。

　　取红枣一大捧，也要用水泡，泡到涨大的地步，然后煮，去皮，这是最烦人的一道手续。枣树在黄河两岸无处不有，而以河南灵宝所产为最佳，枣大而甜。北平买到的红枣也相当肥大，不似台湾这里中药店所卖的红枣那样瘦小。可是剥皮取枣泥还是不简单。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笨法，用小刀刮，刮出来的枣泥绝对不带碎皮。

　　白米小半碗，用水泡上一天一夜，然后捞出来放在捣蒜用的那种较大的缸钵里，用一根捣蒜用的棒棰（当然都要洗干净使不带蒜味，没有捣过蒜的当然更好），尽力的捣，要把米捣得很碎，随捣随加水。碎米渣滓连同汁倒在一块纱布里，用力拧，拧出来的浓米浆留在碗里待用。

　　煮核桃酪的器皿最好是小薄铫。铫读如吊。正字通："今釜之小而有柄有流者亦曰铫。"铫是泥沙烧成的，质料像沙锅似的，很原始，很粗陋，黑黝黝的，但是非常灵巧而有用，煮点东西不失原味，远较铜锅铁锅为优，可惜近已淘汰了。

　　把米浆、核桃屑、枣泥和在一起在小薄铫里煮，要守在一旁看着，防溢出。很快的就煮出了一铫子核桃酪。放进一点糖，不要太多。分盛在三四个小碗（莲子碗）里，每人所得不多，但是看那颜色，微呈紫色，枣香、核桃香扑鼻，喝到嘴里粘糊糊的、甜滋滋的，真舍不得一下了咽到喉咙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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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奢华与教养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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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奢华与教养
　　** 梁文道 **

　　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于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

　　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他们是这么说的：“×××的家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拭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算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它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这叫作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他的品位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酒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地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闻，岂不可叹？

　　我只不过是在北京一家火锅店见着它用“奢华”二字形容自己的材料，便忍不住发出这一大堆牢骚，这自然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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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结局
　　**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约翰和玛莉邂逅了，然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希望一个幸福的结局，尝试A。

　　A

　　约翰和玛莉堕入了爱河，结了婚。他们都有一份称心如意，报酬不错的工作，不乏刺激和趣味。买了一间不错的屋子后，房地产升了值。最后，当他们付得起家务费用时，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并专注地照料他们。孩子茁壮成长。约翰和玛莉的夫妻生活刺激有趣味，也不乏称心如意的朋友。他们一起度过有趣的假期。然后他们退休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不乏刺激和趣味。最后，他们终老。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B

　　玛莉爱上了约翰但是约翰不爱玛莉。他仅仅是利用她的身体自私地玩乐，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自我满足。他每周去她的公寓两次，她给他做晚餐，你会发现他甚至觉得她连一顿晚餐都不值。等他吃过晚餐，他和她上床，然后他睡自己的觉，而她去洗碟子，以使他不会觉得她邋遢，把脏碟子摆那，她还重新涂上唇膏，等他醒来时样子看上去不错。但等他醒来，他什么也没留意，他顺序穿上他的短袜，短裤、裤子、衬衫、戴上他的领带最后穿上他的鞋子，与脱掉它们的顺序正好相反。他从不亲自脱玛莉的衣服，她自己来，她每次都表现得非常渴求。倒不是因为她喜欢上床，而是想让约翰以为她喜欢。只要他们经常一起睡，他会习惯她，依赖她，然后和她结婚。然而，约翰连一句晚安也没说就打开门走了。三天后，他在六点准时现身，然后和她重复做之前做的事。

　　玛莉几近崩溃，哭只会让脸色难看，人人都知道，但玛莉就是控制不了，在工作的人都留意到她。她的朋友劝她说约翰猪狗不如，配不上她，但她听不进去。她觉得约翰内里有一个更好的约翰，只要第一个约翰被压制下去，好约翰就会像破茧的蝴蝶，魔术箱出来的玩偶，李子上的一个坑。

　　一天晚上，约翰抱怨她的饭菜，以前他从没有抱怨过，玛莉感到十分受伤。她的朋友跟她说他们看见他在餐厅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叫玛姬。倒不是玛姬伤到了玛莉，是餐厅。约翰从未带玛莉去餐厅。玛莉把所有她能够找到的安眠药和阿司匹林用半瓶雪利酒吞了下去。她不用威士忌的举动可以让你们看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留了一张纸条给约翰。她希望他会及时发现她，然后送她去医院，感到懊悔，然后和她结婚。然而这一切没有发生，她死了。

　　约翰去娶了玛姬，然后一切像A一样继续发展。

　　C

　　约翰，一个老男人，爱上了玛莉；玛莉，一个二十二岁的少女，同情约翰因为他得担心脱发。她因工作结识了他，即使不爱他也和他一起睡。她喜欢的人是詹姆士，一个同样二十二岁，还没有稳定下来的人。

　　和詹姆士相反，约翰很早就稳定下来，这也是困扰他的地方。约翰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正在逐渐晋升。但玛莉对他没有感觉，她喜欢詹姆士，一个有一辆摩托车和大量唱片收藏的人。然而詹姆士经常骑着他的摩托车到处去，自由自在。自由在女孩看来并不一样，所以与此同时，玛莉整个周三晚上都和约翰呆在一起，每周三是约翰唯一自由的时间。

　　约翰和玛姬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孩子，还有一间不错的房子，就在房地产刚升值前买的。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开展自己刺激有趣的爱好。约翰告诉玛莉她对他有多重要，但他肯定不会离开他的妻子，婚约毕竟是婚约。约翰不厌其烦地对玛莉说甜言蜜语，玛莉都烦了。不过老男人有办法维持新鲜感，所以总的来说，玛莉度过了一段相当不错的时光。

　　有一天，詹姆士骑着他的摩托车轻快地驶了进来，带来高级的加利福尼亚混合动力汽车。他们兴致高昂，你得相信，他们爬上了床，一切如鱼得水。然而约翰出现了，他有玛莉公寓的钥匙。他看到他们酩酊大醉还纠缠在一起。考虑到玛姬，他没有理由妒忌。但他仍感到万分绝望。他人到中年，头会在两年内秃得像鸡蛋一样，他受不了。他买了一把手枪说是为了打靶练习──这是阴谋的薄弱环节，不过很快得到解决──他杀了他们也自杀了。

　　玛姬，度过了一段悲伤的调整期后，嫁给了通情达理的弗雷德，一切像A一样继续发展，不过换了名字而已。

　　D

　　玛莉和弗雷德之间没什么矛盾，相处的出奇的好，他们擅长解决琐碎问题。然而他们的屋子建在海边，一天，巨浪逼近，房地产随之贬值。余下的故事是关于什么原因导致了巨浪以及他们如何逃生。成千人被淹死了，他们没有，实在得归功好品格和运气。最后在一个高地上，他们感激地紧紧相拥，不管全身湿透水滴答流。然后一切如A般进行。

　　E

　　一切都没错，不过弗雷德的心脏状况糟糕。余下的是关于弗雷德死前和玛姬相濡以沫的故事。然后玛姬专注于慈善事业直到一切像A一样结束。如果你喜欢，故事可以叫“玛姬”、“绝症”、“内疚与困惑”、“观察野鸟的爱好”。

　　F

　　如果你觉得这些太低级，那么假设约翰是个革命分子，玛莉是个反间谍活动调查员，你看他们能走多远。记住，这里是加拿大。即使你得到一个好色鼓噪的英雄的激情故事，几分像时代的纪事，你始终还是会想A一样结束。

　　你会面对事实，你不能除去结局。不要被其它结局欺骗了。它们都是假的。或者是人心怀不轨欺瞒人，或者是不受感情的彻底影响，仅受过多乐观情绪的驱动，想象出来。

　　唯一可靠的结局是：

　　约翰和玛莉死了，约翰和玛莉死了，约翰和玛莉死了。

　　结局就这么多，开头总是更有趣。

　　真正的行家懂得品味故事的经过，这是只能任其发展的部分。

　　这些是跟情节有关的所有讨论，无论怎样就是一件事情跟着一件事情，什么，什么，然后什么。

　　现在试想怎么样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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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毒的兔子
　　** 伊塔洛.卡尔维诺 **

　　当出院那天来临，一个已经能走路的人从早上就在病房里绕，寻找他出院后的步伐、口哨，在病人面前充健康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他，而是因为乐于使用鼓舞的声调。看着玻璃窗外的太阳，或者看着雾，如果那天有雾的话，歌颂城里的噪音：一切都和以往不同，之前每个早晨一面感到那来自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的光与音渗进来，一面于床的栅栏之间醒过来。如今外面的世界重新属于他：病愈者通常自然而然地就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在一瞬间，又闻到医院的气味。

　　马可瓦多——那天早晨等着医生在他的职工医疗证写上某些东西以便出院时，在身边察觉到这种气氛，病愈了。医生拿着文件跟他说：“在这儿等。”然后留下他单独一人在诊疗室里。马可瓦多看着他痛恨过的白釉家具，装满面目狰狞物质的化学试管，试着以正要离开这一切的想法来振奋自己：可是他没办法感受到那份应有的喜悦。或许是因为想起又要回到公司去搬箱子，或许是因为担心这段时间他的孩子们不知道又惹了什么麻烦，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外面的雾，让他觉得自己将在一片空茫中离开，融化于虚无的湿气之内。环顾四周，模模糊糊的感觉到必须要喜欢某样在那里的东西，可是触目所见都让他厌烦而不自在。

　　就在那个时候，看见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兔子。一只白兔子，有着长而松软的毛，小小的粉红三角鼻，惊慌失措的红眼睛，绒毛未丰的耳朵几乎贴平在脊背上。它并不胖，但是关在那个狭窄的笼子里，它蜷曲的椭圆身躯还是占满了整个金属网，因颤抖而波动的长毛一撮撮地伸到外面来。笼外的桌面上，有一些剩的青草和一根胡萝卜。马可瓦多想那只兔子该有多么不快乐，被关在那拥挤的空间里，看着那根胡萝卜却又吃不到。于是他把笼门打开。兔子并没有出来：它在那儿停着不动，只有鼻子轻微地抽搐，好像装腔作势地咀嚼着东西。马可瓦多拿起胡萝卜递近它，然后慢慢抽回，好引兔子出来。兔子跟着，咬住胡萝卜，勤快地就马可瓦多的手上啃了起来。男人轻抚兔子的背脊，触摸的同时也掂掂看它胖不胖。在毛皮下，他摸到一把瘦骨头。从这一点，再加上兔子啃胡萝卜的方式，他就知道医院一定没让它吃饱。“如果是我养它，”马可瓦多想：“我一定把它塞得圆滚滚的跟球一样。”他满是爱怜地看着兔子，就像饲养者在和善照顾动物的同时，预见的是将来烘烤的菜肴。如此，在度过日复一日苍白的住院期后要出院的那个时刻，发现了一个朋友，一个原本可以填补他的时间及心灵的朋友，但现在他得跟这个朋友分手，回到云雾弥漫，再也遇不到兔子的城里去。

　　胡萝卜几乎快吃光了，马可瓦多抱起小动物四处寻找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喂它。把兔子的鼻子凑近医生书桌上的二小盆绣球花，不过看起来它的兴趣不大。就在这个时候，马可瓦多听到医生的脚步声正要进门：怎么向他解释为什么抱着这只兔子呢?马可瓦多穿着束腰的工作夹克，匆匆忙忙地把兔子往夹克里一塞，把扣子扣起来，又为了不让医生看到那跳动的一团在胃的位置，便把兔子挪到后面去，顶在背上。兔子被吓到，一动也不动。马可瓦多拿回他的文件，为了转身出去，又把兔子换到胸前。就这样，夹克里藏着兔子，他离开医院去公司上工。

　　“哦，你终于病好了?”车间主任威利哲姆看到他来上工。“你这儿长了什么东西?”指着马可瓦多凸出的胸前。

　　“我贴了一块热膏药防止痉挛。”马可瓦多说。

　　在那时，兔子刚好扭了一下，而马可瓦多就像癫痫病患往上一跳。

　　“谁戳你啦?”威利哲姆问。

　　“没有，我打嗝。”马可瓦多回答，并用手把兔子推到背后去。

　　“我看你还有点不对劲，”主任说。

　　兔子试着要往背上爬，马可瓦多耸起肩膀让它下去。

　　“你在发抖。再回家休息一天吧，明天你就会好了。”

　　回家的时候，马可瓦多像幸运的猎人那样拎着兔子的耳朵进门。

　　“爸!爸!”小孩们一面迎上来一面欢呼。“你在哪里抓到的?送给我们吗?是我们的礼物?”并马上伸手抓兔子。

　　“你回来啦?”太太说，从她看他的眼光，马可瓦多就知道他的住院只增添了太太对他新的怨恨。“一只活的小动物?你想干嘛?它会把家里弄脏。”

　　马可瓦多把桌子清干净，把缩成一团试图就此消失的兔子放在中央。“谁碰它谁倒楣!”他说，“这是我们的兔子，它可以安心发胖直到圣诞节。”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小米凯尔问。

　　马可瓦多倒没想过它是雌兔的可能性。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新的计划：如果是一只母的，就可以生其他的小兔子，然后发展成畜牧业。在他的梦幻中，家里湿渍斑斑的墙壁消失无踪，出现的是田野间的一座农庄。它是公的。可是畜牧业的念头已经进到马可瓦多的脑袋里。虽然它是雄兔，不过是一只很英俊的雄兔，可以找到它的新娘和其他办法来组织一个家庭。

　　“我们给它吃什么，连我们自己都没得吃?”太太尖酸地说。

　　“这个由我来负责。”马可瓦多说。

　　第二天在公司，马可瓦多从他每天早上带出去浇水再放回原位的那几盆主管办公室的盆栽各拔下一片叶子：这边拔几叶宽大亮丽的，那边拔几叶晦暗无光的，全塞进夹克里。接着问一位带着一小束花的女职员：“你男朋友送的?可以给我一枝吗?”把花也放进口袋。对正在削梨的年轻人说：“把皮留给我。”如此，东一片叶子，西一串果皮，再加上花瓣，希望能喂饱小动物。

　　在某个时刻，威利哲姆先生派人来叫他。“他们发现植物掉叶子了?”马可瓦多自问，习惯性地感到内疚。

　　车间主任那儿有医院的医生，两名红十字医务人员，和一位民警。“请注意，”医生说，“我诊疗室里的一只兔子不见了。如果你知道任何消息，建议你不要耍诈。因为我们在那只兔子身上注射了一种很可怕的病菌，可以传染全城。我不用问你是不是把它吃了，否则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人间了。”

　　在公司外等着一辆救护车，大家急忙上车，持续呼啸着警笛奔驰在马路和林荫大道上，往马可瓦多家开去：沿路留下了马可瓦多沮丧地从车窗丢出去的一行绿叶、果皮和花朵。

　　马可瓦多的太太那天早上不知道拿什么下锅。看着她丈夫前一天带回来的兔子，现在关在一个塞满纸屑的临时笼子里。“它来得正好，”自言自语道：“钱嘛是一毛也没有，月薪也已经拿去支付职工医疗会不给付的额外医药费，店铺又不让我们赊帐，还谈什么畜牧业或是圣诞节吃烤兔子。我们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的，还要喂兔子!”

　　“伊索莉娜，”叫女儿，“你已经大了，应该学着怎么煮兔子。你先把它杀了，皮剥了，然后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伊索莉娜正在读报上连载的言情小说。“不，”哼哼唧唧的，“你把它杀了，皮剥了，然后我再去看你怎么煮。”

　　“好!”妈妈说。“要我杀它我没有这个勇气。可是我知道很简单，只要拎着耳朵，在它后脑勺猛敲一下。至于剥皮嘛，待会再看着办。”“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女儿头都不抬地说：“让我打一只活兔子的后脑我不于，剥皮更是想都不用想。”

　　三个小男孩竖起耳朵听着这番对话。妈妈沉思了一会，看着小孩们，然后说：“男生们……。”

　　小男孩仿佛约好的，一起转身背对母亲往房间外面走去。“等一下!”妈妈说。“我是要问你们想不想带兔子出去。可以绑条彩带在它脖子上，然后一起去散个步。”

　　男孩子停了下来，彼此对望。“去哪里散步?”小米凯尔问。

　　“嗯，随便走走。然后去找蒂欧蜜拉太太，你们把兔子带去给她，请她帮忙杀一下兔子，把皮剥了，她那么能干。”

　　当母亲的触到了痒处：她知道小孩子会震慑于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就不愿意多想了。于是他们找出一条淡紫色的长彩带，绑在小动物的脖子上，孩子们像牵狗一样，手握彩带，拽着身后不情不愿、勒得半死的兔子。

　　“告诉蒂欧蜜拉太太，”妈妈叮咛着，“她可以留一只兔腿下来!不，还是告诉她留兔头好了。啊，随便她了。”

　　当马可瓦多的屋子被护理人员、医生、守卫和警察重重包围时?小孩刚刚出了门。马可瓦多夹在他们中间半死不活的。“从医院带出来的兔子是在这里吧?快点，指给我们看它在哪里，但不要碰它：它身上有一种很可怕的病菌!”马可瓦多带着大家到笼子前面，但笼子是空的。“已经吃掉了?…”“不，没有!”“那么它在哪里?”“在蒂欧蜜拉太太家!”所有追缉者又开始他们的狩猎。

　　敲开蒂欧蜜拉太太的门。“兔子?什么兔子?你们疯啦?”看着自己家涌进一批穿着白衬衫和制服的陌生人，为了找一只兔子，老太太差点中风。她对马可瓦多的兔子毫不知情。

　　事实上，三个小男孩为了拯救那只兔子，想好要把它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跟它玩一会儿然后放它走；所以他们没在蒂欧蜜拉太太家的楼梯口停下来，而决定爬到屋顶上方的平台去，准备跟妈妈说兔子弄断绳子跑掉了。但是再也没有比兔子更不适合逃亡的动物了。让它爬那些阶梯就是一个问题：每一阶都把它吓得缩成一团。最后只好把它抱在怀里带上楼去。

　　在屋顶平台，小孩们想让兔子快跑：它不跑。试着把兔子放在屋檐上看它能不能像猫那样走路：但看起来它似乎受不了晕眩。又试着把兔子抬到电视天线上看它能不能保持平衡：不能，直直跌了下来。觉得无聊，小孩扯断彩带，留下自由的小动物和它面前一望无际的倾斜、多角的屋顶，便离开了。

　　当它独处的时候，兔子就开始移动了。试着走了几步，看看四周，换个方向，转个身，然后小步小步的轻跳，往屋顶走去。这只小动物生来就是受束缚的：它对自由的渴望并非漫无边际，对它而言，能够有这么一会儿不用害怕就已经是生命中的幸福了。现在它可以自由移动，周围没有任何令它害怕的事，可以说是它这辈子头一遭。这个地方不比寻常，但是它永远无法建立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不是寻常的清楚观念。自从它感觉到体内有一种难以分辨的、神秘的痛苦在侵蚀后，它对内部的世界越来越缺乏兴趣。于是它踏上屋顶，猫咪们看见它跳上来，不知道那是谁，都胆怯地后退了。

　　经过老虎窗、天窗、屋顶平台，兔子的行踪并没有被忽略。有人开始在窗台上摆盆生菜，然后躲在窗帘后偷窥；有人把梨核丢在屋瓦上，并在旁边用细绳子布下陷阱；有人在屋檐上拉了一线的胡萝卜块，直通到自家的老虎窗前。所有住在顶楼的家庭都传颂着一句口号：“今天有炖兔肉——或烩兔肉——或——烤兔子。”

　　小动物注意到这些诡计，这些静悄悄的食物的供应。尽管它很饿，仍抱持怀疑。因为它知道每一次人类试图用食物引诱它，就会发生一些不知名的和痛苦的事：把一支针管或手术刀插在它身上；或把它塞进一件扣扣子的夹克里；或用一条彩带拖着脖子走……。这些丑陋的记忆跟它所承受的体内的痛楚，器官的缓慢变化，和死的预感结合在一起。还有饥饿。但仿佛它知道所有这些不舒适中只有饥饿是可以被减轻的，并承认这些不可信赖的人类——除了给它残忍的折磨外——还能给它——也是它所需要——一种保护，一种家庭的温暖，便决定投降，把自己交托给人类的游戏：听天由命吧。于是它开始沿线吃起胡萝卜块，即便清楚知道会再一次成为囚犯，遭受折磨，但是还可以重新品尝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的人间蔬菜的美味。它一步一步地靠近老虎窗，应该会有一只手伸出来抓住它；但一切相反，一眨眼间，窗户关了起来，把它留在外面。这就它的经验而言是反常的：陷阱拒绝弹跳。兔子转身，寻找身边其他埋伏的迹象，以便在其中选择一个值得投降的。可是周围的生菜被撤走了，绳子散开了，原本在门窗后露面的人都消失不见了，并且关上了窗户、天窗，屋顶平台了无人迹。

　　这是由于一辆警车穿越城市，用扩音器呼喊着：“请注意，请注意!有一只长毛的白兔子失踪了，它患有严重的传染病!找到它的人请记住它的肉是有毒的，即使碰触也有可能传染有害的病菌!无论谁看见它，请通知最近的警察单位、医院或消防队!”

　　恐慌在所有的屋顶上传开。每个人都采取了防御姿态，一看到那只兔子柔顺的步伐从别的屋顶跳到附近，就发出警报，然后好像大批蝗虫入侵前夕那样集体避难失去踪影。兔子在屋缘犹豫不决地前进，正值它发觉自己需要与人类亲近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对它而言更具威胁性，更难以容忍。

　　同时，老猎人乌利克已经在他的猎枪中装好打野兔用的子弹，隐蔽在一个平台上，躲在烟囱后面。当他在雾中看见一团兔子的白影，迅速开火；但是由于他担心有害动物的激动，散弹射出的扇面偏得远了一些，打在瓦片上。兔子听到射击的回音在身边回绕，一粒弹丸打穿了它的耳朵。搞懂了：这是开战宣言，所有跟人类的关系自此一刀两断。为了表示对人类和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忘恩负义之举的轻蔑，它决定了结自己的生命。

　　一片铺有金属钢板的屋顶斜斜伸出，在虚空，在缥缈的雾中结束。兔子四只脚搭上去，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的，之后便任凭摆布了。向下滑行，被痛苦包围淹没，朝死亡走去。在屋沿，瓦楞托住它一秒钟，之后便往下坠落……。

　　掉在消防队员戴着手套的手中，他是乘活动电梯爬上来的。连最后这点动物的尊严也被阻止，兔子被送上救护车往医院疾驰而去。在车上的还有马可瓦多，他的太太和小孩，他们得留院观察，做一系列的菌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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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 毕淑敏 **

　　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我也没打过人。我还说，我这一辈子，从没打过人……你突然插嘴说：妈妈，你经常打一个人，那就是我……

　　那一瞬屋里很静很静。那一天我继续同客人谈了很多的话，但所有的话都心不在焉。孩子，你那固执的一问，仿佛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我的整个心灵。面对你纯正无瑕的眼睛，我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打过一个人。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你。

　　在你最小最小的时候，我不曾打你。你那么幼嫩，好像一粒包在荚中的青豌豆。我生怕任何一点儿轻微地碰撞，将你稚弱的生命擦伤。我为你无日无夜地操劳，无怨无悔。面对你熟睡中像合欢一样静谧的额头，我向上苍发誓：我要尽一个母亲所有的力量保护你，直到我从这颗星球上离开的那一天。

　　你像竹笋一样开始长大。你开始淘气，开始恶作剧……对你摔破的盆碗、拆毁的玩具、遗失的钱币、污脏的衣着……我都不曾打过你。我想这对于一个正常而活泼的儿童，都像走路会跌跤一样应该原谅。

　　第一次打你的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总而言之那时你已渐渐懂事，初步具备童年人的智慧；它混沌天真又我行我素，它狡黠异常又漏洞百出。你像一匹顽皮的小兽，放任无羁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而我则要你接受人类社会公认的法则……为了让你记住并终生遵守它们，在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宣告失效，在所有的夸奖、批评、恐吓以及奖赏都无以建树之后，我被迫拿出最后一件武器——这就是殴打。

　　假如你去摸火，火焰灼痛你的手指，这种体验将使你一生不会再去抚摸这种橙红色抖动如绸的精灵。孩子，我希望虚伪、懦弱、残忍、狡诈这些最肮脏的品质，当你初次与它们接触时，就感到切肤的疼痛，从此与它们永远隔绝。

　　我知道打人犯法，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者一项特殊的赦免——打是爱。世人将这一份特权赋于母亲，当我行使它的时候臂系千钧。

　　我谨慎地使用殴打，犹如一个穷人使用他最后的金钱。每当打你的时候，我的心都在轻轻颤抖。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不打他我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只有当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孩子，我才会举起我的手……每一次打过你之后，我都要深深地自责。假如惩罚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训，孩子，我宁愿自罚，那怕它将苛烈10倍。但我知道，责罚不可以替代也无法转让，它如同饥馑中的食品，只有你自己嚼碎了咽下去，才会成为你生命体验中的一部分。这道理可能有些深奥，也许要到你也为人父母时，才会理解。

　　打人是个重体力活儿，它使人肩酸腕痛，好像徒手将一千块蜂窝煤搬上五楼。于是人们便发明了打人的工具：戒尺、鞋底、鸡毛掸子……

　　我从不用那些工具。打人的人用了多大的力，便是遭受到同样的反作用力，这是一条力学定律。我愿在打你的同时，我的手指亲自承受力的反弹，遭受与你相等的苦痛。这样我才可以精确地掌握数量，不致于失手将你打得太重。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认为：每打你一次，我感到的痛楚都要比你更为久远而悠长。因为，重要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

　　孩子，听了你的话，我终于决定不再打你了。因为你已经长大，因为你已经懂了很多的道理。毫不懂道理的婴孩和已经很懂道理的成人，我以为都不必打，因为打是没有用的。唯有对半懂不懂、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道理的孩童，才可以打，以助他们快快长大。孩子，打与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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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 林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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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 林清玄 **

　　有一个中年人，年轻时追求的家庭事业都有了基础，但是却觉得生命空虚，感到彷徨而无奈，而且这种情况日渐严重，到后来不得不去看医生。 

　　医生听完了他的陈述，说：“我开几个处方给你试试！”于是开了四贴药放在药袋里，对他说：“你明天九点钟以前独自到海边去，不要带报纸杂志，不要听广播，到了海边，分别在九点、十二点、三点和五点，依序各服用一贴药，你的病就可以治愈了。” 

　　那位中年人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还是依照医生的嘱咐来到海边，一走近海边，尤其是清晨，看到广大的海，心情为之清朗。 

　　九点正，他打开第一帖药服用，里面没有药，只写了两个字“谛听”。他真的坐下来，谛听风的声音、海浪的声音，甚至听到自己心跳的节拍与大自然的节奏合在一起。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安静的坐下来听，因此感到身心都得到了清洗。 

　　到了中午，他打开第二个处方，上面写着“回忆”两字。他开始从谛听外界的声音转回来，回想起自己从童年到少年的无忧快乐，想到青年时期创业的艰困，想到父母的慈爱，兄弟朋友的友谊，生命的力量与热情重新从他的内在燃烧起来。 

　　下午三点，他打开第三贴药，上面写着“检讨你的动机”。他仔细地想起早年创业的时候，是为了服务人群、热诚地工作，等到了事业有成了，则只顾赚钱，失去了经营事业的喜悦，为了自身利益，则失去了对别人的关怀，想到这时，他已深有所悟。 

　　到了黄昏的时候，他打开最后的处方，上面写着“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走到离海最近的沙滩，写下“烦恼”两个字，一波海浪产即淹没了他的“烦恼”，洗得沙上一片平坦。 

　　当这个中年人回家的路上，再度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他的空虚与彷徨也就治愈了。 

　　这个故事是有一次深研禅学的郑石岩先生谈起关于高登（Arthur Gordon)亲身体验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在本质上有许多与禅相近的东西。 

　　“谛听”就是“观照”，是专心的听闻外在的声音，其实，“谛听”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虽是菩萨的名字，但人人都具有观世音的本质，只要肯谛听，观世音的本质就会被开发出来。 

　　“回忆”就是“静虑”，是禅最原始的意涵，也是返观自心的初步功夫。观世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号叫“观自在”，一个人若不能清楚自己成长的历程，如何能观自在呢？ 

　　“检讨你的动机”，动机就是身口意的“意”，在佛教里叫做“初发”，意即“初发的心”。一个人如果能时时把握初心，主掌意念，就能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这是禅者的最重要关键，就是“放下”，我们的烦恼是来自执著，其实执著像是写在沙上的字，海水一冲就流走了，缘起性空才是一切的实相，能看到这一层，放下就没有什么难了。 

　　禅并没有一定的形式与面貌，在用世的许多东西，都具有禅的一些特质，禅自然也不离开生活，如何深入于生活中得到崭新的悟，并有全生命的投入，这是禅的风味。 

　　有一个禅宗的故事这样说，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 

　　“依据古代的传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可以逃掉狐狸，这一只也可以。”师父说。 

　　“不可能！”弟子回答，“狐狸跑得比兔子快！” 

　　“但兔子将可避开狐狸！”师父仍然坚持已见。 

　　“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因为，狐狸是在追它的晚餐，免子是在逃命！”师父说。 

　　可叹息的是，大部分人过日子都像狐狸追兔子，以致到了中年，筋疲力尽就放弃自己的晚餐，纵使有些人追到了晚餐，也会觉得花那么大的代价，才追到一只兔子感到懊丧。修行者的态度应该不是狐狸追兔子，而是兔子逃命，只有投入全副身心，向前奔驰飞跃，否则一个不留神，就会丧于狐口了。 

　　在生命的“点”和“点”间，快如迅雷，没有一点空隙，甚至容不下思考，就有如兔子奔越逃命一样，我每想起这个禅的故事，就想到：兔子假如能逃过狐口，在喘息的时候，一定能见及生命的真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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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狗睡觉
　　** 鲍尔吉.原野 **

　　我每天跑步经过市场，亲切接见红塑料大盆里的黄褐色的螃蟹、待宰的公鸡、胡萝卜和大蒜，有一窝小狗吸引了我。

　　小狗挤在柳条编的大扁筐里，它们把下巴放在兄弟姐妹们的脊背上，像鲜黄带黑斑的粘豆包黏在了一起，黑斑是豆馅挤到了皮外面。我不知道还有哪些生灵比这些小狗睡得更香，它们的黑鼻子和花鼻子以及没有皱纹的脸上写着温暖、香甜。

　　小狗在市场上睡觉，自己不知道来这里要被卖掉。它们压根听不懂“卖”这个词。卖，是人类的发明，动物们从来没卖过东西。狗没有卖过猫，猫没卖过麻雀，麻雀没卖过驼背的甲壳虫。动物和昆虫也没卖过感情、眼泪和金融衍生品。小狗太困了，不知是什么让它们这么困。边上铁笼里的公鸡在刀下发出啼鸣，仿佛申诉打鸣的公鸡不应该被宰。而宰鸡的男人背剪公鸡双翅，横刀抹鸡脖子，放血，那一圈土地颜色深黑。笼子里的鸡慌慌张张地啄米，不知看没看到同类赴刑的一幕。

　　小狗睡着，仿佛鼻子上有一个天堂。科学家说，哺乳类动物都要睡眠，那么感谢上帝让它们睡眠。睡吧，在睡眠中编织你们的梦境，哪管梦见自己变成拿刀抹那个男人脖子的公鸡。

　　家里养了小猫后，我差不多一下子理解了所有小狗的表情。原来怕狗，如耗子那么大的狗都让我恐惧。后来知道，小狗在街上怔怔地看人，它们几乎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这是从狗的眼神里发出的信号。狗的眼神纯真、信任，热切地盼望你与它打滚、追逐或互相咬鼻子。狗不知道主人因为它有病而把它抛到街头；狗不知道主人搂着它叫它儿子的时候连自己亲爹都不管；狗不知道世上有狗医院、狗香波、狗照相馆。人发明了“狗”这个词之后自己当人去了。

　　人在教科书上说人是高级动物，为了佐证这一点，说人有思想、有情感、有爱心。人间的历史书包括法国史、丝绸史、医药史以及一切史，却见不到人编出一部人类残暴史和欺骗史。人管自己叫人已够恭维，管自己叫动物也没什么不可以，然而管自己叫高级动物有点说冒了，没有得到所有动物们的同意。如果仅仅以屠杀动物或吃动物就管自己叫高级动物，那么狼早就高级了。

　　小狗在泥土那么黑的筐里睡觉，像彼此搭伴泅渡一条河，梦的河。狗像展览脸上幼稚的斑点，像证明筐有催眠的魔法。而它们的母亲，在一个未知的地方落寞地想它们，一群没有名字、无处寻找的儿女，用眼神问每一个过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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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爷爷变成了幽灵 - 金.弗珀兹.艾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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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爷爷变成了幽灵
　　** 金.弗珀兹.艾克松 **

　　有一个小男孩叫艾斯本。

　　艾斯本最喜欢的人，就是他的爷爷霍尔格了。

　　可是，他再也没有爷爷了。

　　爷爷死了，爷爷突然倒在了大街上，死于心脏病发作。

　　艾斯本伤心极了，哭个不停。

　　那天晚上，妈妈坐在艾斯本的床上说：“爷爷去天堂了。”

　　“天堂？”艾斯本努力想像着天堂的样子。

　　“是，爷爷变成了天使。”

　　“天使？”可是，艾斯本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爷爷变成天使的样子。爷爷长着一对翅膀吗？爷爷穿着白色的长袍吗？

　　“这样想，你会不会好过一点呢？”妈妈摸着他的脸问。

　　“没有，一点都没有。”

　　在教堂里，举行了爷爷的葬礼。

　　“霍尔格是一个很爱家的人……”身穿黑色长袍的牧师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可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爷爷睡在地上的棺材里，四周摆满了鲜花。

　　“他们要把爷爷送到哪里去？”艾斯本小声地问。

　　“爷爷要到地下去了，”爸爸搂着他说，“爷爷会变成泥土，然后就消失了。”

　　可是，艾斯本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爷爷变成泥土的样子。

　　艾斯本不相信妈妈的话，也不相信爸爸的话，爷爷既不会变成天使，也不会变成泥土。

　　这天晚上，爷爷回来了。

　　爷爷突然就回来了。

　　爷爷坐在艾斯本的橱柜上，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

　　“爷爷？”艾斯本招呼道，“你在干什么？你不是死了吗？”

　　没有人告诉过他，爷爷会回来，会坐在他的橱柜上。

　　“我也以为我死了。”爷爷说。

　　“噢，我知道了，”艾斯本说，“你变成了幽灵！”

　　“这叫什么话呀！”爷爷叫了起来。

　　“你要是不信，我们就来试一试！”

　　艾斯本有一本关于幽灵的书，书上说，只要幽灵愿意，它们就可以穿墙而过。

　　“好吧，那我就来试一试吧。”

　　爷爷这么说，他也这么做了。

　　他穿墙走了过去……

　　……然后，又走了回来。

　　“哇，爷爷，你真的变成了一个幽灵，太好玩啦！”

　　“是吗？”爷爷摇了摇头，“我本不该在这里，却又在这里，这种感觉真让人心神不定呢！”

　　这天晚上，艾斯本根本就没有睡觉。天快亮的时候，爷爷消失了。

　　他才闭上眼睛，就被妈妈和爸爸给叫醒了。

　　“爷爷变成幽灵了，他整个晚上都和我在一起。”艾斯本告诉他们。

　　“我也梦见他了，”爸爸说，“我梦见他穿过墙壁，走进了我们的卧室。”

　　“这不是梦！爷爷确实能穿过墙壁，因为他是一个幽灵了！”

　　“噢，宝贝儿，”爸爸和妈妈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担心地说，“今天你别去幼儿园了，呆在家里吧。”

　　艾斯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他很乐意呆在家里。

　　到了晚上，爷爷又来了，就像说好了的一样。

　　“爷爷，你试着说一声‘呜啊啊啊啊啊啊——’好吗？”艾斯本央求道。

　　“为什么？”

　　“电视上说，幽灵很擅长这个。”

　　“呜啊啊啊啊啊啊——”爷爷说了一声，他确实很擅长这个，艾斯本的后背窜起了一股凉气。

　　“哇，好冷啊！”他叫了起来。

　　“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不能总是当一个幽灵。”爷爷说。

　　爷爷一遍一遍地穿过墙壁，又走回来。他入迷地读着那本关于幽灵的书，书上说，如果一个人在世的时候忘了做一件事，他就会变成幽灵。

　　“忘记了什么事呢？”艾斯本问。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爷爷叹了一口气，这口气让艾斯本冷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完了，我肯定是忘记了一件什么事。”

　　艾斯本说：“那就把它找出来！会不会是忘记了爷爷家里的事？”

　　艾斯本从窗口爬了出去。爷爷嘛，当然是从墙壁里穿出去的了。

　　他们一路踮着脚尖，走到了爷爷过去的家。

　　门，当然是锁着的了，可是他们知道钥匙就放在门边的花盆下面，这和过去一样。

　　“你想起来了吗？”他们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时候，艾斯本问，“你想起来忘记了什么事吗？”

　　爷爷看着墙上的照片说：“我想起来了很多事。”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哥哥把他的自行车送给了我。”

　　“和你奶奶约会时得到的那个吻。”

　　“我们有了你爸爸，他尿了我一身的尿。”

　　“我们养了一只猫，可买的一辆车，却有一股狗的味道。”

　　“我还想起来从院子里采来的草莓的味道，电视上看过的帆船的节目。”

　　“这很好，”艾斯本说，“你还没想起来你忘记的事吗？”

　　“没有。”爷爷说。

　　“不是你的眼镜吧？”艾斯本提醒说。

　　“不是。”

　　“不是你的假牙吧？”

　　“不是。”

　　“要不就是你的牙刷？”

　　“幽灵是不用这些东西的，”爷爷说，“幽灵只会不停地游荡，不停地叹息。”

　　第二天早上，艾斯本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

　　“妈妈也没有睡好，”妈妈说，“我梦到爷爷在叫，吓得连头发根都竖了起来。”

　　“你不是在做梦，”艾斯本解释说，“爷爷的声音是挺可怕的。”

　　听他这么一说，爸爸和妈妈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认为艾斯本今天最好还是呆在家里，不去幼儿园。

　　这正中他的下怀。“这样爷爷晚上来的时候，我就会更有精神了。”

　　到了夜里，艾斯本和爷爷在镇子上转来转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想出来他忘记了什么。

　　“你现在想起来什么事了吗？”

　　“太多啦。”爷爷说。

　　“我想起来博物馆有一个大象标本。在体育场看过一场激烈的拳击赛。有一回和好朋友卡尔喝醉了，头钻到了水桶里。和你奶奶坐出租车去机场，就为了飞到摩洛哥去看一眼单峰骆驼。在轧钢厂干过活。坐船去过北极圈。吃过青蛙腿，可是一点都不好吃。总是幻想着从飞机上跳伞，可是一次也没敢跳。为了听回声，对着山谷大喊大叫。把一封信放在了永远也不找到的瓶子里。”

　　“真是太多了，”艾斯本说，“不过，这里头没有你忘记的事吧？”

　　爷爷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艾斯本更困了，趴在桌子上就快要睡着了。爸爸和妈妈只好又一次打消了送他去幼儿园的念头。

　　“这样下去，爷爷只能一直当一个幽灵了……”他揉着眼睛，不停地打哈欠。

　　“艾斯本，不要再说什么幽灵了！”

　　“可是……”

　　“噢，可怜的小傻瓜！”妈妈和爸爸把他又送回到了床上，“这不过是一个梦，因为你太想爷爷了。昨天晚上，我们也梦到你爷爷了，梦到你和他在镇子上转来转去。”

　　艾斯本知道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他睡着了。

　　这天晚上，艾斯本一直在等着爷爷，可是爷爷没有来。

　　他从窗户爬了出去，悄悄地围着房子找了一圈，呼唤道：“爷爷，爷爷，你在哪儿呢？”

　　他又去了爷爷家，又去了镇子上，一边走一边喊，可是没有找到。

　　最后，他疲惫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想不到爷爷正坐在橱柜上，冲着他咯咯地笑呢。

　　“有什么好笑的？”艾斯本问，他有点生气了。

　　“那件事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爷爷说，“是和你我有关的一件事。”

　　“是吗？”

　　“想想看，”爷爷说，“一切和你我有关的事。”

　　艾斯本想了想说：“我想起来了好多事。你带我去游乐场，我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我们在你的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我的球踢坏了你的郁金香，你冲我大吼大叫。我们在车展上看到了三辆漂亮的赛车。我们在看一场无聊的电影时呼呼地睡着了。”

　　“你总是把糖放在橱柜最上面的抽屉里。你帮我堆沙堡。奶奶烧猪肝时，我们在一边扮鬼脸。我们在她听不到的地方讲粗话。我们去钓鱼，可是一条也没钓上来。你使劲地挠我痒痒，我差一点没被一根棒棒糖给憋死。你有时候身上会有一股烟草味，你还会唱一首好玩的关于女人屁股的歌。”

　　“啊，对了，”爷爷说，“是这件事。”

　　“什么事？”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我忘记什么事了。”爷爷说，他不再笑了，“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我的小艾斯本！”

　　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

　　爷爷对艾斯本说，你要乖一点（但也不用太乖），他们还说好了要时不时地想着对方（不过，不用一直想着）。

　　当艾斯本说要把爷爷的照片挂到墙上去时，爷爷开心极了，对着艾斯本的耳朵就吹了一口气，吹得他的脚尖都痒了起来。

　　“也许，我又要见到你奶奶了，”他说，“我会代你向她问好。”

　　最后，爷爷穿过墙壁走了，走进花园，走到了马路上。

　　艾斯本站在窗口挥着手。

　　他目送着爷爷消失在了黑暗中，不见了。

　　“好了，”他舒了口气，爬到了床上，“我想明天我可以去幼儿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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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养成好习惯 -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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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养成好习惯
　　** 梁实秋 **

　　人的天性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习惯方面却各有不同，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在幼小的时候最容易养成，一旦养成之后，要想改变过来却还不很容易。

　　例如说：清晨早起是一个好习惯，这也要从小时候养成，很多人从小就贪睡懒觉，一遇假日便要睡到日上三竿还高卧不起，平时也是不肯早起，往往蓬首垢面的就往学校跑，结果还是迟到，这样的人长大了之后也常是不知振作，多半不能有什么成就。祖逖闻鸡起舞，那才是志士奋励的榜样。

　　我们中国人最重礼，因为礼是行为的轨范。礼要从家庭里做起。姑举一例：为子弟者“出必告，反必面”，这一点点对长辈的起码的礼，我们是否已经每日做到了呢?我看见有些个孩子们早晨起来对父母视若无睹，晚上回到家来如入无人之境，遇到长辈常常横眉冷目，不屑搭讪。这样的跋扈乖戾之气如果不早早的纠正过来，将来长大到社会服务，必将处处引起摩擦不受欢迎。我们不仅对长辈要恭敬有礼，对任何人都应维持相当的礼貌。

　　大声讲话，扰及他人的宁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我们试自检讨一番，在别人读书工作的时候是否有过喧哗的行为?我们要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维持公共的秩序，顾虑他人的利益，不可放纵自己，在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要知道依次排队，不可争先恐后的去乱挤。

　　时间即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分一秒的在消耗着，我们平常不大觉得，细想起来实在值得警惕。我们每天有许多的零碎时间于不知不觉中浪费掉了。我们若能养成一种利用闲暇的习惯，一遇空闲，无论其为多么短暂，都利用之做一点有益身心之事，则积少成多终必有成。常听人讲过“消遣”二字，最是要不得，好像是时间太多无法打发的样子，其实人生短促极了，哪里会有多余的时间待人“消遣”?陆放翁有句云：“待饭未来还读书。”我知道有人就经常利用这“待饭未来”的时间读了不少的大书。古人所谓“三上之功”，枕上、马上、厕上，虽不足为训，其用意是在劝人不要浪费光阴。

　　吃苦耐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标帜。古圣先贤总是教训我们要能过得俭朴的生活，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就是形容生活状态之极端的刻苦，所谓“嚼得菜根”，就是表示一个有志的人之能耐得清寒。恶衣恶食，不足为耻，丰衣足食，不足为荣，这在个人之修养上是应有的认识，罗马帝国盛时的一位皇帝，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他从小就摒绝一切享受，从来不参观那当时风靡全国的赛车比武之类的娱乐，终其身成为一位严肃的苦修派的哲学家，而且也建立了不朽的事功。这是很值得钦佩的，我们中国是一个穷的国家，所以我们更应该体念艰难，弃绝一切奢侈，尤其是从外国来的奢侈。宜从小就养成俭朴的习惯，更要知道物力维艰，竹头木屑，皆宜爱惜。

　　以上数端不过是偶然拈来，好的习惯千头万绪，“勿以善小而不为”。习惯养成之后，便毫无勉强，临事心平气和，顺理成章。充满良好习惯的生活，才是合于“自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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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不要累死你的爱 - 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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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累死你的爱
　　** 刘墉 **

　　从台北回纽约。

　　在出境大厅里看见一对情侣抱着痛哭，男孩子都排到验关了，却又跑回头，冲了过去，搂着女朋友哭。

　　好不容易，出了关，还看见他隔着玻璃对着女孩子喊：“求求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就不走了。”

　　接着是手提行李检查，见他一个劲地擦眼泪，差点把照相机忘在检查站。

　　上飞机，居然那么巧，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不哭了，可是眼睛还有点红。张着红红的双眼，跟空中小姐要了杯饮料，又要了一包坚果，不断往嘴里送，还一个劲地朝机窗外张望。大概想再看爱人一眼。

　　飞机起飞了，是进餐时间，他居然要了两次香槟，把东西吃得一干二净。

　　“你的胃口真好。”空中小姐幽了他一默。

　　“是啊！”男孩子居然笑嘻嘻的答，“还有没有？我还能吃。”

　　我也对他一笑：“刚才在机场，看你挺激动，依依不舍，是未婚妻？”

　　“噢！”他脸红了一下，“是女朋友。不好意思，被你看见了。‘

　　“好点了吗？”我关心的问。

　　他居然哈哈一笑：“好太多了！”隔了几秒钟，双耸耸肩，“哎呀！爱得累死了，走的时候是伤心、是舍不下，但是真走了，倒好像放下个大包袱，从没这么轻松过。”　　

　　“我最恨人请客，尤其是恨那种不但请我，还派车准时来接我的人。”一个商界的大老板对我说。

　　“天哪！你真没良心。”

　　“是啊！我也知道，我是不知好歹，没良心！可是没办法。”他摊摊手：“那些人以为他们是对我好，哪儿知道，反而增加我的心理负担。”

　　“为什么？”我问他。

　　“因为平常我就算自己告诉自己可以准时五点半下班，可是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一拖就是六点半，如果事情还没弄完，就再往下拖，反正老婆孩子可以先吃。但是，”他眼一瞪，“朋友约就不成啦！尤其车在外面等，就算他说不急，我可心里急啊！结果死命赶，一堆事没弄完，整个晚上心都不安。所以，我常一边赶，一边骂那些热情的朋友：有一天，我出了错，垮了，全是你们害的！”

　　老同学，夫妻又吵架了，原因居然是“分枣”，多稀奇啊！好像“孔融让梨”的故事。。

　　“有人送我们一包北京带来的新鲜枣子，又大又甜。”做丈夫的说，“我们先让孩子吃，规定一人吃两个，剩下的两个给爸爸妈妈。”

　　“是啊！”做太太的抢过话，“就那么几个枣儿，孩子最没良心，把大的、红的，都挑了，剩下两个最丑最小的给我们。”

　　“对！是最小最丑，结果我挑了其中最差的一个，不错吧！”指指老婆，“结果，她居然还不高兴，说话没良心。”

　　“什么没良心？”他太太睛一瞪眼，“你拿最小的就拿了吧！我又不是瞎子，何必拿了之后还说呢？好像对我邀功，表示多大的恩典似的。你怎不想想，我偷偷把多少好东西让给你，我怎么不说啊！”

　　那丈夫立刻跳动起来，指着老婆说：“你不是说了吗？你现在不是又说了吗？你当时不就这么回我的吗？”

　　《压力好大，移民少年六度寻短》

　　报上好大的标题。

　　内容是台中市一个十七岁少年，全家移民美国，父母工作辛苦，动不对就对儿子说：“我们都是为了你。”有时候父母忙累了，为晚上吃什么吵架，他息事宁人，就提议干脆吃麦当劳。可是吃完麦当劳，父母又要说：

　　“都是为了你，我们才吃麦当劳，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孩子实在受不了了。六度想自杀，有一次已经走到铁轨旁边，才被母亲拦下，并且趁暑假把他送回台北就医。

　　看这新闻，我心想，怎么看医生？医生又能怎么说呢？真正有问题的不是这孩子，是孩子的父母啊！

　　多年前，在台北成立了“青少年免费咨询商中心”，好多像这样，有问题，要自杀的孩子，都由父母陪着来跟我“聊聊”。

　　我带着孩子在里面谈，做父母的在外面等。

　　谈完，走出去，孩子原本已经轻松的眼神，碰上那焦躁的父母，立刻又变得不安。

　　“我们这么疼他、听他的！”“他真是没良心！”“他也不想想父母为他花了多少钱……”“我们太爱他了，把心都挖给他了……”

　　几乎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在那“沉得像铅块”的眼神下，说出这些句子。

　　他们岂知道，如果他的孩子就要溺水，他们的这些话，也正像铅块，只可能让孩子沉得更快。

　　这世上最重的是什么？

　　不是金，也不是银，是爱！

　　爱是只能付出，不能问的。最伟大的爱，甚至在付出的时候，都应当避免让对方感觉，免得增加对方的负担。

　　爱一个人，多像为他准备一个旅行的背包啊！要考虑他的需要，为他准备足够的东西，又得小心背包太重，重得他背不起来；就算他背得起来，也走不远。

　　为了走远，他甚至得一路扔，扔掉你的爱。

　　想起飞机上那个男孩子的话：

　　“爱得累死了……真走了，倒好像放下个大包袱……”

　　于是，我想到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不要累死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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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文牛 - 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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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牛
　　** 老舍 **

　　干哪一行的总抱怨哪一行不好。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大小有个事儿，总该满意了，可是我的在银行作事的朋友们，当和我闲谈起来，没有一个不觉得怪委屈的。真的，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满意、夸赞他的职业的，我想，世界上也许有几位满意于他们的职业的人，而这几位人必定是英雄好汉。拿破仑、牛顿、爱因司坦、罗斯福，大概都不抱怨他们的行业“没意思”，虽然不自居拿破仑与牛顿，我自己可是一向满意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多么自由啊！我用不着天天按时候上课或上公事房，我不必等七天才到星期日；只要我愿意，我可连着有一个星期的星期日！

　　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都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

　　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而时时不满意我的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了！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是晓得我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对你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不但失去工作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

　　一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厅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老像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就必须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成烤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

　　入秋，我本想要“好好”的工作一番，可是天又霉，纸烟的价钱好像疯了似的往上涨。只好戒烟，我曾经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以示至死不戒烟的决心。现在，自己打了嘴巴，最坏的烟卖到一百元一包（二十枝：我一天须吸三十枝)，我没法不先戒烟，以延缓上吊之期了；人都惜命呀！没有烟，我只会流汗，一个字也写不出！戒烟就是自己跟自己摔跤，我怎能写字呢？半个月，没写出一个字！

　　烟瘾稍杀，又打摆子，本来贫血，摆子使血更贫。于是，头又昏起来。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头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升始觉得：“我完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呢？至于补品，猪肝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金，而中药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白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

　　朋友不仅拿你当作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

　　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当你写不出字来的时候，你比谁的痛苦都更大！我是永不怨天尤人的人，今天我只后悔自己选错了职业——完全是我自己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我后悔作了写家的正如我后悔“没”作生意，或税吏一样；假若我起初就作着囤积居奇，与暗中拿钱的事，我现在岂不正兴高采烈的自庆前程远大么？啊，青年朋友们，尽使你健壮如牛，也还要细想一想再决定吧，即在此处，牛恐怕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动物，管你，和我一样的，不怨天尤人。

　　载1944年11月《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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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忆者
　　** 艾美.本德 **

　　我的爱人正在逆向进化。我没告诉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有一天他还是我的爱人但第二天他就是某种猿猴了。这是一个月前的事，现在他是一只海龟。

　　我把他放在案台上，用一个装满盐水的玻璃烘盘养着。

　　“本，”我对着他探出来的小脑袋说，“你听得懂我的话吗？”他瞪着两粒黑漆漆的小眼珠，而我的眼泪掉进盘里，这是我的海。

　　他一天退化一百万年。我不是科学家，但我可以粗略地算出来。我去社区学院找过一个生物学的老教师，问他要一个人类进化的大致时间表。刚开始他很不耐烦--他想要钱。我告诉他我愿意付钱之后他才开心起来。我简直看不明白他画的时间表——他本该打印出来给我的——而且它根本就是错的。按他的说法，整个过程应该可以持续一年左右，但从事情发展的速度来看，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够一个月了。

　　刚开始，还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本去哪儿了。为什么他没来上班？为什么他误掉了跟客户约好的午餐？他订购的那本绝版文明史已经到货了，他什么时候到书店来取？我告诉他们他病了，一种奇怪的病，还有请再不要打电话来了。奇怪的是，他们真的就不来电话了。一周后，电话铃一声不响，本，一只狒狒，坐在窗前的一个角落，裹着窗帘布，自顾自地在那里叽咕。

　　我见到他还是人类的最后一天，他在为这个世界忧伤。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一直在为这个世界忧伤。这也是我爱他的主要原因。我们曾一起感受忧伤、思考忧伤、有时也探讨这种忧伤。

　　在他作为人的最后一天，他说，“安妮，你明白吗？我们都变得过于聪明了。我们的脑子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个世界将枯竭然后死去，因为思想已经太多而心灵实在太少。”他直直地看着我，蓝眼睛一眨不眨。“比如我们，安妮，”他说。“我们想得实在太多了。”我坐下来。我想起我们第一次怎样做爱，我让灯开着，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拼命集中精力来放松；当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也是睁着的；而且在这一切的半中间，我们坐在地板上花了一个小时来谈论诗歌。这多么独特。多近切啊。

　　还有一次，他半夜里弄醒我，把我从浅蓝色的床单上抱起来，带我到屋外的星空下，在我耳边说：“看，安妮，你看——天上再也没有空间来容纳任何东西了，除了梦。”我听着，昏沉沉的，但回到床上却发现自己非常地清醒，盯着天花板，根本做不了梦。本很快就睡着了，但我又摸到了屋外。我尽力地想梦见星星，但我不知道怎样才做得到。我想找一颗自古以来从没有人对它许过愿的星星，想知道如果我找到了又会发生什么。

　　在他作为人的最后一天，他双手捧着头在叹气，我站起来，吻他的整个后颈脖，遍及那里的肌肤，同时在心里许愿，因为我知道从前肯定没有哪个女人做得那么彻底，没有谁亲吻过他的每一寸皮肤。我在他的身上涂抹着。我许了什么愿呢？一个好愿。就这些。只要“好”就行了。很久以前，还小的时候，我的愿望就变得宽泛了；我早就明白，一个具体的愿望会带来什么结果。

　　我把他抱在怀里，把我的爱都给他，我忧伤的人儿。“你看，我们没想，”他吻我脖子的时候我对着他的耳朵轻轻说，“我们什么都没想。”而他把头压在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搂着我。后来，我们又到了屋外；天上没有月亮，夜空黑漆漆的。他说他不想再说话了，只想注视着我的眼睛并以这种方式把事情告诉我。我让他看着，我的皮肤被他目光中的事情充满。他说他因为一些原因想睡在外面。早晨我从床上醒来，看见院子里有一只猿猴平躺在水泥地上，用毛茸茸的长胳膊遮住脑袋来挡开刺眼的阳光。

　　不用看那双眼睛我就知道它是他。从前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也见过他同样的忧伤的目光。我冲上去搂住那双巨大的肩膀。我甚至不是真的很在乎，当时，过了一会儿，我也没有惊慌、没有打911报警。我陪他坐在屋外，抚着他手背上的绒毛。他伸手想碰我，我说“不”，大声地，而他也似乎明白然后就收回了手。我对此有我的限度。

　　我们一起坐在草坪上，揪着草叶子。我没有马上就开始怀念作为人的本；其实我也想认得一只猿猴，想把我的爱人当一个孩子、一只宠物似地照料；我也想从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去了解他，但我还没认识到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现在每当我下班回家，满屋里寻找他的常规形象，一边找一边担心，同时认识到，一次又一次地，他不见了。我在一个个房间茫然地走着。我几分钟就吃掉了整包整包的口香糖。我不停地重温我的记忆以确保它们还保持完整，因为如果他真的不在了，那么我的工作就只有回忆。我想起他的双臂从背后抱着我的方式，他搂得那么紧真让我心慌，还有他的气息呼到我耳朵里的方式：清清楚楚。

　　在厨房，我检查了那个玻璃盘，他现在是某种鲵鱼。他真小。

　　“本，”我轻轻地说，“你认得我吗？你还记得吗？”他的眼睛在脑袋上转动，我滴了几滴蜂蜜到水里。他以前很喜欢吃蜂蜜的。他舔了一下然后又游到盘子的另一头去了。

　　这就是我的限度的极限：到此为止吧。你原先也不知道究竟能熬到哪儿，但当你撞上它，“砰”的一声，你就明白到此为止了。因为我实在不敢想像哪天我趴到水盘上但根本看不见他的踪影，只能用显微镜细细搜索一个个透明的小水波才能找到我的爱人，一个单细胞怪物，圆鼓鼓的，没有脑子，没有脾气，就像眼里的一点游丝，一直飘向虚无。

　　我把他放在车子的乘客席上，载着他到了海滨。走过沙滩，我朝那些垫着毛巾、在阳光和许愿下面摊开身体的人们点点头。在水边，我弯下腰来，把整个玻璃盘在一朵小白浪上放好。它浮起来了，一只船形烘盘，什么时候冲上岸边让人找着了可以拿回去烧东西吃，对一个所有调料都全了但却没有容器的可怜人来说这真是一件意外收获。

　　鲵鱼本游走了。我用双手拍起高高的水花，让他如果回头的话也能看见。

　　然后我扭头回到车上。

　　有时我想他会不会被冲上岸边呢。一个受尽惊吓的赤条条的男子，游历了历史现在又回来了。我把报纸从头到尾看完。我确认我的号码还列在电话簿上。夜里我在街区周围乱走，以防他记不清回家的路。我给屋外的小鸟喂食。有时，在我独自上床之前，我用两只手量量我的脑袋，看它是不是在长大，然后又想，如果它真的长了，装在里面的到底是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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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痴的故事
　　** 倪匡 **

　　中国古代的爱情传说故事中，很有些匪夷所思在内，而居然能传诵久远。看来，除了说明中国人在传统生活中根本不懂得男女爱情之外，还蠢笨得可以。

　　男女同窗共室三年，只因女的扮了男装。所以不知是女子的故事大家最熟悉了。这故事并不是妙在三年之久不知同房是异性，而是妙在一知是异性，就立即对之生爱，要娶她，娶不到，就要死要活。本来是对男同学的感情，霎时之间，可以“自动转账”，那么男女之间的恋情，岂非滑稽得很？

　　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居然便是爱情故事的代表作！还有一个故事：男的约了女的在桥下见面，男的先到，等着等着，女的还没来，潮水涨了，男的由于要守信，不肯离开桥下，叫河水淹死了。

　　这种故事，听的人要是竟然没有疑问，全盘接受，那么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守信固然重要，但离开一下桥底，到桥头上站着，又有何妨？女的来了，是看到男的站在桥头高兴，还是看到桥下一具浮尸高兴？

　　或曰，只是故事，何必认真。

　　实在非认真不可，这种白痴故事，也被当作爱情故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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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御旨
　　** 卡夫卡 **

　　据说，皇上临驾崩前曾在御床上向你传下了一条御旨。而你不过是皇上的光辉在极其遥远的地方投下的一丝飘忽的影子，但皇上却恰恰只对你一个人——可怜的属臣传下了这条御旨。皇上命传旨人跪在榻前，贴着他的耳，悄声传下了御旨。由于皇上对这条御旨很重视，因而讲完以后，还让传旨者在他的耳边复述了一遍，并点点头表示领旨人没有弄错。

　　临终前，群臣聚集，四周的护墙都拆除了，在高高的摇晃的拱形门前的台阶上，帝国的巨头们排成圆圈，当着群臣面，皇上遣出了这位传旨者。传旨者得令后随即就上路了。他十分强壮，精力充沛。他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分开拥挤的人群，辟出一条道来。遇到阻拦，他就指一指胸脯上的太阳标记；他畅通无阻，一直前往，没有别人像他这样顺当。但人群聚集得太多了，他们的房屋简直望不到尽头。

　　如果传旨人能来到空旷的田野的话，他马上就会像飞一样地行走起来，这样不一会儿，你大概就会听到传旨人的拳头打你房门时发出的巨响。

　　但代替这情景的却是，他的努力完全无用；他得不断地一再地穿过内宫里的屋子；可是他一直没有成功；即使他穿过了这些内宫，也没有什么用；他还得费力下那些台阶；可是下台阶后，也是徒劳；他还得走过那些院子，但是，在走完第二个深宫四周的院落后，前面却又是台阶和院落；在它们后面又是一座宫殿，如此排列下去有好几千；假使他最终冲出最后一道宫门的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座都邑，它是世界的中心，那里堆积着很高的渣滓。

　　这里还从来没有人能走得过去，更不用说一位带着死者的使命的人了——当夜色来临时，你却坐在窗前，梦想着得到这道御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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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向日葵 - 冯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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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日葵
　　** 冯亦代 **

　　看到外国报刊登载了久已不见的梵高名画《向日葵》，以三千九百万美元的高价，在伦敦拍卖成文，特别是又一次看到原画的照片，心中怏怏若有所失者久之；因为这是一幅我所钟爱的画。当然我永远不会有可以收藏这幅画的家财，但这也禁不住我对它的喜欢。如今归为私人所有，总有种今后不复再能为人们欣赏的遗憾。我虽无缘亲见此画，但我觉得名画有若美人，美人而有所属，不免是件憾事。

　　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这幅同名而布局略异的复制品。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的。有天在陕西南路街头散步．在一家白俄经营小书店的橱窗里看到陈列着一幅梵高名画集的复制品。梵高是19世纪以来对现代绘画形成颇有影响的大师，我不懂画，但我喜欢他的强烈色调，明亮的画幅上带着些淡淡的哀愁和寂寞感。《向日葵》是他的系列名画，一共画了七幅，四幅收藏在博物馆里，一幅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横滨，这次拍卖的则是留在私人手中的最后两幅之一；当下我花了四分之一的月薪，买下了这幅梵高的精致复制品。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幅向日葵，朵朵黄花有如明亮的珍珠，耀人眼日，但孤零零插在花瓶里，配着黄色的背景，给人的是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是盛宴散后，灯烛未灭的那种空荡荡的光景，令人为之心沉。我原是爱看向日葵的，每天清晨看它们缓缓转向阳光，洒着露珠，是那样的楚楚可怜亦复可爱。如今得了这幅画便把它装上镜框，挂在寓所餐室里。向口葵衬在一片明亮亮的黄色阳光里，挂在漆成墨绿色的墙壁上。宛如婷婷伫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特别怡目，但又显得孤清。每天我就这样坐在这幅画的对面，看到了欢欣，也尝到了寂寞。以后我读了欧文·斯通的《生活的渴望》，是关于梵高短暂一生的传记。他只活了三十七岁；半生在探索色彩的颠狂中生活，最后自杀了。他不善谋生，但在艺术上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虽然到死后很久，才为人们所承认。我读了这本书，为他执著的生涯所感动，因此更宝贵他那画得含蓄多姿的向日葵。我似乎懂得了他的画为什么一半欢欣，一半寂寞的道理。

　　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我想起了深绿色的那面墙，它一时掩没了这一片耀眼的金黄；我曾努力驱散那随着我身影的孤寂，在作无望的挣扎。以后星移斗转，慢慢这一片金黄，在我的记忆里也不自觉地淡漠起来，逐渐疏远得几乎被遗忘了。

　　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渗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白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梵高的《向日葵》已经卖人富人家，可那幅复制品，却永远陪伴着我的记忆；难免想起作画者对生活的疯狂渴望。人的一生尽管有多少波涛起伏，对生活的热爱却难能泯灭。阳光的金色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原是梵高的《向日葵》道出了我未能一表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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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李家宝 - 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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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家宝
　　** 朱天心 **

　　李家宝是只白面白腹灰狸背的吊睛小猫，之所以有名有姓，是因为他来自妹妹的好朋友李家，家宝是妹妹给取的名儿，由于身份别于街头流浪到家里的野猫狗，便都连名带姓的叫唤他。

　　李家宝刚来时才断奶，才见妹妹又抱只猫进门我便痛喊起来，家里已足有半打狗三只兔儿和一打多的猫咪！我早过了天真烂漫的年纪，宁爱清洁有条理的家居而早疏淡了与猫狗的厮混，因此一眼都不看李家宝，那怕是连爸爸也夸从未见过如此粉装玉琢的猫儿。

　　有了姓的猫竟真不比寻常，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像颗花生米似的时常倦卧在我手掌上，再大一点年纪，会连爬带跃的蹲在我肩头，不管我读书写稿或行走做事，他皆安居落户似的盘稳在我肩上。天冷的时候，长尾巴还可以绕着我脖子正好一圈，完全就像贵妇大人衣领口镶的整只狐皮。

　　如此人猫共过了一冬，我还不及懊恼怎么就不知不觉被他讹上了，只忙不迭逢人介绍家宝的与众不同。家宝短脸尖下巴，两只磷磷大眼橄榄青色，眼以下的脸部连同腹部和四肢的毛色一般，是纯白色，家里也有纯白的波斯猫，再白的毛一到家宝面前皆失色，人家的白是粉百，家宝则是微近透明的瓷白。

　　春天的时候，家中两三只美丽的母猫发情，惹得全家公猫和邻猫皆日夜为之倾狂，只有家宝全不动心依然与人为伍，为此我很暗以他的未为动物身所役为异。再是夏天的时候，他只要不在我肩头，就高高蹲踞在我们客厅大门上的摇窗窗台上，冷眼悠闲的俯视一地的人猫狗，我偶一抬头，四目交接，他便会迅速的拍打一阵尾巴，如同我与知心的朋友屡屡在闹嚷嚷的人群中默契的遥遥一笑。

　　家宝这些行径果然也引起家中其它人的称叹，有说他像个念佛吃素的小沙弥，也有说宝玉若投胎作猫就一定是家宝这幅俊模样。我则是不知不觉间把家宝当作我的白猫王子了。

　　曾经在感情极度失意的一段日子里，愈发变得与家宝相依为命，直到有一天妹妹突然发现，问我怎么近来所写的小说散文乃至剧本里的猫狗小孩皆叫家宝，妹妹且笑说日后若有人无聊起来要研究这时期的作品，定会以此大做文章，以为家宝二字其中必有若何象征意义。我闻言不禁心中一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仅仅是一个寂寞的女孩子，满心盼望一觉醒来家宝就似童话故事里一夜由青蛙变成的王子，家宝是男孩子的话，一定待我极好的。

　　这之后不久，朋友武藏家中突生变故，他是飞F—5E的现役空官，新买的一只俄国狼犬乏人照顾，便转送给我们了。狗送来的前一日，我和妹妹约定谁先看到他谁就可以当他的妈妈。是我先看到的，便做了小狗“托托”的娘。托托刚来时只一个多月，体重五公斤，养到一年后的现在在足足有四十公斤，这多出来的三十五公斤几乎正好是我的零食和卖花的零用钱，而耗费的时间心力更难计算。

　　自然托托的这一来，以前和家宝相处的时间完全被取代。由于家里不只一次发现家宝常背地里打托托耳光，不得不郑重告诉家宝，托托是娃娃，凡事要先让娃娃的。家宝只高兴我许久没再与他说话了，连忙一跃上我的肩，熟练到我随口问：“家宝尾巴呢？”他便迅速拍打一阵尾巴，我和他已许久没玩这些了而他居然都还记得，我暗暗觉得难过，但是并没有因此重新对待家宝如前。

　　家宝仍然独来独往不理其它猫咪，终日独自盘卧在窗台上，我偶而也随家人斥他一举：“孤癖！”真正想对他说的心底话是：现在是怎样的世情，能让我全心而终相待的人实没几个，何况是猫儿更妄想奢求，你若真是只聪明的猫儿就改早明白才是。

　　但是只要客人来的时候，不免应观众要求表演一番，我拍拍肩头，他便一纵身跃上我肩头，从来没有一次不顺从我，众人啧啧称奇声中，我反因此暗生悲凉，李家宝李家宝，你若真是只有骨气的猫儿，就不当再理我再听我使唤的！可是家宝依然一如往昔，只除了有时跟托托玩打一阵，不经意跟他一照面，他两只大眼在那儿不知凝视了我多久，让我隐隐生惧。

　　家宝渐不像以前那样爱干净勤洗脸了，他的嘴里似乎受了伤，时有痛状，不准人摸他的胡子和下巴一代，因此鼻下生了些黑垢，但就是如此，家宝仍然非常好看，像是有风度修养的绅士唇上蓄须似的，竟博得“小国父”的绰号。而我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日益消瘦。

　　元宵晚上家中宴客，商禽叔叔的小女儿奴奴整晚上皆猫不释手，自然我也表演了和家宝的跳肩绝技，奴奴见了自是抱着家宝喜欢的不知怎么好，妹妹遂建议把家宝送给奴奴，反正家宝是最亲人且尤须人宠惜的，现在遭我冷落，不如给会全心疼他的奴奴好，我想想也有道理，一来奴奴果真是真正爱猫，非如其它小孩的好玩没长性，二来趁此把长久以来的心虚愧歉作一了断，至于家宝的要生离此——到底是猫啊！此一去有吃有住，断不会如人的重情惜意难割舍吧，便答应了奴奴。

　　临走时找装猫的纸箱绳子，家宝已经觉得不对，回头一眼便看到躲在人堆最后面的我，匆乱中那样平静无情绪的一眼，我荒忙逃到后院痛哭一场。

　　忍到第二天我才催妈妈打电话问问家宝情况，会说是刚到的头天晚上满屋子走着喵喵叫不休。现在大概是累了，也会歇在奴奴和姐姐肩上伴读。我强忍听毕又跑到院子大哭一场，解猫语若我，怎么会不知道家宝满屋子在问些什么呢。

　　一星期后，商禽叔叔阿姨把家宝带回，说家宝到后几天不肯吃饭。我又惊又喜的把纸箱子打开，家宝已经不再是家宝了，瘦脏得不成形状，我喂他牛奶替他生火取暖擦身子，他只一意地走到屋外去，那时外面下着冷雨，他便坐在冷湿的雨地里，任我怎么换他他都恍若未闻，我望着他呆坐的背影，知道这几天里他是如何的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了，不错，他只是只不会思不会想的猫，可是我对他做下无可弥补的伤害则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家宝回到家来仍不饮食且嘴里溢出脓血，我们忙找了相熟的几位台大兽医系的实习小大夫来检查，说家宝以前牙床被鱼刺扎伤一直没有痊愈且隐有发炎，至于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恶化到整个口腔连食道都溃烂，他们也不明白。

　　原因，当然只有我一人是清楚的。

　　此后的一段日子，我天天照医生指示替家宝清洗口腔和灌服药剂牛奶，家宝也曾经有恢复的迹象，但是那天晚上天气太冷，我特别灌了一个热水袋放在他窝里，陪着他，摸了他好一会儿，他瘦垮得像个故障破烂了的玩具，我当下知道他可能过不了今晚，但也不激动伤悲，只替他摆放好一个最平稳舒适的睡姿，轻轻叫唤他各种以前我常叫的绰号昵称，有时我叫得切，它就强撑起头来看看我，眼睛已经睁不圆了，我问他：“尾巴巴呢？”他的尾巴尖微弱的轻晃几下，他病到这个地步仍然不忘掉我们共同的这老把戏，我想他体力有一丁点可能的话，他一定会再一次爬上我的肩头的，重要的是，他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已经不介意我对他的种种了，他是如此有情有义有骨气的猫儿。

　　次日清晨，我在睡梦中清楚听到妈妈在楼下温和的轻语：“家宝最乖，婆婆最喜欢你了噢……”我知道家宝还没死，在撑着想见我最后一面，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愿下楼，倒头又迷蒙了一阵，才起身下去，家宝已经不在窝里，摸摸热水袋，还好仍暖，家宝这一夜并没受冻。

　　我寻到后院，见妈妈正在桃树下掘洞，家宝放在廊下的洗衣机上，我过去摸他、端详他，他还暖软的，但姿势是我昨晚替他摆的，家宝眼睛没阖上，半露着橄榄青色的眼珠，我没有太多死别的经验，我只想暖暖他，凑在他耳边柔声告诉他：“家宝猫乖，我一直最喜欢宝猫，你放心。”便去拨他的眼皮，就阖上了，是一幅乖猫咪的睡相，他的嘴巴后来已经快被我医好了，很干净洁白，又回到他初来我们家时的俊模样，可是，我已好了他的伤口，却不知把他的心弄成如何破烂不堪。

　　家宝埋在桃花树下，那时还未到清明，风一吹，花瓣便随我眼泪闪闪而落。现在已浓荫遮天，一树的桃儿尖已泛了红，端午过后就可摘几个尝尝新了。

　　我常在树下无事立一立，一方面算计桃儿，一方面伴伴坟上已生满天竺菊的李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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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轻的女子
　　** 川端康成 **

　　年轻的女子带来的小说中，自传性的作品居多。一般说来，妇女都是先以描写自己作为其文学生活的起点。我读了这些作品，第一印象是，要真正述说自我，就是说要很好了解自我，彻底地辨别自我，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

　　我把作为作者的她，同作品人物的她相对照，毕竟无法相信是同一个人物。原来这女子是这样考虑自己的吗？这是意外的印象，我为之所动。人虽不可貌相，可她也过分扭曲地来看待自己了。在明显的情况下， 纵令她的小说把自己写成一个乐观开朗的人，而我得到的印象却是：她很悲惨。例如她像个胆小的天使，却在小说里把自己描绘成大胆的妖魔，把自己平凡的嘴唇描绘成充满美丽的柔唇。如果说从女人的虚荣心出发，把自己在文学作品中自我打扮一番那还算好，可是在许多情况下，她似乎确信她自己具备情人所说的一切。换句话说，在看待自我的时候，她们就不带自己的目光。

　　当然，对于自古以来的大诗人来说，恋爱就是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错觉。诗人们及其不值一提的情人们都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消失，只留下美好的作品，对于他们和我们的所有读者来说，这是无上的荣幸。让读者看到文学作品的模特儿，读者不感到幻灭是罕见的。依作者的看法，把实有的情人艺术化了的作品，无非就是梦想家的热情的错觉造成的悲剧。但是，优秀的艺术家，同我所认识的爱好文学的少女，是存在根本的不同的。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少女，而少女却用他人的眼光看待她们自己。

　　常言道，丑妇和处女只了解一半人生。相反要说美女和主妇也只了解一半人生，这倒也是事实吧。一般来说，男性文学家即使没有经历过人世间的辛酸，光凭在书斋里的辛勤笔耕，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能逐步了解自己。能够在作品里把自己的心绪表现出来的女性文学家，大体仅限于那些有好几个情人的女子。也就是说，得用几个情人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之后才行，不然，女子光凭自己的眼光似乎是不可能看清自己的。

　　今天，文学爱好者大半是年轻的女性。她们爱好轻浮的文学，在文学前进的道路上筑起了巨大的屏障，也许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193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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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自讨苦吃 - 理查德.耶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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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讨苦吃
　　** 理查德.耶茨 **

　　沃尔特.亨德森九岁那会儿，有阵子觉得装死是最浪漫的事情，小伙伴们也这样看。他们发现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假装被枪打中，扔掉手枪，捂住胸口，卧倒在地。不久，大家就撇开游戏的其他部分不玩了，如选择站在哪边，偷偷摸摸地到处躲藏什么的，麻烦得很，他们只玩游戏的精华部分。结果这游戏就成了一场个人表演，几乎像门艺术。每次会有个人从山顶上冲下来，跑到指定的地方，受到伏击：许多把准备好的玩具手枪同时扣动扳机，喊哑了的嗓门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一种沙沙的轻声“砰！砰！”——这是男孩们在模仿手枪的声音。接下来，表演者要站住、转身、摆出优雅的痛苦姿势，并停顿片刻，然后一头栽倒，手脚并用滚下山坡，卷起一阵尘土，最后趴在地上，成了一具皱巴巴的尸体。然后他站起来，掸去身上的泥土，这时其他伙伴就开始评论他的形体姿势（“好极了”或“太僵硬”，或“不太自然”）．然后轮到下一个上场。这就是整个游戏了，沃尔特很喜欢。他个头瘦小、协调能力差，这是唯一他能胜任的、有些类似于体育运动的活动。他蜷着身子滚下山去的样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那种沉醉，他赢得了大家的欢呼，这让他着迷。后来，年纪大点的孩子嘲笑他们，终于其他孩子厌倦了这个游戏；沃尔特只有勉强地加入到其他更健康的游戏中去，不久他也把这给忘了。

　　二十五年后一个五月的下午，在列克星敦大道的办公大楼里，沃尔特坐在桌前假装工作，等着被炒时，他突然想起了这个游戏，而且印象鲜明。现在的沃尔特看上去是个沉着冷静、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身上的衣着有股东部大学校园风，褐色头发干净整齐，只是头顶有点稀疏。多年的健康让他结实了不少，虽然他的协调能力还是有点小问题，但主要都体现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像戴帽子、掏钱包、拿戏票、找零钱等，总要让妻子停下来等他；还有，门上明明标着“拉”，他却总是用力去推。不管怎样，坐在办公室里，他看上去还是一副心智健全、颇有能力的样子。现在没人能看得出他背后冷汗直流，也看不到他左手藏在口袋里，慢慢捻着、扯着纸板火柴，直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揉成一团。好几周前他已明白这迟早会发生的。今天早上，从步出电梯那一刻起他就有种预感，就是今天了。当他的几个上司对他说“早上好，沃尔特”时，他看到他们微笑下隐藏的一丝微弱的关切之情；下午，他从工作的格子间里往外瞟了一眼，正好与部门经理乔治.克罗威尔对上眼神。克罗威尔在他的办公单间内，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犹豫不决。一对上眼神，克罗威尔便立即转过身，但沃尔特知道他一直在看着自己．虽然看似有点烦恼，可一副主意已定的样子。沃尔特肯定，几分钟之后，克罗威尔会叫他进去，公布这个消息——当然有点困难，因为克罗威尔是那种总以平易近人为荣的老板。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能顺其自然，尽可能体面地接受。

　　儿时的回忆就在这时袭上心头，因为他突然想到——这想法让他的指甲深深掐人口袋内的纸板火柴里——顺其自然，体面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一种生活风格。甚至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整个青年时代，他都擅长此道：与比他强壮的男孩打架时，总是勇敢地输给对方；打橄榄球时无心恋战，心底下偷偷渴望受伤，被抬出场外（“不管怎样，你们得给亨德森这家伙一下，”高中教练曾哈哈笑着说，“他可真有点自讨苦吃”）。大学为他的这种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考试不及格、竞选落败——后来，空军又让他名副其实地品尝了一次被淘汰的滋味，没能进入空军士官学校。现在，看起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再体会一次了。在这份工作之前他所干的都是初级入门活，不容易出错；得到这个工作机会时，用克罗威尔的话说，这份工作“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好啊，”沃尔特曾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当他将谈话的这部分告诉他太太时，她说：“哦，太棒了！”有了这份工作，他们搬进了位于东六十街的高级公寓。近来他回家时总是神情沮丧，阴沉着脸宣布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她总是嘱咐孩子们不要去打扰他（“爸爸今晚很累”），给他拿上一杯喝的，用一个妻子的小心安慰让他平静下来，尽量掩饰她的恐惧，从不猜测，至少从不流露出她是在与一种慢性强迫失败症打交道，是在与爱上崩溃心态的古怪小男孩打交道。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想——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自己之前还从没那样看待过自己。

　　“沃尔特？”

　　格子间的门给推开了，乔治.克罗威尔站在那里，看上去有点不太自在。“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好的，乔治。”沃尔特跟着他出了格子间，穿过办公室，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保持尊严，他提醒自己，重要的是保持尊严。接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就他们两人单独在克罗威尔的专用办公室里，房间里铺着地毯，很安静。从二十一层的楼下远远传来汽车喇叭声，其他能听到的就是他俩的呼吸声、克罗威尔绕过办公桌在转椅上坐下时鞋子的咯吱声、椅子的叽嘎声。“沃尔特，你也拉把椅子坐下，”他说。“抽烟吗？”

　　“不，谢谢。”沃尔特坐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中间。

　　克罗威尔啪的一声合上香烟盒，把它推到一旁，自己也没抽。他俯身向前，两手摊开，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尔特，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即使早就有准备，它还是让沃尔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我们都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你好，当然，也为了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走。不过．”他飞快地加上，“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沃尔特。我们这里的工作非常专业，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你，我们真的觉得你在——能力所及的位置上，会更快乐些。”

　　克罗威尔抬起双手，往后靠去，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手。沃尔特盯着手印，它们吸引了他，他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哦，”他抬起头来，说道。“你说得很对，乔治。谢谢。”

　　克罗威尔的嘴挤出一个老好人歉意的笑。“发生这种事情，”他说。“真的很抱歉。”他开始摸索办公桌抽屉的把手，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最难说出口的已经说了。“现在，”他说，“我们开了张支票，是你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薪水。它能给你一点——可以说是解雇费吧——让你在找到工作之前渡过难关。”他递过来一个长信封。

　　“您真是太慷慨了，”沃尔特说。接着一阵沉默，沃尔特认识到该由他来打破这沉默，于是站起来。“好吧，乔治。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克罗威尔立即起身，绕过办公桌，伸出两手——一手握着沃尔特的手，一手搭在他肩上，就这样走出了办公室。这姿势，看似友好，实则令人窘迫，让沃尔特血直冲上喉咙，有那么一刻他十分难受，以为自己会哭出来。“好吧，伙计，”克罗威尔说，“祝你走运。”

　　“谢谢，”沃尔特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很平静，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乔治。”

　　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英尺的距离，沃尔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当他穿行于办公桌时，那些办公桌的主人要么不好意思地扫他一眼，要么让人感觉他们很想这样；他也知道自己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摄影机从克罗威尔的角度开始往后移动，拍摄出办公室的全景，沃尔特的背影在画面中孤独而庄严地走过；现在是沃尔特的脸部特写，定格了很久，然后再给同事们转动的头几个简单的镜头（乔.科林斯看上去很担忧，弗雷德-霍尔姆斯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开心），接着镜头切换到沃尔特的角度，看到他的秘书玛丽那平凡、毫无疑心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叠他交待要打印的东西，正站在他办公桌前等他。

　　“我希望你能满意，亨德森先生。”

　　沃尔特接过来，扔到桌上。“别管它了，玛丽，”他说。“听着，接下来你还是歇着吧，明天早上去找人事经理。他们会给你安排份新工作的。我刚被解雇了。”

　　她听后脸上展露出一丝略带疑惑的笑——她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她马上脸色发白，有点哆嗦。她还很年轻，人也不太机灵；秘书学校里可从没人教过她，老板也可能被解雇。“为什么，这太可怕了。亨德森先生。我——呃，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噢，我不知道，”他说。“有许多小理由，我猜。”他在不停地打开、合上抽屉，清理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一沓从前的私人信件、一枝干了的自来水笔、～个没有打火石的打火机、半块包着的巧克力。她在边上看着他将这些物品一一清点出来，装在口袋里，他意识到这些物品让她十分伤感，他觉得要保持尊严，便挺直腰，转身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戴上。

　　“对你不会有影响的，玛丽，”他说。“明早他们会给你安排新工作的。好了，”他伸出手，“祝你好运。”

　　“谢谢你；你也是。好，那么，晚安”——说到这儿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手指甲被咬得歪歪斜斜的，笑得不太肯定——“我的意思是，再见，亨德森先生。”

　　接下来的场景发生在自动饮水机旁。当沃尔特走近乔.科林斯身边时，科林斯清醒的双眼充满同情。

　　“乔，”沃尔特说。“我走了。被开掉了。”

　　“不！”但科林斯震惊的表情只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它不可能是出于吃惊。“天啊，沃尔特，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弗雷德.霍尔姆斯插话说，语调十分低沉遗憾，显然这个消息让他很满意：“呀，伙计，真他妈不像话。”

　　他们一路跟着沃尔特到了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人们突然从各个角落冲向他，他们的脸因惋惜而拘谨，一双双手都伸出来。

　　“太遗憾了，沃尔特……”

　　“好运，伙计……”

　　“保持联系，好吗，沃尔特？……”

　　点头、微笑、握手，沃尔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这时红灯亮了，随着叮的一声电梯到了！接下来几秒钟之内，电梯门缓缓地滑开，操作员的声音在说：“下行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轻松地招了招手，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

　　电梯下来时，他和一位脸色红润、目光明亮、心情甚佳的男子并排站着；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享受。

　　这个想法让他吃惊，脚步也慢下来，他在一幢大楼前停下，站了大半分钟。头皮在帽子下阵阵发痒，手指开始摸索着领结和大衣的钮扣。他好像为自己做了什么隐晦可耻的勾当而惊诧万分，从没这般无助，这般害怕过。

　　于是他又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跺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火急火燎的样子。如果大下午的，有人企图在列克星敦大道中央对自己来番心理剖析，那他简直疯了。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

　　他又停下来，四处看看，发现唯一的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现在站在四十街上段的一个拐角上，路边的花店和不断驶过的出租车使这里显得十分明快，来往行人衣着光鲜，英姿焕发，走在春光明媚的大街上。首先他需要一部电话，于是他冲到街对面，走进一家杂货店，在香皂、香水、调味番茄汁和火腿的混合气味里穿行，来到后面靠墙的一排电话亭边；掏出地址簿，找到记有几家职业中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他已在那几家中介那里填过登记表；接着他准备好零钱，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了。

　　但是所有中介说的话都一样：眼下没有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他们的电话通知，就是去他们公司也没用。当他打完一圈电话，他又到处摸索地址簿，想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那人一个月前跟他说过，他们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有个职位空出来。可是小本本不在他的内口袋里；他又伸手到大衣的另一个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找，手肘撞在电话亭的墙上生疼，但找到的只有那沓旧信件和他办公桌里的那块巧克力。他嘴里咒骂着，把巧克力扔到地上，仿佛它是烟蒂，还蹭上几脚。就这样他在闷热的电话亭里折腾得呼吸急促起来。就在他有点头晕时，突然看见地址簿就在他前面，在投币箱顶上，是自己搁在那里的。他一只手哆嗦着拨着号码，另一只手扯开衣领，脖子上早已汗津津了，等他张口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已像个虚弱而焦急的乞丐。

　　“杰克，”他说。“我想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前阵子说过的那个职位空出来了吗？”

　　“什么空出来？”

　　“职位。你知道。你说你们公司可能会有个工作——”

　　“噢，那个呀。没有，没什么消息，沃尔特。如果有，我会跟你联系的。”

　　“好吧，杰克。”他推开电话亭的折门，靠在压花锡墙上，对着迎面而来的一股冰凉的新鲜空气，大口喘气。“我以为你可能忘了这事，”他说。现在声音几乎正常了，“抱歉打扰你了。”

　　“见鬼，没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热情的声音。“你怎么啦，伙计？是不是你那儿有什么麻烦？”

　　“噢，没有，”沃尔特发现自己在这样说．他马上为此高兴起来。他几乎从没撒过谎，现在吃惊地发现原来撒谎竟这样简单。他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自信了。“没什么。我在这里很好，杰克。我只是不想——你知道，我以为你可能忘了，仅此而已。家里还好吧？”

　　电话打完后，他觉得除了回家无事可干，但还是在敞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坐了好一会儿，脚直伸到杂货店的地面上去了，直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狡诈的微笑，这微笑渐渐消失，脸上又恢复了正常表情。刚才那么容易地说谎让他有了个主意，他想来想去，这主意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颇具革命性的决定了。

　　他不告诉妻子这件事。运气好的话，这个月他可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己独个儿承受困难。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那个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他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这神情远不止于一种决心：这还是种高贵的姿态。

　　在按时回家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四十二大街往西走时，决定去公共图书馆消磨这几个小时。他神气活现地爬上宽宽的石头台阶，一会儿就置身于阅览室，开始翻阅起去年《生活》杂志的合订本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的计划，扩充它，让它更完美。

　　他显然知道，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但不正因为计划如此困难才显出这样做的价值么？最后，当一切结束后，他会告诉妻子。这可是对每分钟严酷考验的回报。他知道在他告诉她时，她会怎样看着他——开始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然后，慢慢地，她眼中会逐渐浮现出多年没有过的一丝尊敬。

　　“你是说这么久你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一切？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沃尔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

　　到时间该离开图书馆了，他在出口处晃荡了一会，深深吸了口烟，看着下面五点钟的交通和人群。这个场景让他产生了别样的怀旧之情。因为就是在这里，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和妻子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你能在图书馆最上头的台阶上等我吗？”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他，直到好几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去那里当然不太方便——可正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情况确实是那样。那天他提早十分钟从办公室开溜，急冲冲赶到中央火车站，在昏暗的地下更衣室里梳洗一番，还刮了胡子；那个年老矮胖、行动迟缓的服务员接过他的衣服，熨烫时，他直等得不耐烦。接着，给了那服务员一笔不菲的、自己平时难以承受的小费后，他冲出去，上到四十二街。当他大步经过鞋店和奶品店时，紧张得喘不上气，他一阵风似的在慢得无法忍受的人群中穿梭，他们可不知道他的任务有多紧急。他害怕迟到，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是她耍的花招，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等他。但当他走到第五大道，远远就看到她站在上面，一个人，站在图书馆台阶的最上头，穿着件时髦的黑色大衣——身段苗条、黑色头发光彩夺目。

　　于是他放慢脚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悠闲地穿过大街，步履像运动员般轻松随意，没人想得到他几小时前还那样着急；也没人想得到为了这一刻，连日来他花了多少时间进行战略战术筹划。

　　他确定她看得到他走过来时，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笑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但这肯定是她第一次特意为他这样笑。一股快乐的暖流涌上他心头。现在他已不记得他们见面打招呼时说了些什么，但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还行，一开始就很好——她那闪亮的大眼睛望着他，正是他想要的那样。他说的那些话，不管是什么，都给她留下机智幽默的印象；而她说的话，或她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强壮，肩膀比以前要宽阔得多。当他们一起转身，走下台阶时，他紧挽着她的胳膊，领着她，每走一步，他感觉到手指后她胸脯在轻轻起伏。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现在，他一个人走下台阶，发现回顾过去这次完胜使他勇气大增。那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拒绝了失败的可能性，赢了。他穿过大道，沿着四十二街缓缓的斜坡往回走时，其他的回忆也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走的也是这条路，走到巴尔的摩去喝点东西，他还记得在鸡尾酒吧里她坐在圆沙发椅上，酒吧里半明半暗，她靠着他，当他帮她脱大衣袖子时，她身子向前扭动．然后往后一靠，长发甩向脑后，她举起酒杯，搁到唇边，同时向他飞了一个媚眼。过了一会，她说：“噢，我们去河边走走吧——我喜欢一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河边。”他们离开酒吧，往河边走去。现在他也朝那边走，走过叮叮当当的第三大道，朝都铎城走去——这段路一个人走起来好像长得多——直到他站在小栏杆边，俯看着东河大道，那里车流如织，灰色的河水在它旁边缓缓地流着。当时，正是在这里，皇后区灰暗的天幕下有艘拖船在某处轰鸣，他一把拉过她来，第一次吻了她。现在，他转过身，俨然是个焕然一新的男人，他动身回家。

　　走到家门口，迎面扑鼻而来的便是芽甘蓝的味道。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从盘子的叮当声里分辨出他们大声的吞咽声，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小心地取下帽子，放在门厅的壁柜里，刚转身，她就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干手，疲惫地笑着。“第一次准时回家，”她说。“我以为你今晚又要加班。”

　　“不，”他说。“我今晚不用加班。”他听着自己的说话声，古怪又陌生，在他耳朵里放大了好几倍，好像在一间回声室里说话。

　　“不过你看上去确实很累，沃尔特。妤像精疲力蝎似的。”

　　“走路回家的，就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都还好吧？”

　　“噢，还好。”可她自己看上去也累得够呛。

　　他们一起走进厨房，他立刻觉得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于这湿润明亮之中。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纸盒、蛋黄酱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排，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手准备吃饭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了点冷水让自己振作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你不把蛋奶糕吃完，你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拖椅子、码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踢踢踏踏的鞋子声和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尔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本杂志窝在沙发里，他缓慢深长地吸了几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没多久，她走进来，围裙已取下，补了唇膏，还带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鸡尾酒大杯。“哎，”她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总算忙完了。现在可以安静会了。”

　　“我要喝点酒，亲爱的，”他说着，一跃而起。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但还是像在回音室里一样嗡鸣着。

　　“不行．”她命令道。“你该好好坐着，让我来伺候你。你回家时看起来那么累。今天过得怎么样，沃尔特？”

　　“噢，还行吧，”他说，又坐了下来。“挺好的。”他看着她量好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分量，把它们倒进鸡尾酒杯里，搅动起来．手法简洁利落，然后摆好托盘，端着它从房间那头走过来。

　　“给，”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说。“能劳你大驾吗，亲爱的？”他往冰冷的杯子里倒好酒，她举起手中酒杯，说，“噢，太好了，干杯。”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的严母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那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小心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着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酒开始起作用了。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他又抿了一两口，才敢再看她，她的目光鼓舞人心。她的微笑里几乎没有一丝紧张情绪，不久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情侣放松地聊起来了。

　　“噢，这样坐下来，完全放松，多美啊！”她把头埋到沙发靠枕里说。“星期五的晚上多么可爱啊！”

　　“当然，”他说，但是立即低头饮酒来掩饰自己的惊慌。星期五晚上！这意味着还要过两天他才能出去找工作——两天软禁于家中，在公园里骑三轮童车，吃冰棍，根本没指望摆脱他的秘密。“真好笑，”他说，“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星期五。”

　　“噢，你怎么能忘掉？”她极为享受地缩进沙发里。“我天天都盼望着这一天。再给我倒一点，亲爱的，我又得干活去了。”

　　他又给她倒了一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他的手直哆嗦，洒出来几滴，但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也没意识到他的问答越来越干巴巴，只剩她在自说自话。她回去干活了，往烤肉上抹油，给孩子们洗澡，收拾房间准备睡觉，沃尔特坐在那里，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只有一个想法执意浮现出来，只有一个自我忠告，像他一口接一口喝着的酒一样冰凉清冽：挺住。无论她说什么，无论今晚或明天或后天发生什么，一定要挺住。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更为艰难。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从田野里走，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先生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又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尔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像从回音室里传出来的，电影摄影机又开始滚动了，先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边，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旁不确定地徘徊着。

　　“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尔特，你有火柴吗？”

　　“有。”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啦？”

　　“火柴？”他盯着那一团糊里巴拉、揉成一团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然后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尔特，出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甚至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停下脚步，看似直挺挺的，一个受伤的男人正努力撑着；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她，给她一丝忧郁的笑容。

　　“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钮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向后颓然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体面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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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你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 理查德.卡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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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 理查德.卡尔森 **

　　许多人过日子的方式，好像有一个秘密目标，非要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不可。我们熬夜、早起、不敢放纵逸乐，让我们所爱的人一直等下去。可悲的是，太多人就是因为让他们所爱的人等太久，最后对方终于放弃了这段感情。以前，我就这个样子。我们通常会说服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只是暂时的，一旦做完了该做的事，我们就能平静放松下来，并且心情愉快。事实上，这样的境界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旧的事情刚做完，新的立刻接踵而至。

　　“待办清单”只意味着你有一些事情尚待处理，并不表示你得全部做完。人永远都有没打完的电话、未结束的计划、未完成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一张写得满满的待办清单才是成功的要素，因为这代表你的时间很宝贵。

　　不过，不论你是什么大人物，或者在做什么大事，记住，没有什么事比你和你所爱的人的幸福和内心安宁更重要。如果你一直执著于完成所有事情，那永远不会有幸福的感觉！其实，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等的，我们的工作中真正属于“紧急”的事少之又少。只要你专心一意地工作，事情都会及时完成的。

　　我发现，如果我（经常）提醒自己，人生的目的并非完成所有事情，而是去享受生命旅途上的每一步，过着充满爱的生活，我就不太会有执著于非得完成所有事情不可的念头。记住，在你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还是会留下未完的事需要别人代劳，而且也一定会有人来代劳的！别浪费了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再做无谓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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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一片阳光 - 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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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片阳光
　　** 林徽因 **

　　放了假，春初的日子松弛下来。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澄黄的一片，由窗棂横浸到室内，晶莹地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地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琤琮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误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幻，那种动，柔谐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儿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 

　　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懒者常似静，静岂懒者徒”，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倚榻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 

　　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始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共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质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这样说来，谁该鄙弃自己感觉上的小小旅行？为壮壮自己胆子，我们更该相信惟其人类有这类情绪的驰骋，实际的世间才赓续着产生我们精神所寄托的文物精萃。 

　　此刻我竟可以微微一咳嗽，乃至于用播音的圆润口调说：我们既然无疑的珍惜文化，即尊重盘古到今种种的艺术——无论是抽象的思想的艺术，或是具体的驾驭天然材料另创的非天然形象，——则对于艺术所由来的渊源，那点点人的感觉，人的情感智慧（通称人的情绪），又当如何地珍惜才算合理？ 

　　但是情绪的驰骋，显然不是诗或画或任何其他艺术建造的完成。这驰骋此刻虽占了自己生活的若干时间，却并不在空间里占任何一个小小位置！这个情形自己需完全明了。此刻它仅是一种无踪迹的流动，并无栖身的形体。它或含有各种或可捉摸的质素，但是好奇地探讨这个质素而具体要表现它的差事，无论其有无意义，除却本人外，别人是无能为力的。我此刻为着一片清婉可喜的阳光，分明自己在对内心交流变化的各种联想发生一种兴趣的注意，换句话说，这好奇与兴趣的注意已是我此刻生活的活动。一种力量又迫着我来把握住这个活动，而设法表现它，这不易抑制的冲动，或即所谓艺术冲动也未可知！只记得冷静的杜工部散散步，看看花，也不免会有“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的情绪上一片紊乱！玲珑煦暖的阳光照人面前，那美的感人力量就不减于花，不容我生硬地自己把情绪分划为有闲与实际的两种，而权其轻重，然后再决定取舍的。我也只有情绪上的一片紊乱。 

　　情绪的旅行本偶然的事，今天一开头并为着这片春初晌午的阳光，现在也还是为着它。房间内有两种豪侈的光常叫我的心绪紧张如同花开，趁着感觉的微风，深浅零乱于冷智的枝叶中间。一种是烛光，高高的台座，长垂的烛泪，熊熊红焰当帘幕四下时各处光影掩映。那种闪烁明艳，雅有古意，明明是画中景象，却含有更多诗的成分。另一种便是这初春晌午的阳光，到时候有意无意的大片子洒落满室，那些窗棂栏板几案笔砚浴在光蔼中，一时全成了静物图案；再有红蕊细枝点缀几处，室内更是轻香浮溢，叫人俯仰全触到一种灵性。 

　　这种说法怕有点会发生误会，我并不说这片阳光射入室内，需要笔砚花香那些儒雅的托衬才能动人，我的意思倒是：室内顶寻常的一些供设，只要一片阳光这样又幽娴又洒脱地落在上面，一切都会带上另一种动人的气息。 

　　这里要说到我最初认识的一片阳光。那年我六岁，记得是刚刚出了水珠以后——水珠即寻常水痘，不过我家乡的话叫它做水珠。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那个感觉至今还印在脑子里。也为这个缘故，我还记得病中奢侈的愉悦心境。虽然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样，那次我仍然是孤独的被囚禁在一间房屋里休养的。那是我们老宅子里最后的一进房子；白粉墙围着小小院子，北面一排三间，当中夹着一个开敞的厅堂。我病在东头娘的卧室里。西头是婶婶的住房。娘同婶永远要在祖母的前院里行使她们女人们的职务的，于是我常是这三间房屋惟一留守的主人。 

　　在那三间屋子里病着，那经验是难堪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尤其是在日中毫无睡意的时候。起初，我仅集注我的听觉在各种似脚步，又不似脚步的上面。猜想着，等候着，希望着人来。间或听听隔墙各种琐碎的声音，由墙基底下传达出来又消敛了去。过一会，我就不耐烦了——不记得是怎样的，我就蹑着鞋，捱着木床走到房门边。房门向着厅堂斜斜地开着一扇，我便扶着门框好奇地向外探望。 

　　那时大概刚是午后两点钟光景，一张刚开过饭的八仙桌，异常寂寞地立在当中。桌下一片由厅口处射进来的阳光，泄泄融融地倒在那里。一个绝对悄寂的周围伴着这一片无声的金色的晶莹，不知为什么，忽使我六岁孩子的心里起了一次极不平常的振荡。 

　　那里并没有几案花香，美术的布置，只是一张极寻常的八仙桌。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那上面在不多时间以前，是刚陈列过咸鱼、酱菜一类极寻常俭朴的午餐的。小孩子的心却呆了。或许两只眼睛倒张大一点，四处地望，似乎在寻觅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那片阳光美得那样动人？我记得我爬到房内窗前的桌子上坐着，有意无意地望望窗外，院里粉墙疏影同室内那片金色和煦绝然不同趣味。顺便我翻开手边娘梳妆用的旧式镜箱，又上下摇动那小排状抽屉，同那刻成花篮形小铜坠子，不时听雀跃过枝清脆的鸟语。心里却仍为那片阳光隐着一片模糊的疑问。 

　　时间经过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又是这样一泄阳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议流动的而又恬静的瑰宝，我才明白我那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事实上仅是如此：一张孤独的桌，一角寂寞的厅堂。一只灵巧的镜箱，或窗外断续的鸟语，和水珠——那美丽小孩子的病名——便凑巧永远同初春静沉的阳光整整复斜斜地成了我回忆中极自然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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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盆栽动物
　　** 巩高峰 **

　　办公室里的盆栽植物不少，绿萝、吊兰、仙人球。盆栽动物也不少，我们，男男女女。

　　盆栽植物葱翠欲滴，随空调风摇曳；盆栽动物们却一动不动，两眼盯着发光的屏幕，枯痴傻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达尔文却永不过时，盆栽动物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盆栽植物一天天更加适应盆栽的生存方式。

　　办公室里，我们都是盆栽科的，共同特征是久坐。区别是植物的久坐是天生的，自然随性；我们是后天的，久坐只能伤筋伤骨，伤脑伤胃。而且，植物信仰阳光，相信命运；而我们奋勇打拼，只虚妄地梦想，哪天能创造奇迹，屌丝逆袭。

　　作为动物，千万不能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自己有多么高级。人家盆栽植物白天在窗口晒太阳，晚上在窗帘内酣睡，我们盆栽动物呢？没错，我们的确有腿有脚能走动，但这是为上班服务的，上班必须准时准点，切记别忘打卡，不然，说不准哪一天，办公室就把我们给辞退了。

　　盆栽动物唯一的优势是午饭后能出门转一转——散步，听起来悠闲，实际更符合防风的特征。除此之外，一天中你还有见到阳光的机会吗？

　　但只要出门，总有相遇，即使不遇到惊喜，也能遇到天气的转换，路边的花草发芽了，树叶黄了，落了……可是无论走多远，你总得回头。

　　看一眼我们经年累月地坐在里面的那栋钢筋水泥大楼吧——要仰着头，像看一颗冰蓝色的巨型植物，风吹过来吹过去，它一动不动。看久了，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它又像极了一个凝固的东西，盘踞在那里，张着大嘴，在早晨把我们吞进去，到了傍晚再把我们吐出来——这中间，是我们自愿的。

　　低下头，又感觉钢筋水泥似乎不是冰冷的，毕竟里面有那么多人的过往，有无数过客的短暂停留，有视此为家的成员与它的难舍难分。

　　实际上，谁不曾在哪里有过憧憬和幻想？无论是忙碌还是虚度，年华毕竟是一天一天流淌过去了，我们这些盆栽动物，更新、换代、进化、升级，像极了一股又一股新鲜的血液。

　　哪怕我们一辈子也捂不热一座大楼，可是那里会留下我们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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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真正的世界 - 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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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的世界
　　** 高铭 **

　　她：“这也是我不久前才想通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面对一些很明显的事物却难以分析，不敢下定义吗？其实是思维影响了人的判断，所处思维状态导致了人看不清本质，干扰人判断的能力。”

　　我：“但是这跟你所做的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这个患者身边的很多人形容她被“附体”了。男友为此弃她而去，家人觉得她不可救药，朋友都开始远离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几年前她开始模仿别人。

　　最初她身边的人还觉得好玩，后来觉得很可怕，因为她几乎模仿得惟妙惟肖，除了生理特征外，眼神、动作、语气、习惯、行为、举止，没有一点不像的。借用她前男友的描述：“那一阵她总是模仿老年人，不是做给别人看，是时刻都在模仿，我甚至觉得是跟爸生活在一起。而且，最可怕的是，她看我的眼神……那不是她。我觉得她被附体了。我自以为胆子不小，但分手都是我趁她不在家，然后逃跑似的搬出了。搬出去后才打电话告诉她的，我觉得她接电话的声音，是个老头……”

　　但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灵异内容，而是另一个问题：那些所谓“附她体”的，都是活人。

　　她：“有直接关系，我刚才说了，人怎么可能没有思维？”

　　我再次强调：“你看，是这样，我并没有接触你很久，也不是很了解情况。当然了，我从别人那里知道一些，但亲身接触，到目前为止，一个多小时。所以……”

　　她：“所以，你希望我说明白点？”

　　我：“对，这也对你有好处。”

　　她笑了：“对我？什么好处？”

　　我：“如果你都不让我把事情弄明白了，你后面会面对一系列的测评和检查，耽误时间不说，对心理上……”

　　她：“我明白了，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是个问题。不过，我尽可能从开始给你讲，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会尽力。”

　　我：“好，谢谢你。”

　　她是那种言辞很犀利的女人。

　　她：“嗯……从哪儿算开始呢？这样吧，我刚才的话你先放一边不想，我问你件事：你想没想过你看到的世界也许本身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的话让我一惊，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的。

　　她：“说个简单的吧。你知道人类眼球的结构是球形的，对吧，球形晶体。根据透镜原理，景物投射给视网膜的是上下颠倒的图像，但是大脑自行处理了这个问题，左脑控制右手，右脑控制左手。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本质上，我们眼中的世界是颠倒的。”

　　我：“嗯，是这样。”

　　她：“我是从这里出发想了很多，这是最初。下面我要跟你说的，需要你尽可能地展开自己的想象。”

　　我：“……好吧，我尽力而为。”

　　她：“咱们再进一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所以在我们看待事物的时候，其实是加了自己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说，你认为的鲜艳，在我看来并不见得是鲜艳；你看到的红，我也许会觉得偏黄；你尝到的甜，在我尝过后觉得发酸；你认为的很远，我很可能觉得不是特远；你认为那很艺术，我却觉得很通俗。这样说明白吗？”

　　我：“你的意思是说：经历、造诣、学识、见识、知识，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本质？”

　　她：“你想事情太绕了，看本质。你说的那些经历啊，知识啊，都算是客观的吧？这些客观影响了你，组成了你的思想，所以最终又成了你的主观。当你知道得越来越多，你就和别人越来越不一样。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越来越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这样吗？”

　　她：“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偏差会越来越大，但是会有所谓的集体价值观在均衡着我们的主观。”

　　我：“嗯……”

　　她：“后来我想到这个就开始好奇，别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我懂了，这就是你开始模仿别人的最初原因对吧？”

　　她：“没错，我开始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还是用这个最笨的办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换个角度看。不过，这个换角度，要复杂得多。因为要换角度看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整个世界！最开始我先是慢慢观察别人的细节，然后记住那些细节的特征，再然后开始试着模仿别人，体会对方为什么这么做，说白了就是变成你模仿的那个人。模仿的时间久了，会了解被模仿者的心态，进一步，就学会用对方的眼睛去看事物了，如果掌握得好，甚至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我：“有点像演员……不过，知道对方想什么这个有点玄了。”

　　她：“一点儿都不，我知道很多朋友不怎么理我是觉得我可怕，所谓附体只是借口，其实更多的是我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很可怕。不过那会我已经接近更高级别的模仿了。”

　　我：“是模仿得更像了？”

　　她：“不，是心灵模仿。不动声色的就知道对方的想法。因为模仿别人久了，对细节特征抓得很准，所以揣摩到对方的心态纯粹是下意识的，不用行为模仿就可以看透。你认为这是巫术或者魔法吗？”

　　我：“这么说过来，不觉得。”

　　她：“就是啊，花几年的时间一直这么做过来会觉得很简单，无非就是对细节的注意、把握、体会，对眼神的领悟，对动作的目的性都熟悉，习惯后不觉得多神奇。不过，做到心灵模仿，我觉得有天赋成分。就是说，如果你天生观察细致，并且很敏锐的话，会更快。”

　　我：“这样会很累啊。”

　　她：“不，这样很有趣，你开始用别人的眼光看的时候，你会看得更本质，你也就会更接近这个世界的本质所在。”

　　我：“但那只是用别人的眼光去看而已，你不是说要看到真正的世界吗？”

　　她笑了：“没错，但是我说了，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实际是绕了个大圈，可我想不出更好的，我不打算走宗教信仰那条路。”

　　我：“你说你可以知道别人想什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她：“不知道，因为要跟你说清这件事，所以我一直在自己的思维中。不过……”她顿了一下，“不过我知道你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很困惑。”

　　我愣了。

　　她：“神奇吗？只是我刚才注意到了的你眼神轻微的变化而已。那个问题，困扰你很久了吧？”

　　我点了下头后突然意识到：我和她的位置好像颠倒过来了：“你很厉害……”

　　她微笑：“没那么严重，我们再说回来吧。”

　　我：“OK，但是你既然已经掌握了某种程度的心灵模仿，为什么还要进行行为模仿呢？”

　　她：“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被称作‘附体’的吗？”

　　我：“这个他们没说。”

　　她：“在我开始模仿上了年纪的人那阵。”

　　我：“模仿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她：“民间传说中总是提到某种动物修炼多少年成了精对吧？事实上我认为不用修炼，活够年头直接成精了，是因为阅历。你发现没，活得越久，阅历越多，人的思维就越深、越远。”

　　我：“是吗？”

　　她：“想想看，一个动物，在野外那种弱肉强食的残酷自然环境下，活个几百年，不成精才怪！什么没见过？什么没遇到过？什么不知道？没准真的就有，只是人类已经无法看到了，因为它们活得太久，经验太丰富了，过去说的什么山魈（音xiao）啊、山神啊、河神啊，没准就是那些活得很久的野生动物。人要是能活个七八百年，肯定也是老妖精！我这么说不是宣扬封建迷信怪力乱神啊，我只是强调下阅历和经历的重要性。”

　　我：“所以你刻意模仿老人的行为举止？”

　　她：“嗯，是这样……你有烟吗？”

　　我找出烟递给她。

　　她点上烟深吸了一口：“不好意思，我不轻易抽烟的。”

　　事实上我很高兴她面对我能放松下来。

　　她：“我在模仿那些老人的时候，发现逐步接近我想知道的那些本质了。”

　　我：“你的意思……”

　　她：“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我懂你的意思了。你选择这种兜圈子的方法，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揣摩别人或者单纯地用别人的眼光看世界，而是为了不带任何主观意识地去看这个世界，对吧。”

　　她笑了。

　　我没笑，等着她说下去。

　　她：“大多数老人很让我失望，因为他们阅历够了，经历也许不够，思维上还是没有我需要的那种超脱的态度。因为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遇到什么事情还是会有很强烈的情绪，但是身体又不允许有很强烈的反应，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脾气就会很怪，我妈就是这样。不信你把身上所有关节都用绷带包上绷紧，这样过一周试试，你也会很郁闷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需要的是脱离尘世的状态去看世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你是说，你陷入僵局了吗？”

　　她咬了下嘴唇：“没错，但是，没多久，我发现我又进了一步，因为就在我以为这几年白费工夫的时候，我突然懂了。”

　　我：“你得到超脱的状态了？”

　　她：“比这个还强大。”

　　我：“难道说，用完全不带思维和主观意识的眼光去看，还看不到真正的世界？”

　　她：“对啊，那不是真正的世界。”

　　我：“那究竟什么是？”

　　她掐了烟笑了：“如果你带着自我意识去看，根据我前面说的，你看到的其实是你自己，对吧？你想过没有，真正要做的，不是什么都放弃了，不是无任何态度去看，那不是超脱，那是淡漠，就是俗话说的：没人味了，那种状态根本看不到，顶多目中无人而已，差得远了。”

　　我：“可是你说了半天，到底怎么才能看到呢？”

　　她得意地笑了：“想看到真正的世界，就要用天的眼睛去看天，用云的眼睛去看云，用风的眼睛去看风，用花草树木的眼睛去看花草树木，用石头的眼睛去看石头，用大海的眼睛去看大海，用动物的眼睛去看动物，用人的眼睛去看人。”

　　我认真地听着，傻了似地看着她，但大脑是沸腾的状态。

　　最后她又开了句著名的玩笑：“如果有天你看到我疯了，其实就是你疯了。”

　　那天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晕晕乎乎的，看什么都好像是那样，又好像不是那样。因为她说得太奇异了，都是闻所未闻的。我必须承认她的观点和逻辑极为完善，而且把我彻底颠覆了。我想，也许有一天，她会看到那个真正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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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孤独 - 大卫.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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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孤独
　　** 大卫.索罗 **

　　在这美妙的黄昏，我的身心融为一体，大自然的一切尤显得与我相宜。夜幕降临了，风儿依然在林中呼啸，水仍在拍打着堤岸，一些生灵唱起了动听的催眠曲。伴随黑夜而来的并非寂静，猛兽在追寻猎物。这些大自然的更夫使得生机勃勃的白昼不曾间断。 

　　我的近邻远在一英里开外，举目四望，不见一片房舍，只有距我半英里地的黑暗的山峰。四周的丛林围起一块属于我的天地。远方临近水塘的一条铁路线依稀可辩，只是绝大部分时间，这条铁路像是建在莽原之上，少有车过。这儿更像是在亚洲或非洲，而不是在新英格兰，我独享太阳、月亮和星星，还有我那小小的天地。 

　　然而，我常常发现，在任何自然之物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天真无邪，令人鼓舞的伙伴。对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人们来说，永远没有绝望的时侯。我生活中的一些最愉快的时光，莫过于春球时日阴雨连绵独守空房的时刻。 

　　人们常常问我："你一个人住在那儿一定很孤独，很想见见人吧，特别是在雨雪天里。"我真想问问他们："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也是宇宙中的一叶小舟吗？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我们的地球不是在银河系之中吗？将人与人分开并使其孤独的空间又是什么？我觉得使两颗心更加亲近的不是双腿。试问，我门最喜欢逗留何处？当然不是邮局，不是酒吧，不是学校，更非副食商店；纵使这些场所使人摩肩接踵。我们不愿住在人多之处，而喜欢与自然为伍，与我们生命的不竭源泉接近。 

　　我觉得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与人为伴，即便是最优秀的人相处也会很快使人厌倦。我好独处迄今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能有独处那样令我感到亲切。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虽置身于滚滚人流之中，却常常比独处家中更觉孤独。孤独不能以人与人空间距离来度量。一个真正的勤勉的学生，虽置身于拥挤不堪的教室之中，也能像在沙漠中的隐士一样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天在地里除草或在林中伐木的农夫虽只孤身一人却并不感到孤独，这是因为他的身心均有所属。但一旦回到家里，他不会继续独处一方，而必定与家人邻居聚在一起，以补偿所谓一天的"寂寞"。于是，他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学生怎么能整天整夜地单独坐在房子里而不感到厌倦与沮丧。他没能意识到，学生尽管坐在屋里却像他在田野中除草，在森林中伐木一样。 

　　社会已远远背离"社会"一词的基本意义。尽管我们接触频繁，但却没有时间从对方身上发现新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恪守一套条条框框，既所谓"礼节"与"礼貌"，才能使着频繁的接触不至于变得不能容忍而诉诸武力。在邮局中，在客栈里，在黑夜的篝火旁，我们到处相逢。我们挤在一起，互相妨碍，彼此设障，长此以往，怎能做到相敬如宾？毫无疑问，相互接触的减少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重要交流。假如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住一个人--就像我现在这样，那将更好。人的价值不在其表面，我们需要的是深刻的了解，而非频繁却浅薄的接触。 

　　身居陋室，以物为伴，独享闲情，尤当清晨无人来访之时。我想这样来比喻，也许能使人对我的生活略知一斑：我不比那嬉水湖中的鸭子或沃尔登湖本身更孤独，而那湖水又何以为伴呢？我好比茫茫草原上的一株蒲公英，好比一片豆叶，一只苍蝇，一只大黄蜂，我们都不感到孤独。我好比一条小溪，或那一颗北极星；好比那南来的风，四月的雨，一月的霜，或那新居里的第一只蜘蛛，我们都不知道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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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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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 李娟 **

　　我们祖上几乎每一辈人都会出一个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到了我外婆那一代，不幸轮到了我外公。据外婆回忆，当时破草屋里的一切家私被变卖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只木箱一面铁锅和五个碗。此外就只有贴在竹篾墙上的观音像及画像下一只破破烂烂的草蒲团。连全家人冬夏的衣裳都被卖得一人只剩一身单衣，老老小小全打着赤脚。

　　但是外婆一直藏着一只手掌心大小的铜磬，那是她多年前有一次走了五十里的山路，去邻县赶一场隆重的庙会时买的。对她来说，这只小小的磬是精美的器物，质地明亮光滑，小而沉重，真是再漂亮不过了。更何况她曾亲眼见过庙子里的和尚就是敲着它来念经的（当然，那一只大了许多）。于是它又是神圣的。

　　她时常对外公说，那是观音菩萨的东西，不可“起心”。可外公偏偏起了心，有一天输得眼红了回家对外婆拳打脚踢，逼她交出磬。后来外婆实在是被打急了，只好从怀中掏出来掷到门槛外，然后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起来。

　　六十多年过去了，外婆至今还时常唠叨起那只小磬，不时地啧啧夸赞它的精巧可爱。而那个男人曾经对她造成的伤害，似乎早已与她毫无关系了。毕竟外公都已经过世半个多世纪了，死去的人全都是已经被原谅的人。

　　另外外婆时常会提到的还有一只大黄猫。那是继外公卖掉磬之后，第二个最不该卖的东西。

　　第一次大黄猫被卖到了放生铺。放生铺离家门只有十几里路。清早捉去卖的，结果还没吃晌午饭，那黄猫就自己跑回来了。外婆和孩子们欢天喜地，连忙从各自的碗里滗出一些米汤倒给猫喝。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猫又被外公捉去了。这次卖到永泉铺。永泉铺更远一些，离家有三十多里。外婆想，这回猫再也回不来了。结果，那天外公还没回来，那神奇的大黄猫就又一次找回了自家门。亏得外公赶集去的一路上还是把它蒙在布袋子里，又塞进背篼里的。

　　外婆央求外公再也不要卖了。她说，只听说卖猪卖鸡换钱用，哪里听说卖猫的！再说谁家屋头没养只鸡、养条狗的，而自家连鸡都没有一只，就只剩这最后一条养生了，这猫也造孽，都卖了两次还在想着自家里头，就可怜可怜它吧……但外公哪里能听得进去！过了不久，龙林铺逢集时他又把那只黄猫逮走了。

　　龙林铺在邻县境内，离我们足有五十多里。虽然都晓得这回这猫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可外婆还是心存侥幸，天天把喂猫的石钵里注满清水，等它回家。

　　这一次，却再也没有等到。

　　我在新疆出生，大部分时间在新疆长大。我所了解的这片土地，是一片绝大部分才刚刚开始承载人的活动的广袤大地。在这里，泥土还不熟悉粮食，道路还不熟悉脚印，水不熟悉井，火不熟悉煤。在这里，我们报不出上溯三代以上的祖先的名字，我们的孩子比远离故土更加远离我们。哪怕再在这里生活一百年，我仍不能说自己是“新疆人”。

　　——哪怕到了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离家万里，过去的生活被断然切割，我又即将与外婆断然切割。外婆终将携着一世的记忆死去，使我的“故乡”终究变成一处无凭无据的所在。在那里，外婆早已修好的坟窟依山傍水，年复一年地空着，渐渐坍塌；坟前空白的碑石花纹模糊，内部正在悄悄脆裂；老家旧屋久无人住，恐怕已经塌了一间半套……而屋后曾经引来泉水的竹管残迹寂寞地横搁在杂草之中，那泉眼四面围栏的石板早?经塌坏，泉水四处乱淌，荒早丛生。村中旧人过世，年轻人纷纷离家出走。通向家门口的路盖满竹叶，这路通向的木门上，铁锁锈死，屋檐断裂。在这扇门背后，在黑暗的房间里，外婆早年间备下的，漆得乌黑明亮的寿棺早已寂静地朽坏。泥墙上悬挂的纺车挂满蛛丝……再也回不去了！

　　那个地方，与我唯一的关联似乎只是：我的外婆和我母亲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我不认识任何一条能够通向它的道路，我不认识村中的任何一家邻居。但那仍是我的故乡，那条被外婆无数次提及的大黄猫，如被我从小养大一般，深深怜惜着它。当我得知它在远方迷失，难过得梦里也在想：这么多年过去，应该往它的石钵里注上清水了！

　　我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我走到今天，似乎是我的祖先在使用我的双脚走到今天；我不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的基因以我所不能明白的方式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条血脉延伸的全部过程；我不是没有故乡的人，那一处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我外婆和我母亲的讲述中反复触动我的本能和命运，永远地留住了我。那里每一粒深埋在地底的紫色浆果，每一只夏日午后准时振翅的鸣蝉，比我亲眼见过的还要令我熟悉。

　　我不是虚弱的人，不是短暂的人——哪怕此时立刻死去也不是短暂的人。

　　还有那只猫，它的故事更为漫长。哪怕到了今天，它仍然在回家的路上继续走着。有时被乡间的顽童追赶过一条条陌生的沟渠；有时迷路了，在高高的坡崖上如婴孩一样凄厉厉地惨叫；有时走着走着突然浑身的毛乍起，看到前面路中央盘起的一条花蛇……圆月当空，它找到一处隐蔽的草丛卧下。有时是冬月间的霜风露气，有时是盛夏的瓢泼大雨。

　　总有一天，它绕过堰塘边的青青竹林，突然看到院子空地上那台熟悉的石磨，看到石磨后屋檐下的水缸——流浪的日子全部结束了！它飞快地窜进院子，径直去到自己往日吃食的石钵边，大口大口地痛饮起来。也不管这水是谁为它注入的，不管是谁，在这些年里正如它从不曾忘记过家一样，从不曾忘记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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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岁的广场
　　** 顾城 **

　　我喜欢穿 

　　在默默展开的早晨里 

　　一蓬蓬郊野的荒草 

　　无声地爆发起来 

　　那些瘦小的黑蟋蟀 

　　

　　我垂下目光 

　　不会注意 

　　的思想 

　　在远处，马达的鼻子不通 

　　欢乐或悲伤 

　　谁能知道 

　　我的头发白过 

　　读过整个世界 

　　夜和刚刚亮起的灯光 

　　出生和死 

　　

　　我不希望别人 

　　我穿旧衣裳 

　　把它紧紧按在我的身上 

　　只能尽快地走 

　　穿过了十二岁 
长满荒草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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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比明天年轻 - 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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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明天年轻
　　** 乔叶 **

　　常常听到有人叹息着说：“我比昨天又衰老了一天。”我想，他为什么不说自己还比明天年轻了一天呢？

　　和许多人一样，小时候我一直想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接近长大，这多么好。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才知道长大并不仅仅是长大，同时也意味着衰老。然而知道了这个又有什么用呢？即使让我从小时候重新来过，我一样也得长大和衰老。但这一定就是一种无奈和不幸么？我想，今天在比昨天衰老的时候，难道不是也比明天年轻么？

　　今天，真的比明天年轻。

　　每当我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我就对自己说：不要紧，吸取教训。如果明天遇到了相同的状况，你一定会做得好一些，因为，今天的你毕竟比明天年轻。每当我看到镜子里又憔悴了一分的容颜，我就对自己说：别失望，也别忧伤，用明天的镜子照一照，你就会知晓今天的美丽。因为，今天的你毕竟比明天年轻。每当我逼迫自己迅速去行使一个反复动摇的决心时，我就对自己说：去做吧，无须犹豫。因为，今天的你毕竟要比昨天年轻。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悲哀。可是我不敢。我怕在这无用的悲哀里，明天便变成了今天，我又浪费了一天的年轻。也常常听人说“明天会更好。”而我只是觉得空洞和可笑。我想，只有今天才有所谓的好，会好，更好，甚至最好，明天的好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因为今天的人，心，时间甚至空气都实实在在地比明天年轻，明天怎么能说一定就好呢？如果说好，那也得等到明天变成今天的时候再说吧。

　　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自己之外，永远有比自己年轻的人潮在涌动。这不过是一种客观现象。我想。我并不觉得任何比我年龄小的人都是年轻的。——当然，我也不敢认为任何比我年龄大的人都比我衰老。有无数的人没有意味到自己的年轻，没有珍视自己的年轻，没有赋予年轻任何宝贵的意义。所以，我一向觉得年轻无须与身外之人相比。我要比的年轻，只是自己。 ——在每度过一天的时候，我的收获都应当比昨天成熟而不是衰老，而每迎接新的一天的时候，我的状态都要比明天年轻而不是幼稚。

　　今天的麦苗是鲜绿的，明天就会变成金黄。今天的麦穗是饱满的，明天就躺进了打麦场。今天的玫瑰是含苞的，明天就会娇艳绽放。今天的花蕊是芬芳的，明天就融进了泥土的温床。  生命存在在今天，每一个细节都有深情。而我只是希望，我在今天的每一丝微笑都比明天要灿烂，我的每一滴泪水都比明天要沉重，即使是我的痛楚，也比明天要尖锐和富于激情。

　　比明天年轻，让我从不有意让自己懈怠。比明天年轻，让我在满面皱纹时依然有葱茏的内心生机。比明天年轻，这是我继续努力的一个坚强理由。比明天年轻，这是我能够弹跳的一块醇厚基石。比明天年轻，让我由衷地热爱着头顶的每一颗星星。比明天年轻，让我认真地耕种着脚下的每一分土地。

　　我的今天，真的比明天年轻。这让我感觉幸福。

　　是的，我知道，在有一个今天里我会死，我的今天和明天将再也无从比较。那我同样感觉幸福。因为命运的休止符永远阻止了我明天的衰老，在那一个今天里，我抵达了最后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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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新年的求婚者 - 顾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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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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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年的求婚者
　　** 顾湘 **

　　新年第一天下午一点多，城里寂静无比，可能都在睡觉。我到朋友家吃饭，坐地铁。一个年轻男孩跟着我下地铁，不住看我，我十分警惕，脚步迟疑，躲躲闪闪，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流氓。出地铁站时他终于向我过来了，非结识不可。

　　这种在街上遇到说“姑娘，让我们认识认识吧”的事儿在俄国不算什么太奇怪的做法，我遇上过几回，大都是带笑，不过眼下这个泪汪汪的，看得我发楞。这一愣我就把名字告诉他了。一边注意闻了闻有没有酒气，闻不出来。

　　他激动地说起来，他姓甚名甚，二十二岁，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主妇，家庭住址，出示护照，如果我愿意立即可以带我去见他们，或跟我去我正去的朋友家，或结婚，请我切勿留下他一个人，决不能看我就这么走了，“莫斯科是个这么大这么大的城市，跑了就再也找不到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又信誓旦旦：不吸烟不喝酒，努力工作，要什么都能设法寻来给我，今后留在莫斯科，或去中国，或去天涯海角，随我的便，他都跟随。“就在新年啊，我找到你了，就是你了。”总而言之，他的意思就是对我一见钟情，矢志在娶。

　　我的手揣在兜里抓着钱包，我想你不要美男计，趁机摸走去。一般男女情爱不过如此：设防的，计较的，私心杂念的，加上所谓高级的一面，即由或想象或比喻而来的陶醉与感动以及由或陶醉或感动而来的想象和比喻（如此自激到了极点的话，便叫做神魂颠倒了），我想着大师遇见玛格丽特也是这么突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天雷的轰击，芬兰短刀的猛刺，就是这样遽然到来的”。见鬼了，我根本不信，再说也要我也感到一见钟情才行吧。我既不信，又感到很逗；又感到如果是真的，我又感到很逗，就很悲凉；又感到我这么冷血，说什么都是白搭；又感到在这么个冰冷冰冷的鬼地方，冷血也是由不得我的啊。

　　我跟他在街上纠缠了四十多分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街上行人走过，也许当作是闹别扭的情侣，反正俄国人的情绪，闹得更凶也是可能。后来他把我抱住，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流氓，他吓得松了手，我掉头就走，他在我身后哭了起来。

　　后来我自己走着，也大哭了起来。

　　节选《东香纪：俄罗斯游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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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祖母家的夏天 - 郝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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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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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祖母家的夏天
　　** 郝景芳 **

　　“他默默地凝思着，成了他的命定劫数的一连串没有联系的动作，正是他自己创造的。”

　　经历过这个夏天，我终于开始明白加缪说西西弗斯的话。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待过“命运”这个词。以前的我一直以为，命运要么是已经被设定好只等我们遵循，要么是根本不存在需要我们自行规划。

　　我没想过还有其他可能。

　　A

　　八月，我来到郊外的祖母家，躲避喧嚣就像牛顿躲避瘟疫。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要一个安静的夏天。

　　车子开出城市，行驶在烟尘漫卷的公路。我把又大又空的背包塞在座位底下，斜靠着窗户。

　　其实我试图逃避的事很简单，大学延期毕业，跟女朋友分手，再加上一点点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的倦怠。除了最后一条让我有点恐慌以外，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喜欢哭天喊地。

　　妈妈很赞同，她说找个地方好好整理心情，重整旗鼓。她以为我很痛苦，但其实不是。只是我没办法向她解释清楚。

　　祖母家在山脚下，一座二层小别墅，红色屋顶藏在浓密的树丛。

　　木门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行字：“战战，我去买些东西，门没锁，你来了就自己进去吧。冰箱里有吃的。”

　　我试着拉了拉门把手，没拉动，转也转不动，加了一点力也还是不行。我只好在台阶上坐下来等。

　　奶奶真是老糊涂了，我想，准是出门时顺手锁上了自己都不记得。

　　祖父去世得早，祖母退休以后一直住在这里，爸爸妈妈想给她在城里买房子，她却执意不肯。祖母说自己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城里的吵闹。

　　祖母一直是大学老师，头脑身体都还好，于是爸爸也就答应了。我们常说来这里度假日，但不是爸爸要开会，就是我自己和同学聚会走不开。

　　不知道奶奶一个人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我坐在台阶上暗暗地想。

　　傍晚的时候，祖母终于回来了，她远远看到我就加快了步子，微笑着问：“战战，几点来的？怎么不进屋？”

　　我拍拍屁股站起身来，祖母走上台阶，把大包小包都交到右手，同时用左手推门轴那一侧——就是与门把手相反的那一侧——结果门就那么轻描淡写地开了。祖母先进去，给我拉着门。

　　我的脸微微有点发红，连忙跟了进去。看来自己之前是多虑了。

　　夜晚降临。郊外的夜寂静无声，只有月亮照着树影婆娑。

　　祖母很快做好了饭，浓郁的牛肉香充满小屋，让颠簸了一天的我食指大动。

　　“战战，替我到厨房把沙拉酱拿来。”祖母小心翼翼地把蘑菇蛋羹摆上桌子。

　　祖母的厨房大而色彩柔和，炉子上面烧着汤，热气氤氲。

　　我拉开冰箱，却大惊失色：冰箱里是烤盘，四壁已经烤得红彤彤，一排苹果派正在扑扑地起酥，黄油和蜂蜜的甜香味扑面而来。

　　原来这是烤箱。我连忙关门。

　　那么冰箱是哪一个呢？我转过身，炉子下面有一个镶玻璃的铁门，我原本以为那是烤箱。我走过去，拉开，发现那是洗碗机。

　　于是我拉开洗碗机，发现是净水器；拉开净水器，发现是垃圾桶；打开垃圾桶，发现里面干净整齐地摆满了各种CD。

　　《国产零零漆》吗，我心里想，我喜欢。

　　最后我才发现，原来窗户底下的暖气——我最初以为是暖气的条纹柜——里面才是冰箱。我找到沙拉酱，特意打开闻了闻，生怕其中装着的是炼乳，确认没有问题，才回到客厅。

　　祖母已经摆好了碗筷，我一坐下就开始狼吞虎咽。

　　B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为认清东西而努力斗争。

　　祖母家几乎没有几样东西能和它们通常的外表对应，咖啡壶是笔筒，笔筒是打火机，打火机是手电筒，手电筒是果酱瓶。

　　最后一条让我吃了点苦头。当时是半夜，我起床去厕所，随手抓起客厅里的手电筒，结果抓了一手果酱，黑暗中粘粘湿湿，吓得我睡意全无。待我弄明白原委，第一念头就是去拿手纸，然而手纸盒里面是白糖，我想去开灯，谁知台灯是假的，开关原来是老鼠夹。

　　只听“啪”的一声，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左手是果酱沾白糖，右手是涂着奶酪的台灯。

　　“奶奶！”我唤了一声，但没有回答。我只好举着两只手上楼。她的卧室黑着灯，柠檬黄色的光从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透出来。

　　“奶奶？”我在房间外试探着唤了一声。

　　一阵细碎的桌椅声之后，祖母出现在门口。她看到我的样子，一下子笑了，说：“这边来吧。”

　　房间很大，灯光很明亮，我的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这是一个实验室。

　　祖母从一个小抽屉里拿出一把形状怪异的小钥匙，将我从台灯老鼠夹里解放出来，我舔舔手指，奶酪味依然香气扑鼻。

　　“您这么晚了还在做实验？”我忍不住问。

　　“做细菌群落繁衍，每个小时都要做记录。”祖母微微笑着，把我领到一个乳白色的台面跟前。台面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圆圆的培养皿，每一个里面都有一层半透明的乳膏似的东西。

　　“这是……牛肉蛋白胨吗？”我在学校做过类似实验。

　　祖母点点头，说：“我在观察转座子在细菌里的活动。”

　　“转座子？”

　　祖母打开靠边的一个培养皿，拿在手上：“就是一些基因小片断，能编码反转录酶，可以在DNA间游走，脱离或整合。我想利用它们把一些人工的抗药基因整合进去。”

　　说着，祖母又把盖子盖上：“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个是接触空气的干燥环境，旁边那个是糖水浸润，再旁边一个注入了额外的ATP。”

　　我学着她的样子打开最靠近的一个培养皿，问：“那这里面是什么条件呢？”

　　我把沾了奶酪的手指在琼脂上点了点，我知道足够的营养物质可以促进细胞繁衍，从而促进基因整合。

　　“战战！”祖母迟疑了一下，说，“那个是对照，隔绝了一切外加条件的空白组。”

　　我总是这样，做事想当然，而且漫不经心。

　　静静和我吵架的时候，曾经说我做事莫名其妙，考虑不周，太不成熟。我想她是对的。尽管她是指我总忘掉应该给她打电话，但我明白，我的问题决不仅是这一件事。静静是一个有无数计划而且每一个都能稳妥执行的人，而我恰好相反。我所有的计划执行起来都会出错，就像面包片掉在地上一定是黄油落地。

　　由于缺少了对照，祖母的这一组实验只能重做。虽然理论上讲观察还可以继续，但至少不能用来发表正式结果了。

　　我很惶恐，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祖母却似乎并没有生气。

　　“没关系，”祖母说，“我刚好缺少一组胆固醇环境。”

　　然后祖母就真的用马克笔在培养皿外面作了记号，继续观察。

　　C

　　第二天早上，祖母熬了甜香的桂花粥，郊外的清晨阳光明媚，四下里只听见鸟的声音。

　　祖母问我这几天有什么计划。我说没有。这是真话。如果说我有什么想做的，那就是想想我想做什么。

　　“你妈妈说你毕业的问题是因为英语，怎么会呢？你转系以前不就是在英语系吗？英语应该挺好的呀。”

　　“四级没考，忘了时间。”我咕哝着说，“大三忘了报名，大四忘了考试日期。”

　　我低着头喝粥，用三明治把嘴塞满。

　　我的确不怕考英语，但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自己压根没上心。至于转系，现在想想可能也是个错误。转到环境系却发现自己不太热衷于环境，大三跑去学了些硬件技术，还听了一年生物系的课，然而结果就是现在：什么都学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学。

　　祖母又给我切了半片培根，问：“那你来以前，妈妈怎么说？”

　　“没说什么。就是让我在这儿安静安静，有空就念点经济学的书。”

　　“你妈妈想让你学经济？”

　　“嗯，她说将来不管进什么公司，懂点经济学也总有帮助。”

　　妈妈的逻辑是定好一个目标然后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然而这对我来说正是最缺乏的。我定下的大目标总是过不了几天就被自己否定，于是手头的事就没了动力。

　　“你也不用太担心以后。”祖母见我吃完，开始收拾桌子，“就好像鼻子不是为了戴眼镜才长出来。”

　　这话静静也说过。“鼻子可是为了呼吸才长的。”她说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塑造成了独特的形状，所以我们不要在乎别人的观念，而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静静出国了，很适合她。然而，这也同样是我所缺乏的，我从来就没听见上帝把我的个性告诉我。

　　收拾餐桌的时候我心不在焉，锅里剩下的粥都洒在了地上。我的脸一下子烫了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祖母接过我手里的锅，拿来拖把。

　　“……流到墙角了，不好擦吧？您有擦地的抹布吗？我来吧。”我讪讪地说。

　　我想起妈妈每次蹲在墙边细致擦拭的样子。我家非常非常干净，妈妈最反感我这样的毛手毛脚。

　　“真的没关系。”祖母把餐厅中央擦拭干净，“墙边上的留在那儿就行了。”

　　她看我一脸茫然，又笑笑说：“我自己就总是不小心，把东西洒得到处都是。所以我在墙边都铺了培养基，可以生长真菌的。这样做实验就有材料了。”

　　我到墙边俯身看下，果然一圈淡绿色的细茸一直延伸，远远看着只像是地板的装饰线。

　　“其实甜粥最好，说不准能长出蘑菇。”

　　祖母看我还是呆呆地站着，又加上一句：“这样吧，你这几天要是没什么特别的事，就帮我一起培养真菌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接连闯祸想要弥补，而更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些变化。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基本上支离破碎，我无法让自己投身于任何一条康庄大道，也规划不出方向。也许我需要一些机会，甚至是一些突发事件。

　　D

　　祖母很喜欢说一句话：功能是后成的。

　　祖母否认一切形式的目的论，无论是“万物有灵”还是“生机论”。她不赞同进化有方向，不喜欢“为了遮挡沙尘，所以眼睛上长出睫毛”这样的说法，甚至不认为细胞膜是细胞为保护自身而构造的。

　　“先有了闭合的细胞膜，才有细胞这回事。”祖母说。“还有G蛋白偶联受体。在眼睛里是感光的视紫红质，在鼻子里就是嗅觉受体。”

　　我想这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先变异，再选择。先有了某种蛋白质，才有了它参与的反应。先有了能被编码的酶，才有这种酶起作用的器官。

　　存在先于本质？是这么说的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祖母的实验传来好消息：期待中的能被NTL试剂染色的蛋白质终于在胞质中出现了。离心机的分子量测定也证实了这一点。转座子反转录成功了。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追踪和观察，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长出一口气。我帮祖母打扫实验室，问东问西。

　　“这次整合的究竟是什么基因呢？”

　　“自杀信号。”祖母语调一如既往。

　　“啊？”

　　祖母俯下身，清扫实验台下面的碎屑：“其实我这一次主要是希望做癌症治疗的研究。你知道，癌细胞就是不死的细胞。”

　　“这样啊？”我拿来簸箕，“那么是不是可以申报专利了？”

　　祖母摇摇头：“暂时还不想。”

　　“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这样的反转录有什么后续效应。”

　　“这是什么意思？”

　　祖母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用过的试剂管收拾了，台面擦干净，我系好垃圾袋，跟着祖母来到楼下的花园里。

　　“你大概没听说过病毒的起源假说吧？转座子在细胞里活动可以促进基因重组，但一旦在细胞之间活动，就可能成为病毒，比如HIV。”

　　夏夜的风温暖干燥，但我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原来病毒是从细胞自身分离出来的，这让我想起王小波写的用来杀人的开根号机器。一样的黑色幽默。

　　我明白了祖母的态度，只是心里还隐隐觉得不甘。

　　“可是，毕竟是能治疗癌症的重大技术，您就不怕有其他人抢先注册吗？”

　　祖母摇摇头：“那有什么关系呢？”

　　“砰”，就在这时，一声闷响从花园的另一侧传来。

　　我和奶奶赶过去，只见一个胖胖的脑袋从蔷薇墙上伸了出来，额头满是汗珠。

　　“您好……真是对不起，我想收拾我的花架子，但不小心手滑了，把您家的花砸坏了。”

　　我低头一看，一盆菊花摔在地上，花盆四分五裂，地下躺着祖母的杜鹃，同样惨不忍睹。

　　“噢，对了，我是新搬来的，以后就和您是邻居了。”那个胖大叔不住地点头，“真是太不好意思了，第一天来就给您添麻烦了。”

　　“没关系没关系。”祖母和气地笑笑。

　　“对不起啊。明天我一定上门陪您一盆。”

　　“真的没关系。我正好可以提取一些叶绿体和花青素。您别介意。”祖母说着，就开始俯身收拾花盆的碎片。

　　夏夜微凉，我站在院子里，头脑有点乱。

　　我发觉祖母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没关系。可能很多事情在祖母看来真的没关系，名也好利也好，自己的财产也好，到了祖母这个阶段的确都没什么关系了。一切只图个有趣，自得其乐就够了。

　　然而，我暗暗想，我呢？

　　过了这个夏天我该怎么样呢？重新直接回学校，一切和以前一样，再晃悠一年到毕业？

　　我知道我不想这样。

　　E

　　转天上午，我帮祖母把前一天香消玉殒的花收拾妥当，用丙酮提取了叶绿素，祖母兴致勃勃地为自己已然庞大的实验队伍又增加了新的成员。

　　整个一个上午我都在心理斗争，临近中午时终于做出个决定。我想，无论如何，先去专利局问问再说。刚好下午隔壁的胖大叔来家里赔礼道歉，我于是瞅个空子一个人跑了出来。

　　专利局的位置在网站上说明得很清楚，很好找。四层楼庄严而不张扬，大厅清静明亮，一个清秀的女孩子坐在服务台看书。

　　“你，你好。我想申报专利。”

　　她抬起头笑笑：“你好。请到那边填一张表。请问是什么项目？”

　　“呃，生物抗癌因子。”

　　“那就到3号厅，生物化学办公室。”她用手指了指右侧。我转身时，她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奇怪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报抗癌因子的？”

　　听了这话，我立刻回头：“怎么，刚才还有吗？”

　　“嗯，上午刚来一个大叔。”

　　我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情况不太对。

　　“那你知道是什么技术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一种药还是什么？”

　　“哎，我就是在这儿打工的学生，不管审技术。你自己进去问吧。”说着，女孩又把头低下，写写划划。

　　我探过头一看，是一本英语词汇，就套近乎地说：“你也在背单词呀？我也是。”

　　“哦？你是大学生？”她抬起头，好奇地打量我，“那就有专利了？不简单呀。”

　　“嗯……不是，”我有点脸红，“我给导师打听的。你还记不记得上午那位大叔长什么样？我怕是我的导师来过了。”

　　“嗯……个子不高，有点胖，有一点秃顶，好像穿黄色。其他我也想不起来了。”

　　果然。怪不得我出门的时候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

　　当时隔壁的大叔带来了花，我主动替他搬，而他直接用手推向门轴那一侧。第一次来的人决不会这样。原来如此。前一天晚上肯定不单纯是事故。一定是偷听我们说话才不小心砸到了花。

　　也亏得他还好意思上门，我想，我一定得赶快告诉奶奶。大概他以为我们不会报专利，也就不会发现了吧。幸亏我来了。

　　“这就走了呀？”我转身向门口走去，女孩在背后叫住我，“给你个小册子吧。专利局的介绍、申请流程、联系方式都在上面了。”

　　我勉强笑了一下，接过来放进口袋，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F

　　当我仓皇奔回家，祖母还是在她的实验室，安静地看着显微镜，宛如纷乱湍急的河流中一座沉静的岛。

　　“奶奶……”我忍住自己的气喘，“他偷了您的培养皿……”

　　“回来了？去哪儿了跑了一身土？”祖母抬起头来，微笑着拍拍我的外衣。

　　“我去……”我突然顿住，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去了专利局，换了口气，“奶奶，隔壁那个胖子偷了您的培养皿，还申报了专利。”

　　出乎我的意料，祖母只是笑了一下：“没关系。我的研究都可以继续。而且我之前不是也说过，前两天的实验很粗糙，根本没法直接应用的。”

　　我看着祖母，有点哑然。人真的可以如此淡然吗？祖母仿佛完全不想考虑知识产权经济效益一类的事情。我偷偷掏出口袋里的小册子，攥在手里，叠了又展开。

　　“先别管那件事了。先来看这个。”祖母指了指面前的显微镜。

　　我随意地向里面瞅了瞅，心不在焉地问：“这是什么？”

　　“人工合成的光合细菌。”

　　我心里一动，这听起来很有趣。“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把叶绿体基因反转录到细菌里。很多蛋白质已经表达出来了，不过肯定还有问题。如果能克服，也许可以用来作替代能源。”

　　我听着祖母平和而欢愉的声音，忽然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的感觉。仿佛眼前罩了一层雾，而那声音来自远方。我低下头，小册子在手里摩挲。我需要做一个决定。

　　祖母的话还在继续：“……你知道，我在地上铺了很多培养基，我打算继续改造材料，用房子培养细菌。如果成功了，吃剩的甜粥什么的都可以有用了。至于发电问题，还是你提醒了我。细胞膜流动性很强，叶绿素反应中心生成的高能电子很难捕捉，不过，添加大量胆固醇小分子以后，膜就基本上可以固定了，理论上讲可以用微电极定位……”

　　祖母的话我并不真能听进去，只零星地抓到只言片语。我的脑袋更乱了，只好讪讪地说：“您倒是把我做错的事又都提醒了一遍呀。”

　　祖母摇摇头：“战战，我的话你还不明白吗？”她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每个时刻都会发生无数偶然的事情，你能在任何一家餐馆吃饭，也可能上任何一辆公共汽车，看到任何一个广告。所有的事件在发生时都没有对错之分。它们产生价值的时刻是未来。……”

　　祖母的声音听起来飘飘悠悠，我来不及反应。偶然，时刻，事件的价值，未来，各种词汇在我脑袋里盘旋。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我想余准的心情应该和我一样吧，一个决定在心里游移酝酿，而耳边传来缥缈的关于神秘的话语……

　　“……是什么在做选择？是延续性。一个蛋白质如果能留下来，那么它就留下来了，它在历史中将会有一个位置……所以想让某一步正确，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这一步开始再踏一步……”

　　我想到我自己，想到邻居的胖子，想到妈妈和静静，想到我之前混乱的四年，想到我的忧郁与挣扎，想到专利局明亮的大厅。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能利用上，那么奶酪、洒在地上的粥和折断的花就都不是坏事了。”

　　于是我决定了。

　　G

　　在那个夏天之后，我到专利局找了实习。我在小册子上读到的。

　　在那里找正式工作不太容易，但他们总会找一些在校学生做些零碎工作——还好我没有毕业。专利局的工作并不难，但每个方向的知识都要有一点——还好我在大学里漫无目的。

　　安安——我第一次来这里遇到的女孩——已经成了我的女朋友。我们的爱情来自一同准备英语考试——还好我没考过四级。安安说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礼貌而羞涩，感觉很好——我没告诉她那是因为做亏心事心理紧张——一切都像魔力安排的，就连亏心事都帮了我的忙。

　　再进一步，我甚至可以说之前的心乱如麻都是好事——如果不是那样，我不会来到祖母家，而后面的一切也都不会发生。现在看起来，过去的所有事都连成了串。

　　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在安排。没有命运存在。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总以为我们能选择未来，然而不是，我们真正能选择的是过去。

　　是我的选择把几年前的某一顿午饭挑选出来，成为和其它一千顿午饭不一样的一顿饭，而同样也是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大学是错误还是正确。

　　也许，承认事实就叫做听从自我吧。因为除了已经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总和，还有什么是自我呢？

　　一年过去了，由于心情好，所有工作做得都很好。现在专利局已经愿意接受我做正式员工，从秋天开始上班。

　　我喜欢这里。我喜欢从四面八方了解零星的知识。而且，我不善于制定长远计划，也不善于执行长远计划，而这里刚好是是一个一个案例，不需要长远计划。更何况，像爱因斯坦一样的工作，很酷。

　　经过一年的反复试验和观察，祖母的抗癌因子和光合墙壁都申请了专利。已经有好几家大公司表示了兴趣。祖母没有心情和他们谈判，我便充当了中间人的重任。幸亏我在专利局。

　　说到这里还忘了提，祖母隔壁的胖子根本没有偷走祖母的抗癌因子培养皿。他自以为找到了恒温箱，却不知道那只是普通的壁橱，真正的恒温箱看上去是梳妆柜。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一样东西真正的用处是什么，祖母说。原来她早就知道。原来她一直什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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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口
　　** 亦舒 **

　　运动员表现大失水准，失声痛哭，埋怨场内环境过于嘈杂。

　　可见其水平未臻一流。其实任何行业圈子都嘈杂不堪。你以为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做功课吗？有人略为高声，即有管理员主持正义：“嘘……”

　　无论哪种竞技场，都好比马戏班——吓死人，什么怪现象都有：会跳舞的大象，胡须美人，侏儒，空中飞人，小丑……环境恶劣。

　　可是，你若是心静，沉得住气，也就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自管自地作业。

　　分心即是学艺不精。不必理会他人是否靠吹捧，或者行头是否成箩，如能做到专注工作，有人在耳边打锣也听不见。

　　十全十美的环境下才能有所作为？那一辈子也别想有任何作为！！世界不是那样运转的。

　　谁家没有生病的老人，成沓的账单，阴险的亲戚，难管教的孩子，加一箩筐的不如意？若都能成为工作不力的借口，地球早已停顿。

　　宁波人有一句话，叫“自家笨，埋怨刀钝”。成年人的第一口诀是：丢开所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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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失败者
　　** 罗兰 **

　　一个人在刚受到某些打击的时候，是会格外消沉的。“在那一段时间里，你会觉得自己像个拳击失败的选手，被那重重的一拳击倒在地上，头昏眼花，满耳都是观众的嘲笑，和那失败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简直不想爬起来了！觉得你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可是，你会爬起来的。不管是在裁判数到十之前，还是之后。而且，你慢慢会恢复体力，创伤会平复，你的眼睛会再度张开来，看见前途光明。

　　你会淡忘掉那观众的嘲笑，和那阵失败的耻辱。你会为自己找一条合适的路——不要再去做挨拳头的选手。

　　你既然不适于在擂台上争胜，你该沉下心去找一找，找到一个其他的方向。在这一方面，你可以争胜。或者，不说争胜，你可以平安，可以快乐，可以没有失败的羞辱。

　　不要理会别人的观念！有些人是中了一点魔道，迷信那辉煌的虚名，而不注意每个人独特的专长。

　　劝你不要紧张！这些日子，你灰心失望，是必然的现象。你需要时间，让自己恢复神智和体力。

　　放轻松一些。过些时，再去重新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再去努力。最近这些天，你不妨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做，把烦恼写在日记上。等过一阵之后，你会发现，那失败的痛楚已经逐渐痊愈，那时你会有新的勇气和力量去为自己开拓新的前程。

　　祝你成功！

　　一切迂回的路都决不白费。在人生途中，你每走一步，就必定会得一步的经验。不管这一步是对还是错，“对”有对的收获，“错”有错的教训。绕远路，走错路的结果，你就恰如迷路走入深山，别人为你危险焦急惋惜之际，你却采集了一些珍奇的花果，获得了一些罕见的鸟兽。而且你多认了一段路，多锻炼出一分坚强与胆量。

　　一帆风顺固然值得羡慕，但那天赐的幸运不可多得，可遇而不可求。唯一稳当可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指南针。无论你绕了多远，无论你被阻挡得多么严密，只要你不忘记你的方向，你就有走到目标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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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睡美人的飞机
　　** 马尔克斯 **

　　她真是美丽动人，麦色细嫩的肌肤，绿宝石色的杏仁眼，长达腰际的黑色直发，她是安第斯山姑娘，同样可以说她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古典佳人。她衣着打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猞狸皮外套，细花的真丝衬衫，生亚麻布的长裤，一双叶子花色流线型的皮鞋。当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办理开往纽约的登机手续，她踏着母豹式的轻盈脚步走过来，我就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只是瞬间超自然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那是上午九点。从前一天夜里就在下雪，街道上的车辆比平时慢了很多，高速公路上更慢，卡车排成长龙，汽车在雪中湿润润的。机场大厅却相反，仍旧是春意盎然。 

　　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后面，她为她带的十一件行李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她，瞬间呼吸都停止了，以至于都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才从神游中醒过来。为了向女职员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她回答我说：“当然信了。”她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又说：“其他都不可能。”然后问我想要什么座位，吸烟的还是不吸烟的。 

　　“都行。”我郑重其事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老太身边。” 

　　她还是眼不离闪着磷光的电脑屏幕，给我一个商业式的微笑表示感谢。 

　　“您选个号，”她对我说：“三，四，还是七。” 

　　“四。”她的微笑有了点灿烂。 

　　“我在这十五年了，您是第一个不选七号的人。”她说。 

　　她给我圈出登机卡上的座位号，和我其他的证件一起交给我，第一次用她那双葡萄色的眼睛看着我，使我感到愉快。只是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到什么时候？” 

　　“上帝知道到什么时候。”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雪。” 

　　她搞错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雪。但在头等舱候机厅里倒是真正的春天：花瓶里有新鲜的玫瑰，就连音乐都是那么优美而舒缓，符合创办人的意愿。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儿才是那美人最合适的避难所，我开始在各个大厅寻找她的身影，为自己的胆量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的多是生活现实的男人，在那里读着英文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的女人却在想着别的事，透过大玻璃窗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停在雪中的飞机，望着那些冷漠的工厂，和被机耕过的广阔的路易斯平原。中午过后便没有一点空隙，闷热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逃了出来。 

　　在外面我遇到更惊人的场面。完全合法的人们爆满了候机厅，扎营在憋闷的走廊上，甚至楼梯上，和他们的狗和孩子以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里的联系也中断了，这座透明的塑钢建筑仿佛一个搁浅在暴风雪中的大瓶子。我不南地想到此刻那美女一定待在那些难民中的某处，这个想象激起我的希望和勇气。午饭时又引起我们的难民意识。七家饭店，所有的咖啡馆，甚至酒吧都排起长队，可只开了不到三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了，因为既没有吃的也没喝的了。儿童一下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几乎同时开始哭起来，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恐惧感。这是反映本能的时刻。在这恐怖的时刻，我唯一弄到的食品是在一家儿童商店买到的两杯奶油冰激凌。我在柜台前慢慢地吃着，服务生在往那些没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空纸杯和最后一小勺冰激凌，脑袋里想着那个美人。 

　　纽约的航班本来是上午十一点，延误到夜里八点才起飞。我总算能飞了，头等舱的旅客开始登机了，一位空姐把我带到座位上。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邻座靠窗——那是专门留给特殊旅客的位置——坐着那位美人。我在想：“也许我这样写，没人会相信。”我向她问候时几乎有点张口结舌，她没有察觉。 

　　她放东西好像要生活许多年似的，每件东西都按其顺序放在合适的位置，直到各就其位伸手可及。她在做着她的事，男服务生给我们拿来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想献给美人，可我好后悔，因为她只是向服务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语，然后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语，说在飞行中请不要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声音温文尔雅，带一点东方的伤感。 

　　等拿来水时，她打开放在膝盖上一个角上包铜的化妆盒——这很像奶奶外婆们用的那种箱子——从一个五颜六色的管里取出两片金黄色药片。她做这一切都井井有条，对她来说，好像天生就没有什么不会似的。最后放下舷窗遮光版，最大限度地伸展开她的坐椅，用线毯盖到腰部，没有脱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坐椅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整个八小时十二分的纽约飞行中她没有咳嗽也没改变一下姿势。 

　　这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我一向认为在大自然当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美女的美，因此，对睡在我身边的美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目光逃离片刻。起飞不久那位男服务生就消失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空姐，她想叫醒那美人，好给她一袋小吃和听音乐的耳机。我告诉她美人曾要求那男服务生的话，但空姐非坚持要亲耳听到不可——亲耳听到她本人说连晚饭也不吃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可即便如此，空姐还是说，那美人并没在脖子上挂牌说别叫醒她。 

　　我吃自己的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对她说话，似乎她醒着。她的睡眠是那么沉稳，以至于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觉得她吃的那些药片不是用来睡眠而是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便举杯祝福一次。 

　　

　　

　　

　　

　　
美人的睡眠真是厉害，飞机已开始降落，她还是不醒。我必须想法设法晃醒她，即便她会气恼，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着的她，以恢复我的才华，也许还有我的青春。但我没能这么做。“毬，”我很轻蔑地在心里说，“我为什么没生为塔乌罗！”她在广播通知即将着陆时醒了，没用谁帮忙，那么美丽清新，仿佛睡醒在一束玫瑰花中。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周围其他旅客，如同年老的夫妇，醒来时也不相互问候。她也一样。拿掉眼罩，睁开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线毯丢到一边，摆动了一下头发，靠自身重量梳理好，又把那个角包铜的盒子放在膝盖上，快速地化了妆，时间恰好到机舱开门。没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时，几乎掠过我的头顶，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说了句对不起，连声告别也没说就走了。至少应该为了我们幸福的夜晚，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吧。她在今天纽约太阳升起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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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我的精神家园 -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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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精神家园
　　** 王小波 **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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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清晨的变故 - 黑井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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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晨的变故
　　** 黑井千次 **

　　光男早晨醒来，发现枕边有一片白纸。他拿起一看，是折叠着的纸条，上面好像写着什么。他打开窗帘读完了这张纸条，不由得大吃一惊。

　　光男，我已经无法忍耐这种生活，请让我离开这个家。13年来，承蒙关照。你也要保重身体，良子。

　　他只穿上一条裤腿就往外跑，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在他急急忙忙要爬起来的时候，听到厨房里响着与每天早晨同样的做饭声。现在良子还在，是不是一会儿就要离家出走？

　　“早晨好！”

　　妻子从水池子前回过头来，脸色与昨天一样，没有任何异常。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你看了？就是那么回事。”

　　“别开玩笑。吓了我一跳。”

　　“我不是开玩笑，是很认真的。”

　　“可是，良子不是在这里吗？”

　　“不，大清早就走了。”

　　“……那么，你是谁？”

　　“你还没睡醒吧？我是你的妻子呀！”

　　“良子就是我的妻子。”

　　“什么，你果真这样想？”

　　“当然。我和良子结的婚……”

　　“天亮时，良子就提着白色旅行包走了。这里剩下的只有你的妻子。”

　　听妻子这样充满自信地说，他糊涂了。

　　“那么我问你，我到底是谁？”

　　“傻瓜！你不是我的丈夫吗？”

　　“那么，光男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你不知道？他不是光着脚追良子去了吗？他边跑边喊，我不好！我不好！”

　　光男一下子没了主心骨，依稀觉得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上班的时间到了，光男精神恍惚地走出了家门。

　　“您走好！”

　　妻子清脆地说。

　　到了公司，他忍不住把今天早晨家里发生的事与一个最信赖的同事说了。

　　“怎么，你家还是这个样子？”那个同事满不在乎地说，“我家五年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了。幸好现在夫妻关系还算圆满。”

　　“那么，出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嗯……是不是倒在什么地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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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思念那不在者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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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念那不在者
　　** 梁文道 **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恋人絮语》里有一个关于情欲的敏锐观察：“许多歌谣与旋律描述的都是情人的不在。”它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情人远去的失落，因离别而起的愁绪，与孤寂守候的难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时常出现的状况，情人总有暂别或者消失的时候？还是情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长久不在、永远隐身的对象？

　　答案似乎是后者，情人就是那不在身边的人：而且就算他在，也永远消除不了他流离他方的幻觉，与自己被留在原处无法跟随的惆怅。为了解释这么奇特的情况，罗兰·巴特还特别引用了一个古希腊词：pathos，对于那不在者的思念与渴望。

　　pathos这个词与其他表述爱欲的希腊文共有一种亲缘关系，那就是无法穷尽、永不满足的缺憾。不知何故，意中人不在眼前，我固然日思夜想；即使他在不远处，我却依然难以抑止对他的渴望。何等怪异，却又何等正常，以希腊人的理解，这正是情欲的定义；而那情之所钟的对象，就是你的情人了。

　　缘此我们又能领会另外一类不可思议的状态了。平常我们老是听说情人影像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滥调；但是有些人却正好相反，愈是思慕，愈是失落，因为他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意中人的容貌。由于记不起对方的样子，他就愈努力去记。以至于再也分不出，究竟是因为忘记了对方而努力思考，所以成了爱情；还是因为爱情，才遗忘了对方，失却了对象。愈是想得，愈不可得，pathos的终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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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舱里的钟声
　　** 希区柯克 **

　　从明尼苏达州杜鲁门城飞往华盛顿的班机上，坐在我旁边靠窗座位上的那个大高个子，看着手腕上的表说：“七点十分，托尼，我们已飞一半路了，假如我逃亡海外的话，他们会认为我不回来了。”

　　“山姆，你不是在逃亡。”我说。

　　他微微一笑，赞同地说：“对，我不是在逃亡。”

　　就从那时候起，从头顶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

　　山姆的两眼瞪大，他长期处于恐怖之中，一听到这滴答声，立即目瞪口呆，一只手紧紧抓住我们座位间的扶手。

　　我明白他恐怖的原因，这是定时炸弹的定时装置的声音。

　　他惊恐地望着我，好像我能保护他。

　　我十分镇静地站起来，但是心却在怦怦乱跳。我看到山姆头上行李架上的公文包。它不是山姆的，他的皮包正在身旁，印有名字编写。

　　滴答声来自那只没有记号的皮包。它的声音很响，也许是我个人的幻想。它的声音像打鼓，每一声似乎都要毁掉我的生命及飞机上其他四十几个无辜的生命。

　　我看看那只公文包，没敢碰它。没错，是定时装置，但谁能说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装置？也许把它取下就会爆炸。

　　一分钟过去了，山姆问：“找到没有？”

　　我无言以对。一个小男孩在山姆前面的座位中十分不安，他说：“妈妈，我听到时钟声。”

　　一位空中小姐端着一只盘子走过来，她停在我座位旁边的走道上，侧耳倾听。“那是你的吗？”她的微笑是牵强的，“我想里面是一只钟吧？”

　　“那不是我的。”我挤向她，贴近她耳朵，轻轻说，“小姐，它可能是一只炸弹，坐在窗边的是山姆。”

　　她听了我的话后急忙走向驾驶舱。山姆看了看我。一会儿，从麦克风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机长，十七号座位上头那个没有标签的皮包，不论是谁的，请声明……”

　　那滴答声在我耳里如打鼓般响。乘客的脸全转向我们。机舱内有谈话声，但是没有人承认那只公文包。

　　山姆的额头上出现了豆大的汗珠，他说：“该死，它什么时候爆炸？”

　　机长出来了。他非常镇静，不动声色。他瞧瞧公文包，注意地听听，通道那头有位男士站起来和他说话。“请坐下。”机长说。

　　突然有个人说：“炸弹！”

　　乘客们都站起来，向前舱和后舱乱跑。

　　纷乱中，我迅速告诉机长说：“我叫托尼，是私人侦探，我正带这位山姆到华盛顿去作证，假如他能够证明塔克兄弟帮在中西部的所作所为的话，就会消除一个犯罪集团。”

　　“我们可以把它丢出门外。”机长说。

　　“那机舱能保持正常的压力吗？”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装置，改变压力可能会引发炸弹爆炸。”

　　机长点点头，他抬高声音，大叫：“诸位请各归原座，假如我们能紧急降落……”他头一次表现出惊慌，“天哪，等一等。”他看看手表，“七点十九分。”自从滴答声开始，已过去几分钟。

　　“我们需要的是四千米的跑道。在新阿巴尼附近有一个小机场……”

　　他向驾驶舱冲去。几秒钟后，我们系上安全带，飞机准备紧急降落。

　　庞大的飞机俯冲着滑翔，发出很大的声响。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风向塔，两个小小的孤寂的棚子，三辆闪闪发亮的汽车等候在跑道边。

　　那三辆黑色汽车在等什么？

　　我觉得面部肌肉僵硬，傻兮兮地冲山姆笑着。他皱着眉看着我，同时抹抹额头的汗水。

　　我越过他的头，伸手取下那只公文包，他吃了一惊，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挟着公文包，来到驾驶舱。

　　副驾驶在驾驶飞机，机长看看我和公文包：“你疯了吗？”

　　“我差点成了傻子。”我说。

　　飞机正在滑落。

　　“马上飞离机场。”我说。

　　那位副驾驶不理我。

　　此刻，我做了推一能使他们听话的事，我举起手中的公文包，要把它砸在机舱壁上。

　　机长伸手要抓我，但没抓住。我打开公文包，里面有一只静悄悄的小钟，还有一只噪音很大的钟。小钟牵动大钟，七点十分开始作响。

　　就是那样，没有炸弹。

　　“他们知道你们的一贯作风，”我说，“他们估计你们不敢去动那枚定时炸弹，假如你们听见它在七点十分开始响的话，你们就会在这里降落，那三辆汽车在这荒凉的机场停着，是在等候山姆。”我说，“现在请你们通知下面机场的人，通知警察逮捕他们。”

　　山姆按照规定的时间抵达华盛顿，并且由于他的作证，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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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家徽 -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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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徽
　　** 余华 **

　　国有国徽,校有校徽,厂有厂徽,奇怪吗?我家竟有家徽。我们家的家徽是一条鱼,一条画在门板上的鱼。那条鱼画得很笨拙,线条零乱而粗糙,只能让人意会到是条鱼而已。

　　祖父在世时,膝下有父亲他们弟兄四个,个个都是身高马大的男子汉。民国初年,战乱频繁,家庭仗着几个男人下死力气,勉强维持温饱。 

　　一天夜半,父亲起来小解,发现一个人影蹿进了厨房,他便喊叫起来,同时马上守住门口。不一会儿,父亲弟兄几个都起来了,他们点着灯,拿着大木棒子和斧头,仔细地搜索着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厨房的旮旮旯旯都搜遍了,却没发现人。弟兄几个说父亲定是半夜眼花,父亲赌咒发誓说肯定有人,还在争辩时祖父来了,祖父让儿子们都去睡觉。等他们兄弟走了后,祖父走到水缸边,敲敲盖子,说:“你不用躲了,出来吧。”只见这时水缸里水淋淋地站起一个人来,这人一手擎着水缸木盖,浑身颤抖,面无人色,另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布袋大米哩。 

　　祖父望着窃贼,叹口气说:“算了,你走吧,要是让我的儿子们看见了,你今天非残废不可。 ” 

　　贼傻望着祖父,他不敢相信祖父就这样轻易地让他走,但祖父分明是平静地挥了挥手,贼便从水缸里爬出来,祖父又把那水淋淋的米袋子交给他说:“带上它吧,它可帮你家度几天日子。”贼要说什么,却眼眶红了,低着头,提着米袋子往外走,走到门口,“慢着,”祖父又叫住他,塞给他一串铜钱,“你拿这钱去做个小生意,再也不要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了。 ” 

　　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祖父磕了几个响头,便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祖父一开门,便在门环上发现了一条两斤多的鲜鱼,祖父先是感到奇怪,但马上他猜到是那贼送来的,那人大约是做了贩鱼的生意。 

　　自此以后,我家门环经常出现鲜鱼,家里便经常可以改善生活。父亲他们感到奇怪,祖父便舒缓地向父亲弟兄们讲起鱼的来历。 

　　大约吃了几十条鱼后,祖父感到不安,说人家是小本经营,别吃垮了人家。于是连着几天半夜守候着,一直熬了三个夜,终于让祖父遇见了那送鱼人,谁知不是那个贼,却是一个年轻渔人。这渔人是那贼的儿子,贼在临终前嘱咐他要坚持送鱼到我家来。祖父和父亲他们听得连连点头。为了不违亡人遗愿,祖父拿过一把刀子,让年轻人在我家门上刻一条鱼,并说从此不许他再送鱼,就用这条刻下的鱼替代好了。 

　　于是,我们家照祖父的意思,每次修屋或换门时,都保留这鱼的图案。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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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秋天 - 费尔南多.佩索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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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秋天
　　** 费尔南多.佩索阿 **

　　茫然的黄昏里，飘在辽阔天空中的一抹轻柔云彩，还有晚夏初秋时节一阵寒风苏醒，都宣布了秋天的来临。树木还没有脱落它们的绿色或它们的叶子，也还没有依稀愁绪以伴随我们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衰亡之感——这纯粹是因为，它反映着我们自己将来的衰亡。就像残留的能量逐渐衰竭，某一类蛰伏之物还在尝试着最后的蠢蠢欲动。呵，这些黄昏充满着如此痛苦的冷漠，秋天不是在世界里而是在我们内心中开始。

　　每一个秋天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最后的一个秋天，这一说也可用于刚刚过去的春天或夏天，但秋天最能自然地提醒我们意识到一切事物的结束，提醒我们意识到美好季节里如此容易忘却的事情。这还不是真正的秋天，空中还不见落叶的黄色或者天气的潮湿暗淡，而这种景象最终要留给冬天。但是，有一种愁思遥遥在望，一些类似的哀伤也在人们的感觉神经里整装上路，不论它多么模糊不清，人们感受着世间混杂的色彩，风中异样的音调，夜晚降临之时一片古老的宁静，夜晚缓缓潜入宇宙不可回避的当下。

　　是的，我们都会要逝去，万事万物都会要逝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一个穿戴着感受和手套的并且谈论着死亡或者地方政治的人留下来。同样的光辉落在圣人的脸上以及过客的绑腿带上，同样光辉的熄灭留下黑暗，残留下来的所有事实将是彻底的虚无，不论对于圣徒还是其他绑腿套的穿着者都是一样。在巨大的旋涡中，整个世界被动地卷入其中，如同枯叶的旋绕，女裁缝的活计与整个王国在价值上并无差异；给孩子们精心打扮，就如同给象征化了的国王授予王权。一切都没有意义，在隐形的门廊里，每一张打开的门都暴露着后面另一扇紧闭着的门，每一件单一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为我们而构成，都是我们内心理解结构中的宇宙，任何东西都在风的束缚之下舞蹈，而风搅动着一切但从无着落。它什么也不是，只是轻轻地混和着影子和尘土，甚至没有人声，只有狂风似泼似扫的呼啸。除了风平风息之时，这里甚至没有宁静。有些人像通过门廊的轻轻树叶卷入其中，因为自身的轻浮已经根基渐失，甩在重物圈的外面。另一些人只有近看才能将其区别，他们像尘土一样在旋涡中构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积层。还有另一些人，是小小的树干，拖入了旋涡、然后只是弃之于楼板的不同角落。某一天，当所有的知解结束了，后面的门将要打开，作为这一切的我们——无非是灵魂和星星的一片瓦砾而已——将被扫出房子，以便积留可以重新开始。

　　我脑袋痛得厉害，好像已经不是我的。我的大脑力图把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哄入睡眠。是的，秋天已经开始，以其同样冷峻的光芒触动着天空和我的心灵，给日落时分点点云彩的模糊轮廓镇上黄色的边沿。是的。这是秋天的开始，在这平静的一刻，也是对万事万物一种莫名而残缺的清晰理解正在开始。秋天，是的，秋天似乎总是这样：是各种行动中一种疲乏的预期，是各种梦境里一种幻灭的预期，我还能有什么可能的希望？在我的思考里，我已经走在门廊的落叶和尘土之中，无知无觉的眼眶里空无一物，我的脚步成了仅有的人类之声留在整洁的站台上，那一个有角的星星——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终于静静地熄灭。

　　秋天将带走一切，带走我一直思考或梦想的一切，带走我做过或者没有做过的一切，带走随意弃之楼面的废旧火柴，散落的包装纸片，伟大的帝王，所有的宗教和哲学，即这些在地狱里孩子们昏昏欲睡时玩的把戏。秋天将带走一切，所有的一切，就是说，将把我的灵魂从最崇高的志向带到我居住的普通房子，从我一度崇敬的上帝那里带到我的老板V先生面前。秋天将带走一切，将用它温和的漠然横扫一切。秋天将带走一切。

　　193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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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剩下的事情 - 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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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剩下的事情
　　** 刘亮程 **

　　他们都回去了，我一个留在野地上看守麦垛。得有一个月时间他们才能忙完村里的活，腾出手回来打麦子。野地离村子有大半天的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在一天内往返一次野地。这是大概两天的路程，你硬要一天走完，说不定你走到什么地方，天突然黑了，剩下的路可就不好走了。谁都不想走到最后，剩下一截子黑路。是不是？

　　紧张的麦收结束了。同样的劳动，又在其他什么地方重新开始，这我能想得出。我知道村庄周围有几块地。他们给我留下够吃一个月的面和米，留下不够炒两顿菜的小半瓶清油。给我安排活儿的人，临走时又追加了一句：别老闲着望天，看有没有剩下的活儿主动干干。

　　第二天，我在麦茬地走了一圈，发现好多活儿没有干完，麦子没割完，麦捆没有拉完。可是麦收结束了，人都回去了。

　　在麦地南边，扔着一大捆麦子。显然是拉麦捆的人故意漏装的。地西头则整齐地长着半垅麦子。即使割完的麦垅，也在最后剩下那么一两镰，不好看地长在那里。似乎人干到最后已没有一丝耐心和力气。

　　我能想到这个剩下半拢麦子的人，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地头的。在那个下午的斜阳里；没割倒的半拢麦子，一直望着扔下它们的那个人，走到麦地另一头，走进或蹲或站的一堆人里，再也认不出来。

　　麦地太大。从一头几乎望不到另一头。割麦的人一人把一城，不抬头地往前赶，一直割到天色渐晚，割到四周没有了镰声，抬起头，发现其他人早割完回去了，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场。他有点急了，弯下腰猛割几镰，又茫然地停住，地里没一个人。干没干完都没人管了。没人知道他没干完，也没人知道他干完了。验收这件事的人回去了。他一下泄了气，瘫坐在麦茬上，楞了会儿神：球，不干了。

　　我或许能查出这个活儿没干完的人。

　　我已经知道他是谁。

　　但我不能把他喊回来，把剩下的麦子割完。这件事已经结束，更紧迫的劳动在别处开始。剩下的事情不再重要。

　　以后几天，我干着许多人干剩下的事情。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麦地里转来转去。我想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之后，都会有一个收尾的人，他远远地跟在人们后头，干着他们自以为干完的事情。许多事情都一样，开始干的人很多，到了最后，便成了某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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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一条老狗 -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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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条老狗
　　** 季羡林 **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在过去七十年的漫长的时间内，不 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背景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的篱笆门前，后面是绿苇丛生的大坑，透过苇丛的疏稀处，闪亮出一片水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论用多么夸大的词句，也决不能说这一条老狗是逗人喜爱的。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红，灰暗，上面沾满了碎草和泥土，在乡村群狗当中，无论如何也显不出一点特异之处，既不凶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儿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

　　因此，话必须从七十年前说起。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能够进入清华园，是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从济南家中打来的电报，只是四个字：“母病速归。”我仿佛是劈头挨了一棒，脑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买好了车票。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官庄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17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我上一辈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到了济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柔肠寸断，痛哭决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万古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唯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在整整十四年中，我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住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车走在上面，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叔父和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只好先回济南了。过了没有多久，父亲终于走了。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专为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道人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十一二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需离开她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决不会放我走的。可是她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她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季赵氏”。到了今天，父亲一走，她怎样活下去呢？她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决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

　　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而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饮泣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to be or not to be，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箴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则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 ，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幅挽联：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对仗谈不上，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

　　叔父婶母看着苗头不对,怕真出现什么问题，派马家二舅陪我还乡奔丧。到了家里,母亲已经成殓,棺材就停放在屋子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棺材板,我竟不能再见母亲一面,我与她竟是人天悬隔矣。我此时如万箭钻心,痛苦难忍,想一头撞死在母亲棺材上,被别人死力拽住,昏迷了半天,才醒转过来。抬头看屋中的情况，真正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只破椅子和一只破箱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这八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我又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了一场。

　　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终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

　　走近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确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它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它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它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睡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决不会改变的。

　　正在这时候，在黑暗中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哩！”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

　　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喜子呀！娘想你啊！”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糊里糊涂地如醉似地疾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黢黢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

　　我人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她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她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他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三千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啊！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玄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她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  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它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

　　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七十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它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它决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它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它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

　　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九十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2001年5月2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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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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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 刘瑜 **

　　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之外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里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

　　“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份。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而且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份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表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回顾20世纪最大的悲剧，无一不是“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揪出“敌人”并施以“强力”迫害的情境。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在那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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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糕点店的盗窃案
　　** 伊塔洛.卡尔维诺 **

　　德里托来到预先约定的地点时，杰苏班比诺和沃拉已经在这里等他好半天了。夜色深沉，万籁俱寂，静得在街上都能听见沿街居民家里的钟摆声。今夜他们要在两个地方行窃，所以行动要迅速，以免天亮的时候被人发现。“我们走吧！”德里托说。“上哪里？”另外两人问道。“走吧！”德里托这个人对于他想要行窃的目标从来守口如瓶。像干涸的河流一样空荡荡的大街上，他们三人在清冷的月光下快步向前走去。德里托走在最前面。他的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孔微微翕动，仿佛在嗅着什么。

　　杰苏班比诺身材矮壮，人们称他为杰苏班比诺，大概因为他的脑袋和新生婴儿的脑袋差不多大，头发剪得很短，漂亮的脸孔上蓄着乌黑的小胡子。他浑身的肌肉舒张自如，活动起来像猫一样轻捷、柔韧。要论攀登高处或蜷曲身子的本事，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每当德里托带他出去，肯定是要派他用场的。

　　“德里托，你说这回油水大吗？”杰苏班比诺问道。

　　“如果干的话……”德里托心不在焉地回答。

　　他们在街上拐弯抹角，只有德里托一人清楚要去什么地方。不一会，德里托带他们拐进了一座院子。他们立刻明白了，在商店的后屋要有事情做了。沃拉赶忙走到他们的前面，因为他极不愿意被派去望风。沃拉就是望风的命，他的梦想是像同伙一样，能进到屋里捞一把，把口袋塞得满满的。可是每次行动，总是轮到他站在寒冷的大街上望风，时时冒着被夜间巡逻警察捉住的危险，经常冻得浑身抖颤，牙关磕打，手脚还得不时地活动，以防冻僵，嘴里叼支香烟，装装样子，也借此壮壮胆。沃拉是西西里岛人，瘦高的个子，经常哭丧着脸，总带着一种黑白混血人特有的忧伤表情，手腕裸露在袖口的外边。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每当要偷东西时，他全身穿戴都很讲究，帽子、领带和风雨衣穿着得整整齐齐。一旦出现情况要逃跑，他就用双手提起风雨衣的左右下摆，仿佛是要张开双翼飞腾似的。

　　“沃拉，望风去！”德里托翕动着鼻孔吩咐道。

　　沃拉悻悻地离开了。他心里明白，如果他不服从，德里托会继续翕动鼻孔，而且越来越快。一旦动作中止，德里托的手枪就会对准他的脑袋开火。

　　“喏！”德里托招呼杰苏班比诺。杰苏班比诺顺着德里托的目光看见了一扇离地较高的窗户。窗户的玻璃早已被打坏，上边只糊着一张硬纸板。

　　“你爬上去，跳进屋里，然后给我打开门。”德里托命令杰苏班比诺，“注意千万不要开灯，不然外边会发现的。”

　　杰苏班比诺非常敏捷地攀登了上去，宛如猴子爬光滑的墙壁一样利落，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把纸板捅破，把脑袋探了进去，这时他嗅到一股气味，他使劲吸了几口气，顿时一种糕点的特殊甜香钻进了他的鼻孔。此时此刻，他体验到一种极端的冲动，这比他每回渴求尽快、尽多获得赃物的欲望还要强烈得多。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抓心挠肝的急切感。

　　“这里面一定有甜点心。”他心里这样想。

　　他已经有许多年，或许从战争爆发以前，就没有尝到这些应当吃到的美味点心了，这一回若不尝到甜点心，他肯定是不会罢休的，他跳进屋里，里面漆黑一团，他一脚踩上了一部电话机，一把扫帚插进裤筒里，然后又倒在地上。甜食的味道愈来愈浓，但他仍然弄不清楚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

　　“这里的糕点一定特别多。”杰苏班比诺心里想。

　　他伸出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去给德里托开门。突然，他的手缩了回来，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他觉得手指触摸到一个又柔软又黏糊的东西，很像是个海生动物。他的手停顿在半空中，手上滑溜溜又湿乎乎的，就像碰到麻风病人糜烂的肉体，滑腻得令人心里发麻。他觉得手指间好像还夹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像是瘤子，可能还是毒瘤。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眼前依然是沉沉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尽管两眼一片黑，鼻子却能闻得到气味。他终于明白，他碰到的并不是什么动物，而是甜美的蛋糕，手上沾的是奶油，指间夹住的是一只蜜饯樱桃！

　　他赶紧伸出舌头去舔自己的手，另一只手继续向四周摸索。触到一个结实而又柔软的东西，表面有薄薄的一层细颗粒。啁！这是油炸煎饼！他一面不停地摸索，一面把煎饼整个塞进嘴里。“嘿！”他不禁惊奇得叫出了声，因为发现饼里面还有果酱。这地方太棒了，无论把手伸到哪里，都会摸到各式各样的糕点。

　　杰苏班比诺忽然听见离他很近的地方，传来一阵叩门声，这是德里托在外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杰苏班比诺赶紧蹑手蹑脚地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走去。他的手先是碰到蛋白夹心饼，随后又伸到杏仁甜食里。门打开了，德里托用袖珍手电筒照了一下他那胡子上还沾着奶油的脸。

　　“这里全是点心。”杰苏班比诺赶忙说道，生怕别人不知道。

　　“现在不是谈点心的时候，”德里托绕到他的身后冷冷地说，“没时间废话！”

　　凭借手电筒的一缕光柱，他们在半明半暗中向前走去。无论电筒照到什么地方，眼前出现的都是一排排的货架，架子上摆着一排排的托盘，上面放着各种形状、五颜六色的点心。有奶油蛋糕，那厚厚的奶油的光泽宛若点燃的蜡烛流淌下来的白蜡，还有一组组排列整齐的大面包和堆成一座座古堡似的果仁饼。

　　杰苏班比诺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惊恐的感觉：他害怕来不及饱餐一顿，在未品尝所有品种的糕点之前就不得不逃走，惟恐他眼下享有的幸福在他的生活中仅仅持续短暂的瞬间。他看到的糕点越多，他的这种惊恐感就愈加强烈。随着手电筒的移动而展现的新的储藏间和新的糕点仿佛都横挡在他的面前，使他寸步难移。

　　他急不可耐地扑向货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每次都硬往嘴里塞进两三块点心，也根本顾不得品尝什么滋味了，似乎这些糕点是穷凶极恶的顽敌，是离奇古怪的妖魔，把他团团包围了，他正同它们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厮杀，他必须借助下巴颏去奋力突破这个由各色糕点组成的包围圈。半切开的面包张开黄色的大嘴和无数只小眼睛，向他扑过来，奇形怪状的圆面包像食肉植物的花朵一样开放着。此时此刻，杰苏班比诺竟恍然觉得自己被点心吞噬了。

　　“保险柜，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保险柜！”德里托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说。

　　德里托一边往前走，一边顺手牵羊地时而拿一块多味点心，时而又把一只蛋糕上的樱桃塞进嘴里，然后又啃几口奶油蛋糕。他的动作异常麻利，尽量不耽误他的主要任务。他关闭了电筒。

　　“外面很容易发现我们。”他说。

　　他们走进糕点店的售货厅，那里摆着玻璃柜台和大理石的桌子。路边的街灯映得屋里明晃晃的，因为商店的保险铁门是网状的，只要用手在眼睛上面稍微遮住一点光亮，便可以看见外边的房子和树木。

　　“现在该撬保险柜了。”“你这么拿着。”德里托把手电筒交给杰苏班比诺，要他把电筒朝下拿着，以免外面看到光亮。

　　德里托全神贯注地用铁棍撬着锁，杰苏班比诺乘机捞起一大块葡萄干糕饼，马上像吃面包似的大口咬了起来。但他很快就腻烦了，随手就把刚吃了一半的糕饼扔在桌子上。

　　“把电筒举高点！你这蠢猪干什么呢！”德里托咬牙切齿地斥责杰苏班比诺。虽说这种行当声名狼藉，但德里托喜欢有条不紊地去干，从来不马马虎虎。可这一回连他自己也禁不住欲望的诱惑，便往嘴里塞了两块饼干。一块是萨沃依饼干，一块是巧克力饼干，但始终不停下手里的活计。

　　杰苏班比诺用一块块果仁饼干和托盘上的垫布搭成一个灯罩，把两只手腾了出来。他看到一些蛋糕上用奶油写着“庆贺命名日”的字样。他环顾四周，琢磨着如何下手，他先用手指头在每个蛋糕上抠一点巧克力奶油，然后把手指舔干净，未了，他想出一个好主意，几乎把脸孔埋进蛋糕里去，开始从蛋糕的中心逐个地咬上一口。

　　他陷入了狂热的境界，简直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竟然找不出把所有的蛋糕都尽情享用一番的办法。现在，他索性趴在桌子上，把许多蛋糕压在身子底下。他真恨不得扒光衣服，赤条条地躺倒在蛋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再在上面翻几个筋头，永远也不离开。可惜，再过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他或许今后一辈子再也不会和糕点有缘分了，只能像小时候那样把鼻子紧紧贴在点心店橱窗玻璃上，可怜巴巴地望着蛋糕。如果在这里至少能待上三四个小时，那该有多美呀！

　　“德里托，”他问道，“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再离开不行吗？难道会有人发现我们？”

　　“别冒傻气啦！”德里托已经撬开保险柜，正在一堆钞票中翻找什么，“在巡警到来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恰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敲玻璃的声音。月光下，只见沃拉把手伸进金属拉门的网眼里直接敲打着玻璃。店堂里的两个人立即惊恐地跳了起来。沃拉赶忙打手势要他们不要惊慌，并用手比划着，表示想和杰苏班比诺调换一下。屋里的两个人向他挥舞拳头，示意叫他赶快离开商店门前，如果他不是发疯的话。

　　德里托此时发现保险柜里只有几千里拉，不由骂了起来，又向并未给他帮上忙的杰苏班比诺发了一通火。杰苏班比诺似乎已无法控制自己了，他用嘴咬着果馅奶酪卷，一个一个地摘着蛋糕上的甜葡萄吃，用舌头舔着糖浆，葡萄汁弄脏了衣服，还溅到柜台的玻璃板上。他对甜点心已经感到有点腻烦了，胃里的酸水开始往上翻腾，而且伴随着要呕吐的感觉。他恍惚觉得，那些油炸煎饼化成了海绵块，鸡蛋饼变成了灭绳纸。他眼前展现的全是一具具糕点做就的尸体，在殓尸布上腐烂着，或是在他的胃里溶化成混浊的浆糊。但他还是不甘心也无法就此罢休。

　　德里托怀着一腔被人愚弄的怒火，又转身去撬另一只柜子。此时他顾不上自己饥肠辘辘，面前的糕点对他已失去了任何诱惑力。沃拉从商店的后屋走进来，嘴里骂骂咧咧，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西西里土话。

　　“有巡警？！”其他两人吓得面如土色。

　　“我们换换，该换人了！”沃拉仍用土话嘟囔着，不断地发出“哼、哼”的声音，来表示他对不公平待遇的愤慨：他们两个在屋里饱餐一顿，而让他一个人在严寒中挨饿。

　　“快走！望风去！”杰苏班比诺生气地吼道。他自己吃饱了，这使他变得更自私、更刻薄。他惟恐这种甜美的享受被人搅扰。因此他对沃拉的要求感到非常恼火。

　　德里托心中明白，给沃拉调换一下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也知道，杰苏班比诺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而没有人在外望风，这里就一分钟也不能再待下去。因此，他掏出手枪，对准了沃拉。

　　“赶快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去，沃拉！”他命令道。

　　沃拉眼看希望落了空，满心沮丧，刚要转身离开，但转念一想，何不趁机拿些糕点再走呢。于是，他双手抓了好几块松子杏仁饼。

　　“笨蛋！如果你手里拿着糕饼被他们抓住，那你怎么解释呢！”德里托厉声斥责他，“给我全都放下，赶快滚！”

　　沃拉委屈地哭了。杰苏班比诺此刻心里起了厌恶他的感觉，顺手抄起一盒祝贺生日的蛋糕向沃拉掷去。沃拉本来完全来得及闪开，可他非但不愿躲避，反而乘势把脸往前凑去，让整个蛋糕都糊在自己的脸孔、面颊、头发、领带上。他快活得笑了，转身跑了出去，忙用舌头舔着粘在嘴巴四周的蛋糕，舌尖一直舔到鼻子和颧骨。

　　德里托终于撬开了贵重的柜子，开始往口袋里装钞票：他的手指沾上了果酱，黏黏糊糊，他气得直骂娘。

　　“快点，我们该走了。”他对杰苏班比诺说道。

　　可是，杰苏班比诺并不想把这大好时机轻易地放过去，因为这一顿美餐足够他日后向其他同伙和玛丽·托斯卡娜炫耀许多年的。玛丽·托斯卡娜是杰苏班比诺的女友。她的腿颀长而光滑，身材和脸庞却有些像马似的。杰苏班比诺喜欢她，因为他随时可以像一只大猫似的蜷曲地趴在她的柔软的肉体上。

　　沃拉又进来了。他的第二次出现打断了杰苏班比诺的遐想。德里托掏出了手枪，沃拉见状赶紧报告说：“巡……巡警来了！”说完撒腿就往外跑，双手还紧紧提着风雨衣的下摆。德里托捡了最后几叠钞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杰苏班比诺落在了后面。

　　杰苏班比诺还在想着他的玛丽，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应当带些糕点给她吃，因为他从未送过她什么礼物，而当她知道他在糕点店饱餐一顿却空手而归时，会大发雷霆的。他又踅了回去，偷了一些用糖、蜜饯和巧克力制成的蛋糕，塞在衬衣里面，紧贴着前胸，但他马上意识到这蛋糕太软了，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些比较硬的糕点，揣在怀里。蓦地，他瞥见商店玻璃窗上有警察的影子晃动。警察发现有人正往胡同口奔逃，其中一名警察朝着那个方向开了一枪。

　　杰苏班比诺急忙藏身在椅子后面。警察们没有击中目标，显得很失望，他们往路旁的商店里张望。突然，他们发现这个店铺的门是敞开的，便都走了进来。顷刻间，店里挤满了荷枪实弹的巡警。杰苏班比诺猫着腰蹲着，怀里蛋糕上的蜜饯水果挤了出来，为了不让它掉下来发出响声，他赶忙把香椽果和甜梨吞进肚里。

　　巡警们察看着被窃现场和货架上横七竖八的糕点，下意识地不时用手捏起几块散落的点心放进嘴里。他们的动作格外小心，怕搞乱了破案线索。几分钟过后，这些本该缉拿罪犯的警察，便都无所顾忌地狼吞虎咽起来。

　　杰苏班比诺也趁机大口大口咀嚼着，但警察们比他吃得还起劲，也就盖过了他的咀嚼声。杰苏班比诺感到前胸和衬衣之间有种黏稠的液体在流动，他又产生了要呕吐的感觉。怀里的蜜饯汁把他搞得惊慌失措，所以过了好一阵他才发现通往门口的路是畅通无阻的。至于那帮警察嘛，事后自然可以编造说，他们看见一只花脸猴子，因迷路跑到店里来了，弄坏了盘子和蛋糕。当警察们终于清醒过来，从包围他们的各色糕点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杰苏班比诺早已无影无踪了。

　　杰苏班比诺找到了玛丽。当他解开衬衣时，胸前的蛋糕已变成一种新奇的什锦糕饼。他们在一起一直待到天亮，他们躺在床上，一点一点舔着，一块一块地吃着，把奶油舔得一干二净，把蛋糕吃得一点渣子也没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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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感的进化
　　** 毕淑敏 **

　　女友是经济学家，一天拉拉杂杂地聊天，不知怎的扯到性感上来了。她问，依你看，在表述对异性性感方面的要求上，男人和女人谁更赤裸裸？

　　我一时没听明白，说从哪些方面看呢？女友说，就从征婚广告上看吧。这是现代人对性感要求的最好标本。

　　我说，那可能是男性。你没看到满世界花红柳绿的刊物封面，都是美女当家，基本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欲望。

　　女友说，错了。我看女性在要求男性性感方面，一点也不含蓄。比如征婚广告，女性全都很明确地标出要求男性的身高。身高这个东西，就是性感标志。在畜牧和农耕社会之时，包括前工业社会，一个男人的身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追赶猎物捕获敌方包括应对情敌，身高都是举足轻重的砝码。一个女人，找到一个高大的男人，自己和后代的生存与安全就有了比较稳固的保障。相比之下，男人还要克制一些，甚至可以说明智一些。他们在征婚广告上并没有写出要求女性的三围是多少，更多是提出希望所征女性贤淑温柔。这是后天的品德而不是先天所赐。当然你可以说贤淑也是性感，如果说性感也分档次的话，我看这是较高层次的性感指标。

　　我笑起来说，那按你的这套逻辑，其实要求男子的身高是一种过了时的性感。

　　女友正色道，是啊。就是在原始社会，身高也不一定能保证必定胜出，矮个子只要智谋超群，也一样能遗传自己的基因，这也就是矮个子至今连绵不绝的原因。女人把持着身高这一点不放，是思维上的懒惰，把事物简单化了。简单的现代化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把财富当成了性感。我大笑，说这也太有趣了，身高当性感还可接受，至于钱和性感，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朋友说，毕淑敏你太迂。我说的不是幸福，是性感。性感是个中性的词汇，你不能说它是好或是不好，也不能说它一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一些不愿或是不喜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人，总是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写个普及版。如今，不单有钱是性感，有权有势也都成了性感标志。你看腐化堕落的高官，几乎都有所谓的“红颜知己”，其实不过是吞食了诱饵的异性猎物。以为男子有权有势有身高有祖业……就是性感，以为跟随他自己的一生就有了保障，实在大谬。性感并不是生殖感，所以它不仅仅和性激素有关，更是和一个人对自己的性别的把握和修养有关。拿男子来说，想远古时期，必是跑得快跳得高能用石斧砍虎狼的头领才是性感。到了后来，像诸葛亮这样摇着鹅毛扇但很有计谋的人，也要算作性感。远古对待女人，一定是能多多生育的母亲才叫性感。但到了自杀的虞姬那会儿，除了美貌，刚烈忠贞也算性感了。这样看来，性感也是社会进步的指标之一。据说，最近某地评选最性感的男人，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先生当选，这位老先生秃顶结巴，实在有违当下美男的标准。可见性感在不断进步。

　　性感在女性，不是扭腰送胯飞媚眼，也不是丰乳肥臀嗲音调，而是一种将女性的外在和内在之美融合为一体，不单要男性觉得这是异性独到的巧夺天工，更要让女性也觉得这是本性姹紫嫣红的骄傲。性感在男性，不是虎背熊腰蛮气力，也不是高官厚爵金满地，而是将男性的外在和内在之美也融合得天衣无缝，不单让女性觉得这是异性独到的万千气象，更要让男性也觉得这是自己奋斗和仰望的范本。

　　我说，听你这样一讲，我等便都是一点都不性感的凡人了。朋友说，你以为性感像如今绿化的美国冷草坪一样遍地都是吗？性感其实是一种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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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母难月 - 吴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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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难月
　　** 吴念真 **

　　爸爸十六岁那年从嘉义跑到九份附近的矿区工作。十六岁还不能进矿坑，所以他在炼金工厂当小工。

　　他发现工厂里有一个年长的女工几乎每天以泪洗面，于是善意地问人家出了什么事，那妇人说她儿子在山上工作时中暑死了，十六岁，跟他一样大。

　　爸爸说：“你不要伤心了，不然……我给你当儿子。”

　　从此爸爸进了人家家门，当了别人的儿子。

　　爸爸二十一岁那年成了正式的矿工，人家从贡寮山上找来一个孤女当养女，再以招赘的方式让她和爸爸结婚以延续这一家的香火。

　　这个孤女，也就是后来的我妈，当时才十五岁。她十六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就夭折了。

　　多年之后，姑妈跟我说，那时候我妈经常会有一些怪异的举止，比如半夜跑到外面哭，或者走着走着忽然像被什么召唤一般，停下脚步跪拜四方。

　　十七岁她生下我，同样不好带。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到最后“随时眼睛翻白，四肢抽搐”，妈妈曾经说那时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会跟着走。

　　接下来就有点像乡野传奇了。据说就在我气若游丝的当下，村子里来了一个应邀出诊的中医，看完该看的病人准备回去时在山路上被邻居拦了下来，要他做做好事来看我。

　　据说他在望闻问切之后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开了一帖包括三种青草外加长在黄泥巴里的蚯蚓七条的奇怪药方，说如果在当天酉时之前药材可以备妥，并且让我服下，就会有救，否则这孩子“人家会收回去”。

　　采药的过程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传奇，总之酉时之前这帖药真的就灌进了我的喉咙。

　　根据我妈的描述是：“就在午夜时分，你忽然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又黑又臭的大便……我跟你爸抱着你洗澡的时候，发现你的手竟然会拉着我的手指，然后睁开了眼睛。你爸爸跟我说，孩子，人家要还给我们了！洗完澡，发现你好像在找奶吃，当我把奶头塞进你的嘴巴，感觉你很饿、很有力地吸起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妈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公，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当年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抱着我跪在床头哭着跟众神许愿，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而当天果真就出现了那个“神医”。

　　第二件事，是婚礼那天我们得替她搭个台子并且请来乐队，因为她要上台唱歌。她说这是她的另一个心愿。我初中毕业离家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她在路上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她说我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么波折，总有一天我都会念到大学。

　　妈妈说，那天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我出生的月份，或许是这样的缘故吧，二十七年前妈妈穿着一辈子没穿过几次的旗袍和高跟鞋，坚持跪拜一百下以至最后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以及在简单的舞台上，以颤抖的声音唱着《旧皮箱的流浪儿》的神情，再度鲜明地浮现眼前。

　　妈妈五年前骨癌过世。

　　生养我们五个（如果连夭折的那个也算的话，就是六个）小孩的过程，其忧烦与苦难远远多于欣喜与安慰。

　　我曾想过，妈妈会得骨癌，到了末期全身的骨头甚至一碰即碎，是不是就因为这辈子的身、心都一直承担着过量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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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粥的贫穷美学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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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粥的贫穷美学
　　** 梁文道 **

　　看来中国真是富得要流油了，起码在上海淮海中路这一段。那天我在上海开了一整日的会，到了午饭时间，原以为只不过是顿简便的工作午餐，迅速吃完好继续下午的活，没想到这餐午饭竟然有鱼翅捞饭！而且当地伙伴们谈论这道菜时面无表情，就和说起一碟蛋炒饭似的，稀松平常。后来几天我在街上逛，果然发现很多餐馆都把鱼翅捞饭当作招徕，写在临街的宣传板上，似乎它是种人人爱吃又人人吃得起的日常小点。

　　至于那道鱼翅捞饭，翅是一碗又浓又红的汤汁浮沉几根翅针，饭是一碗又硬又干的满满米粒，吃法则是把饭倒进翅汤搅拌，然后一羹羹捞吃。由于我不吃鱼翅，于是只用米饭伴汤尝一两口。也就两口，第三口就实在咽不下去了。看那米块泡在咸得惊人的红汁，我就想起了粥，我真想叫一碗白粥。

　　自古以来，粥都是穷人吃的，因为它的弹性够大，反正是把米粒煮成液态，在米水与米浆之间，可稠可稀可吃可喝，有钱的时候“吃”稠的，困苦日子当然就是“喝”一碗稀粥了。传统上要是遇上了灾荒，官府和民间的大善人就要“施粥赈灾”，用这种最节省粮食的方法去喂饱灾民。就算平常日子，也有一些团体会开办“粥场”或“粥局”，好帮助最穷苦的百姓。范仲淹贵为一代名相，也曾对老友欧阳修自述少年时代“人所不能堪”的贫贱时光。他的说法很隐晦，但到底是如何“不堪”呢？原来就是每天以稀粥咸菜度日。

　　读古人书，常常见到这类穷得要躲起来喝粥，但又难以向人启齿的描述，可见粥真是一种贫穷食品。不过，又因为粥的贫穷形象，反而引来了另一批文人的追捧，造就了另一种品味，最出名的例子莫过于苏东坡和南宋大食家林洪了。如果说苏东坡是因为贬谪流放的生活，吃不上肉才不得不阿Q地写诗歌颂粥的话，那么林洪就是打从心底地推崇粥了。

　　林洪喜欢粥的什么呢？一个字，清。在他标榜真味的食经《山家清洪》，虽然只录了“豆粥”、“梅粥”和“真君粥”等五种粥品，不比其他鱼竹果蔬的菜谱多；但是他屡次称赞粥“此味清切”，甚至还说它“山居岂可无？”似乎没有粥就做不成山中隐士了。直到今日，中国各地虽有不同制法的粥，但品粥的最高标准依然是“清”。

　　什么叫做“清”呢？这其实是中国饮食美学的一个复杂概念。首先它讲究食物原味，不加修饰。例如粥，只是用水煮米这么简单，重点就在米香而已。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广东人受丝苗米油分不够的限制，老爱在泡米的时候加油，就太过不“清”了。其次，“清”是简单的烹调加朴素的材料，并且一定是素食，所以从来没有肉食能用“清”这个字去形容，至于鱼翅鲍鱼就更是“清”的反面教材了。

　　除此之外，中国人谈食物的“清”更喜欢联系起道德理想。因为孔子赞美过他的弟子颜回甘贫乐道，所以后人也都觉得正人君子只要人格高尚，再穷都不是问题。于是本来很贫穷的食材和煮食方法反而成了一个人不图享受的标志了。为示清高，有些人甚至喜欢标榜自己只爱吃粥，而且在一碗粥尝出了天下至味，大鱼大肉皆有不及。所以饮食的“清”又总是让人联想起高僧隐士一类的世外高人，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可以轻易领会的至高境界。

　　用现代艺术的术语来说，“清”就像“极简主义”（min-imalism），强调最简单的方法，追求最原始的美。但是由于“极简主义”的作品也会用上大理石等贵重原料，所以“清”更接近“贫穷艺术”（Poor Art），彻底朴素，自甘贫贱。而粥的美，就是这种贫穷之美了。

　　要是二十年前对中国人讲这番道理，那一定是开玩笑；但是在鱼翅捞饭捞得莫名其妙的今天，我想一碗白粥的清应该要有人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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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南北的点心 -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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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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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北的点心
　　** 周作人 **

　　中国地大物博，风俗与土产随地各有不同，因为一直缺少人纪录，有许多值得也是应该知道的事物，我们至今不能知道清楚，特别是关于衣食住的事项。我这里只就点心这个题目，依据浅陋所知，来说几句话，希望抛砖引玉，有旅行既广，游历又多的同志们，从各方面来报道出来，对于爱乡爱国的教育，或者也不无小补吧。

　　我是浙江东部人，可是在北京住了将近四十年，因此南腔北调，对于南北情形都知道一点，却没有深厚的了解。据我的观察来说，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若是回过来走到东安市场，往五芳斋去叫了来吃，尽管是同样名称，做法便大不一样，别说蟹黄包干，鸡肉馄饨，就是一碗三鲜汤面，也是精细鲜美的。可是有一层，这决不可能吃饱当饭，一则因为价钱比较贵，二则昔时无此习惯。

　　抗战以后上海也有阳春面，可以当饭了，但那是新时代的产物，在老辈看来，是不大可以为训的。我母亲如果在世，已有一百岁了，她生前便是绝对不承认点心可以当饭的，有时生点小毛病，不喜吃大米饭，随叫家里做点馄饨或面来充饥，即使一天里仍然吃过三回，她却总说今天胃口不开，因为吃不下饭去，因此可以证明那馄饨和面都不能算是饭。这种论断，虽然有点儿近于武断，但也可以说是有客观的佐证，因为南方的点心是闲食，做法也是趋于精细鲜美，不取茁实一路的。上文五芳斋固然是很好的例子，我还可以再举出南方做烙饼的方法来，更为具体，也有意思。

　　我们故乡是在钱塘江的东岸，那里不常吃面食，可是有烙饼这物事。这里要注意的，是烙不读作者字音，乃是“洛”字入声，又名为山东饼，这证明原来是模仿大饼而作的，但是烙法却大不相同了，乡间卖馄饨面和馒头都分别有专门的店铺，唯独这烙饼只有摊，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这要等待哪里有社戏，才有几个摆在戏台附近，供看戏的人买吃，价格是每个制钱三文，油条价二文，葱酱和饼只要一文罢了。做法是先将原本两折的油条扯开，改作三折，在熬盘上烤焦，同时在预先做好的直径约二寸，厚约一分的圆饼上，满搽红酱和辣酱，撤上葱花，卷在油条外面，再烤一下，就做成了。它的特色是油条加葱酱烤过，香辣好吃，那所谓饼只是包裹油条的东西，乃是客而非主，拿来与北方原来的大饼相比，厚大如茶盘，卷上黄酱与大葱，大嚼一张，可供一饱，这里便显出很大的不同来了。

　　上边所说的点心偏于面食一方面，这在北方本来不算是闲食吧。此外还有一类干点心，北京称为悸悸，这才当作闲食，大概与南方并无什么差别。但是这里也有一点不同，据我的考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 我们这里且来作一点烦琐的考证，可以多少明白这时代的先后。查清顾张思的《土风录》卷六，“点心”条下云：小食曰点心，见《吴曾漫录》。唐郑傪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谓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俄而女仆请备夫人点心，傪诟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由此可知点心古时即是晨馔。同书又引周辉《北辕录》云：“洗漱冠柿毕，点心已至。”后文说明点心中馒头馄饨包子等，可知说的是水点心，在唐朝已有此名了。茶食一名，据《土风录》云：“干点心曰茶食，见宇文懋《昭金志》：‘婿先期拜门，以酒撰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又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北辕录》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茶食是喝茶时所吃的，与小食不同，大软脂，大抵有如蜜麻花，蜜糕则明系蜜饯之类了。从文献上看来，点心与茶食两者原有区别，性质也就不同，但是后来早已混同了。本文中也就混用，那招牌上的话也只是利用现代文句，茶食与细点作同意语看，用不着再分析了。

　　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随便在饽饽铺买点东西吃，觉得不大满意，曾经埋怨过这个古都市，积聚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怎么没有做出些好吃的点心来。老实说，北京的大八件小八件，尽管名称不同，吃起来不免单调，正和五芳斋的前例一样，东安市场内的稻香春所做的南式茶食，并不齐备，但比起来也显得花样要多些了。过去时代，皇帝向在京里，他的享受当然是很豪华的，却也并不曾创造出什么来，北海公园内旧有“仿膳”，是前清御膳房的做法，所做小点心，看来也是平常，只是做得小巧一点而已。南方茶食中有些东西，是小时候熟悉的，在北京都没有，也就感觉不满足，例如糖类的酥糖、麻片糖、寸金糖，片类的云片糕、椒桃片、松仁片，软糕类的松子糕、枣子糕、蜜仁糕、桔红糕等。此外有缠类，如松仁缠、核桃缠，乃是在于果上包糖，算是上品茶食，其实倒并不怎么好吃。南北点心粗细不同，我早已注意到了，但这是怎么一个系统，为什么有这差异?那我也没有法子去查考，因为孤陋寡闻，而且关于点心的文献，实在也不知道有什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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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初一的饺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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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一的饺
　　** 梁文道 **

　　过农历新年其实是一整套的仪式，这个仪式当然包括了回家吃饭，而且饭菜的菜单是有讲究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都是仪式的一部分。传统就在家家户户这新年饭桌上延续演变。

　　我虽然是广东人，但小时候家里掌勺的却是祖籍河北的外婆，所以我从小就在北方口味底下成长。听外婆说，初一要吃饺子，初二要吃面，初三吃的则是“盒子”（一种馅饼）。这是规矩，内容和顺序不可轻易更动，哪一年没这么吃，哪一年就好像没过好春节，全年不吉祥。

　　中国人的年菜要有意头，团圆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意头，我们家大年初一包的饺子自是团圆的意思。这个团圆，不只是饺子的形状所象征的意义，而且是制作的过程。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应该全家一起围着桌子，从搓面、擀皮到包馅，一起说说笑笑地分工合作。平日大家各有各的事，这天大家同聚，透过这个仪式和吃进嘴里的饺子，提醒我们原是一家人。农历新年，是所有家庭重申家庭真义的日子。

　　跟很多人一样，我们家在现代中国史的战乱苦难中流离迁徙，从华北到澳门，从澳门到台湾，再四散至美国和香港，最后又聚回香港。除夕夜里，不论饺子是谁包的，最后下锅的一定是外婆。大部分家庭的厨房都是女人每天工作的地方，直到新年都不例外。如果食物是一个家，一个社群乃至整个传统的载体的话，负责把关这记忆传承的，一定就是女性了。

　　我的外婆把她家乡的记忆带到了现代的香港，但这份记忆脱离了它原生的社群土壤，早就是无根的碎片了。我只知道初一的饺子在我们家的地位，但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它还有什么意义。直到几年前，我头一回去外公外婆的河北老家过年。

　　那是个并不富裕的农村，位置在北京和天津之间。那年春节特别冷，白杨树上都结了树挂，可见来年一定有好收成。在这岁晚寒冬的日子，小孩不上学，大人也早就歇田了。整个同姓的村子里，亲戚邻居每天无事，往来串门嗑瓜子喝茶，打几桌麻将；好动的就在外头放鞭炮，弄得满地尽是炮仗剩下的红纸碎。好一番过年气象。

　　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天下午村里的小学教室临时充作祠堂，黑板上悬下一大幅族谱，村子里的男人都来膜拜祭祖。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族谱里只有男丁，没有女子，生下来的女孩固然不记名，外头嫁进来的也只有“石氏”、“刘氏”等没有名字的无尾孤姓。女人在传统农村有多高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除夕夜里，村子里开始总动员，男男女女都在包饺子，预备一过午夜吃头年里第一顿饺子。原来这就是我家初一饺子的根。尽管经过“文革”那些年的摧残，村里人还是记住且复活了传统，初一的饺子是在十二点刚过、四处鞭炮声中，同族同房一大伙人热腾腾地站着一起吃的，温热地抗拒外面的寒风冰雪。可是经历了这许多年，如今我们家的饺子却是在初一中午才开始吃的，传统随时空变迁有了新版本。

　　印象最深的，是这顿开年水饺原来一定得让男人下锅来煮。平常不大做饭的男人，必须负责这仪式的一餐，开启新的一年。我赫然想起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男人的权威表现在他们煮新年的第一餐饭上，以前书里读的，现下有眼前例证。但是我知道，到了最后，经过重重曲折与流亡，保住传统的依然是女人。就像我外婆煮的水饺，她用她的方法把河北老家的记忆带到了现代香港的饭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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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蚂蚁与蚱蜢 - 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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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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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蚂蚁与蚱蜢
　　** 毛姆 **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是让我背诵拉封丹写的一些寓言，每一篇寓言的寓意他们都仔细地给我讲解。在我背过的寓言中有一篇叫做《蚂蚁与蚱蜢》。这故事的写作目的是让青年人懂得，在我们这个不太完美的世界上勤勉总是得到奖赏，而游手好闲才受到惩罚；这诚然是个有益的教训。这篇绝妙的寓言（我很抱歉，我现在要讲的，客气一点儿说，是尽人皆知了，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讲的是蚂蚁在夏季终日繁忙为冬天储备食物，而蚱蜢却在草叶上，朝着太阳悠然歌唱。冬天来到了，蚂蚁舒舒服服，囤流仓满，而蚱蜢却没吃没喝，腹内空空。它来到蚂蚁身边，乞讨一点食物。蚂蚁给予的回答就是那句经典性的话：

　　“你夏天干什么去了？”

　　“实在抱歉，我唱歌了。我白天晚上都唱过去了。”

　　“你唱歌啦，好哇，那么你去跳舞吧。”

　　这样的教训，我从来不大信服。倒不是因为我性格偏颇，而是因为童年时代逻辑推理能力很差，是非观念模糊。我同情蚱蜢，有一段时间，只要见到蚂蚁就把它一脚踩死。我这种任性的举动目的在于表示我对谨小慎微和人情常理的不满。后来我发现这种举动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有一天我见到乔治·拉姆齐独自一人在饭馆吃饭。这时我不禁又想起那篇寓言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象乔治那样满面愁容、闷闷不乐呢。他的眼睛直呆呆地望着远处，仿佛全世界的重担都落在他一人肩上。我真为他难过。我立刻猜到又是他那位倒霉的弟弟给他找麻烦了。我走到他面前，伸出手。

　　“你好？”我说。

　　“有点不痛快。”他回答说。

　　“又是汤姆闹的？”

　　他叹了口气说：

　　“对了，又是他。”

　　“你怎么还不跟他一刀两断？你为他费尽了心机，现在你该知道他已经没救了。”

　　我想家家有一部难念的经，二十年来汤姆正是他们家的这部经。他刚开始步入生活时还是满不错的——做了买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拉姆齐一家名望很高，人们满以为汤姆·拉姆齐会做出一番有益而体面的事业。可是，一天汤姆突如其来宣布他不喜欢工作，也不适于结婚，他愿意独自一人逍遥自在。他不听任何人的规劝，离开了自己的妻子，离开了办公室。他有一点钱，就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度过了两年愉快的生活。他的所作所为不断传到亲戚的耳中，他们都大为震惊。汤姆当然玩得很高兴，可是大家不禁摇摇头说，看他把钱花光了怎么办。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借债。他很有魔力，而且什么都不在乎，我从来没有见过谁比他更容易借到钱。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收入，并且很容易交到朋友，他常说花钱买柴米油盐没什么意思，要想花钱找痛快那就得购买奢侈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依靠哥哥乔治，在他哥哥身上，他用不着施展什么手段。乔治人很正经，不吃他花言巧语那一套，乔治是个正人君子。有一两次他轻信了汤姆要改邪归正的诺言，给了他一大笔钱，希望他能悔过自新，汤姆用这些钱买了一辆车和一些非常精致的珠宝。后来实际情况叫乔治看出，他弟弟再也不会回到正路上来，他就同他一刀两断了。没想到从此以后汤姆居然恬不知耻地讹诈起他的哥哥来。一位有身份地位的律师发现自己的弟弟在自己常去的饭店里站在酒巴柜台后面给客人配鸡尾酒，或者在自己的俱乐部外面坐在出租汽车司机位置上等候顾客，总觉得十分不光彩。汤姆说在酒吧里伺候人或开出租汽车完全是高尚的职业，但是如果乔治肯借给他几百英镑，他也未尝不可以放弃这种职业。乔治只好照借无误。

　　一次，汤姆险些进了监狱，乔治心里非常不安。他去了解这件丑事的详情，汤姆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一些。他狂妄、轻率、自私，但这是他第一次干不正当的事情，要是他被检举，肯定会被判刑的。然而怎能让自己唯一的弟弟坐牢呢？受汤姆诈骗的人名叫克朗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他一定要把此事提交法庭，他说汤姆是个恶棍，应该受到惩罚。乔治费了很大事，破费了五百英镑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谁料汤姆和克朗肖二人一道把支票况现，立即同去赌城蒙特卡罗痛痛快快玩了一个月。事后乔治听说这件事，气得要死，我从来没见过他生过这样大的气。

　　二十年来，汤姆赛马赌博，参加舞会，同最漂亮的女人鬼混，在最豪华的饭馆吃吃喝喝。他总是穿戴华丽，风度翩翩。他已经四十六岁了，但人们总以为他最多不过三十五岁。他为人极有风趣，虽然谁都知道他的人品并不好，可是同他交往却是一种乐趣。他兴致勃勃，精神饱满，魔力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他定期向我借钱，我从来不惜做出贡献，每次我借给他五十英镑，总感到我是欠了他的人情。汤姆·拉姆齐认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认识汤姆·拉姆齐。谁也不赞成他，但又禁不住喜欢他。

　　可怜的乔治比他这位游手好闲的弟弟仅大一岁，看样子却像个六十岁的老头子。二十五年来，他每年的假期从来不超过两个星期。他每天早晨九点半就来到办公室，下午六点以前从不离开。他正直、勤奋、品格端正。他有个很好的妻子，他对她很忠实，连在思想上也从没有过非分的念头。他有四个女儿，对她们他可称得上是最好的父亲。他下决心积蓄三分之一的收入，计划五十岁退休，搬到乡村的小住宅去。在那里他打算栽种花草，打一打高尔夫球。他的一生白璧无瑕。他很高兴自己上了年纪，因为汤姆同样也上了年纪。他搓着手说：“汤姆年轻漂亮的时候，一切都好办。可是他比我只小一岁，再过四年他就五十岁了，到那时候他日子就不好过啦。而我到五十岁时，就存下三万英镑了。二十五年来，我总说汤姆最后非要倒霉不可。我们倒要看看他到时怎么办，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勤劳还是懒惰能得到善报。”

　　可怜的乔治，我同情他。现在我坐在他身旁，很想知道汤姆干了什么败坏名声的事情。乔治显然受到很大震惊。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问我。

　　我估计也许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说不定汤姆最终还是落到了警察手中。乔治几乎连话也不会说了。

　　“你不会否认我一生是勤劳、正派、可敬、正直的吧。我一辈子勤勉节俭，期望退休后从储蓄的一点金边股票中得到微薄收入。我始终在上帝为我安排的生活环境中履行自己的职责。”

　　“确实。”

　　“你也不能否认汤姆是个懒惰、平庸、放荡无耻的家伙吧。如果还有一点正义存在，他就该进贫民收容所。”

　　“的确。”

　　乔治的脸涨得通红。

　　“几个星期前，他同一个年龄够得上做他母亲的女人订了婚。现在这个女人死了，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汤姆。——五十万英镑、一艘快艇、一所房子在伦敦，另外一所在乡下。”

　　乔治·拉姆齐握紧拳头敲打着桌子。

　　“真不公平，我跟你说，真不公平，他妈的，真不公平。”

　　我看了看乔治愤怒的面孔，忍不住放声大笑。我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几乎跌在地板上。乔治永远也没有宽恕我。可是汤姆却经常请我到他坐落在“五月市”的豪华住宅去享用美餐。如果他偶尔找我借上几个钱，那仅是出于习惯，最多也不超过二十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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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 雷蒙德.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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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 雷蒙德.卡佛 **

　　尊敬的先生：

　　我非常吃惊地收到您询问我儿子的来信，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多年前，当事情刚露出点征兆后我就搬过来了。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但我担心其实都一样。我害怕的正是他。看报时我一边摇头一边纳闷。我读着有关他的报道扪心自问，那个男人真的是我儿子？他真的在做这些事情吗？

　　除了爱发火和不说真话外，他是个好孩子。我找不出任何原因来。那始于某个夏天的国庆节期间，他差不多有十五了吧。我们的叫特鲁迪的猫不见了，整整一晚和第二天都没回来。第二天晚上，住在我们后面的库珀太太告诉我，说特鲁迪那个下午爬到她家后院死了。特鲁迪被弄得遍体鳞伤，但她还是认出她来了。库珀先生把尸体埋了。

　　遍体鳞伤？我说。你说的遍体鳞伤是什么意思？

　　库珀先生在地里看见两个男孩把炮仗塞进特鲁迪的耳朵和她那个你知道的地方。他想制止他们，但他们跑了。

　　谁，谁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看清是谁了吗？

　　他不认识另一个男孩，但他们中的一个往这边跑。库珀先生觉得他是你儿子。

　　我摇头。不，这绝对不可能，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喜欢特鲁迪，特鲁迪在我家好多年了，不会，不会是我儿子。

　　那天晚上，我告诉了他特鲁迪的遭遇，他作出非常震惊的样子，说我们应该悬个赏。他写了个东西并答应把它贴在学校里。但当晚就在回他房间之前，他说别太难过了，妈，她老了，按猫年算的话她已经65或70岁了，她活得够长的了。

　　他每天下午和周六在哈特利做搬货工。我一个在那儿工作的朋友，贝蒂•威尔克斯，告诉我这个工作，并说会帮他说话。那天晚上我向他提了一下，他说好呀，年轻人的工作不好找。

　　他第一次拿到薪水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他最喜欢吃的晚餐，他进门时所有东西都上了桌。当家的回来啦，我说，抱了抱他。我太为他骄傲了，你挣了多少，宝贝？八十块，他说。我大吃一惊。太棒了，宝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饿死了，他说，吃饭吧。

　　我很高兴，但我弄不懂，这比我挣得还多。

　　洗衣服时，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了哈特利的工资单，二十八块，他说是八十。他为什么不说真话？我弄不明白。

　　我会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亲爱的？他会回答说看戏去了。过后我会发现他去了学校的舞会，或者和什么人开车兜风去了。我就在想这又有什么不同，他为什么不诚实点，没有理由对他妈说谎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应该去郊游，我就问他你们郊游时都见到了什么，亲爱的？他耸耸肩，说陆地的形成、火山岩、灰层，我们参观了一个一百万年前曾是个大湖的地方，现在那里是一片沙漠。他看着我的眼睛接着往下讲。第二天我收到学校的条子，说他们需要得到家长的郊游许可，问是否允许他去。

　　高中最后一年快结束时，他买了辆车，总不归家。我很担心他的成绩，但他只是笑笑。要知道他是个很优秀的学生，如果您对他有点了解的话肯定会知道这个。后来，他买了杆猎枪和一把猎刀。

　　我很不愿意在家里见到这些东西，就对他说了。他笑笑。他总是用笑来应付你。他说他会把它们放在他车子的行李箱里，他说那样的话拿起来反而方便些。

　　周六的一个晚上他没回家。我急得要死。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他回来了，让我给他做早饭，他说外出打猎把他的胃口给弄大了，他说他抱歉昨晚没回家，他说他们开了很远才赶到那里。他说的听上去很奇怪。他神色慌张。

　　你们去哪儿了？

　　去了威纳斯，我们在那儿打了一会儿猎。

　　你和谁去的，宝贝？

　　佛瑞德。

　　佛瑞德？

　　他瞪着眼，我没再说什么。

　　就在那个礼拜天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他房间去取他的车钥匙。他昨天曾答应晚上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买点做早饭的东西，我以为他可能把它们留在车里了。我看见他床下露出半截的新鞋子上沾满了泥沙。他睁开眼睛。

　　亲爱的，你的鞋子是怎么了？看看你的鞋子。

　　汽油用完了，我只好走着去找油。他坐起来。你管这干吗？

　　我是你母亲。

　　他洗澡时，我拿了钥匙到外面他停车的地方。我打开行李箱，没找到食品。我看见猎枪在一床棉被上放着，刀也在那里，我看见他的一件被卷成一团的衬衫，我抖开它来，上面全是血。衬衫是湿的。我丢下了它。我关上行李箱往回走，见他正在窗前注视着这边，他打开门。

　　我忘了对你说了，他说，我鼻子流了很多血，我不知道那件衬衫还洗不洗得出来，还是扔掉算了。他微微一笑。

　　过了几天我问他工作怎样。很好，他说，他的工资涨了。但我在街上碰到贝蒂•威尔克斯，她说他们都为他不在哈特莱干了感到可惜，大家都那么喜欢他，贝蒂•威尔克斯说。

　　两天后的晚上我在床上躺着，但睡不着，我盯着天花板看。我听见他的车在房前停了下来，我听见他把钥匙插进锁里，听见他穿过厨房，沿着过道进了他的房间并随即关上了门。我爬起来。我可以看见他门缝底下漏出的光，我敲了敲又推了一下门，说想喝杯热茶吗，宝贝，我睡不着。他正在衣柜那儿弯腰站着，“砰”地一下关上抽屉并冲我发火，出去，他尖叫道，滚出去，我讨厌你监视我，他尖叫道。我回到我的房间一直哭到睡着。那天晚上他伤透了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见着他他就起身出门了，但我无所谓。从现在起我就只把他当成个房客，除非他改改自己的作为，我已经忍到极限了。如果他不想我们变成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的话，他得道歉。

　　那天晚上我回来时，他已把晚饭做好了。你怎么样？他说，接过我的外套。今天过得如何？

　　我说我昨晚没睡，亲爱的。我答应自己要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是想让你觉得内疚，但我不习惯自己的儿子这样和我说话。

　　我想给你看个东西，他说，给我看了他正在为他的公民学课程撰写的文章。我确信那是关于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关系的。（这就是那篇为他在毕业典礼上赢得奖状的论文！）我试图读它，稍后决定这是个谈话的好机会。亲爱的，我想和你谈一谈，这年头把孩子带大不容易，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父亲的就更难了，需要男人帮助时我们找不到人。你几乎长成大人了但我对你还是有责任，我觉得我有权要求一些尊重和体谅，对你我尽量做到平等和公正。我要听实话，亲爱的，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说实话。亲爱的。我喘了口气，假如你有这样一个孩子，当你问他一件事情时，任何一件事情，他去了哪儿或者他要去哪儿，他自己一人时都做了些什么，任何事情，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一次对你说真话？你若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回答会是没有，天很好阳光明媚，我猜他肯定暗自发笑，觉得你已经老到或者糊涂到看不见他的衣服是湿的。他为什么要说谎，你问你自己，我不明白这样做他能得到什么，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答案。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他什么都不说，一直瞪着个眼，他走到我身旁说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跪下，跪下是我要说的，他说，这是为什么的第一个理由。

　　我跑进我的房间，锁上门。他当晚就走了，带上他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走了。信不信由你，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在他的毕业典礼上见过他，但那是和很多人一起。我在观众席上坐着，看他领他的毕业证书和他文章所得的奖状。我听他发言并和大家一起鼓掌。

　　后来我就回家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哦当然罗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知道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又听说他退出了，回东部上大学，然后和那个女孩结了婚并且从了政。我开始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我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去了信，我每隔几个月就给他去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他竞选州长，给选上了，现在很有名了。这时我开始担心了。

　　我的恐惧在增加，我开始担惊受怕，我当然不再给他写信了，希望他会认为我死了。我搬到这里来，要了个不公开的电话号码。后来我不得不把名字改了。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并想找到某个人，你能找到他们，这不会太难的。

　　我应该骄傲才对，但我反而害怕。上周我看见街上有辆车，里面坐着个我知道是在监视我的人，我径直走回家，锁上门。几天前我正躺着呢，电话铃响了又响，我拿起话筒，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老了。我是他的母亲。按说我应该是天底下最骄傲的母亲，但我反而只是害怕。

　　谢谢您的来信。我想让别人知道。我非常的羞愧。

　　我还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的，我一直在祈祷没人会知道。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

　　你真诚的。

　　译者：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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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贵了
　　** 列夫.托尔斯泰 **

　　地中海海滨有一个小小的王国，叫华纳哥，人口只有7000人。这个弹丸小国也有一个真正的国王。

　　这个小国也征税，烟草税啦，酒类税啦，人头税啦，等等。尽管那里的人也像别国人民一样抽烟喝酒，可是由于人口实在太少，国王无法靠这点税收来养活自己以及他的廷臣官吏。这之外还有一笔额外收入，来自一个赌轮盘的赌场。人们在这里赌博，不论输赢，老板都要抽头，留下自己的那份收益以后，再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他之所以能缴纳这么一大笔钱，是因为这样的赌场在全欧洲是硕果仅存的一家。其他赌场早在几年前就被取缔，因为赌场危害实在太大。

　　几年前，这个弹丸小国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人民一向安分守己，这种事过去从没发生过。法官们郑重地举行了会议，用最公正审慎的方式审理了这个案子。最后，根据法律判定，犯人应该斩首。到此为止，一切还算顺当。他们把判决呈报给国王，国王审批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不好办：他们既没有砍头用的断头机，也没有行刑的刽子手。大臣们研究后，决定函询法国政府，能否借给他们一部断头机和一名行刑专家，把犯人的头砍下来，并知照他们需要多少费用。信发出去一个星期后，收到回音，费用是16000法郎。国王看了信，考虑再三，说：“那个可怜的家伙值不了这么多钱呀！便宜点不成吗？嘿！16000法郎，全国每人要摊两法郎多呢。人民受不了，要惹出乱子来的。”

　　国王召集了一次国务会议。他们再三商量怎样才能办得节省点儿，比方说，难道不能弄个士兵，将就点儿把事儿给办了吗？于是，国王召来将军，问他：“你不能给我们找个士兵把那个人的脑袋砍下来吗？在战争中，他们杀人原是不在乎的。实际上，他们受的训练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但士兵们谁也不愿干。“不行，”他们说，“我们不会，这种事我们可没学过。”

　　怎么办呢？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下设一个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他们最后决定，最好是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样做，既可以显示国王的宽宏大量，又可以节约开支。

　　一年后的一天，国王审阅收支账目，注意到看管那个犯人的费用开支并不小。要派专人看守，还要管犯人的饭，一年就是六百多法郎。最糟糕的是，这家伙正年轻力壮，也许还能活上五十年呢。这样一算，问题就严重了，这可不行。

　　国王召见了各位大臣，对他们说：“你们总得想个省钱的办法来处置这个流氓才好，现在这个办法太费钱了。”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有一位说：“诸位，依愚之见，我们得撤掉那名看守。”另一位大臣反驳：“这样一来，这家伙会跑掉的。”第一位说：“那就让他跑掉好啦，这该死的！”

　　他们撤掉看守，结果发现，吃饭的时间到了，犯人出来看见守卫没有了，就自己进御膳房去打饭，再回到房中。第二天也是如此，没有一丁点儿逃跑的意思。

　　司法大臣让人把他带来。“你为什么不跑呢？”大臣说，“没有人看着你了，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国王是不会介意的。”

　　那人回答：“可我没有地方可去呀。叫我怎么办呢？你们给我判了死刑，就该把我处决才是，毁了我的名声，现在人们不会理我了。你们这样对待我，不公平呀。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是不走的！”

　　这可怎么办呢？大臣们又召开会议。左商量右考虑，唯一打发他的办法是给他一笔养老金。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领到预付给他的三分之一年金，离开这个王国，在国境线那边买了一小块土地，种菜度日，过着舒舒坦坦的日子。他总是准时去华纳哥领养老金，拿到钱，就到赌桌上去赌上两三法郎，有时赢，有时输，然后回家。他安分守己，日子过得挺好。

　　有的国家为了砍下一个人的脑袋来，或者关他一辈子，是不在乎破费的。他没有在这样的国度里犯罪，真算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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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异
　　** 星新一 **

　　一个女人来到神经科医生那里。她三十上下岁，长相还算漂亮，但满面忧云，大约是源于内心极度的难言之苦。当然，假如没有什么苦恼，精神十分正常，谁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医生迎进了这位女人，用沉着冷静的语调说：

　　“您怎么啦？”

　　“这个，那……”女人吞吞吐吐，欲说又止。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一般患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无拘无束随便讲话的，消除其紧张状态，使之自然轻松地谈吐，这是医生的本领。

　　“如果不问您的话，就没有办法，请随便一些，您就从头说说好吗？有的地方不想说也行，我可以一直等到您高兴说的时候。”

　　在医生的引导和催促下，女人勉强开了口：

　　“说实话，是为我丈夫的事！”

　　“您丈夫怎么啦？”

　　“从哪儿说起呢？是好几年前的事啦！有一天，丈夫外出，打那以后，便渺无音信……”

　　“哦，是失踪啦！不过，若是那样的事，来这儿就不对了，理应找有夫的警察去谈谈。”医生说话的声调始终比较平和。与之相反，女人却好象尽量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她说：

　　“当然，是那样做了。警察和丈夫所在公司的人们一起，同心协力地进行了相当认真的调查，但毫无结果。”

　　“或许在什么地方碰上了事故？说不定是自杀了呢？”医生的语气依然十分平静，女人低垂眼帘，若有所思地说：

　　“嗯……”

　　“我冒昧地先说一句，丈夫生死不明，您可能为此心绪不佳，因积郁在心，精神便失去了平衡，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女人手足无措似的笑了笑说：

　　“不，您说的那还是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我是个想得开的人，因为无论怎么调查也搞不清楚，即使再忧愁也必然是无济于事的。”

　　“是啊是啊，我随便插嘴，实在对不起！那么，从那以后您的生活……”

　　“生活倒没什么困难，有丈夫遗留下来的财产，和男朋友们一起游乐，心情还很愉快！”

　　“那样的话，您也就用不着来找我这个神经科医生咯！”医生反问道。

　　丈夫失踪了，还说不怎么悲伤，玩的还挺愉快，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直是莫明其妙！

　　也许在这之前还有其它事情，不过，一经反问，又热衷于谈话的对手也不乏其例。反问后，香来对策明显奏效，女人继续说：

　　“可是，一味地贪恋娱乐，钱就不够用了。我打算把丈夫的生命保险费领出来，但现在还不能马上办到，据说不经过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好在规定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于是，我便到保险公司去进行了交涉！”

　　“是啊，不管是谁都会那样做的，因为领取保险费是正当的权利嘛！结果怎么样？”

　　“我把事情一说，保险公司的人对我深表同情。他们说，本公司是把顾客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理所当然，只要期限一到，马上就可以支付！”

　　“当然，一定是那样……”医生很随便地帮腔助势，并且等待女人把话继续说下去。可是，左等右等，女人面色苍白，竟然缄口不语了。医生催促说：

　　“后来怎么样？”

　　“那件事，怎么也……”

　　“请您说下去！”

　　女人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总算开了口：

　　“来啦！”

　　“是保险费来了吗？”

　　“不，是我丈夫回来了……”

　　女人刚讲两句又把话中断了。医生似乎也一时懵懂起来，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稍厚片刻后说：

　　“那可太好啦！”好象除此之外没有更恰当的话语可说了似的。

　　“好倒是好，不过……”

　　身为女人，此时的心境大概相当复杂。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眼看一切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丈夫又回来了，这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恐怕是很难说清的。

　　医生改变了话题。

　　“问没问您丈夫是怎样失踪的呀？”

　　“嗯，回答得含含糊糊，好象是说得了什么记忆丧失症……”

　　“哦，那样的症状偶尔也可能发生。失踪期间，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成了另外一个人生活着的吧！”

　　“即使说能得那种病，但我总觉得不大可信……”

　　女人的苦恼，大概就在这里，医生针对这一焦点进行了发问：

　　“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话一点儿也不清楚，您大概感到其中存在着什么恐怖之类的故事吧？”

　　“嗯，那倒也是。不过，重要是有变化！”

　　“怎么，有变化？您丈夫已经恢复以前的生活了吧？”

　　“嗯，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每天早晨接时走出家门，晚上回来。可还是感到有变化！”

　　女人一再重复“变化”这个词。医生问：

　　“什么？怎么个变化呢？请把这一点说清楚！”

　　“是和以前的丈夫有不同，就是说，回来的不是我原来的丈夫。”女人一口气说完，身体有些发抖，面色更加苍白。

　　“难道……”

　　“不，是真的，我是清楚的！”

　　“您是说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吗？为什么会那样认定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的确，相貌和体形，跟我原来的丈夫一模一样。不过，他绝对不是我的丈夫！”

　　“这可真叫人为难了，大概是您的心理作用吧！也许因为长期不见面，以至在即将绝情断念的时候，他却回来了，所以不可能马上就和从前一样。我想，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不久一定会重归于好的。”

　　“是的，最初我也想尽力那样做。可是，不行，没有那样的感情嘛。而且越努力越觉得他不是我的丈夫！”

　　女人坚持己见。一请她说清楚，她就一再这样重复。对此，医生推测说：

　　“对不起，我想可能是意样原因吧，您已过惯了独身生活，每天逍遥自在，顺利的话，可以领到一大笔保险费，好生活一直能过下去。但丈夫一回来，那种美梦可就做不成了，因心怀不满，所以便想不认自己的丈夫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是有不同，他绝对不是我的丈夫！”

　　女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幻想，她继续顽强地坚持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医生一本正经地接着说：

　　“您好象是确信无疑似的。但理由是什么呢？恕我冒昧，我看实际上很可能是您自己杀了您丈夫，然后在社会上就声扬说他失踪了，不对吗？”

　　听了过番不客气的话，女人圆睁双眼，生气地摆手答道：

　　“简直毫无道理！警察以前也曾这样怀疑过，一有那么多的保险费，好象首先领款人就应当受怀疑似的，从地板下面到庭院，给挖了个遍。不过，我并没干那种罪恶的勾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蒙骗警察进行‘绝密犯罪’的本事。”

　　“那么，为什么说不是您原来的丈夫？……”

　　“只能是这么认为！”

　　争辩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医生也把话题拉了回来。

　　“真是难办的事啊！那您到底是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既不是由于您丈夫的事而精神苦恼，也不是毫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回来的那个人，那么，还是您走错门了吧！”

　　“我不是想诊断自己，而是来请先生给查明另外那个人的真相的！”

　　“噢噢，是啊，我全明白啦！那么您回去好好说说，请把您丈夫，不，象您丈夫的那个人领来，我给检查一下！”

　　“谢谢！”女人寒暄几句后便回去了。

　　第二天，有问题的那个男人来了。医生用相当熟练的动作进行了诊断，马上说：

　　“唉呀呀！你是机器人呀！是照死去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精制出来的人造人……”

　　“为什么？将它……”

　　“这点小事儿，一看便知，瞒不过我的眼睛，那么多一笔保险费，若是可能的话就不想支付。因此，保险公司根据照片和记录制作了人造人。由于加入保险时的检查，资料都齐备，所以很容易制作，做完后把它派来，从外形看就象活着回来的人一模一样，是个很巧妙的办法……”

　　“现在既被看穿，就不能对你置之不理了。这个秘密如果声扬出去可是件大事，对不起……”

　　男人站起身来，想逃走。可医生不慌不忙，仍以冷静的语调说：

　　“算了吧？不要做那种没意义的事！这儿的医生，由于事前知道事实真相，已经被杀了。我就是他的接替人，是由保险公司精心制作，派到这儿来的和你是一样的人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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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器与纸屑
　　** 林清玄 **

　　在香港的中国百货公司买了一个石湾的陶器，我从前旅行时总是反对购买那些沉重易碎的物品，这一次忍不住还是买了，因为那陶器是一个赤身罗汉骑在一匹向前疾驰的犀牛上，气势雄浑，非常生动，很能象征修行者勇往直前的心境。

　　百货公司里有专门为陶瓷玻璃包装的房间，负责包装的是一位讲标准北京话的中年妇人。她从满地满墙的纸箱中找来一个，体积大约有我的石湾陶器的四倍大。

　　接着她熟练地把破报纸和碎纸屑垫在箱底，陶器放中间，四周都塞满碎纸，最后把几张报纸揉成团状，塞好，满意地说：“好了，没问题了，就是从三楼丢下来也不会破了。”

　　我的石湾陶器本来有两尺长、一尺高、半尺宽，现在成为一个庞然的箱子了，好不容易提回旅馆，我立刻觉得烦恼，这样大的箱子要如何提回台北呢？它的体积早就超过手提的规定了，如果用空运，破的机率太大，还是不要冒险才好，一个再好的陶瓷，摔破就一文不值了。

　　后来，我做了决定，决定仍然用手提，舍弃纸箱、碎纸和破报纸，找来一个手提袋提着，从旅馆到飞机场一路无事，但是上飞机走没几步，一个踉跄，手提袋撞到身旁的椅子，只听到清脆的一声，我的心震了一下，完了！

　　惊魂甫定地坐在自己的机位上，把陶器拿出来检视，果然犀牛的右前脚断裂，头上的角则完全断了。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后悔，后悔没有信任包装妇人的话，更悔把纸箱丢弃。这时我心里浮起一个声音说：

　　“对一个珍贵的陶器，包装它的破报纸和碎纸屑是与它相同珍贵的。”

　　确实，我们不能只想保有珍贵的陶器而忽视那些看来无用，却能保护陶器的东西。

　　生命的历程也是如此，在珍贵的事物周围总是包着很多看似没有意义，随手可以舍弃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价值，因为没有了它们，我们的成长就不完整，就无法把珍贵的东西少年带到中年，成为有智慧的人，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人生里的负面因素，没有负面因素的人生，就得不到教训、启发、锻炼，乃至于成长了。

　　对于一朵美丽的花，它脚下卑贱的泥土是一样珍贵的。

　　对于一道绚烂的彩虹，它前面的乌云与暴雨是一样有意义的。

　　对于一场精彩的电影，它周围的黑暗与它是同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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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选择太多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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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太多
　　** 梁文道 **

　　偶尔有人抱怨，如今过年的气氛不如以往。想从前，大年三十晚上开始，街上一切店铺都已经关上了门，直到初三，才略略恢复常态，食肆商家才又开始了买卖。年假那几天原是大家休息，与亲友聚会的日子；可现在，我们会形容那种平静的市面为“冷清”与“萧条”。于是初一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初一了，你还是可以逛街，还是可以如常吃喝，仿佛农历新年只不过是个比较长的周末而已。同时还有媒体教导我们，“过年食品可以不再沉闷”，“你有各种选择”，意思是你不必再吃那些口味万变不离其宗的年糕，因为现在什么材料做的年糕都有，正如月饼成了块状巧克力雪糕一样——甚至你不必吃年糕，据说蛋糕也是代替年糕的好办法。这一切都关乎选择；不用依循传统，不用限制自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主旨在于把这个旧历新年过得和平常一样，让新年变得不再那么像新年。

　　过年吃的东西很沉闷吗？究竟一年才吃一回的糕点年菜又能叫人有多难受呢？我们被教导成如此害怕“沉闷”如此抗拒千篇一律的动物，只是为了更好更新的选择，也就是更多的消费机会。我们家在外婆体力尚能应付繁重厨务的年代，曾经遵守一套严格的北方过年习俗，初一包饺子初二下面初三烙“盒子”，年年如是，一丝不苟，毫无选择可言。于我看来，这类传统年俗饮食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没有选择，免除了我们肩上的重担，不必动脑筋去想上哪儿开餐，不必翻开菜单点菜，凡事按照老规矩就行了。

　　选择的确是一种负担，而且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消费者的独特负担。比如说葡萄酒，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资深饮家呢？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从小及长都只喝一个地方的酒，非常封闭，轻易不试其他产区；而且他还不用恰当的酒杯，直接把酒倒进喝水用的小玻璃杯。你说这算不算喝酒？简直像个笑话是吧？然而这正是许多南欧乡镇的常见作风。那些地方产酒千年，喝葡萄酒的资历比我们现代中国人喝牛奶的历史还长。他们从小喝到大，不懂Parker评分，不知世界之大，只晓得家乡附近的产品，并且还真的就用那些粗糙的器皿盛酒，完全欠缺什么形状的杯子要配什么样的酒的知识。相比之下，不少香港人反而更懂赏酒，上过课程读过书，家中藏了全系列Riedel酒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选择，市场上琳琅满目，货架分类详尽。我们学过喝酒，他们没有；我们选择很多，他们不能选择；所以我们就变得比许多南欧产酒乡村的农夫牧民更懂得葡萄酒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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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纽约女郎 - 约翰.厄普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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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纽约女郎
　　** 约翰.厄普代克 **

　　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纽约离布法罗显得非常遥远，就象现在新加坡一样路途遥远。那时我去纽约常乘火车，路上得花八个小时，什么事干不了，或者自己开车沿17号公路行驶，在科宁和宾格顿停留一下，拜访几个客户，再穿过卡茨克尔斯山就进入了威斯切斯特县的地界。我一般住罗斯福旅馆或者比尔特摩旅馆，那儿离中心车站很近，拎着个手提箱轻轻松松走几步就到了。一旦到了纽约，就象到了另一个星球，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冥冥中仿佛这个城市在向你呼唤，呼唤你在此扎根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在家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家庭琐事，孩子们的琐事，妻子的琐事——凯罗尔不停地数她自己脑袋上的白头发，连续的生育已经使她身上的青筋毕露——而在纽约，只要当天的日程结束，剩余的时间就完全由自己支配，没有人来告诉你又该干什么了。我们公司经营有色金属冲压型材，主要是铝合金。本来我们的大客户是组合外重窗制造商，但到了60年代，公司又开发了一些副产品，开始经营金属画框。这样，我又开始与艺术界的一些末流画家打起了交道。我走访了好多画廊了解它们的需求。就在西五十七街二层楼的一家画廊，我遇到了简。

　　她的长相并不平庸，但也不是那种传统的美人相。她生得好象有点不大对称，不单是她的笑容，包括她整个骨质清癯的脸部，那高高的颧骨和施过脂粉的雀斑，都有点向一边集中。她做起手势来，胳膊和手显得太长，好象什么地方多了一个关节。她的手经常突然地一伸一缩，又在身上什么地方抚摸一把，象是要检查身上某个松散的部件。她不停地向后甩她那长长的烫发，那头发是暗淡的红色，使人想起刨铅笔余下的木屑和倒削笔器时闻到的松木的清香。她穿着一条米色的针织超短裙和黑色的连裤袜。与她骨质嶙峋的上身相比，她的臀部显得较为宽大，大腿也更加饱满。在亮闪闪的展厅里，这无疑增加了她的不协调感。展厅的白色墙壁上挂着一幅幅仿佛是仓促绘就的抽象派画作，那蓝色的颜料涂抹在白色的画布上，统统都是一个尺寸，镶嵌在冷轧成型的钢质画框里，就象浴室里的一排梳妆镜。

　　“我不是来看画的，”我抱歉地解释道。“只是来看看画框，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

　　“我想不惹人注意才是我们的需求，”她说，同时把一只长长的手臂挥向惨白的墙壁，又很快把手放到肩胛骨上捏了一下。“好多画家不喜欢画框。他们说用画框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式。他们宁愿让画看上去粗糙一些，坚决反对用画框。可是我们发现，”她的口气缓和下来，露出摄人心魄的勾人的微笑，“如果用画框把画镶嵌起来，客户买了就比较放心。他们觉得这是一幅完成了的作品，画家也真心实意地在作画。”

　　“我对画框更感兴趣。”我说。可是她已经知道我对她本人发生了兴趣。我人已经傻了；我和她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象迷雾一般的情愫。在过去那些蒙昧的岁月里，这种兴趣并非有意冒犯，而是作为一种已知数，要在某人当时生活的等式里分解因子。简和我都是三十出头，正是适合重新计算的年龄。

　　在布法罗的家里，我曾经经历了一场闹哄哄的家庭争执，那场争执最后以暴烈的方式收场。这事以后我降低了我对能从这个世界获得幸福的期待，也降低了我能对除我妻子以外其他女人付出的期待。我经历了太多以至于变得羞怯了。然而，纽约毕竟是另一个世界——无数的餐馆、公寓、电梯，以及人们对诸多事物的胃口。

　　“你说画框，”简说道。她腼腆地迟疑了一番，一道警觉的目光在片刻之间穿透了那层迷雾。“也许你得到库房看一下。”库房里，在一堆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的未镶画框的油画、未拼装的画框、丁字尺、刀具和一张伤痕累累的工作台之间，我们坐到了摇摇晃晃的高凳上，各自点起了一根香烟。

　　“你做什么，斯坦？”

　　我向她描述了我的工作，如何最初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结果却干起了合金冲压型材推销员的工作。我还向她描述了我在埃格兹维尔有八个房间的屋子，三个孩子的家庭，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和那台新的红色托罗牌扫雪机，甚至向她讲述了我如何试图用扫雪机在伊略湖畔厚厚的积雪中打开一条通道的事。“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

　　看她那抽烟的架势就好象从未抽过烟。她用平展的手把烟递到唇间，五根手指紧张地向后弯曲。她把烟头在一个灰绿色的烟灰缸里掐灭，仿佛在捻死一只生命力极强的昆虫。“没时间说那些了，亲爱的。”她说，一边笨拙地从高凳上跳下来。在她连接着饱满的长腿的脚上穿着一双亮闪闪的猩红色皮鞋，就象黑手指上涂着的红指甲。“前面有人来了。也许他们在偷画，我得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她又补充道，“我也有一个孩子。九岁的男孩。没有丈夫，没有汽车，没有扫雪机。只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此时此刻，她的迟疑和那眼神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该我采取行动了，要快。一时间我倒变得笨嘴拙舌了。“那么你，你愿意晚上和我一块吃饭吗？也许你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我想你一定有的。”

　　出乎我的意料——本来我把这个事情想得挺复杂——她晚上不忙。“好主意，”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把披到耳朵上的头发往后拢了一下。“你怎么了？听你的口气好象信心不足。”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

　　“我找个钟点工。”

　　“是吗？仓促之间就能找到吗？”在布法罗，钟点工要么是些正值青春期的象迷一样的女孩子，依然沉耽于十三岁少女的梦幻世界，要么就是些够得上祖母级的寡妇和老处女，紧俏得很，得提前好几个星期预约才行。我对这事确实没有把握，但简和我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却愈加浓厚了。

　　“是的，”她肯定地说。“八点钟晚不晚？我得给他做饭，然后让他上床。这是地址，离这儿不远。别难为情，斯坦。我们会很开心的。”

　　简住在西区，离她上班的地方向北二十个街区。那个夜晚，或者是不久以后的某个夜晚，我惊异地发现到凌晨三点钟还有好多出租车在那一带的街道上巡游。我睡意朦胧地从她那温暖的床上爬下来。当我出门跨上哥伦布大道时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临别时的呢喃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的鼻端还能嗅到她最后一吻的气息。我感到浑身倦怠，象个懒汉一样，毫无防御能力。我在这个钟点离开是因为不想让那个男孩在醒来时看到我，也是因为担心我妻子为家里的某种紧急状况着急上火，往我的旅馆打电话。在凯罗尔安于实际的镇定外表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神经质。我使她连续怀孕、生育，而我自己则马不停蹄地外出公干。

　　现在我自己也遇到了紧急情况：我四周一看，空荡荡的街道笔直地向前延伸，消失在黑暗里；某个抢劫犯——那时候我们管他们叫抢劫犯吗？——此刻可能正守在某个漆黑的门洞里，或者躲在某部楼梯后面，手持弹簧折刀在等着我。幸好在两街区远的地方有一家昼夜营业的杂货店还闪着微弱的灯光，间或也有汽车驶过，才使得这条大道没有完全失去生气。也就是过了两分钟的时间，一辆出租车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那车顶灯仿佛是向我发出的施救信号。在我回旅馆的路上，司机和我通常都谈兴很浓。

　　司机很高兴能挣笔车费，而我也因为性欲上的满足和此刻的逃避感而变得十分健谈。此时乘车在城区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行我有一种美好、顺畅的感觉：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常态。

　　出租车在旅馆门前停了下来。我付了车费，衣衫凌乱地从态度暧昧的大堂前台服务员眼前走过，上了电梯，穿过没有窗户的走廊，回到静悄悄的久违了的房间，与一直待在那儿的我的另一半汇合。我的床铺收拾得既整洁又美观，枕头上还放了一粒薄荷糖。

　　有时候简也到我的旅馆来。有一次，我估计她该来了，就把屋里的灯关了。我一边开门让她进屋她一边问，“这就是所说的放荡吗？”又有一次——是不是同一次？到底有多少次？——她临要出门时发现门打不开了。这事既荒唐又让人心惊肉跳：一个无形的执法者把我连同我的犯罪证据堵在了房间里。当时已经凌晨两点多钟了，简早就该离开放荡之所回家让钟点工下班了。一个住在她楼下的女人可以临时帮她看看孩子。纽约的单身女人之间有那么一种姐妹之情，在女人的求偶游戏中互相帮上一把。男人——那种既派得上用场又未婚的异性恋男人——太少了，比内地少多了。简告诉我这些显然对她自己不利，但我并不操心在我不去纽约的日子里她不打扮得光鲜照人守在家里等着我。

　　关于房门被反锁起来的那个迷团一直没有完全解开。在性解放浪潮到来之前的那些年里，旅馆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准令我费解；我因为心中有鬼，结结巴巴地给总台打了个电话。在随后不知多少分钟的等待中，简和我就象一对囚徒，身体疲乏，衣服却穿得整整齐齐的。终于有一名黑人维修工用万能钥匙从外面把门锁打开。他一边迷惑不解地在那不听话的内门锁手柄上胡乱摆弄一通，一边跟我们闲聊起来，就好象我们俩是天底下最平常、最神圣的一对夫妻，临时需要他专业技术的帮助。在这个古怪的时刻，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不错的小社团。

　　他和简很合得来，两人就门锁莫名其妙的机械故障进行了一番理论探讨。简说，“我觉得这东西可能象地铁站的旋转栅门，得往里面投个代币筹。”纽约人之间在这个钟点表现出的同志式的友谊，这座城市把我的通奸行为化解成她独有的随时可见的拥挤的那种友好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

　　凯罗尔和我是在大学里相识的——布法罗大学，在它归入纽约州立大学之前。她学的是数学专业。她人聪明，有条理，长得结实、精干。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严肃的嘴唇长得薄薄的。初识第一眼我就认定她将成为我生活的伴侣和我未来孩子的母亲。事实证明我的预测是对的。作为一个配偶，她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们两人读书都很用功，根本没顾得上正儿八经地谈情说爱。我们就这样淡淡地相处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到了四年级决定结婚。为了在曼哈顿的某个街角花店买上一束红玫瑰或者是唐菖蒲，我平生第一次扮起了情人的角色。跟我演对手戏的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意大利女演员。她站在柜台的后面，嘴唇上生着淡淡的胡须，上身穿着一件破了口子的毛线衫，缠得紧紧的象小面包一样的铁灰色卷发里还滑稽地插了一支黄色的铅笔。此刻的我感到我自己十分引人注目，所有的感觉器官都提高了一个兴奋点。怀着极度的向往，我满眼看到的是色彩缤纷的花瓣与它们从黑色展柜上反射出来的影像汇集成一片。玻璃门冷柜里摆放着修剪好的花束，随着柜门的开关飘过来一丝凉意。我的明星搭档带着一股怒意，熟练地从脑后摘下铅笔，在发票上草草写了几个字，递给我用绿色锥形纸筒包着的花束打发我上了路。我怀抱一束鲜花，加入了这座城市的那些不知名姓的情人大军。顺着哥伦布大道走再经过几个亮着灯的门洞，我还要在一个酒品商店停一下买瓶狂野土耳其——这是就我所知波宾威士忌里最贵的一个牌子。我和凯罗尔在家只喝吉姆.毕姆牌的，而且喝得也不多。但在这儿我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来自新加坡的蜜糖老爹。鲜花美酒，除了这些，我还能拿什么向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呢？得到补偿的性生活，无论这种补偿多么微不足道，也比免费的婚内性生活强——更明确、更赤裸、更激动人心。我不经常光顾这家酒品店——一年也就是四、五次——即使如此也能从拥有这家商店的面色阴郁的几兄弟那儿得到一声问候。但一年以后我发现他们谨慎的脸上时常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我怀疑他们可能认识我了，或者看着我眼熟。我的这段恋情使我心神荡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格外引人注目。也许我象一个刚刚搬到此地的年轻丈夫，至今还陶醉在男女共同生活的乐趣之中。

　　我沉浸在纯属想象的幸福的回忆之中。有那么一次，是一月份，我站在简俯瞰一片悬铃木的窗前，只见树上一枝枝圆形的小荚果上都斜斜地残留着一片月牙形的积雪，那雪白白的，湿湿的，公寓里回荡着斯温格乐队演奏的凄切动人的巴赫赋格曲——那是简收到的一份圣诞礼物，我也没问是谁送的——我感动得几乎流下了泪水。我身上裹着简的宽松的羊毛浴袍，心中充盈着羊毛般的满足感。在我身后的厨房里，简正在准备早餐。橘子汁和果酱隐隐地透着亮，烤松饼的香味与挂在悬铃木小荚果上的残雪交织在一起。早晨的情怀绵延不绝，巴赫的乐曲一次次回响，了无倦意。

　　简的儿子杰弗瑞在一个朋友家，也许是在他父亲那儿，这样，整个房子就属于我们俩了。我在这儿过了一夜，心中还暗暗企盼旅馆的电话不要响。

　　简的身量跟我差不多，我能穿上她的蓝浴袍。凯罗尔的身材精干、矮小，我怎么也穿不进她的浴袍。我爱简的是她的充盈感——她那走起路来一翘一翘的宽大的臀部，她那不停地垂到我脸上的杉木色长发，她那棱角分明但是柔软的胳膊，还有她那睡觉时撑到床角的长腿。那是一张单人床，我们睡觉时得弯着胳膊，脸对着脸，睡得很不舒服。

　　她的前夫是个艺术家，并没有知名到能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或者让我耳熟能详，但也没有潦倒到抛弃他那艺术家形象的境地。我妒忌甚至痛恨她的那个艺术家世界——那种艺术家们的高傲和放纵，那种把自己免除日常劳作的行为，和那种貌似超凡脱俗的魅力。快到十岁的杰弗瑞生着一双雌鹿一样的眼睛，严肃但不失礼貌，大概是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要上床，而我和他母亲则正要出门。他的小房间有一扇高高的朝南的窗户，抬头望去，满眼都是城区越长越高的大楼里无数的灯火，就象《天方夜谭》里的景象。此情此景让我这个来自北部的掳掠者对于我得到的赐予感激涕零。

　　杰弗瑞在学校的功课很好，简也很为此感到骄傲。他和我偶尔也闲谈几句。他对我有点躲躲闪闪的，但比较温顺，同时还有一种谨慎的期待。他跟他的母亲生活久了，所感受到的都是他母亲的孤独气息，而我的到来暂时改变了他的生活氛围。他的头发比他母亲的黄一些，长相象英国人，尖下巴，淡色的皮肤，红红的脸颊，只是他象猫头鹰一样棕色的眼睛和黑色的眉毛则更多来自他父亲的遗传。他读过许多托尔金和C.S.刘易斯的作品，但他不同分母分数的加法学得有点差劲。在他生活圈子里的男人中，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拥有工科学位的。

　　在我跟他讲解有关分母的知识时，他高兴地叫道：“你的数算得真好！”

　　“必须要算好。这些数你如果搞不清楚，那就比完全不懂还糟糕。你看你写的这个‘4’顶部是关起来的，看上去更象个‘9’。”

　　“可是，斯坦，书上的‘4’都是这样关起来的。”

　　“书上有好多东西可以得过且过，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不行。”我象个父亲一样跟他说。毕竟被一个象我自己子女一般大的孩子叫作“斯坦”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我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名临时成员，但是这个成员资格是用无形的天使头发维系的，并不具备真正的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实质性联系。我只是暂时具有了一种魔力，借助这种魔力，我摇摆不定地悬浮在介乎于悬铃木树梢和摩天大楼里一排排明亮的灯火之间的半空中。

　　简的公寓装修得很粗糙，墙上钉着一些未经装帧的不成套的图片。家里没有茶几，她就把一些艺术图书和目录摞起来权作茶几。在这个家里我的身手变得尤为敏捷，走起路来悄无声息，从每一个房间里窃走幸福，然后溜出房门，躲进电梯（在这幢睡意正浓的大楼里，那电梯开门关门和上下运行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亮），窜到空无一人的街上，钻进一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顶着亮晃晃的第三只眼的出租车里。

　　探险！与简一同探险。我们还得吃饭。在那个维修工终于把我们从旅馆房间放出来以后，我们两人都已经饥肠辘辘，于是就在东四十二街找了一家昼夜营业的自助餐馆吃了点饭。那感觉真象是领着一个小魔女走进了哈珀的一幅画里。陪同简光顾任何一家餐馆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我们从不事先在电话里预约——我不喜欢尝试拼读那些古怪的带外国味的地名，拉.科特.巴斯克，等等等等。纽约那些叫不出名而上座率只有一半的餐馆多得不计其数，它们巴心不得有食客光顾。餐厅总管看见身着超短裙、披散着杉红色长发的简走进门来眼睛里大放异彩。我记得在东五十街一带有一家价格昂贵的瑞典冷菜馆，第三大道上有一家德克萨斯风格装饰的有临街大窗户的牛排馆，还有华盛顿广场南端某个地方有木头餐桌的鱼馆。百老汇的戏剧演出时间太长，不值得浪费我们共同的宝贵时间，但简也确实领我到令人心悸的三十街一带看过“地下”电影，也领我到格林威治村看过戏剧。那戏剧是关于一群吸毒者坐在那儿等待他们的“关系”出现的故事。演出中间我不停地拥抱简。那演出发出的孤立无助、沉迷的信息象是针对我们俩的，把我们俩也归入到了越战前那段岁月里零散的反抗大军之列。但她故意不作任何回应，她的垂发刺痛我的肌肤，象是在说我此刻表现出的浪漫情怀太容易让我半途而废了。

　　那艺术电影我不记得有什么情节，只记得有好多波纹状缓慢摇动的镜头和一些跳跃式的象是超现实主义拼贴画一样的场面，包括一个一晃而过但不断重复的口交镜头，惹得我身边的简轻轻叫道，“哦，哦。”那个镜头是用一个器械的照片和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孔拼起来的，看上去远没有以后几年拍出来的东西真实。但就当时而言，这已经够大胆的了。简也是够大胆的，而且让我吃惊不小。有一次我们在床上，她突然笨拙地把头扎下去用双唇碰我的下身，就象一个小女孩因为一阵冲动忍不住在她心爱的玩偶的光头上亲吻一口。那一吻又轻又快，让我吃惊不说，好象她自己也吃惊不小。那情景就象一个孤立的片断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辉映着花店的柔光——那受到护佑的湿润的亲密，那柔软待放的花瓣。我没有要她再来一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流露，我完全无法索取。我能接受，但我不能强求。

　　她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一次关于如何使用筷子的讲座。我们有次去了列克星顿大道上的一家中餐馆。这家餐馆装饰过于华丽，光线不足，墙上贴着金色的墙纸和品蓝色护墙板。筷子都放在纸套里，可简伸手就抓起放在盘子旁边的刀叉。我问她：“你的其他男伴就这样让你过关了？”

　　她的脸一红，气恼地辩解道，“你所说的我的其他男伴不常带我到中餐馆来。”

　　对于我长时间不到纽约来时她的生活内容我尽量不表现出过多的兴趣。知道得太多了对我是一种痛苦，而让她表白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是一种痛苦。“大概是不够档次吧。”我反唇相讥地回了她一句。在布法罗，上中餐馆吃饭是招待孩子们的好办法，也是与凯罗尔喜欢的那些枯燥的夫妇们见面的好办法。我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语气对简说：“吃中餐不用刀叉。这也没有什么难学的。”我替她抽出筷子，把她长着一些斑点的松软的长手握在我的手里。她好象隐隐有一种恐惧感。我用她女人的头脑在镜子里把自己端详了一番：我是个男人，令人恐惧，长着一双足以造成擦伤的大手。关于筷子，我跟她解释道，“你把这根放在这儿，顶着那个指头，这样大拇指就能把它固定住，再用这两根手指夹住这一根，就象夹铅笔一样。能移动了吗？就这样一夹，那米饭呀，咕噜肉呀，什么都能夹起来。”

　　“我能夹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她宣布道。“太好了！哎呀，该死。”

　　“夹米饭是最难的，你得把米粒拢到一起。中国农民用筷子就象用铲子一样方便。”

　　“我都三十多岁了，”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还能学会使这玩意儿。我要看看别人怎么摆弄，他们刚才还挺开心的。谢谢你，斯坦。”

　　我自豪地接受了她的感谢。我现在不清楚杰弗瑞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普通分数，但我乐于相信在简的有生之年，她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会使筷子。

　　我正在失去她。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张牙舞爪的蓝色涂鸦画包围中感受到的不可名状的情愫象是要吞噬掉所有的细节。中餐馆的筷子，深夜的出租车，我象一个情人一样给心上人买花时的激情演出——我还能记得什么？我们一定谈过话，谈过好多，可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的专长属于不同的行当，如果过多谈论我们的婚姻，那迟早要碰到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她的婚姻已经完了，而我的则没有。有一次分别了好久以后，我和她正在上床，她在我耳边悄声说，“他在家。”就这么一句话差点让我丧失了男性能力。我伤心得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家在埃格兹维尔，有三个孩子，有组合家俱，有星期六晚上的聚餐会，还有星期天早上我参加的男人们的网球比赛和凯罗尔参加的卫理会教堂的合唱队。简的最大愿望恰好是她不在家，而在其它任何地方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纽约不会想念我，我觉得她也不会。就说说这让人伤心的情绪——杰弗瑞发烧了，她又不愿意让楼下的布兰达照看他，于是我们只好和衣并肩坐在一起，坐在那个俯瞰悬铃木树梢的房间里。简开口了，“是啊，可你并没有每天楼上楼下地跑去查看信箱，希望得到一封布法罗的来信。”

　　她给我寄到工厂办公室的信让我窘迫不已，连那个给我送信来的部门秘书的脸上也流露出古怪的表情。那信封上是简的潦草的圆体字。画廊为生存下去而作出的努力，罗伯特.马泽维尔画廊或者其它什么大画廊开业的场面，杰弗瑞在学校取得的成绩——所有这些我不在纽约期间她的那个世界发生的琐事对我来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真实。而我自己的生活琐事则有可能使她跟我疏远，使她认为我的生活并不象她的那样孤独。在布法罗，我拥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除了她，我的纽约女郎，隐藏在我的脑海深处，象餐后的一块糖果，象我枕头上的一粒薄荷糖。“我没有多少好说的，”我告诉她。“只是我崇拜你。”

　　“‘崇拜’表示有一种距离感，是不是？”当冷天有人到画廊闲逛时她脸上就会挂上这种生硬的表情。她笨拙地捻熄手里的香烟，对着放在一摞艺术书籍上的一只挺时新的粗糙的泥制烟灰缸吹了一下她的猩红色烟嘴。她染上了杰弗瑞的感冒，不停地清嗓子。

　　“你不想听的，”我试图让她相信，“什么我的哪个孩子丢了自行车，什么哪条狗死了。”

　　“我不想听？”

　　“或者凯罗尔在停车时她旅行汽车的车胎爆了，某某人在某某人可怕的晚宴上喝得醉成了什么样子。”

　　“那个你几乎为了她而离开凯罗尔的女人——你还见她吗？”

　　“她叫艾尔西娅.瓦兹沃斯。有时候能见到，在一些大场合。我们都能随遇而安。生活还得继续呀。”

　　“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我对这种谈话里的暗中较劲有点不大舒服，于是就走到窗前，同时还疑心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树梢。朝北的这一带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只有一些低凹的街道和居民楼的窗户。沿森内加街这一片看上去就象布法罗。

　　“对这个叫艾尔西娅的，你真是投入了很多。你曾经想为了她而离开凯罗尔。”

　　简能说出这些女人的名字，这使我不大开心。我忍住向她解释一番的冲动，说我如何认为她能成为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和母亲，说我如何认定她能顶替凯罗尔的位置。我甚至还知道她会带来什么样的家俱。简的家俱是触摸不到的——就是这座城市本身，这个由无数灯火组成的世界。

　　“我是投入了很多。但是我也发过誓决不再去尝试第二次了。这太痛苦了。对每个人都痛苦。”

　　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杰弗瑞开始咳嗽了——那是一种干燥、娇气、只有独生子才有的咳嗽——简马上赶到他房里去。我听到她一边给他抚背一边跟他低语。她开始唱歌了。我从来没有听她唱过歌。她的声音甜美，嗓音尖但却是真嗓子，还带有一点南部山区人的味道。“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她轻声对杰弗瑞唱道。“在灰蒙蒙的日子，你使我开心。”

　　过了一会儿，等孩子睡着了，她又回到我身边。她的行动不紧不慢的，带有臀部较高的鹿行走时的那种笨拙的优雅，然后脱下身上的衣服。我们在她那张泡沫橡胶沙发上做起爱来，那沙发腿还摇摇晃晃的。完事以后我们吃了六个烤面包圈，两块半品脱的乳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她睡觉，但我也不能确信。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就淡了。当时冲压型材行业遇到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主要是来自南朝鲜和台湾的竞争，就象我们对他们干过的一样——布法罗在生意和社会生活方面变得愈加复杂，而我也不再一趟一趟往曼哈顿跑了。

　　我再一次见到简是在罗切斯特，那时我和艾尔西娅结婚已经快十五年了。无巧不巧，怎么偏偏会在罗切斯特再次见到她。当时正值隆冬，在市中心购物广场的一个入口处，那儿立起了一根图腾柱和一座带有小木偶戏的大钟。圣诞节刚过，这之前的降雪已经被压成一棱一棱的冰块，其硬无比。

　　简的身边带着一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男孩，我开始还以为是杰弗瑞，但马上又意识到杰弗瑞该有二十多岁了。

　　那男孩紧紧地拉着她。虽然她的相貌变得平庸了，我们之间的往日情愫重又撩了起来，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的体重增加了不少，一张中年人的面孔显得又圆又红。她头上戴着一顶羊毛编织帽，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绗缝冬装。郊区的家庭主妇们都时兴把这种衣服当工作服穿，那上边还缀着狗毛和象小草杆一样的东西。

　　“简，我的上帝，”我叫道，一边从她隔着厚厚的冬装赐予的有力、甚至是得意的拥抱中脱出身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住在这儿，”她大声道。“在易朗得奎尔。我们买了个旧农场。”

　　我们？我没有追问下去。“多，多久了？”

　　“哦，有十年了。这是汤米。”

　　“杰弗瑞呢？”

　　“他在陶斯，想当个画家。这个小可怜。天呐，能躲开那些艺术家真是我的福气。都是些孩子气的自私鬼。肯在柯达公司上班——他是个化学家。

　　我们的见面方式就象当时你和我一样——他当时想推销一种工艺。”

　　“不是工艺，我当时只想看看画框。可是，简，离开纽约你能受得了吗？我是说那城市。”

　　她把一只戴着硕大的黑色连指手套的手放到我的手上。即使是隔着有羊毛衬里的皮手套我也能感受到她那一触之间的真实，感受到丝绒般真实的回归，那年轻的织物。那是一种当世界还充满各种选择时的感觉。在她的面前，我感受到一种一个男人与女人相处时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而这个女人曾经为他敞开过自己的心扉，现在却可望而不可及了。

　　“我一直痛恨纽约，想什么办法也要离开那儿。你当时是知道的，斯坦。正是这一点才使你羞怯。”

　　“我——”

　　那个奇怪的小孩正拽着她往商场里什么有趣的地方走，她的手被尴尬地拉开了。她举起那只手挥了挥，鼓励我说，“什么也别说了，亲爱的。你该为我高兴才是。”

　　译者：苏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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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远一样的黄昏
　　** 刘亮程 **

　　每天这个时辰，当最后一缕夕阳照到门框上我就回来，赶着牛车回来，吆着羊群回来，背着柴禾回来。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院子，黄狗芦花鸡还没回窝休息。全是一样的黄昏。一样简单的晚饭使劳累一天的家人聚在一起——面条、馍馍、白菜——永远我能赶上的一顿晚饭，总是吃到很晚。父亲靠着背椅，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土块和木头上，吃空的碗放在地上，没有收拾。一家人静静呆着，天渐渐黑了，谁也看不见谁了，还静静呆着。油灯在屋子里，没人去点着，也没人说一句话。

　　另外一个黄昏，夕阳在很远处，被阴云拦住，没有照到门框上。天又低又沉，满院子的风，很大的树枝和叶子，飘过天空。院门一开一合，啪啪响着。顶门的木棍倒在地上。一家人一动不动坐在院子，天眼看要黑。天就要黑。我们等这个时辰，它到了我们还在等，黑黑地等。像在等家里的一个人。好像一家人都在，又好像有一个没回来。谁没有回来，风呜呜地刮。很大的树枝和叶子，接连不断地飘过头顶。

　　风给你开门，给你关门。

　　很多年前，我们都在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等候。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知道，日后能够等候我们的，依旧是静坐在那些永远一样的黄昏里，一动不动的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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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寂寞
　　** 梁晓声 **

　　都认为，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想改变自身所处的这一种境况而又改变不了。

　　是的，以上基本就是寂寞的定义了。

　　寂寞是对人性的缓慢的破坏。寂寞相对于人的心灵，好比锈相对于某些容易生锈的金属。

　　但不是所有的金属都那么容易生锈。金子就根本不生锈。不锈钢的拒腐蚀性也很强。而铁和铜，我们都知道，它们极容易生锈，像体质弱的人极容易伤风感冒。

　　某次和大学生们对话时，被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抗寂寞的能力。

　　他们笑。我看出他们皆不以为然。他们的表情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我们需要具备这一种能力干什么呢？

　　是啊，他们都那么年轻，大学又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云集的地方，一间寝室住六名同学，寂寞沾不上他们的边啊！

　　但我同时看出，其实他们中某些人内心深处别提有多寂寞。

　　而大学给我的印象正是一个寂寞的地方。大学的寂寞包藏在许多学子追逐时尚和娱乐的现象之下。所以他们渴望听老师以外的人和他们说话，不管那样的一个人是干什么的，哪怕是一名犯人在当众忏悔。似乎，越是和他们的专业无关的话题，他们参与的热忱越活跃。因为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获得了适量地释放一下的机会。

　　故我以为，寂寞还有更深层的定义，那就是——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

　　这是人置身于种种热闹中的一种寂寞。

　　这是另类的寂寞，现代的寂寞。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心灵中再连值得回忆一下的往事都没有，头脑中再连值得梳理一下的思想都没有，那么他或她的人性，很快就会从外表锈到中间。

　　无论是表层的寂寞，还是深层的寂寞，要抵抗住它对人心的伤害，那都是需要一种人性的大能力的。

　　我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流放式的对待。仅仅因为他这个十四岁闯关东的人，在哈尔滨学会了几句日语和俄语，便被怀疑是日俄双料潜伏特务。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被发配到四川的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隔两三个月有车进入深山给他送一次粮食和盐，并拉走菜。

　　他靠什么排遣寂寞呢？

　　近五十岁的男人了，我的父亲，他学起了织毛衣。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没有，更没有任何可读物。有，对于他也是白有，因为他几乎是文盲。他劈竹子自己磨制了几根织针。七八年里，将他带上山的新的旧的劳保手套一双双拆绕成线团，为我们几个他的儿女织袜子，织线背心。

　　这一种从前的女人才有的技能，他一直保持到逝世那一年。织，成了他的习惯。那一年，他七十七岁。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变成容易生锈的铁或铜，也只有被逼出了那么一种能力。

　　而知识者，我以为，正因为所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更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更强的抵抗寂寞的能力。

　　这一种能力，除了靠阅读来培养，目前我还贡献不出别种办法。

　　胡风先生在所有当年的“右派”中被囚禁的时间最长——三十余年。他的心经受过双重的寂寞的伤害。胡风先生逝世后，我曾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了那么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寂寞？

　　她说：“还能靠什么呢？靠回忆，靠思想。否则他的精神早崩溃了，他毕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的人啊！”

　　但我心中暗想，胡风先生其实太够得上是特殊材料的人了啊！

　　幸亏他是大知识分子，故有值得一再回忆之事，故有值得一再梳理之思想。若换了我的父亲，仅仅靠拆了劳保手套织东西，肯定是要在漫长的寂寞伤害之下疯了的吧？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他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笔有足够的纸，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绞刑架下的报告》、《可爱的中国》、《堂.吉诃德》的某些章节、欧.亨利的某些经典短篇，便是在牢房里开出的思想的或文学的花朵。

　　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

　　而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而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他自己。

　　谁都不要错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现代社会的真相告诫我们，那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

　　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人啊，一旦具备了这一种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自己调节为享受着的时光呢！

　　信不信，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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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毕业生 -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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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毕业生
　　** 余杰 **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

　　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象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象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象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呆了四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的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蝉还没有鸣，我们的心便开始鸣了。毕竟我们还年轻。

　　那支烟一直燃到尽头也没有吸一口，那根琴弦寂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弹一下。许多老房子消失了，校园里正在大兴土木。老房子留在照片里，我们呢？我们也能留在照片里吗？包括那些做作的微笑和夸张的”V”形手势？

　　深夜，一长排自行车哗啦啦地倒了，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干的。楼上传来几声遥遥的咒骂，却象是上帝在说话。翻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去。把愤怒留给新生们，把倦怠留给自己。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

　　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自行车骑得太快了，蓦然发觉该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停在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既是是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男生都在打扑克，女生都在织毛衣。

　　打扑克不是为了打扑克，织毛衣不是为了织毛衣。毕业前的日子，必须找一种办法来”打发”。前途是否如意，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对于离开，多少有点恐惧，虽然毫言努力地掩饰着恐惧。毕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彼此的不同，水底的鱼浮到了水面，水面的鱼沉到了水底。

　　校园是不能缩到鞋底带走的。被单已经洗得发白。系领带的时候依然觉得别扭。教授的批评和表扬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将生活在彼处。

　　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上路吧，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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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我的呈奶酪蛋糕形状的贫穷 -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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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呈奶酪蛋糕形状的贫穷
　　** 村上春树 **

　　我们都管那个地方叫“三角地带”。此外我琢磨不出如何称呼是好。因为那的的确确是个三角形，画上画的一般。我和她就住在那个地方，一九七三年或七四年的事了。

　　虽说是“三角地带”，可你不要想成是所谓的delta（意为三角洲） 形状。我们住的“三角地带”细细长长，状如楔子。若说得再具体点，请你首先想像出一个正常尺寸的圆圆的奶酪蛋糕，再用厨刀将它均匀地切成十二份，也就是切成有十二道格的钟表盘那个样子。其结果，当然出现十二块尖角为三十度的蛋糕。将其中一块放在盘里，边啜红茶什么的边细细地看。那顶端尖尖的、细细长长的蛋糕片就是我们“三角地带”的准确形状。

　　怎么会形成如此形状不自然的地带呢——你也许会问，也许不问，都无所谓。问不问反正我都不清楚。问本地人也问不出个究竟，他们知道的不外乎很早很早以前是三角形，现在是三角形，将来定然也是三角形。总的说来，本地人好像不大愿意谈也不大愿意想“三角地带”何以“三角地带”被如此——像耳后疣一样——漠然置之，缘由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形状怪异吧。“三角地带”两侧有两条铁路通过，一条是国营线，一条是私营线。两条铁路齐头并进了一阵子，以楔尖为分歧点，简直就像被撕裂开来一般以不自然的角度各奔南北，景观十分了得。每次目睹电气列车在“三角地带”的尖端南来北往，我就恍惚觉得自己是站在驱逐舰舰桥之上，而那驱逐舰正在海上破浪前进。

　　但是，从居住舒适度和居住功能来看，“三角地带”实在是一塌糊涂。首先噪音厉害。也难怪，毕竟两条铁路左右相夹，不可能不吵。一开前门，眼前一列电车呼啸而过；一开后窗，眼前又一列电车咆哮而至。用眼前这种说法决不夸张，实际上两列电车也近得乘客可以对视致意，如今想起来都觉得叹为观止。

　　你或许要说末班车过去后总该安静了吧。通常都那么想，搬来之前其实我也那么想来着。然而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末班车。旅客列车凌晨一时全部运行结束后深夜班次的货物列车接踵而至；天明时分货车大体告一段落，翌日的客车又杀上门来。如此日复一日无尽无休。

　　呜呼!

　　我们所以特意选住这里，第一第二都是因为房租便宜。独门独院三个房间，有浴室，甚至有个小花园，而房租仅相当于公寓里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既是独门独院，那么猫也能养。简直就像专为我们准备的房子。我们刚刚结婚，非我自吹，穷得上吉尼斯记录都绰绰有余。我们是在站前不动产中介店的贴纸上发现这房子的。仅就条件和租金和房子结构来看，堪称奇迹性发掘。

　　“便宜得很哟！”秃脑瓜子中介商说，“啊，吵倒是相当吵的，不过只消忍耐一下，未尝不可说是拾来的大元宝。”

　　“反正先看看好么？”我问。

　　“好好。不过，你们自己去可好?我嘛，一去那里就头疼。”

　　他借给钥匙，画出去那座房子的路线图。好个爽快的中介商。

　　从火车站看去，“三角地带”似乎近在眼前，但实际走起来，到那里花的时间相当惊人。在铁道上“咕噜”绕一圈，过天桥，沿脏兮兮的坡路上上下下，好歹从后面兜到了“三角地带”。周围商店之类形影皆无，寒伧得近乎完美。

　　我和她走进“三角地带”尖头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在里面逗留了一个小时。这时间里有相当之多的电车从房子两侧通过。特快通过时，窗玻璃“咔咔”作响。过车时间里听不到对方说话。正说着有车开来，我们便闭嘴等车过完。静下来刚开始说话，又一列电车尾随而至。那情形，不知该称为 communication 的中断还是分裂，总之是十分让·吕克·戈达尔式的。

　　不过除去噪音，房子格调本身相当可以。式样古色古香，整体上没有硬伤，壁龛和檐廊也有，很够味道。从窗口泻进的春日阳光在榻榻米上做出小小的方形光照很像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租吧。”我说，“的确很吵，不过我想总可以习惯的。”

　　“你这么说，就这样吧。”她应道。

　　“在这里这么待着不动，觉得就像自己结婚成家了。”

　　“实际上不也结婚了?”

　　“那是，那倒是。”我说。

　　我们折回不动产中介店，说想租。

　　“不吵？”秃脑瓜子中介商询问。

　　“吵当然吵，可总能习惯。”我说。

　　中介商摘下眼镜，用纱布擦拭镜片，啜口茶杯里的茶重新戴回，看我的脸。

　　“噢，年轻嘛，到底。”他说。

　　“嗯。”我应道。

　　接着我们签了租约。

　　搬家用朋友一辆轻型客货两用车足矣。被褥和衣服和餐具和台灯和几册书和一只猫——这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既无组合音响又无电视机，洗衣机没有电冰箱没有餐桌没有煤气灶没有电话没有电热水瓶没有吸尘器没有电烤箱没有，一无所有。我们就是穷到这个地步。所以，虽说是搬家，三十分钟都没花上。没钱也好，人生简洁至极。

　　帮忙搬家的朋友看到我们夹在两条铁路之间的新居，显得相当惊愕。搬完家他想朝我们说什么，碰巧特快驶过，什么也没听见。

　　“你说什么来着？”

　　“这样的地方真的也能住人！”他一副敬佩的神情。

　　最终，我们在那房子里住了两年。房子建得极其马虎，到处有空隙来风。夏天自是开心惬意，冬天就成了地狱。买取暖炉的钱都没有，天一黑，我就和她和猫钻进被窝，那才叫不折不扣的相抱而眠。早上起来看到厨房洗涤槽已经结冰的事也屡见不鲜。

　　冬去春来。春天美妙无比。春天一到，我也好她也好猫也好无不如释重负。四月间铁路有几天罢工。一有罢工，我们真是欢欣鼓舞。一整天一列车都没有。我和她抱着猫到路轨上晒太阳。安静得简直像坐在湖底。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

　　至今每次听到“贫穷”二字，我都会想起那块的细长土地。那房子现在到底住着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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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读书与美丽 -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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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书与美丽
　　** 严歌苓 **

　　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士·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　他说在他年少时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无妨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

　　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和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份，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的，并没有落伍得那样彻底。

　　在易卜生的《彼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薇格的少女，彼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彼尔金特的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她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来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索尔薇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

　　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汲取它的营养。

　　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地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志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须求助他人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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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表情 - 马里奥·贝内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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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情
　　** 马里奥·贝内德蒂 **

　　米尔顿•埃斯东瓦曾是个神童。七岁就能弹奏勃拉姆斯的五号作品第三奏鸣曲；十一岁时，他在欧美国家的大都会举办的一系列音乐会上受到批评界和观众的一致欢迎。

　　然而，当他年满二十岁时，人们却在这位年轻的钢琴家身上看到一种明显变化。他开始过分地注重虚夸的动作、面部的做态、皱眉头、陶醉的眼睛和其他种种类似的效果。他把这一切叫做“他的表情”。

　　渐渐地，埃斯东瓦练就了一套独到的“表情”。演奏《忧伤》用一种表情，演奏《花园里的小女孩》用另一种表情，演奏《波洛涅兹舞曲》用第三种表情。在每场音乐会之前，他都要对着镜子练习，但是疯狂地崇拜他的听众却认为他的表情非常自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和跺脚声。

　　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是在星期六的一次朗诵会上出现的。观众注意到某种奇怪的东西。在他们的掌声中包含着些许惊愕。实际上，埃斯东瓦是用《土耳其进行曲》的表情演奏《沉没的大教堂》的。

　　但是六个月以后灾难降临了，医生们称之为空白遗忘症。空白的内容是指乐谱。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米尔顿•埃斯东瓦永远忘记了他的长长的节目单上的一切小夜曲、序曲和奏鸣曲。

　　令人惊讶的，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他每次演奏时所采用的虚夸而做作的表情。他永远不能再举办一场钢琴音乐会，但是有一点能够使他感到安慰：即使今天，在礼拜六的夜晚，最忠实的朋友们仍然聚在他家里欣赏他的“表情”的无声的独奏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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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半人半鱼之神 -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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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半人半鱼之神
　　**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

　　我是在精神明显紧张的状态下撰写此文的。因为到明晚，我将不复存在。我身无分文，在唯一能维持生命的药物中断了时，将再也不堪忍受精神的折磨；我将从顶楼这个窗口跳到下面肮脏的大街上去。不要从薪俸和吗啡上来断定我是一个弱者或是一个堕落者。等你阅毕这几页草草写就的文字时，你也许会料想我为什么非得忘却一切，或非得寻死的原因，但你决不会完全料及这一原因。 

　　在茫茫太平洋最开阔也是最没有人去的一块海域上，我押运的邮船成了德国军舰的牺牲品。那时，大战刚起，德国佬的海军力量还没有被削弱到后来的地步，我们的押运船自然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但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佬收编了我们这些战俘，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正、客气的对待。德国佬的军纪很松散。在我们被俘后的第5天，我便有了机会，找到一条小船独自逃走。船上备足了可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水和食品。 

　　当我最终发现小船在随波逐流时，我如坠五里雾中。我从来就不是合格的航海者，因而只能依据太阳和星星的位置，模糊地推断自己处在赤道偏南一点的地方。我对经度一窍不通，而且当时又看不到任何岛屿或海岸。天气一直很晴朗。在灼热的阳光下，我漫无目标地漂流了不知多少天，期待着有艘路过的船，或被海浪抛到某块可居住的陆地上去。然而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我开始感到绝望。 

　　奇迹在我睡眠时发生了。但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将永远不得而知，因为我的睡眠尽管多梦不安，但从未中断过。最后醒来我竟发现自己的一半身子陷进了一片可怕的黑黏泥地之中。黏泥地呈一丝不变的起伏形状，从我的周围一直延伸到我能看得到的地方。小船也搁浅在黏泥地上，离我有些距离。 

　　你很有可能会猜想我的第一反应将是对如此意想不到的巨变感到惊讶。但事实上，与其说是惊讶，倒不如说是恐怖，因为空中和泥中都透出一种令我不寒而栗的不祥之兆。这一带充满了各种腐臭味。它们是从腐烂的鱼体和辨不清何物的尸体上散发出来的。或许，我不该用语言叙述这种恐怖，这是万籁俱寂极目无际的不毛之地中存在着的无法形容的恐怖。这儿，除了一大片黑沉沉的黏泥地外，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使我深感压抑，严心和恐惧。太阳从空中直射下来，然而在我看来，天空几乎也是黑沉沉的，残酷得不见云层，这天空恰似被我脚下漆黑的泥地反照一般。 

　　我爬进了搁浅着的小船，意识到只有一种理论能解释我的处境。经过某一史无前例的火山剧变，有块海底被隆上海面，形成了陆地，而这块陆地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已蕴藏了无数个百万年之久。在我脚下隆起的这块新大陆十分恢宏十分荒凉，我竖起耳朵也听不到汹涌澎湃的大海传来的最微弱的声音。我举目远眺也看不到任何的海鸟。 

　　一连好几个小时我都坐在船上沉思默想。小船侧身搁浅着，当太阳在空中移动时，才提供了一点荫凉。随着白天的消逝，黏泥地失去了不少黏性，干涸得似乎可以让人短时行走。那晚，我难以成眠。第二天，我便打点好带有水和食品的行李，准备去陆地旅行，寻觅消失的大海，寻求可能的救援。 

　　第三天早上，泥地已干涸得可以自由行走。与此同时，死鱼发出的气味与日俱增，臭不可挡。不过，我对这区区小灾已毫不介意，因为我必须顾及大事。我开始大胆地出发寻找未知的目的地。在这此起彼伏的旷野中，我整天都以远处最高的一个圆丘为目标，朝西稳步前进。晚上，我露宿休息。次日，我继续前进，尽管圆丘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比我起先前见它时要近些。到第四天晚上，我终于到达圆丘脚下。其实，圆丘要比远处望到的高得多，它由一条横在中间的波谷隆起，坡度较陡。我疲惫，无力登山，倒睡在山影之下。 

　　我不明白那晚我为什么老做恶梦。在渐渐亏缺的奇特月亮远在东边的平原上升起之前，我出了一身冷汗醒了过来。恶梦难耐，我决定不再入睡。月光下，我倏然悟出白天行走真是愚蠢之举，假若不在灼热的阳光下行走，我本可省却不少体力。现在，我清楚地感到能在日落时向阻碍我的山坡进军。拾掇好行李，我开始朝山顶爬去。 

　　我曾说过那连绵起伏的大荒原是我模糊恐惧感的来源。但当我登上山顶，顺着另一边山坡往下看，看到一条月光尚未照至其漆黑深处的大峡谷时，恐惧感顿然倍增。我顿觉自己是站在了世界的边缘上，凝视着深不可测与黑暗共存的谷底。随着恐惧的加剧，我不由地浮想起《失乐园》一书的奇特情节和撒旦可怕地爬过未成形的黑暗之国的奇异情景。 

　　月亮爬得更高了，我开始看到峡谷的坡度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大。突出的岩为下山提供了相当方便的落脚点，并且从踩着岩石艰难地往下爬到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后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光仍未照及的阴森森的谷底。 

　　骤然间，我的注意力被对面山上一个巨大而又异常的物体所吸引。此物陡直而立，离我百码光景，在半空中月亮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我随即搞清那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但又注意到它的外形和位置并非天公所作。再仔细一看，倒使我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觉。尽管此物身躯庞大，且位置又处在自世界初期起就已在海底豁开的一个深渊之中，但我坚信这一奇特的物体是造型恰到好处的独石柱。它那庞大的身躯与既能生活又能思考的动物的手艺或崇拜不无关系。 

　　在既茫然又害怕的同时，我倒也有一种科学家和考古学家才会一时产生的快感。于是，我便更加仔细地环顾周围。月上中天，月光清澈而又不可思议地照在了深渊周围的悬崖峭壁上。猛然间，我看到有股山水从高处飞泻而下，几乎溅到了我站在山坡上的双脚，继而沿着蜿蜒的溪道朝两个方向奔腾而去。水波冲洗了深渊对面巨大的独石柱底基。底基上刻有碑文和粗糙的雕饰。碑文是用我看不懂并且从未在书中见过的象形文字刻写而成的。大多数象形文字以简单化的象征表示诸如鳗鱼、章鱼、鲸鱼，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等海生动物。少数几个象形文字则显然表示世人所不熟悉的海生动物，不过对其腐烂的形状，我倒在海洋隆起的平原上目睹过。 

　　然而，最使我着迷的是生动的雕饰。在溪涧对面，硕大无朋的系列浮雕清晰可见，其题材会使像多雷这样的插图画家羡慕不已。我想这些浮雕该是用来描绘人的——至少是某一类人，尽管所雕之物像鱼一样在某个海洞中姿意嬉戏，或在浪涛之下出现的某个极大的神殿中举行效忠仪式。对它们的形态我不敢细说，因为仅看一眼它们的外形，就会令我昏厥。这些东西长得奇形怪状，其丑态超过了像埃德加·艾伦·坡或布沃尔这些作家的想象力。但除了带蹼的手脚，惊人的宽厚嘴唇，目光呆滞的凸眼以及其他回忆起来起来更令人不悦的特征外，它们总体上具有人的形体。够奇的是，这些半人半鱼被雕刻得与它们的实情很不相符，其中有条半人半鱼欲要杀死一条并非比它本身大多少的鲸鱼。根据它们古怪的模样和肥大的身躯，我很快得出结论：它们只不过是某个原始捕鱼部落或航海部落想象中的神，这一部落在波尔舟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始祖出世前好几个时代就已灭亡。此番情景恐怕连最具探险精神的人类学家都尚未见识过，对此意外遭遇我恐惧得呆如木鸡，直到月光奇迹般地投射在我面前的寂静的山谷里。 

　　突然，我看见了它。伴随着其要露出水面而发出的轻微搅动声，此物悄然出现在黑色的水面上。它身材高大，面目可憎，酷似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它如同恶梦中的巨大怪物一样飞快地奔向独石柱，然后在独石柱旁猛烈地挥动其一双巨大的带鳞手臂，并低下其可怕的头，发出某种有节奏的声音。我想我当时一定是疯了。 

　　我是如何发疯似是而非地登上山坡和悬岩，又是如何发疯似地回到搁浅的小船上，对此我几乎回忆不起来了，但我相信我曾狂叫过，也狂笑过。我模糊地记得回到船上后不久，天下起了一场狂风暴雨。不管怎么说，我清楚地听到了隆隆的雷鸣声和其他声音，这是大自然在其心情最不好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当我走出阴影时，我躺在旧金山的一家医院里，我是在太平洋中被美国船搭救并护送到那里的。在医院里，我神志失常时说了不少话，但发现别人对我的话并不怎么在意。对太平洋中隆起的陆地一事，甚至连我的援救者也毫无所知。以后，我找到一位大名鼎鼎的生态学家，并逗问他有关腓力斯人对半人半鱼之神，即鱼神的传说中的一些古怪问题，但顷刻发现他未能免俗，言不及义，令人失望，也就不再向他逼问。 

　　每当夜幕降临，尤其当月亮亏缺不圆时，我能看见它。我试用了吗啡，但它只有短暂的药效，却使我像一个绝望的奴隶一样深深地陷入了它的魔掌，无法逃脱。因此，在写下了一篇供我的同胞参考或耻笑的完整记事后，我现在就开始彻底断药。我常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幻觉——一种仅是从德国兵那儿逃跑后，在没有甲板的船上中暑发高烧时讲着胡话的反常行为。然而，每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在我的面前总会出现一幕非常清晰的令人局促不安的画面。我一想到大海就对那些不知何物的尸体怕得发抖。因为它们此时此刻可能正在泥泞的海底挣扎着爬行，去敬奉它们古老的石偶，并把同它们自己很相似的可憎之物雕刻在海底那渗透了水的大理石碑上。我梦想有朝一日它们能浮上海面，用其冒着血腥气的爪子把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的弱小的人类残余者拉下海去——有朝一日大地下沉，黑色的海底上升到宇宙中的混乱不堪的地方去。 

　　末日即将来临。我听到了门上发出的响声，似是某个庞大的滑行躯体在笨拙地撞击房门。它不该找我。天啊，那只手！窗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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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病
　　** 贾平凹 **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象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

　　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穿门，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籍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病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么？”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到：“哎吆，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出去办一件事的！”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手，恨不能剁断了去。末了还凑进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么？蠢东西！

　　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做陪，说是“寒舍生辉”，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我笑着对被请的那位领导说：“我现在和你一样了，你平时是一副眼镜，我也是一副眼镜，批文件又是另一副眼镜。”吃罢了，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妇人说：“哪里，哪里。”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

　　这样的刺激是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辞。

　　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么？”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贱。比如我长的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相声艺术里不就是大量运用这种办法吗？见人我说我有肝病，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皆大欢喜，自贱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

　　再者，别人问起：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么没有当个局长，怎么没能出国一趟，怎么阳台上没植花鸟笼里没养鸟，怎么只生个女孩，怎么不会跳舞，没有情人，没一封读者来信是姑娘写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话就回答了。

　　但是，人毕看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无限的孤独和寂寞。惟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做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的头疼，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的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是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

　　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去了，落下那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强个不亦乐乎。这行为乎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院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但地走进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催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这一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旧洁亮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一个蜘蛛网，它好大，状若一个筐篮，为我平生之少见。我们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象一个通了电的铁网，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大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黄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

　　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名姓的，直呼床号。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我先是“+235”后一个病号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235！235！”这是在买饭了，饭勺不挨着我的碗，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她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见的地方洗手，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代号，但后来想通了，“贾平凹”不也是一个代号吗？虽然235不是爹娘为我起的名字，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张书记”“李主任”“刘主席”吗？

　　我在打吊针的时候，目光一直是看着天花板的，天花板很洁净，而我还是看出了上面的细小的纹路，并且从这纹路上看出了众多的鱼虫山水人物。有人说，天花板是病人的一部看不完的书，这话真对。然后我在琢磨“+235”，想有个“+”号，这是不吉利的，因为乙肝之所以是乙肝，就是各项指标是阳性，阳性表示出来就是“+”号。待到正式为“235”了，我思索235为数相加是10，这还好不是13，但10也是不好，应该是9恰好，围棋的最高段位不就是9吗？中国人是爱好3、6、9的，幸喜有个3字。

　　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树叉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这不是迷信，一定时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息在鸣叫。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他永远无烦恼痛苦。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这时候，有许多苍蝇在嗡嗡叫，那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我们无声的祈祷他灵魂安妥，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更没有人动手打它，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们在心中默默的向它祈祷，企望它能饶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的原因，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上神的产生，猫头鹰也就是一个神的。

　　在这个监狱似的大地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他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这是因为他以前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只以犯人减刑入狱。我们患了病，并不是企图犯人，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每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有待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他比那些互为利用的官网、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的多。

　　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人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吝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嫖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象官倒那样嚼药成性。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据说，在我们中国，患乙肝的是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是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呆呆，人际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的多呢。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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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如果把世界比喻成一座城市 - 汤玛斯·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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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把世界比喻成一座城市
　　** 汤玛斯·弗里德曼 **

　　西欧好比养生安老中心，垂垂老矣的人口由土耳其来的看护照管吃喝拉撒。

　　美国则像门禁森严的豪宅区，社区的前门装有金属探测器，好多男女在前院里埋怨外人都很懒，后墙其实有个小缺口，供墨西哥劳工等精力充沛的移民翻爬进来，协助社区的正常运作。

　　拉丁美洲是找乐子的地方，一大堆夜店舞厅，晚上十点开始上班，人人睡到日上三竿，很是有得玩，夜店舞厅之间却没其他生意，只有智利那条街例外。这一区的地主几乎都不把赚的钱再投资于社区，都是存到隔老远的银行。

　　阿拉伯是一条阴暗长巷，除了几条叫杜拜、约旦、巴林、卡达、摩洛哥的小弄，外人是不敢进入的。唯一的新开店是加油站，老板跟拉丁美洲的精英一样，也不在社区投资。阿拉伯街的许多住家都窗帘闭拢，百叶窗拉上，门前草坪插有“非请勿入，内有恶犬”的标语牌。

　　印度、中国、东亚是“铁道的另一边”，是个大市场，人声鼎沸，许多小店家、小工厂，间杂以工学院和升大学、升研究所的补习班。本区人人都不睡觉，都住大家庭，人人都工作，都储蓄，为了往上爬。中国人的街道虽没法治，路却铺得好，没坑没洞，街灯都管用。印度人的街道则灯没修，路面多坑多疤，警察执法却很严，想摆个卖柠檬汁的小摊也得取得执照，幸好警察会收红包。成功的企业在厂房中也都有自己的发电机，还有最新式的手机，不怕电话线杆全倒。

　　非洲真惨，商店都关门大吉，平均寿命预期值正在下降，新盖的房子都是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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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艺术压迫 - 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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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压迫
　　** 韩少功 **

　　假如说七十年代的北京像个大政府，八十年代的香港像个大百货公司，那么巴黎无论什么时候都像个大博物馆。数以万计的人杰才俊进入这个世界艺术之都，成天胡思乱想争奇斗艳不让巴黎安宁。数以千计的博物馆和画廊也藏龙卧虎，足令外来游客看累、看蠢以及看疯——据说有位诗人就是在凡·高自画像面前发作神经病的。

　　从名扬四海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到默默无闻的某个小酒吧，经法国人艺术眼光几个世纪来的精细雕琢，都勃勃辐射出美的热能，烤灼观赏后的感叹。法国人很在乎自己与别人活得不一样。哪怕在一个小酒吧里，一堵没有粉刷的土墙，两个粗粮的啤酒桶，几把代替壁灯罩的草扇，也总要被处置得别出心裁不同凡俗，使你深深欣悦于法国人的创造性，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艺术富有和艺术挥霍，乃至一种艺术无微不至和无处不在以后的压迫，几乎透不过气来。

　　法国人玩生活。富有富玩，穷有穷玩。有一个破旧的电话机商店，橱窗里是用老式电话机和旧电线旧零件拼成的图案，也别有趣味。另一个商店专营石头，主人把各种色彩和各种形状的石头取来稍作加工，也就成了抽象艺术，成了或悲寂或幽默或热烈的精魂，可为主人卖得银钱。

　　最无用的地铁废票也被他们玩着。像中国一些民间艺人编织草虫草鸟，常有法国人在地铁站收集废票，随手编成飞禽或人脸什么的，编好了，插在什么地方就走了。你没法找到这些不求报酬的匿名艺术家。

　　法国政府力图充当艺术爱好者。与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法国设有文化部，而且是内阁第一大部，地位在国防部、外交部之前。尽管移民压力沉重，管理当局仍然十分风雅地特许外籍艺术家滞留法国，优惠提供长期签证，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慷慨得多。又建造外籍艺术家大楼，免费或低费供一些疯男女吃住，夸示其大庇天下寒士之雄心。巴黎的公共厕所收费，公园和某些博物馆倒是免费，显然需要政府狠狠心拿出钱来补贴。

　　卢浮宫的古典艺术肥厚得几乎腻人，任何游客都没法将其完全消化。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抗德，法国人把卢浮宫的珍贵展品全搬上火车，依托铁路与敌人躲迷藏，一直到战争结束才驶回巴黎。所有展品的包装搬运都是由法国男女义务干的。更重要的是，经战争劫难，护卫展品的不少人死了，而展品一件未损一件不少，也未被谁塞一点到腰包里去。这真是一个奇迹。

　　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法国人就是为了保护巴黎的建筑艺术免遭轰炸，向德国侵略者不设防地敞开了城门，不惜俯首称臣。艺术与气节在轰炸机下不可两全的时刻，法国人能做怎样的选择呢？

　　很多法国人没有选择气节。问题是，如果因艺术而放弃气节，那么这种艺术是否比一片抗击强暴的废墟更让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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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珠子灯 -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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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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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珠子灯
　　** 汪曾祺 **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无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

　　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

　　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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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投水救助业 - 菊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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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水救助业
　　** 菊池宽 **

　　据古书记载，京都自古以来自杀者即相当多。无论是哪一个时代，京城人的生存竞争总是比乡村人激烈。一旦遭逢无法再生活下去的不幸时，选择一死了之的人很多。例如，城内城外均遭到严重的饥馑，父母兄弟个个撒手尘寰，或丧失了至爱的妻子儿女时，人们会因厌世而自杀。

　　其他因官职落榜一时想不开的，被情义所逼的，因失恋而看破一切的……令人想自杀的原因真是数不胜数。更何况德川时代时还有所谓情死的，一次死两个人。

　　当人们想自杀时，最简便的方法似乎是投河。这个不需去查看统计学者的自杀调查表，只要对自杀这档事，稍为认真思索过的人即能察觉才对。遗憾的是，京都没有适当的投河场所。鸭川当然死不了，因为最深的地方也不及一公尺。因此，阿俊与传兵卫（译注：木偶净琉璃剧的一出情死戏，主角井筒传兵卫杀死情敌武士后，与娼妓阿俊双双在鸟边山寻死的故事）才会情死在鸟边山（译注：平安时代的火葬场）。其他大多选择上吊自杀。那个时代，当然没有不幸遭车祸死亡的。

　　另外，非选择投身自杀不可的人，可从清水舞台（译注：清水寺，建立于西元七九八年，平安时代以后被瞻仰为观世音菩萨的灵地，上演传统剧的舞台被建立在陡峭的断崖上）跳下去。俗说：“抱着从清水舞台投身的心情”（译注：意谓“下了豁出性命的决心”），这其实是有根据的比喻。

　　不过，若真目睹过舞台下那山涧岩石上的碎烂尸体，或曾听人描述过惨状的人，即使再喜爱跟潮流，也会犹豫不前。因此，一些非选择投河自杀不可的人，只能学阿半与长右卫门（译注：木偶净琉璃剧的一出情死戏，年轻女孩阿半与半老男人长右卫门的悲恋剧情），迢迢走至桂川，不然就得越过逢阪山至琵琶湖，或到嵯峨的广泽池去如愿。

　　对一些想在死前尽情享乐一阵子的情死者来说，这段路程或许不算什么，但那些一刻也不想再待在这世上的人，实在没有闲情走这段十多公里远的路。所以，这些人大多选择上吊自杀。也因此，一些常在圣护院之森或纠森（译注：下鸭神社内的树林）捡拾米槠籽的孩童，常会冷不防撞见一具吊在半空中的尸体而魂不附体。

　　话虽如此，自古以来京都人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了自杀。即使是所有自由都被剥夺了的人，也至少残存有自杀的自由。被捕入狱的人，也能选择最后一条路。就连双手双足都被绑住无法动弹的人，只要持有极度的克己心，也能强迫自己不呼吸而自尽身亡。

　　总而言之，京都没有适当的投河场所，这是事实。不过，从古至今，想自杀的人们还是绞尽脑汁如愿了。虽然没有适当的投河场所，但自杀者的比例，并不逊于江户（译注：东京）或大阪。

　　时代跨入明治以后，京都府桢村首长大兴水渠土木工程，自琵琶湖引水进京。此工程，不但带给京都市民水运方便，也让京都市民享有自来水的恩泽，同时更提供了适当的投河场所给京都市民。

　　水渠大约有二十公尺宽，是个相当不错的投河自杀场所。若在深海海底浮游着，任各种鱼类叼啄着自己的尸体，恐怕无论是任何人，光想像也会感到呕心。所以大凡一般投河自杀的人，都希望即使死了，也最好在适当的时机被人发现尸体，再打捞上来吊丧。针对这点来讲的话，水渠实在是个最佳场所。

　　水渠从蹴上经过二条，再顺着鸭川河边流至伏见。不论是何处，水深大约都有三公尺左右，清澈见底。而且两岸种植有杨柳，夜晚时瓦斯灯青光朦胧。鸭川对面还能传来先斗町（译注：京都鸭川西岸的闹区）一带的琴声弦歌。背后是静默横躺着的东山（译注：京都东方以大文字山为主峰的山峦，山脚下有多数的神社与寺庙）。雨后的夜晚，两岸边的霓虹灯光，更会红红绿绿地映照在水面上。

　　如此美丽的水渠夜景，往往会使自杀者萌生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让自杀者消却对死亡的恐惧，而恍恍惚惚地纵身投入水中。

　　只是，无论自杀者寻死之意再如何坚毅，当其带着全身重量落到水面那一瞬间，也均会发出悲鸣。这是人贪生怕死的本能呻吟。不过，既然人都跳下去了，又有何办法？跳下去后，一般大多会溅起一阵飞沫沉入水中，再浮出水面，此时，投河者心中只有想得救的本能存在。因此他会胡乱伸手抓掴河水、拍打水面、拼命挣扎、痛苦呻吟、拳打脚踢。然后四肢渐渐失去力量，再坠入神智不清的状况而丧生，不过，若此时有人丢绳子入水，投河者大多会不假思索地伸手抓住绳子。当投河者抓住绳子时，他心中不会浮出投河前的觉悟与被抢救后的后悔。只有想得救的强烈本能存在着。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嗤笑自杀者临死前求救，或抓住绳子的这种矛盾心理。

　　总之，自从京都出现适当的投河场所后，想自杀的人大多会投身于水渠。

　　从水渠被捞出的横死者尸体年数量，有时甚至会高达百多人。水渠流域中，寻死的最佳场所是武德殿（译注：一八九九年落成的武艺馆）附近一座凄寂的木桥。水渠中沿着倾斜面缆车旁一路往下奔流的水势，即使流至冈崎公园仍会馀势犹存地绕着公园转。木桥正座落于水流与公园分道扬镳之处。右手方可见瓦斯灯寂寥地映照出雾霭灿然的平安神宫院内的树林，左手方是几户门窗紧闭的空寂人家。所以平日悄无人声。因此越过这座桥栏杆投河自杀的人很多。看来，从桥上投河比从岸边入河，较能满足自杀者心中潜在的演戏愿望吧。

　　只是，木桥下流八、九公尺左右的水渠岸边，有一间茅屋。每逢有人从桥上投河自杀时，自茅屋内即会冲出一个身材极为矮小的老媪。投河自杀的时间若在夜晚十二点之前，老媪的抢救方法大致都一成不变。亦即手中一定握着一支长竹竿，再将竹竿伸往河中发出呻吟声之处。通常会有反应。若没反应，只要追赶着水声与呻吟声，连连探出竹竿即行。当然偶尔也会有毫无反应任水势漂流下去的例子，但十之八九竹竿彼端通常都会有反应。

　　待老媪将投河者救至岸边时，看热闹的人群中，也一定夹杂着某个好心跑到三百公尺远的派出所去通报事件的男人。若季节正逢冬天，那就必须生火取暖，但若是夏天，则只要让投河者吐出河水，再帮他擦擦身子，投河者多半即能恢复精神自己跟随警员行至派出所。而通常也都是警员向投河者教诲两三句话，投河者则支支吾吾地陪罪道歉后即了事。

　　像这种抢救人命的例子，一个月后，政府会颁发一张表扬状与一圆五十分钱左右的奖金给抢救者。老媪每次领取了奖金后，总会先供奉在神龛前，再击两三次掌，然后拿到邮局存款。

　　第四回内国博览会（译注：明治政府为振兴国内产业所开办的产物博览会，始于一八七七年东京上野公园，终于一九零三年第五回大阪博览会）在冈崎公园被举办时，老媪在茅屋原处开了家小茶馆。虽只是卖些糖果点心或水果之类的小茶馆，但收入相当不错，因此博览会的建筑物渐渐被拆毁后，老媪仍持续着她的茶馆生意。这也可说是第四回博览会闭幕后存留下来的唯一纪念物。老媪的丈夫已死，她一直跟女儿相依为命。零钱逐渐积多后，先前的小茅屋也变成目前这栋整洁清爽的住屋了。

　　老媪最初发现有人自桥上投河时，惊慌得手足无措。想大声呼人，附近又没有人影。即使运气好凑巧有人经过，那时投河者也早已被卷入激烈的水势中而行踪不明了。此时，老媪只能凝视着黑暗的水面，口中喃喃念佛。但是，老媪如此耳闻目睹的自杀者，不仅是一两人。通常是两个月一次，有时甚至是一个月两次，老媪会听到自杀者的悲鸣。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地狱里未能超度的亡魂之呻吟，令懦怯的老媪难以忍受。于是，老媪才下定决心抢救这些投河者。

　　老媪第一次鼓足勇气并绞尽脑汁用竹竿抢救成功的，是一个二十三岁的男人。那是个因盗用了主人家的五十圆公款，想以死来陪罪的懦弱男人。警员谴责他轻举妄动后，那男人即表示愿意悔改并继续努力工作。一个月后，老媪收到京都府政府寄来的传唤通知，领回了奖金。当时的一圆五十分钱对老媪来说，是一笔巨款。她再三考虑过后，才决定把钱存进当时才刚稍稍盛行起来的邮政储蓄。

　　那以后，老媪就拼命救人。而且抢救技术也逐渐高明起来。只要一听到水声与悲鸣，老媪即会翻身而起冲出后门。然后抓起搁立在后门边的竹竿，像个渔夫拿着尖矛准备扎鲤鱼般地摆出架式，凝视着水面，再巧妙地探出竹竿至自杀者面前。几乎所有的投河者都会伸手揪住被探至眼前的竹竿。然后老媪再使尽气力打捞上来。

　　若有凑巧路过的男人想帮老媪时，老媪会很不高兴。因为她觉得那人好像侵害到自己的特权似的。如此，老媪自四十三岁那年到五十八岁的今日，总共抢救了五十多条性命。因此授奖的手续也非常简化，只需一周即能领取奖金。府政府的公务员总是笑道：“阿婆您又来了。”再把奖金颁给老媪。老媪也失去当初欣喜若狂的感激情怀，就像自茶馆客人手中接过豆沙糕钱一样，只回一句：“谢谢。”即了事。

　　当世间一般景气旺盛，接连两三个月都没有投河者时，老媪总会觉得有点心痒难挠。女儿向她要钱想买布料时，老媪也会回女儿说，等下回领奖金时再买。那时是六月末，照往例来说，应该是投河者最多的旺季，却不知为何竟没人投河。老媪每晚和女儿铺棉被排枕头时，总会倾耳细听河面的动静。到了十二点仍无动静时，才喃喃道了一句：“今晚又不行了。”这才死心地闭上眼。

　　老媪认为拯救投河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她在跟茶馆客人聊家常时，时常这么说：“像我这样的人，也救了不少条性命，死后一定可以上天堂了。”当然没有人跟她唱反调。

　　不过老媪心中仅有一点不满。那就是被抢救的人，罕得有人向老媪道谢。他们在警员面前虽会行礼道谢，却没人会向老媪说谢词。更没人于事后专程再度来致谢的。老媪心中暗忖：“真是枉费我救了他们一条命，这些人也实在太无情了。”

　　某夜，老媪救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那女孩恢复神智发现自己被救过来后，不顾一切地哭天抢地起来。警员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一道走往派出所时，途经那座木桥，不料那女孩又趁警员不注意时，再度跃身跳进河里。只是，那女孩竟出奇地又被老媪探出的竹竿救上来了。

　　老媪望着二度被警员带走的女孩的背影，喃喃叹道：“不管跳几次，人毕竟总是想求生的。”

　　老媪年近六十时，依旧只要耳闻水声与悲鸣声，即马上往河中探出竹竿。也依旧没有任何一个自杀者会拒绝揪住眼前的竹竿。老媪一直认为那些人是衷心想得救，所以才会揪住被探出的竹竿。老媪一直也认为，既然抢救的都是一些衷心想得救的人，那么她做的也一定是无以伦比的好事。

　　今年春天，老媪十数多年来的平静生活，首遭危机。问题出在她那个二十一岁的女儿身上。女儿长相虽有点粗俗，但皮肤白晳，表情妩媚动人。

　　老媪本来计划等某个远房亲戚的次男服完兵役后，将招他入赘，再拿出三百多圆的存款做为本钱，合力把茶馆扩大。这是老媪的愿望与期盼。

　　可是，女儿却彻底破坏了老媪的期盼。她跟一个自今年二月起，在熊野通二条下那间熊野座小剧场上演戏剧，名叫岚扇太郎的巡回演出艺人，陷入老生常谈的男女关系。扇太郎花言巧语地教唆女儿偷出母亲的存摺，自邮局提取所有的存款后，双双远走高飞了。

　　老媪除了惊愕与绝望以外，一无所有。只剩下茶馆里不满五圆的商品，以及一些衣物。不过老媪若依旧把茶馆开下去，理应不会流落街头的。只是老媪已万念俱灰。

　　她等了两个月，盼望女儿会捎来讯息，却以徒劳告终。她失去继续活下去的精力。于是，想到死。她考虑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投河自杀的决心。如此，不但可以解脱难以忍受的绝望，也可儆戒女儿。她选择了已住习惯的住家附近那座木桥，做为投河场所。老媪认为，自那桥上投河自杀的话，一定没人会干扰她的。

　　某天夜晚，老媪终于伫立在那座桥上。她脑中不断浮出迄今为止自己抢救过来的自杀者的脸孔，但那些脸孔，却彷佛都挂着一副奇异的、嘲讽的笑容。不过，也多亏她看过无数的自杀者，所以已将自杀这种行为视为家常便饭，心里不怎么恐惧。于是，老媪神志恍惚地自栏杆滑落般地跳入河中。

　　当老媪不期然地回过神来时，只见四周围着警员与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这些人都是她平日率领的集团，只是她的位置稍稍调换了一下而已。看热闹的人群中，甚至有人想不通警员的身边怎么不见往常一定在的老媪。

　　老媪以一种无以名状的似羞耻，又似气愤的不愉快感情，环视着四周。她意外地发现警员身边那个往常自己应站立的位置，竟然站立个肤色黝黑的四十左右的男人。当她察觉正是那个男人抢救了自己时，愤恨得真想上前去揪打那个男人。老媪宛如刚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竟又被狠狠地叫醒来般，怒火中烧。

　　那男人似乎丝毫未察觉老媪的心情，一昧地向警员说道：“若再晚了一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是老媪往常经年累月向警员说的句子。口气中，明显地流露出救助了人命的自豪。

　　老媪发现自己衰老的肉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中，赶紧拉拢胸口与下摆，心中却熊熊燃烧着一把羞耻与愤恨的怒火。熟识的警员说道：“应该救人的你怎么变成让别人来救你？不行啊。”老媪充耳不闻地匆匆逃回自己的家。警员随后进来，教诲了老媪几句，这也是老媪早就听过无数遍，听都听腻了的句子。此时，老媪又发现敞开着的门外，以那个四十男人为首，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老媪疯狂地冲过去，猛烈地关上门。

　　那以后，老媪灰心沮丧地过着孤寂的日子。她甚至失去了自杀的意念。女儿好似也没有归家的征兆。沉重如灰泥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

　　那根长竹竿，依旧搁立在老媪家的后门。不过，自此以后，就没人再听闻到从桥上投河自杀的人被抢救过来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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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人爱女人的最好方式
　　** 希区柯克 **

　　他们初次相遇时，他只是一个字幕设计师，尽管读完剧本后他的脑海中便会出现整部电影，但没有人重视他。而成绩优秀的她因为患上舞蹈症被迫放弃学业，成了电影公司的剪辑师。他只比她大一天，而她在拍电影方面的知识比他多得多。

　　她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是因为她咯咯的笑声和别致的红头发。

　　那时的她漂亮热情，是一个善于交际、特别有吸引力的女孩。尽管他对她一见钟情，可是，他觉得马上就向她示爱并不合适，他自卑而害羞。一个男人在长相上不如意，就只能靠事业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决定等自己成为副导演后再去追求她。

　　他和她交往的方式非常不浪漫，她认识他后不久就失业了，他是以提供工作机会的方式接近她并向她求爱的。

　　婚后，他们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觉得他们的婚姻本身就像一部电影。

　　他一次次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成功的巅峰，但她知道，无论他在事业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在内心深处，他始终是一个不安的害怕黑暗的孩子。

　　他对黑暗的恐惧来自童年时期。他是一个蔬果商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经营的那类商品容易腐烂的特质经常令他感到不安。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在黑暗中醒来，整间屋子一片黑暗，他找不到父母，他们出去散步了。此后，对黑暗的厌恶伴随了他一生。

　　他觉得黑暗代表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而他一直喜欢熟悉的事物。他说：“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潜伏着，也不希望知道，看不见的东西才会让你感到害怕。”

　　他不喜欢改变，尤其不喜欢搬家，他觉得那就像在承受一种病痛。她便陪着他，不搬到更大的房于里。

　　他热衷于减肥，为了让他觉得好受一些，她便陪着他一起减肥。他吃什么，她也吃什么，结果他没瘦下来，她却瘦了下来。他曾笑着告诉朋友，他不敢减肥太久，否则他那尊敬的夫人很可能会瘦到完全消失。

　　他们相伴了一生，他最感激最心爱的女人只有她一个。有人说，导演的创作激情缘于对女演员的爱，可她从不怀疑他，也不嫉妒那些金发佳人。她知道，电影一结束，他最想回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当年迈的他们被病痛折磨时，他最难过的是，让她感兴趣的事越来越少，她的虚荣心已经消失了，他很怀念它。他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他从没想过他会比她后死，这太可怕了。

　　他们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场合的活动是那次美国电影研究院颁给他终身成就奖的大会。

　　在大会上，他提到四个人：“四个人中的第一位是电影剪辑师，第二位是编剧，第三位是我女儿帕特的母亲，第四位是一直在厨房中展现奇迹的优秀厨师——她们的名字都是阿尔玛·雷维尔。”

　　他伤感地说，这可能是他和她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场合，可能是他在公众面前向她表示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除了他的妻子阿尔玛——多次中风的她，身体早已很虚弱了，这天能来到这儿，完全是依靠她对丈夫的爱。

　　回顾这一生，她说：“在一起那么多年，我的丈夫从未让我觉得无聊，我相信不会有很多女人这么说。”

　　是的，男人爱女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让自己的女人觉得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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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爱的日子
　　** 毕飞宇 **

　　嗨，原来是老乡，还是大学的校友，居然不认识。像模像样地握过手，交换过手机的号码，他们就开始寒暄了。也就是三四分钟，两个人却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那就再分开吧。主要还是她不自在。她今天把自己拾掇得不错，又朴素又得体，可到底不自在。这样的酒会实在是太铺张、太奢靡了，弄得她总是像在做梦。其实她是个灰姑娘，蹭饭来的。朋友说得也没错，蹭饭是假，蹭机会是真，蹭着蹭着，遇上一个伯乐，或逮着一个大款，都是说不定的。这年头缺的可不就是机会么。朋友们早就说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要紧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抛头；第二，露面——机会又不是安装了GPS的远程导弹，哪能瞄准你的天灵盖，千万别把自己弄成本·拉登。

　　可饭也不好蹭哪，和做贼也没什么两样。这年头的人其实已经分出等级了，三五个一群，五六个一堆，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哪一堆也没有她的份。硬凑是凑不上去的。偶尔也有人和她打个照面，都是统一的、礼貌而有分寸的微笑。她只能仓促地微笑，但她的微笑永远都慢了半拍，刚刚笑起来，人家已擦肩而过了。这一来她的微笑就失去了对象，十分空洞地挂在脸上，一时半会儿还拿不下来。这感觉不好，很不好。她只好端着酒杯，茫然地微笑，心里头说，我日你爸爸的！

　　手机却响了。只响了两下，她就把手机送到耳边去了。没有找到工作或生活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接手机特别地快。手机的铃声就是他们的命——这里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幻觉，就好像每一个电话都隐藏着天大的机遇，不容疏忽，一疏忽就耽搁了。“喂一”她说，手机却没有回音。她欠下身，又追问了一遍：“——喂？”

　　手机慢腾腾地说：“是我。”

　　“你是谁呀？”

　　手机里的声音更慢了，说：“——贵人多忘事。连我都不认识了。抬起头，对，向左看，对，卫生间的门口。离你八九米的样子。”她看见了，是他。几分钟之前刚认识的，她的校友兼老乡。这会儿她的校友兼老乡正歪在卫生间的门口，低着头，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手机，挺幸福的，看上去像是心上人调情，是情到深处的样子。

　　“羡慕你呀，”他说，“毕业还不到一年半，你就混到这家公司里来了。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金领丽人，对，说的就是你了。”

　　她笑起来，耷拉下眼皮，对着手机说：“你进公司早，还要老兄多关照呢。”

　　手机笑了，说：“我是来蹭饭的。你要多关照小弟才是。”

　　她一手握住手机，另一只手抱在了胸前，这是她最喜欢的动作，或者说造型，小臂托在双乳的下面，使她看上去又丰满、又窈窕，是“丽人”的模样。她对手机说：“我也是来蹭饭的。”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差不多在同时抬起了脑袋，对视了，隔着八九米的样子。他们的目光穿过了一大堆高级的或幸运的脑袋，彼此都在打量对方，开心了。他们不再寂寞，似乎也恢复自信。他微笑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有闲情了，说：“酒挺好的，是吧？”

　　她把目光放到窗外去，说：“我哪里懂酒，挑好看的喝呗。”

　　“怎么能挑好看的喝呢。”他的口气显然是过来人了，托大了，慢悠悠地关照说，“什么颜色都得尝一尝。尝遍了，再盯着一个牌子喝。放开来，啊，放开来。有大哥呢。”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手机就别挂了，听见没有？”

　　“为什么？”

　　“和大哥聊聊天嘛。”

　　“为什么不能挂？”

　　“傻呀。”他说，“挂了机你和谁说话？谁会理你呀，多伤自尊哪——就这么打着，这才能挽救我们俩的虚荣心，我们也在日理万机呢。你知道什么叫日理万机？记住了，就是有人陪你说废话。”

　　她歪着脑袋，在听。换了一杯酒，款款地往远处去。满脸是含蓄的、忙里偷闲的微笑。她现在的微笑有对象了，不在这里，在千里之外。酒会的光线多好，音乐多好，酒当然就更好了，可她就是不能安心地喝，也没法和别人打招呼。忙啊。她不停地点头，偶尔抿一口，脸上的笑容抒情了。她坚信自己的微笑千娇百媚。日你爸爸的。

　　“谢谢你呀大哥。”

　　“哪儿的话，我要谢谢你！”

　　“还是走吧，冒牌货。”她开开心心地说。

　　“不能走。”他说，“多好的酒，又不花钱。”

　　三个小时之后，他们醒来了，酒也醒了。他们做了爱，然后小睡了—会儿。他的被窝和身体都有一股气味，混杂在酒精和精液的气息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类。显然，无论是被窝还是身体，他都不常洗。但是，他的体温却动人，热烈，蓬勃，近乎烫，有强烈的散发性。因为有了体温的烘托，这气味又有了好的那一面。她抱紧了他，贴在了他的后背上，做了一个很深的深呼吸。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醒来的，一醒来就转过了身，看着她，愣了一下。也就是目光愣了一下，在黑暗当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可还是没能逃出她的眼睛。“认错人了吧？”她笑着说。他笑笑，老老实实地说：“认错人了。”

　　“有女朋友么？”她问。

　　“没有。”他说。

　　“有过？”

　　“当然有过。你呢？”

　　她想了想，说：“被人甩过一次，甩了别人两次。另外还有几次小打小闹。你呢？”

　　他坐起来，披好衣服，叹了一口气，说：“说它干什么。都是无疾而终。”

　　两个人就这么闲聊着，他已经把灯打开了。日光灯的灯光颠了两下，一下子把他的卧室全照亮了。说卧室其实并不准确——他的衣物、箱子、书籍、碗筷和电脑都在里面。他的电脑真脏啊，比那只烟缸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眯上眼睛，粗粗地估算了一下，她的“家”比这里要多出两三个平方。等她可以睁开眼的时候，她确信了，不是两三个平方，而是四个平方。大学四年她选修过这个，她的眼光早已经和图纸一样精确了。

　　他突然就觉得有些饿，在酒会上光顾了喝了，还没吃呢。他套上棉毛衫，说：“出去吃点东西吧，我请客。”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却把棉被拉紧了，掖在了下巴的底下，“再待—会儿吧。”她说，“再做一次吧。”

　　夜间十一点多钟，天寒地冻，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显得格外地寥落。却开阔了，灯火也异样地明亮。两侧的路灯拉出了浩荡的透视，华美而又漫长，一直到天边的样子。出租车的速度奇快，“呼”地一下就从身边窜过去了。

　　他们在路边的大排档里坐了下来。是她的提议，她说她“喜欢大排档”。他当然是知道的，无非是想替他省一点。他们坐在靠近火炉的地方，要了两碗炒面，两条烤鱼，还有两碗西红柿蛋汤。虽说靠近火炉，可到底还是冷，被窝里的那点热乎气这一刻早就散光了。他把大衣的领口立起来，两只手也抄到了袖管里，对着炉膛里的炉火发愣。汤上来了，在她喝汤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了她，她脸上的红晕早已经褪尽了，一脸的寒意，有些黄，眼窝子的四周也有些青。说不上好看，是那种极为广泛的长相。但是，在她做爱的过程中，她瘦小而强劲的腰肢实在是诱人。她的腰肢哪里有那么大的浮力呢。

　　一阵冬天的风刮过来了。大排档的“墙”其实就是一张塑料薄膜，这会儿被冬天的风吹弯了，涨起来了，像气球的一个侧面。头顶上的灯泡也跟着晃动，他们的身影就在地面上一左一右地摇摆起来，像床上，激烈而又纠缠。他望着地上的影子，想起了和她见面之后的细节种种，突然就来了一阵亲呢，想把她搂过来，好好地裹在大衣的里面。这里头还有歉意，再怎么说他也不该在“这样的时候”把她请到这样的地方来的。下次吧，下一次一定要把她请到—个像样的地方去，最起码，四周有真正的墙。

　　她的双手端着汤碗，很投入，咽下了最后的一大口，上气不接下气了，感叹说：“——好喝啊！”

　　他从袖管里抽出胳膊，用他的手抚住她的腮。她的腮在他的掌心里蹭了一下，替他完成了这个绵软的抚摸。“今天好开心哪！”她说。

　　“是啊，”他说，“今天好开心哪。”他的大拇指滑过了她的眼角。“开心”这个东西真鬼，走的时候说走就走，来的时候却也慷慨，说来就来。

　　大排档的老板兼厨师似乎得到了渲染，也很开心，他用通红的火钳点了一根烟，正和他的女帮手耳语什么，很可能是调笑，女帮手的神情在那儿呢。看起来也是一个乡下姑娘，炉膛里的火苗在她开阔的脸庞上直跳。除了他们这“两对”男女，大排档里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天寒地冻。趁着高兴，他和大排档的老板说话了：“这么晚了，又没人，怎么还不下班哪？”

　　“怎么会没人呢，”老板说，“出租车的二驾就要吃饭了，还有最后一拨生意呢。”

　　“晚饭”过后他们顶住了寒风，在深夜的马路上又走了一段，也就是四五十米的样子。在一盏路灯的下面，他用大衣把她裹住了，然后，顺势靠在了电线杆子上。他贴紧她，同时也吻了她。这个吻很好，有炒面、烤鱼和西红柿蛋汤的味道。都是免费的。他放开她的两片嘴唇，说：“——好吃啊！”

　　她笑了，突然就有些不好意思，把她的脑袋埋在他的胸前，埋了好半天。她拽紧了他的衣领，抬起头来，说：“真好。都像恋爱了。”

　　又是一阵风。他的眼睛只好眯起来。等那阵风过去了，他的眼睛腾出来了，也笑了，“可不是么，”他说，“都像恋爱了。”

　　她回吻了他。他拍拍她的屁股蛋子，说：“回去吧，我就不送了，我也该上班了。”

　　他的“班”在户部街菜场。在没有找到对口的、正式的工作之前，他一直在户部街菜场做接货。所谓“接货”，说白了也就是搬运，把瓜、果、蔬菜、鱼、肉、禽、蛋从大卡车上搬下来，过了磅，再分门别类，送到不同的摊位上去。这些事以往都是摊主们自己做的，可是—-外人往往就不知道了——那些灰头土脸的摊主们其实是有钱人，哪有有钱人还做力气活的。摊主们不做，好，他的机会可就来了。他把他的想法和几个摊主说了，还让他们摸了摸他的肌肉。几个摊主一碰头，行。工钱本来也不高，摊开来一算，十分地划得来，每一家也就是三个瓜两个枣。

　　接货的劳动量并不大，难就难在时段上。在下半夜。只能是下半夜。第一，大白天卡车进不了城；第二，蔬菜娇气，不能“隔天”，一“隔天”品相就不对了。品相是蔬菜的命根子，价码全在这上头。关于蔬菜的品相，摊主胡大哥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胡大哥说，蔬菜就是“小姐”，好价钱也就是二十郎当岁，一旦蔫下来，皮塌塌、皱巴巴的，价格就别想上得去！

　　撇开“小姐”不说，比较下来，他最喜欢“接”的还就是蔬菜。不油，不腻，“接”完了，冲冲手，天一亮就可以上床了。最怕的是该死的禽蛋，不管是鸡蛋、鸭蛋还是鹌鹑蛋，手一滑，哗啦一下，一个都别想捡得起来。只要“哗啦”一次，他一个月的汗水就不再是汗，而是尿。尿就不值钱啦。

　　刚开始接货的时候他有些别扭，似乎很委屈。现在却又好了，挺喜欢的。体力活他不怕，夜里头耗一耗也好。一身的蛮力气绷在身上做什么呢，每天起床的时候裤裆里的小弟弟没头没脑地架在那里，还做出瞄准的样子，又没有目标。现在好多了，小弟弟是懂道理的，凌晨基本上已经不闹了。

　　可话又说回来了，他到底还是不喜欢，主要是不安全。为了糊口，在户部街菜场临时过渡一下当然没问题，可总不能“接”一辈子“小姐”吧。也二十四岁的人了，总要讨老婆，总要有家吧。一想起这个他的心里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落寞，也有些自怜的成分。特别怕看货架。晨曦里的货架琳琅满目，排满了韭菜、芹菜、莴苣、大椒、蒜头、牛肉、羊肉、风翅、鸭爪、猪腰子，还有溜光滚圆的禽蛋。这些都不属于他。并不是他买不起，是“买菜”这样的一种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属于他。他就渴望能有这样的一天，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很家常的日子，他一觉醒来了，拉着“她”的手，在户部街菜场的货架前走走停停，然后，和“她”一起挑挑拣拣。哪怕是一块豆腐，哪怕是一把菠菜——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多好啊。会有的吧。总会有的吧。

　　作为一个“接货”，他在下班的时候从来都不看货架，天一亮，掉头就走，回到“家”，倒头就睡。

　　户部街菜场离他的住处有一段距离。他打算在附近租房子的，由于地段的关系，价格却贵了将近一倍。城里的生计不容易。他不是没有动过回老家的念头，但是，不能够，回不去的。不是脸面上的问题，当初他要是考不上大学反而好了，该成家成家，该打工打工——现在呢，他在老家连巴掌大的土地都没有，又没有本钱，怎么能立得住脚呢？能做的只能是外出打工。与其回去，再出来，还不如就呆在城里了。唉，他人生的步调乱了，赶不上城里的趟，也赶不上乡下的趟。当年的中学同学都为人父、为人母了，他一个光棍，回家过年的能力都没有，一声“叔叔”一百块，两声“舅舅”两百块，他还值钱了。他怎么就“成龙”了呢？他怎么就考上大学了呢？一个人不能有才到这种地步！

　　到底年轻，火力旺，和她分手才两三天，他的身体作怪了，闹了。“想”她，“想”她瘦小而强劲的腰，“想”她坚忍不拔的浮力。可是，她还肯不肯呢？那一天可是喝了一肚子的酒的——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了。试试吧，那就试一试吧。他一手拿起手机，另一只手却插进了裤兜，摁住了自己。她没有接。手机最后说：“对不起，对方的手机无人接听。”

　　他合上手机，羞愧难当。这样的事原本就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他站在街头，望着冬日里的夕阳，生自己的气，有股子说不出口的懊恼，还有那么一点凄惶。他就那么站着，一手捏着手机，一手握住自己。不过他到底没有能够逃脱肉体的蛊惑，又一次把手机拨过去了。这一回却通了，喜出望外。

　　“谁呀？”她说。

　　“是我。”他说。

　　“你是谁呀？”她说。她的气息听上去非常虚，嗓音也格外地沙哑，像在千里之外。

　　他的心口一沉。问题不在于她的气息虚不虚，问题是，她真的没有听出他的声音。不像是装出来的。

　　“贵人多忘事啊。”他说，故意把声调拔得高高的。这一高其实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了。“是我——，同学，还有老乡，你大哥嘛！”

　　他自己也听出来了，他的腔调油滑了。这样的时候只有油滑才能保全他弱不禁风的体面。这个电话他说什么也不该打的。

　　手机里没声音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沉默。他尴尬死了，恨不得把手机扔出去，从南京一直扔回到他的老家。这个电话说什么也不该打的。

　　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在一大段的沉默过后，手机里突然传来了她的哭泣，准确地说，是啜泣。她喊了一声“哥”，说：“来看看我吧。”

　　他把手机一直摁在耳边，直到走进地下室，直到推开她的房门。就在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的手机依然摁在耳边，已经发烫了。可她的额头比手机还要烫。她正在发高烧，两只瞳孔烧得晶亮晶亮的，烧得又好看、又可怜。

　　“起来呀，”他大声说，“我带你到医院去。”

　　她刚才还哭的，他一来似乎又好了，脸上都有笑容了。“不用，”她沙哑着嗓子说，“死不了。”

　　他望着她枕头上的脑袋，孤零零的，比起那一天来眼窝子已经凹进去一大块了。她一定是熬得太久了，要不然不会是这种样子。他想起了上个月他熬在床上那几天，突然就是一阵酸楚。“——你就一直躺在这儿？”他说，明知故问了。

　　“是啊，没躺在金陵饭店。”她还说笑呢。

　　“赶紧去医院哪——”

　　“不用。”

　　“去啊！”

　　“死不了！”她终于还是冲他发脾气了。到底上过一次床，又太孤寂，她无缘无故地就拿他当了亲人，是“一家子”才有的口气，“唠叨死了你！”

　　“——还是去吧……”

　　“死不了。”她说，“再挺两天就过去了——去医院干吗？一趟就是四五百。”

　　他想说“我替你出”的，咽下去了。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在钱这个问题上有病态的自尊，弄不好都能反目。他赔上笑，说：“去吧，我请客。”

　　“我不要你请我生病。”她闭上眼睛，转过了身去，“我死不了。我再有两天就好了。”

　　他不再坚持，手脚却麻利了，先烧水，然后，料理她的房间。不知道她平日里是怎样的，这会儿她的房间已经不能算是房间了，满地都是擦鼻子的卫生纸、纸杯、板蓝根的包装袋、香蕉皮、袜子，还有两条皱巴巴的内裤。他一边收拾一边抱怨，哪里还像个女孩子，怎么嫁得出去，谁会要你？谁把你娶回去谁他*的傻×！

　　抱怨完了，他也打扫完了。打扫完了，水也就开了。他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告诉她“烫”，下楼去了。他买来了感冒药、体温表、酒精、药棉、面包、快餐面、卷筒纸、水果，还有一盒德芙巧克力。他把买来的东西从塑料口袋里掏出来，齐齐整整地码在桌面上都妥当了，他坐在了她的床边，把她半搂在怀里，拿起杯子给她喂药，同时也喂了不少的开水。在她喝饱了的时候，她拧起了眉头，脑袋侧过去了。他就开始喂面包。他把面包撕成一片一片的，往她的嘴里塞。吃饱了，她再一次拧起了眉头，脑袋又侧过去了。他就又塞了一只梨。也没有找到水果刀，他就用牙齿围绕着梨的表面乱啃了一通。

　　“昨天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她说，“前天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喝饱了，吃足了，她的精神头回来了。

　　这怎么回答呢，不好回答了。他就不搭理她了，脱了鞋，在床的另外一头钻进了被窝。他们就这样捂在被窝里，看着，也没有话。她突然把身子往里挪了挪，掀起了被窝的一个角，她说：“过来吧，躺到我身边来。”他笑笑，说：“还是躺在这边好。躺在你那儿容易想歪了——你生病呢。”

　　“哥，你就不知道你的脚有多臭吗？”她踹了他一脚，“你的脚臭死啦！”

　　大约到初夏，他和她的关系相对稳定了，所谓的稳定，也就是有了一种不再更改的节奏。他们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爱。通常都是她过来。每一次他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有两次她甚至都给他打过一百分。他们俩都喜欢在事后给对方打分，这也是后戏的一个重要部分。前戏是没有的，也用不着，从打完电话到她赶过来，这里头总需要几十分钟。这几十分钟是迫不及待的，可以说火急火燎。他们的前戏就是他们的等待和想象，等待与想象都火急火燎。

　　没有前戏，后戏反过来就格外重要，要不然，干什么呢？除非接着再做。从体力上说，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每一次都是她控制住了，“下次吧，夜里头你还有夜班呢”。他们的后戏没有别的，就是相互打分，两次加起来，再除以二。他们就把除以二的结果刻在墙面上，墙面写满了阿拉伯数字，没有人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笔糊涂帐。

　　打了一些日子，他不打了。在打分这个问题上男人总是吃亏的，男人却有他的硬指标。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坚持要打。她说了，在数字化的时代里，感受是不算数的，一切都要靠数字来说话。

　　数字的残酷性终于在那一个午后体现出来了，相当残酷。原是他和她约好了，下午一点钟在鼓楼广场见面，说有好消息要告诉她。没想到一见面他就蔫了，怎么问他都不说一句话。回到“家”，他还是不说，干什么呢，还是做吧。第一次他就失败了。她只好耐着性子，等他。第二次他失败得更快。她笑死了，对他说：“——零加零除以二还是零哦！”她特地从他的抽屉里找出了一把圆规，一定要替他把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圆圈给他完完整整地画在墙壁上。她一点也没有留意这一刻他的脸色有多阴沉，他从她的手里抢过圆规，“呼噜”一下就扔出了窗外，他的脸铁青，气氛顿时就不对了。

　　因为他的动作太猛，她的手被圆规划破了，血口子不算深，但到底有三厘米长，吓人了。这么长的日子以来，撇开性，他们其实是像兄妹一样相处的，她在私下里已经把他看作哥哥了。他这样翻脸不认人，她的脸上怎么挂得住。她捂着伤口，血已经出来了，疼得厉害。这时候要哄的当然是她。可她究竟是知道的，一定是她的玩笑伤了他男人的自尊，反过来哄着他了。没想到他还不领情了，一巴掌就把她推开了，血都溅在了墙上。这一推真的伤了她的心，你是做哥哥的，妹妹都这样让着你、哄着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吧你！

　　她再也顾不得伤口了，拿起衣服就穿。她要走，再也不想见到你。都零分了，你还发脾气！

　　她的走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了，从她的身后一把抱住了她。他拿起了她的手，他望着她的血，突然就流下了眼泪。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用他的舌头一遍又一遍地舔。他的表情无比地沮丧，似乎是出血的样子。她的心软了，反过来还是心疼他，喊了他一声“哥”。他最终是用他的蹩脚的领带帮她裹住伤口的，然后就把她的手捂在了脸上。他在她的掌心里说：“我是不是真的没用？我是不是天生就是一个零分的货？”

　　“玩笑嘛，你怎么能拿这个当真呢。我们又不是第一次。”

　　“我是个没用的东西。”他口气坚决地说，“我天生就是一个零分的货。”

　　“你好的。”她说，“你知道的，我喜欢你在床上的。”

　　他笑了，眼泪却一下子奔涌起来。“我当然知道。我也就是这点能耐了。”他说，“我一点自信心也没有了，我都快扛不住了。”

　　她明白了。她其实早就明白了，只是不好问罢了。他一大早就出去面试，“试”是“试”过了，“面子”却没有留得下来。

　　“你呀，你这就不如我了。”她哄着他，“我面试了多少回了？你瞧，我的脸面越‘拭’越光亮。”

　　“不是面试不面试的问题！”他激动起来了，“她怎么能那样看我？那个女老板，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就好像我是一堆屎！一泡尿！一个屁！”

　　她抱住了他。她知道了。她是知道的。为了留在南京，从大三到现在，她遇见过数不清的眼睛。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最恐怖？什么东西最无情？眼睛。有些人的眼睛能扒皮，有些人的眼睛会射精。会射精的眼睛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不小心，它就弄得你一身、一脸，擦换都来不及。目光里头的诸种滋味，不是当事人是不能懂得的。

　　她把他拉到床上去，趴在了他的背脊上，安慰他。她抚摸他的胸，吻他的头发，她把他的脑袋拨过来，突然笑了，笑得格外地邪。她盯住他的眼睛，无比俏丽地说：“我就是那个老板，你就是一摊屎！你能拿我怎么样？嗯？你能拿我怎么样？”他满腹的哀伤与绝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堤的，成了跋扈的性。他一把就把她反摁在床上，她尖叫一声，无与伦比的快感传遍了每一根头发。她喊了，奋不顾身。她终于知道了，他是如此这般地棒。

　　“轻松啊，”她躺在了床上，四仰八叉。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腹部，叹息说，“这会儿我什么压力也没有了，真轻松啊——你呢？”

　　“是啊，”他望着头上的楼板，喘息说，“我也轻松多了。”

　　“相信我，哥，”她说，“只要能轻松下来，日子就好打发了——我们怎么都能扛得过去！”

　　就这样了。除去她“不方便的日子”，他们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他们没有同居，但是，两个人却是越来越亲了，偶尔还说说家乡话什么的。他倒是动过一次念头的，想让她搬过来住，这对她的开销绝对是个不小的补助。不过，话到了嘴边他还是没敢说出来。她的开销是压下来了，他的开销可要往上升，一天有三顿饭呢。他能不能顶得住？万一扛不下来，再让人家搬出去，两个人就再也没法处了。还是不动了吧，还是老样子的好。

　　可他越来越替她担忧了，她一个人怎么弄呢。还是住在一起好，一起买买菜，做爱也方便。性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药，怎么就叫人那么轻松的呢。还有一点也是十分奇怪的，做得多了，人就变黏乎了，特别亲，就想好好地对待她。可到底怎么—个“对待”才算好，又说不上来了。不过，他的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思在做爱的时候还是体现出来了。最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私心的，一心只想着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不同了，他更像一个哥哥，要体贴得多。他对自己尽可能地控制，好让她更快乐一些。她好了，他也就好了。他就希望她能够早一点好起来。

　　秋凉下来之后她回了一趟老家。他其实是想和她一起回去的，一想，不成了。离开户部街菜场两个星期，这个岗位是不可能等他的。多少比他壮实的人在盯着他的位置呢。他也就没有客套，只是在临走的时候给她买了几个水果，“路上吃吧。就这么啃，都洗过了。”

　　都说“小别胜新婚”。新婚的滋味是怎样的，他们不知道，然而，“小别”是怎样的胜境，他和她一起领略了。其实也就隔了两个星期，可这一隔，不一般了。他在呼风，她能唤雨。好死了。这一次她却没有给他打分，她露出了她骄横的、野蛮的和不管不顾的那一面，反反复复地要。后来还是他讨饶了，可怜兮兮说：“不能了。还有夜班呢。”

　　“不管。你是哥，你就得对我好一点。”

　　那就再好一点吧。他们是下午上床的，到深夜十点她还没有起床的意思。到后来，他实在也“好”不出什么来了，她就光着身子，躺在他光溜溜的怀里，不停地说啊说，还用胳膊反过来地勾住他的脖子。两个人无限地欣喜、无限地缠绵了。她突然“哦”了一声，想起什么来了，弓着腰拽过上衣，从上衣的口袋里面掏出了她的手机。她握住手机，说：“哥，商量个事好不好？”他的双手托住了她的乳房，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脑袋一抬，说：“说吧。”她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相片，是一个男人，说：“这个人姓赵，单身，年收入大概在十六万左右。”她噼里啪啦摁了几下键钮，又调出了一张相片，却是另外一个男人，说：“这个呢，姓郝，离过一次，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年收入在三十万左右，有房，有车。”介绍完了，她把手机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握住了他的手，她把她的五只手指全都嵌在了他的指缝里，慢慢地摩挲，“我就想和你商量商量——你说，哪一个好呢？”

　　他把手机拿过来，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最终说：“还是姓郝的吧。”她想了想，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还是收入多一些稳当。”她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商量的进程是如此地简单，结论马上就出来了。她就特别定心、特别疲惫地躺在了他的怀里，手牵着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后来她说：“哥，给我穿衣裳好不好嘛。”撒娇了。他就光着屁股给她穿好了衣裳，还替她把衣裤上的褶皱都拽了一遍。他想送送她，她说，还是别送了吧，还是赶紧地吃点东西去吧。她说，还有夜班呢。

　　他就没送。她走之后他便坐在了床上，点了一根烟，附带把她掉在床上的头发捡起来。这个疯丫头，做爱的时候就喜欢晃脑袋，床单上全是她的头发。他一根一根地拣，也没地方放，只好绕在了左手食指的指尖上。抽完烟，掐了烟头，他就给自己穿。衣服穿好了，他也该下楼吃饭去了。走到过道的时候他突然就觉得左手的食指有点疼，一看，嗨，全是头发。他就把头发撸了下来，用打火机点着了。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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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世，我愿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 陈丹燕 **

　　要是有来世，我想我不愿意再做一个人了，做一个人，是很美，可是也太累。我来世想做一棵树，长在托斯卡纳绿色山坡上的一棵树。要是我的运气好，我就是一棵形状很美的柏树，像绿色的烛火一样尖尖地伸向天空，总是蓝色的，金光流溢的天空。 

　　我的树梢是尖尖的，在总是温暖的绿色的山坡上静穆地指向天空，好像是一个在沉思着什么的人，其实我没有思想，也不再了解思想的疼痛，我站得高高的，边上就是在古代战争中留下来的城堡。我能看见很远的地方，变成了孤儿的拉斐尔正在度过一条蓝色的小湖，他要到罗马去画画，他忧郁地看着托斯卡纳美丽的坡地，这是他在告别自己的故乡，而在一个阳台上，达芬奇正在给蒙娜丽莎画着肖像，她微微笑着，是那种内心细腻的人，为了掩盖自己而挡在面前的微笑，没有这种心思的人，会觉得那种笑很神秘的，年轻的米开朗基罗从翡冷翠老城里的一扇木门里走出来，他的脸带着受苦的样子，他的天才压死了多少代画家，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不幸福的。而在圣可修道院里，安波切利在墙上画出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使报喜。我终于有机会看看我喜欢的画家。虽然这一次我的心不再会有疼痛而甜蜜的感觉。可我终于是看到他们了。 

　　我长在山坡上，天天晒太阳，鸟在我头上叫，风从我的树枝里经过，像梳子经过长长的头发，我的一生只要好好地站在那里就行了，要是有风把我吹倒了，经过的人都说：“这该死的风。”不会说：“你为什么还躺着伤心，快自己站起来，上帝都说了，你要自救，上帝方能救你。”我希望在我无尽的生生世世里，做一棵可以放任自己，甚至对自己都要以不负责任的柏树。我只能生在那里，站在那里，枯死在那里，没有选择，也不承担责任。爱树的人要是一定要把我挖回家。我就死在他家的院子里，让他内疚。要是没有人打扰，我就一辈子在自己熟悉的山坡上，边上每一棵橄榄树都是世交，从来没有迁徒时的凄惶，要是风轻轻地吹过的话，我弯了自己树梢，路过这里的但丁看到了，把我风里好看的样子写在他的书里。几百年都过去了，人们到但丁在托斯卡纳的故居去参观还能听到一个柔和的男声，用优美的意大利语，朗诵着这个片段。 

　　我在夏天的黄昏里像一个墨绿的影子一样，没有感情，只是将自己被夕阳拉长的树影子投在驿道上，那是古老的驿道，还是美第奇家族为了征服整个托斯卡纳而修的。我看到罗密欧急急地骑着马经过，回到阿拉维去接他的朱丽叶，去奔赴一个悲剧。可是我不会伤心。我只是把自己的影子轻轻覆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短短的一分钟，许多年以后，他们的故事被写成书，画成了画。一个中国的姑娘坐在她的单人床上看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看到了一棵长长的柏树在路上，她指着画上的树，对她的妈妈说：“它看上去真的很伤心啊。”但实际上，我一点也不伤心，因为一棵树是没有心的。 

　　做托斯卡纳山坡上的一棵柏树，一生一世，面对的只是在阳光里宛如流蜜的绿色大地，这是多么好的来世。可是，人到底有来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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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肉体才是人的神殿 -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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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肉体才是人的神殿
　　** 村上春树 **

　　青豆擅长做肌肉按摩。在体育大学里，她在这方面的成绩比谁都好。她把所有骨头和肌肉的名字都刻在了大脑里，熟知每一块肌肉的作用与性质、锻炼方法与维持方法。肉体才是人的神殿，不管在那里祭祀什么，它都应该更强韧、更美丽清洁。这是青豆不可动摇的信念。

　　像青豆这样熟知如何踢中睾丸的人，怕是屈指可数。她每天刻意钻研踢蹬的招数，坚持实地训练。想踢中睾丸，最重要的是排除犹豫的情绪。对准对方最薄弱的环节，无情而猛烈地进行闪电式攻击。就像希特勒无视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国宣言对其狂加蹂躏，突破马其诺防线的弱点，轻易攻陷法国一样。不能犹豫，瞬间的犹豫都会致命。

　　一般来说，女性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想击倒高大强壮的男人，大概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是青豆从不动摇的信念。肉体上这个部分，是男人这种生物拥有的——或悬吊的——最大的弱点。而且在许多场合，这里并未得到有效的防御。没有理由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睾丸被猛踢后，究竟会有怎样的痛感?作为女性，青豆当然无法具体理解，也无从推测。但那好像相当痛，从被踢一方的反应和表情大概可以想象出来。不论怎样健壮强悍的男人，似乎也忍受不了那种痛苦。而且好像还伴随着自尊心的大幅度丧失。

　　“那是一种让你觉得世界马上就要毁灭的疼痛。没有更恰当的比喻了。和一般的疼痛完全不一样。”一位男子应青豆的要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这样回答。

　　青豆仔细思考了一通这个比喻。世界毁灭？

　　“反过来说，世界马上就要毁灭的感觉，就像睾丸被人狠狠踢了一脚那样吗?”青豆问。

　　“世界的毁灭我还没有体验过，没有办法准确地回答。不过也许就是那种感觉。”那位男子说着，眼神漠然地瞪着空中，“其中只有深深的无助感。阴暗、苦闷，无可救药。”

　　青豆后来偶然在电视的深夜节目中看了电影《在海滨》。这是拍摄于一九六○年前后的美国片。美国与苏联爆发了全面战争，大量的核导弹像成群的飞鱼一般，在大陆间飞来飞去，地球顷刻间便遭毁灭，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人类死绝，但由于风向的关系，也许是其他原因，只有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放射性尘埃还未抵达，不过这死亡之灰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人类的灭绝已然无可避免。苟延残喘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束手无策地等待注定到来的末日。众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部无可救药的阴暗电影。(尽管如此，其实人人都在心底期盼着世界末日的到来。青豆看着电影，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

　　总之，深更半夜独自看着这部电影，青豆推测：“睾丸被人猛踢，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啊。”大概明白了。

　　青豆从体育大学毕业后，有四年之久在一家生产运动饮料和健康食品的公司工作，并作为这家公司女子垒球部的核心选手(主力投手兼四号击球手)而大显身手。球队曾获得差强人意的战绩，几度进入全国大赛的八强。但在好友大冢环死后的第二个月，青豆提交了退职报告，给自己的垒球选手生涯画上了终止符。因为她再也没有心情继续垒球竞技，生活也彻底地改变。经过大学学长的介绍，在广尾的一家体育俱乐部当了教练。

　　在体育俱乐部里，青豆主要负责肌肉训练班和武术班的课。这是一家入会费和会费都很昂贵的著名高级俱乐部，会员中名人很多。她开设了几个女性防身术训练班。这是青豆最拿手的领域。模仿彪形大汉的模样做了几只帆布假人，在胯间缝上只黑色工作手套算是睾丸，让女会员们彻底练习踢那里。为了让效果逼真，还在工作手套里塞了两只壁球。对准它迅猛地、无情地反复练习踢蹬。许多女会员很喜欢这个训练，技艺也显著提高。但也有一些人看到这光景就频频皱眉(当然多是男会员)：“那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便向俱乐部上层投诉。结果，青豆被经理喊去，接到指示，要她停办踢睾丸训练班。

　　“可是不踢睾丸的话，女性想抵御男性的攻击保护自己，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青豆对俱乐部经理极力说明自己的观点，“大多数男性体格比女性高大，力量也强得多。迅速攻击睾丸对女性来说是唯一的取胜机会。毛泽东也说过：找准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先发制人，这是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唯一法宝。”

　　“你也知道，咱们可是东京屈指可数的高级体育俱乐部。”经理一脸困惑的表情，说，“会员大多数是社会名流。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维护我们的品位。形象至关重要。一群妙龄女子聚集在一起，一面怪叫一面狠踢假人的胯间，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这种训练都未免欠缺品位。申请入会的人前来参观，偶然看见了你们班的训练，便取消入会计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管毛泽东是怎么说的，或者成吉思汗是怎么说的，这种光景给许多男性带来了不安、焦躁和不快。”

　　给男性会员带来不安、焦躁和不快，青豆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和遭受强暴造成的疼痛相比，这种不快微不足道。但上司的指示不能违抗。青豆主办的防身术训练班不得不大大降低攻击强度，假人的使用也遭到禁止。于是训练内容变成了不痛不痒、流于形式的东西。青豆自然觉得无趣，会员中也有人表示不满，但自己受雇于人终究无可奈何。

　　按照青豆的说法，当男人凭借蛮力步步紧逼过来时，如果不能有效地踢他的睾丸，就几乎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反手揪住扑上来的人的手臂，一把扭到背后将其制伏之类的高招，在实战中根本别指望能克敌制胜。现实和电影不同。与其去尝试这种招数，还不如什么也别做撒腿就逃更现实。

　　总之，青豆精通十几种攻击睾丸的方法。还让学弟带上护具实验过。“青豆学姐的踢法，就算带着护具也疼得要命。您就饶了我吧。”他们叫苦不迭。如果需要，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这洗练的技艺派上用场。要是有哪个蠢货想打我的主意，就让他好好地体验体验世界末日。她下了决心。让他好好见识见识天国的到来，直接送他去南半球，让他跟着袋鼠和小袋鼠们，劈头盖脸地浑身撒满死亡之灰。

　　青豆在供职的这家体育俱乐部里，结识了一位老夫人。她参加了青豆主办的防身术训练班，就是那个中途夭折的、主要练习攻击假人的偏激班级。她个头矮小，在班上年龄最大，却动作轻捷，踢蹬也很凶猛。这人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大概能毫不犹豫地踢向对方的睾丸。青豆暗想。她从不说多余的话，也从不转弯抹角。青豆喜欢这位女性的这些特点。

　　“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本来也没什么防身的必要。”她在训练班中途夭折后，对青豆这样说，面带优雅的微笑。

　　“这并不是年龄的问题。”青豆爽快地答道，“这是人生态度的问题。重要的是永远维持一种认真地保护自己的姿态。如果一味地只是遭受攻击不反抗，我们就只能止步不前。慢性的无力感是会腐蚀人的。”

　　老夫人片刻无言，看着青豆的眼睛。青豆口中说出的话，或是她的语调，似乎给了老夫人强烈的印象。然后她静静地点头。“你的话很对。完全正确。你拥有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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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喝茶 - 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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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喝茶
　　** 杨绛 **

　　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一六六○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恶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Dr Cornelius Bontekoe）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他帮他偿愿的。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曾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浓茶搀上牛奶和糖，香冽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卢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治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末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异录》载符昭远不喜茶，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使有“和美之态”吧？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么？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炮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茶室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迷昏了头的水”（bewitchedwater）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的戒绝。

　　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伏尔泰笑说：“对啊，所以我喝了七十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进一僧，年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惟嗜茶”。因赐名茶五十斤。看来茶的毒素，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更要慢些。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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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百姓.洋人.官 -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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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姓.洋人.官
　　** 王小波 **

　　小时候，每当得到了一样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东西而我们是两个人时，就要做个小游戏来决定谁是幸运者。如你所知，这种把戏叫做“石头、剪子、布”，这三种东西循环相克，你出其中某一样，正好被别人克住，就失败了。这种游戏有个古老的名称，叫做“百姓、洋人、官”，我相信这名称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当时洋人怕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又怕洋人。《官场现形记》写到了不少实例：中国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争执，就蜂拥而上，先把他臭揍一顿——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亏。洋人到了衙门里，开口闭口就是要请本国大使和你们皇上说话，中国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连与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怕，这种中国人多数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门里，只要说一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爷就不敢把你当中国百姓看待，而是要当洋人来巴结。书里有个故事，说一位官老爷听说某人“在教”，就去巴结，拿了猪头三牲到人家的庙里上供，结果被打得稀烂撵了出来——原来是搞错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说难免有些夸张，但当时有这种现象，倒是无可怀疑。现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国，只要不做坏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区里立有一块牌子，写有文明公约，其中有一条，提醒我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人家没有理由怕我。至于我国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对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让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说保护知识产权吧，盗版软件、盗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国的东西；再说市场准入吧，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入，你的市场不准入家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如果说打击国内的盗版商、开放市场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恶意的中伤。还有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当头”政策，这也合乎道理，要出头就要把大把的银子白白交给别人去花，我们舍不得，跟怕洋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完全赞成政府，尤其这最后一条。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再说这些似乎是无的放矢——但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这种古老的游戏还有一个环节是老百姓怕官。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老百姓不该怕官。政府机关也要讲道理、依法办事，你对政府部门有什么意见，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检察机关去告——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

　　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我草草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可能我在胡猜，但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三重的误会。其一，看到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讲道理，就觉得政府在怕洋人——不讲理的人常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二，看到海外的评论注意到了这本书，觉得洋人怕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一惊一乍，一本书有什么可怕的呢？其三，以为洋人怕了这本百姓写的书，官又怕洋人，结果就是官也怕了百姓了，老百姓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这是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隔物传功之法。这其一和其二无须我再说，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而且很没意思。其三则完全是小说家的题目，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因为就算洋人怕了你，官又怕了洋人，你还是怕官，这一点毫无改变。

　　从前，有个大学的青年教师，三十多岁了，每月挣三五百块钱，谈起对象来个个吹。他住在筒子楼里，别人在楼道里炒菜，油烟滚滚灌到卧室里。每次上楼里的公共厕所，不论打开哪一间隔间，便池里都横亘着几根别人遗下的粗壮的尿橛子，……除此之外，他在系里也弄不着口好粥喝，副教授一职遥遥无期，出门办件事，到处看别人的脸色——就连楼前楼后带红箍的人都对他粗声粗气地乱喝呼。你知道他痛苦的根源吗？根源在于领导上对他不重视。后来他写成了一本书，先把洋人吓得要死，洋人又来找我国政府，电话一级级打了下来，系主任、派出所、居委会赶紧对他改颜相敬——你知道小人物翻身的原因吗？就在于发现了隔山打牛的诀窍啊。这个故事没有什么针对性，只是在翻写话本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大家可以找原本来看看。话本里的李太白吓退了蛮人，得到皇上的宠幸，横扫杨贵妃、高力士，地位猛烈地提高了。假如今天的吓蛮书没有收到这样的效力，那是因为写书人酒还喝得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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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庙口
　　** 梁文道 **

　　小时候看戏读小说，时常见到才子佳人在庙会相遇，上香上出真感情的情节，很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后来又听说古时的好人家都不许黄花闺女进庙烧香，即使要去，也必差遣丫环随行监视，就更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寺庙总是酝酿一段玫瑰佳话的好地点？又为什么不让初熟的少女独自上香，仿佛寺庙是个很淫乱的场所？

　　原来庙观真的曾是不清不净的危险地带，尤其明朝，也就是那些小说和戏曲诞生的年代。《大明律》甚至还有这样的条例：“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时人雷梦麟解释道：“纵容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祈福者，则男女混杂，而奸淫之渐矣。”其实真正的问题还不在男女混杂，而在于当时寺观中的“出家人”不是一般的男女。有许多逃兵贼盗遁入寺中，把清净之地弄得乌烟瘴气，喝酒吃肉穿金戴银，甚至还诱拐良家妇女，开设妓寨。于是有些人外表像尼姑，职业却是性工作，别有用心的烧香客看了要是喜欢，可以直接带到后面的禅房办事。难怪后人都说明末是中国佛教最堕落的时期。

　　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很世俗，所以中国人的宗教场所也很江湖。就算不为寻春，庙门观前也是个吃喝玩乐的好去处。我们现在过年过节喜欢逛商场，古人的相应活动就是逛庙会了。那里头什么都有，耍猴的，变魔术的，表演功夫卖膏药的，凡是江湖上的行当，全都集中到庙前去了。至于卖杂货做小吃，那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我也很受不了寺院兼营妓院的古风，但我对“庙口”这种神奇热闹的传统空间却是很向往的，特别是它的小吃。就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蛳、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可惜时代变了，那一带的地价太高，小吃做不住，反而开了麦当劳。

　　很多人都以为香港保留了不少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也同意，唯独“庙口”这一点竟是相当罕见。譬如车公庙，每年农历新年车公诞前后数日，它附近的球场都会有架起一行行帐篷的小摊贩，卖风车看掌相。可是受制于政府的卫生观念，这里就是没一家卖吃的。“食环署”全力灭绝港式大排档数十年之后，近日终于醒悟，准许硕果仅存的二十多家人传承家业。他们能不能善心大发，再多放出一些经营牌照呢？如果可以，拿了牌照的业者又该去何处维生？蔡澜建议在天水围设一片小吃摊，我则以为最好的地方莫过“庙口”，比方说黄大仙。

　　大陆的“庙口”渐渐走味，香港的“庙口”根本不存在，只有台湾还保留了这套庶民的善美风俗，而且东西真的好吃。吃新竹的贡丸米粉，没有比新竹城隍庙更好的所在了；其他地方亦然。有一趟我在台南，朋友说晚上要带我们吃海鲜，我以为一定是要到海滨河口了，没想到下了车竟是市区里的一座庙。夜凉似水，小城灯静，我们坐在贴地极近的低矮板凳上，前面是一行小卖车展示鱼获，背后则是庙门两侧的红灯笼（上书大字“肃静”）。烹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白水湛湛煮熟的海产，一人一小碟酱油蘸料。但看附近桌子零落三四张，食客不出十来人，大家吃得也慢话声也低，我居然意外地感受到了一股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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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她那么看过我 - 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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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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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那么看过我
　　** 老舍 **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么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好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她：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地一闪，像归燕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

　　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的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

　　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地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给了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她只需极短极快地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她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不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便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制的高兴。

　　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须注意。看我一眼，她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

　　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

　　我们极愿意说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提的。

　　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最纯洁，最完美的。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轻看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从哪儿飞来，我想起惟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方可比拟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她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啊！

　　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她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籽粒，永远想发出一颗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

　　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啊，因为她那么看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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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点歌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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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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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歌
　　** 梁文道 **

　　扭开收音机，才知道如今仍然有人透过电台点歌，一种多么古老的行为呀。在我成长的年代，很多同学听收音机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人点歌给自己。同时也急着拨打电话，希望能被接通，把自己想说的话和想让对方听到的歌传送出去，让那个夜里在桌前点灯做着功课或者正在读书的人听见。这叫做凭歌寄意。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

　　有时这是一种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领花去半个月的工资，在铜锣湾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登一天的液晶体大屏幕广告示爱；又如某知名富商，在畅销的报纸上买下整版的篇幅送给女明星来证明自己。他们相信如此敞露，最能感动对方。而且这也就等于宣告：我将，或者我已经，独占这个情人。爱情是盔甲上的纹饰，车头的标志，夸张地陈列人前。

　　可是还有一种情形，点歌的人不取真实姓名，也不张扬对方的名字，他只是用了一组只有彼此才能明白的昵称，甚至可能埋藏更深，干脆为自己改了一个根本无人识得的别号。此时恋人是冒险的，因为这首歌极有可能无法达成任何效果，犹如一封没有收件人地址的信，寄了，可是寄不到，混杂在满天乱飞的旋律之中，转瞬即逝。更何况我们的情人或许喜欢宁静，他永远不听收音机。如此点歌已经不是情意的传达，而是自恋的体现。

　　

　　

　　
当恋人陶醉在这样的乐曲之中，他其实是在进行着一种复杂的诠释过程，不断在乐曲与个人经验之间来回修剪，好使其完全合模，化身成最私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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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陈小手 -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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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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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小手
　　** 汪曾祺 **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妇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则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了产房。过了一会儿(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来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移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呲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口。团长拿出20块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20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手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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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没时间 - 安贝托.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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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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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时间
　　** 安贝托.艾柯 **

　　每天我只有100分钟，用于做爱、吹牛、参加葬礼、看病、购物、运动、看戏以及一切可以随性的事情。

　　我打电话向牙医预约，他则告诉我在未来一周内他连一个小时的空档都没有，于是我唯唯诺诺几声就挂了电话，怕打搅了他，因为他是个严肃的专业人士嘛。但是别人邀请我参加研讨会，或要我编辑某大师的纪念专辑，或写篇论文，或加入专家组成的课题小组时，如果我说我没空，那是没人会相信的。他们会说：“别这样嘛，教授，像您这样的人物总是有大把大把时间的啦！”显然人家从来不把我们人文学者当作严肃的专业人士——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批游手好闲的家伙。

　　我做了一些计算，也鼓励我所有的同行都自行计算一番，然后告诉我正确与否。一个非闰年的正常年有8760个小时，假设每天睡眠8小时，花1小时起床、刮胡子、穿衣服，半小时刷牙和上厕所，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我们就用掉了4197.5小时。另外花两个小时在市区乱窜，每年也要用730个小时。

　　每周教3门课，每门课2小时，还要抽一个下午给学生开小灶，那就又用掉了100个小时。我花在大学里的时间——我将教学工作浓缩于20个星期里——是220个小时，外加24小时的考试、12小时阅读论文、78小时开系务会议和委员会议。平均每年读5篇论文，每篇平均350页，每页起码读两遍，一遍修订前，一遍修订后；以每页3分钟计，要花掉175个小时。较短的论文大部分都有助理代劳，但是还是需要开6次会议，每次负责读4篇，平均每篇30页：阅读加上初步讨论，以每页5分钟计，这又要60个小时。还不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花了569个小时。

　　我编辑了一份叫ＶＳ的符号学杂志，每年出刊3次，共约300页。不算阅读稿件和退稿的时间，以每页10分钟计（评估、修订、校对），一共可以花掉50个小时。我又主编了两种与我本行有关的学术系列专著。一年6本书，总页数算它1800页；以每页10分钟计，又花去300个小时。我自己著作的翻译——论文、书、写给报章杂志的文章，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等；只考虑我可以进行核对的文种，我每年要读1500页，以每页20分钟计（阅读，对照原文，跟译者面对面或者电话、书信沟通），这又是500个小时。还有我自己的写作，即使不包括写书，光是论文、杂文、报告、授课笔记等，加起来轻轻松松就超过300页。如果再加上思考、做笔记、修订、发呆的时间，每页起码花1个小时——又是300个小时。我每周的杂志专栏，以最乐观的估计，要选题材、做笔记、参考几本书、打草稿、剪裁到适当长度、口述、寄走，每周又得花3个小时。乘以52周就是156个小时。最后还有我的邮件，虽然还有很多来信未回，但是我每周要奉献3个上午，从9点到13点，这就占掉了624个小时。

　　我还计算出来，光是去年，我只接受一成的邀约，并只参加跟我的专业有密切关系的研讨会，以及在若干无可回避的公开场合露面，我竟然投入372个小时积极参与此类活动。又因为很多这类活动在国外举行，旅行要花费323个小时以上。

　　以上加起来，一共是8121.5个小时，从每年的8760个小时中减去，我就剩下了638.5个小时，换言之，每天是100分钟，可用于做爱、吹牛、参加葬礼、看病、购物、运动、看戏。你看得出，我还没有算进阅读工作范围以外的图书时间（书籍、杂文、漫画）。假设我利用旅行的时间阅读，223个小时，5分钟读一页，我有可能读3876页，约相当于300页的书13本。还有吸烟又如何？每月就算60支吧，如果每支烟要花半分钟（找烟、点烟、熄烟），一共就是182个小时。太奢侈了。我必须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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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花脸雀 -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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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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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脸雀
　　** 李娟 **

　　我实在看不出那种鸟的脸花在哪里。甚至连它们的脸长得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它们在沼泽上左跳右跃，上突下闪，急匆匆地来，慌忙忙地去。

　　外婆一看到这种鸟就像小孩子一样又惊又喜：“花脸雀！花脸雀──我们放生铺的花脸雀怎么飞到这里来了？”

　　放生铺──她的故乡，她九十年的时光里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地方。

　　我去过放生铺几次。也记得那个四季长青、松柏满坡的地方的确有很多鸟，但实在想不起其中还有一种鸟叫什么“花脸雀”……在那个地方，每天早上鸟儿们跟吵架似地叫得热闹非凡。

　　沙依横布拉克的鸟也多，但啾叫声却薄寥寥的。大约山野太广阔了，发生其间的任何声响都会被拉得一声与一声远离，显得惊惊乍乍而稀稀落落。

　　那些鸟更知道怎样去沉默。

　　那些鸟，有的长得跟麻雀似的，不显眼。开始我也就把它们当成麻雀了，后来发现它们踱着步走而不是跳着走的。又仔细观察别的鸟，才知道没有一只是我见过的。我见过的鸟都只以“大鸟”、“小鸟”和“鸡”的概念出现，没有更详细的分类。

　　外婆整天“花脸雀，花脸雀”地念叨，真搞不清楚她在说哪一种，是体态稍显修长清秀，翅膀上有白斑的那种黑鸟，还是灰不溜秋，腹部白中带抹轻红的那位？问题是它们的脸都不太花。

　　她每天洗了碗就把洗碗水倒在固定的地方，水渗进大地，饭粒残渣留了下来。那些鸟每天去那里努力啄啊啄。双方都养成了习惯。

　　一般来说，同类的鸟都往一块儿站，那片沼泽上便清清楚楚地分了好几个门派，决不会瞎掺和成一团。如果不这样，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谁是谁。它们的差别太细微了，只有我外婆那样的老人家才有那个闲工夫去一一分辨——“花脸雀又来了。”或者──“今天怎么只有灰山雀雀来？”

　　“灰山雀雀”又是什么？

　　我妈干活时也爱往那边瞅。她观察得更详细，详细得让人无法相信。她说上午来的那批鸟和下午来的那批不一样，午后和黄昏的也各有讲究，毫不乱来。仿佛鸟们私下议定了秩序，划分了时间段似的。

　　她还说有一公一母两只鸟──实在想不通她是怎么辨别公母的──每天下午四点都要来那么一阵子，而且总是只有它们两只。公的叨到食了，就赶紧去喂母的，等母的吃饱了，他自己才吃一点。吃完了，互相叫唤一阵便双双飞去。她每天都在等那两只鸟。

　　我整天啥事不干，瞪大了眼睛也没本事发现什么。每只鸟真的都长得差不多啊。

　　想起一件事。在内地上学时，有一次我和妈妈在我的中学校园里散步。走进花园里覆盖着葡萄藤的读书廊时，她在绿荫碧盖间停住，惊异地叫出声：

　　“看──那么多鸟！”

　　“哪儿？哪儿？”我东张西望。

　　“那儿！那儿──就是那儿──”

　　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鸟影子也没有一只。干脆拉上她要走：“鸟有什么好看的！”

　　“不是，那鸟很奇特……”她沉默了，站那儿不走，看出了神。我只好跟着徒劳无功地努力往那边瞅：“怎么样奇特啊？”

　　“特小……顶多只有手指头肚儿那么大点儿……到处都是……五只，六只……十一，十二……天啦，居然有那么多！不留神还看不出来……”

　　“哪儿呢？哪儿呢？”

　　“……你看，到处都是，恐怕上百只不止……静静地，全都不吭声……看──飞起一只……”

　　我还是什么也看不到，瞎着急。她指向的地方是一篷乱糟糟的冬青，没有修理，被一个喷泉挡住大半。更远处是一棵黄桷树。

　　“……真是鸟的天堂……”

　　我放弃。静静地听她的描述，好像真的看到了一样，那么多袖珍的鸟儿，静静地栖在枝梢，一动不动，目光沉静……我渴望它们一下子全飞起来，一下子闹翻天，让我能一下子看见──可那里始终只是一篷平凡的冬青。

　　最后我只好装作看到了的样子，和妈妈边议论这事边离开了。后来她经常一个人去看那些鸟，还带别人去看。所有人都声称看到了（说不定和我一样也是装的……），只有我，在那个地方生活了三年还是连鸟毛都没看到一根。我只好相信，那个世界的门只能被我妈妈的眼睛打开。

　　那么“花脸雀”呢？开始我妈也不知道何为“花脸雀”。后来我外婆指了一回给她看，她就知道了。可我外婆给我指了一百回我都搞不清。疑心她年纪大了，指得不准。而且鸟那么多，那么杂，一会儿就把眼晃花了，刚刚认下就飞了，这只看着像，那只看着也像，过一会儿又全不像。再过一会便懒得理它们了，跑去干别的事情──真是的，认下一只鸟儿对我有什么用呢？它会从此属于我吗？

　　外婆有三十年的时光在稠密浓黏的鸟叫声中度过，是不是鸟已经用翅膀载走了她的生命中的一部分？她整天坐在沼泽边的一根倒木上，笑眯眯地看，好像在看她养的一群小鸡。

　　外婆多么寂寞。我们之间遥远陌生的七十年人生距离让这种寂寞更为孤独，不可忍受。她生命中的鸟永远不会飞进我的生命，哪怕只有一只。因为有七十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

　　还有我妈，她是否真的就知道外婆所说的“花脸雀”？如果她认错了，这个误会将永远存在于剩下的时间里，且再没有任何机会与必要来进行澄清。尤其是她们永远不会意识这个了，亲情只因表面上的沟通而浓郁吗？哪怕是一家人，之间仍隔有无边的距离。

　　那么我和我妈之间呢？我们之间的那些鸟儿，到底有没有？

　　我们三人共同生活在沙依横布拉克那片沼泽上的一个小帐篷里。却仅因一只鸟儿，彼此分离得那么远。

　　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所谓“花脸雀”，其实就是外婆家乡的画眉子鸟。但知道了这个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不知道那个“画眉子”具体又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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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 茨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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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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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 茨威格 **

　　我那时大约二十五岁，在巴黎研究与写作。许多人都已称赞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欢。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还能写得更好，虽然我不能断定那症结的所在。于是，一个伟大的人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为我一生的关键。

　　有一晚，在比利时名作家魏尔哈仑家里，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着雕塑美术的衰落。我年轻而好饶舌，热烈地反对他的意见。“就在这城里，”我说，“不是住着一个与弥盖朗琪罗媲美的雕刻家吗？罗丹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同他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吗？”当我倾吐完了的时候，魏尔哈仑高兴地指指我的背。“我明天要去看罗丹，”他说，“来，一块儿去吧。凡像你这样赞美他的人都该去会他。”

　　我充满了喜悦，但第二天魏尔哈仑把我带到那雕刻家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朋友畅谈之际，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不速之客。但是，最伟大的人是最亲切的。我们告别时，罗丹转向着我。“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我的雕刻，”他说，“我恐怕这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可是礼拜天，你到麦东来同我一块吃饭吧。”

　　在罗丹朴素的别墅里，我们在一张小桌前坐下吃便饭。不久，他温和的眼睛发出的激励的凝视，他本身的淳朴，宽释了我的不安。在他的工作室，有着大窗户的简朴的屋子，有完成的雕像，许许多多小塑样——一支胳膊，一只手，有的只是一支手指或者指节；他已动工而搁下的雕像，堆着草图的桌子，一生不断的追求与劳作的地方。

　　罗丹罩上了粗布工作衫，因而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工人。他在一个台架前停着。“这是我的近作，”他说，把湿布揭开，现出一座女正身像，以粘土美好地塑成的。“这已完工了。”我想。他退后一步，仔细看着，这身材魁梧、阔肩、白髯的老人。但是在审视片刻之后，他低语着：“就在这肩上线条还是太粗，对不起……”

　　他拿起刮刀、木刀片轻轻滑过软和的粘土，给肌肉一种更柔美的光泽。他健壮的手动起来了；他的眼睛闪耀着。“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又修改了一下，他走回去。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吐着奇异的喉音。时而，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时而，他的双眉苦恼地蹙着。他捏好小块的粘土，粘在像身上，刮开一些。

　　这样过了半点钟，一点钟……他没有再向我说过一句话。他忘掉了一切，除了他要创造的更崇高的形体的意象。他专注于他的工作，犹如在创世的太初的上帝。最后，带着舒叹，他仍下刮刀，以一个男子把披肩披到他情人肩上那种温存关怀般地把湿布蒙着女正身像。接着，他又转身要走，那身材魁梧的老人。

　　在他走到门口之前，他看见了我。他凝视着，就在那时他才记起，他显然对他的失礼而惊惶。 “对不起， 先生， 我完全把你忘记了， 可是你知道……

　　我握着他的手，感射地紧握着。也许他已领悟我所感受到的，因为在我们走出屋子时，他微笑了，用手搀着我的肩头。

　　在麦东那天下午，我学得的比在学校所有的时间都多。从此，我知道凡人类的工作必须怎样做，假如那是好而又值得的。

　　再没有什么像亲见一个人全然忘记时间、地方与世界那样使我感动。那时，我参悟到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专心，完成或大或小的事业的全力集中，把易于弛散的意志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本领。

　　于是，我察觉我至今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所缺少的是什么——那能使人除了追求完整的意志而外把一切都忘掉的热忱，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把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里。没有——我现在才知道——别的秘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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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肚子里的战争 -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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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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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肚子里的战争
　　** 王小波 **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里没有大夫，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话虽如此说，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来问：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在闹黄疸。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这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据说这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年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我虽没吃椰枣，也得了这种病。大夫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给我点维生素吧——我的病就是这么治的。说句实在话，住院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但我自己觉得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医院里没有别的消遣，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这一刀总是开向阑尾——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我说看开刀可不是瞎说的，当地经常没有电，有电时电压也极不稳，手术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钟阳光最好，就是那时动手术——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赌说几个小时找到阑尾。后来我和学医的朋友说起此事，他们都不信，说阑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看到的几个手术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着阑尾的。做手术的都说，人的盲肠太难找——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部队骡马卫生员出身，参加过给军马的手术，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个子小考虑在内之后，他的盲肠还是太小。闲着没事聊天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后半句是毛主席语录。人的肠子和战争不是一码事，但这话就没人说了。我觉得有件事情最可恶：每次手术他们都让个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所以阑尾总是找不着。刀口开在什么部位，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但我必须说他们一句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他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我劝他千万别开刀——万一非开不可，就要求让我给他开。虽然我也没学过医，但修好过一个闹钟，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就凭这两样，怎么也比医院里这些大夫强。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主要是因为别人要在战争里学习战争，怎么能不答应。也是他倒霉，打开肚子以后，找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一通紧倒。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撩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也去帮着找。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时隔近三十年，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主要是有感于当时的人浑浑噩噩，简直是在发疯。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如此看来，我们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以这样飞越，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作为杂文的作者，把推论都写了出来，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医院的事我还没写完呢：我在医院里住着，肝炎一点都不见好，脸色越来越黄；我的哥们动了手术，刀口也总是长不上，人也越来越瘦。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我一回来病就好了，我的哥们却进了医院，又开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说，上一次虽把阑尾割掉了，但肠子没有缝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瘘，肠子里的东西顺着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还说，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冒到肚子里面，人就完蛋了。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他只是说：妈的，怪不得总吃不饱，原来都漏掉了。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给别人学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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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怕老婆的故事 -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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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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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怕老婆的故事
　　** 胡适 **

　　刚才董彦堂（作宾）先生将本人的生日和内人的生日作了一个考证，说我是肖“兔”的，内人肖“虎”，当然兔子见了老虎就要怕。他这个考证使我想起一个笑话：

　　记得抗战期间，我在驻美大使任内，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导，说我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这篇文章当时曾给我看过，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地方，就让他发表了。

　　谁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惹出大乱子来。于是有许多人寄给我各式各样的洋火盒，因此我还得对每个人写信去道谢。后来我把自己的洋火盒寄给一些送给我洋火盒的人，谁知有一位朋友把我送的洋火盒在报上刊出来（我的洋火盒是我篆文姓名胡适两字的图章，白底红字的封面），于是又惹来不少麻烦，很多读者纷纷来信向我要洋火盒。我的收藏洋火盒，并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只不过是我旅行到过的旅馆，或宴会中的洋火盒，随便收集一些；加上别人送我的，在我的大使任内，就积有五千多个，后来都留在大使馆内。

　　另外是收藏荣誉学位三十多个，这都是人家送的，不算是我的收藏。

　　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我极丰富的收藏。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故事，我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

　　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

　　苏俄没有怕老婆的故事的，当时苏俄是我们的同盟国，所以没有提出，而意大利倒有很多的怕老婆故事。到了1943年夏天，我收到玛吉亚维利（Machiavelli）写的一个意大利最有名的怕老婆故事，我就预料到意大利是会跳出轴心国的，果然，不到四个月，意火利真的跳出来了。

　　（本文为1959年12月17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同人祝寿会上的演讲，收入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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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 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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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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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 鬼子 **

　　我的遭遇是我的父母造成的。

　　首先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偷了别人的一块脏肉。那块脏肉并没有多大，听说也就三两多四两的样子。那是一个早上。那个早上下过一点小雨，地面有些脏。那块脏肉是怎么掉地的，那卖肉的大婶自己也不清楚，听说她还来来去去地踩过好几脚，捡起来的时候，她曾吹了几次，可怎么也吹不干净，于是就丢在了桌子的一角，那是一个不太干净的地方。在她想来，那样的一块脏肉，谁还会掏钱呢？

　　我母亲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看到那块脏肉的时候，心里怦地跳了一下，就站住了。

　　母亲想，只要把水龙头的水开大一点，或许是可以洗干净的，就是洗不干净也没关系，下锅的时候少放点盐，多淋一点酱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母亲的手里当时拿着一把菜花。她看了一眼那位卖肉的大婶，她发现她没有注意她，就把那把菜花悄悄地放在了那块脏肉的上边，然后挤在别人的身后，装着也要买肉的样子。她当然装不了多久，她的心当时也相当地紧张，等到那位卖肉的大婶忙着给别人割肉的时候，她马上把那块脏肉抓进了她的菜花里。可她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早就把她看在了眼里。那个人就在她的身后，也是一个卖肉的，但他没有把她喊住。如果他当场喊了一声，也许就没有了后边的事了，因为母亲可以说，她是无意的，她只需要把那块脏肉放回桌面上，就了事了。可是那人没有吭声，他让我母亲把肉偷走，他说他最恨的就是偷肉的人，所以他让她把肉偷走，他要等着她的好看。我母亲走出五六步的时候，他才抓起了自己桌面上的一根腿骨，朝那位大婶的桌面上丢了过去。那是一根很大的腿骨，落下的地方就是那块脏肉被抓走的地方。骨头落下的声音惊动了那位大婶，她跟着就尖叫了起来，她说谁要你的骨头啦，拿你的走！她以为他在跟她耍闹。听说没人买肉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无聊地闹些那样的事情。那位大婶抓起那根骨头就要朝他扔回来。就这样，她发现她的那块脏肉不见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谁都可以想象。那位大婶举着那把割肉的尖刀，从桌里愤怒地跳了出来，朝我的母亲扑了过去。

　　母亲出事的当天，我很丢脸，也很气愤。我曾气冲冲地走到她的床前，我说妈，你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了？

　　母亲居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她两眼傻傻地望着我，她说，她没有吃错什么药，她什么药也没有吃过。

　　我说，没吃错药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肉呢？

　　母亲这才把脸塞到了枕头的下边，背着我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当时也哭了。我说哭有什么用呢？我说，我父亲知道了你怎么办呢？那些日子里，父亲的脾气本来就不是太好。他总是天亮出去，天黑才回来，脸色总是灰涂涂的，像是整天到处碰壁的样子。母亲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他整天都在忙些什么呢？父亲一听就两眼冒火，他说干什么关你屁事？你以为事情就那么好找吗？母亲听了当然难受。母亲觉得，不管事情好不好找，你总要尽快地找到才是道理，因为你是这个家的主子。母亲说，家里要过日子，不能老是没有钱呀。就为着这样的话题，他们时常吵到深更半夜，吵得我也常常睡不好觉。

　　可怕的事情就这样跟着来了。那是母亲偷肉后的第五个晚上。父亲可能是那天才听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家吃的是麻辣豆腐，那是我买的，也是我烧的。我一共买了三块，一人一块，每块五毛，母亲给了我两块钱，我把五毛还给了母亲。父亲却望都不望我煮的那碗麻辣豆腐，他一口也不吃，他只埋头扒着他的饭。父亲的饭量原来是每餐一两碗的，但那些日子里，已经改成每餐三四碗了，也许是因为没有肉，也许是因为整天的在外奔波。但那天晚上，他只扒了两碗就停住了。我知道情况不对了，就悄悄地也放下了碗来。望着父亲那只空空的饭碗，我心里也空空荡荡的，我那是心里发慌。

　　母亲跟着也停了下来。

　　都知道父亲要愤怒了！但谁也不会想到，父亲竟会拿碗当作发泄的对象。

　　父亲突然站了起来，咣地一声，把自己的饭碗砸在了地上。那些破碎的碗片在灯光下到处乱飞，吓得我们赶忙往后站了起来。

　　我看见母亲的身子不停地哆嗦着，样子异常可怕。

　　父亲随后又摔烂了两个。一个是菜碗，一个是母亲的饭碗。随着咣咣咣的震响，屋地上到处都是破碎的碗片，还有饭，还有那些我烧的豆腐。奇怪的是父亲没有一句骂人的话。父亲当时还想摔。剩下的那个碗是我的，可我没有给他，我把碗首先抢到了手上。

　　我的饭还没有吃完。吃完了我也不会给他。

　　父亲在桌上扑了个空。但父亲的愤怒却没有完，他猛地飞起了一脚，把饭桌踢翻在了地上。

　　那个晚上，除了母亲呜呜的哭声，屋里没有人说过一句话，就连轻轻的一声咳嗽也没有。一切都默默地发生着，又默默地承受着，直到凌晨五点左右的时候。父亲可能是一夜都没有睡着，他早早地就爬起了床来，把屋里的灯开得通亮。我是被灯光惊醒的。我的眼睛刚一睁开，就看见父亲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包，走到我的床前。父亲像是要跟我说句什么，我耸着耳朵听着，却什么也没有听到。父亲站了一下，伸手在我的头上摸了摸，就转过了身去。就在这时，母亲出现了，她咚地一声跪在我的房门口上，把父亲的路给堵住了。

　　母亲的情景让人心碎！

　　我在床上坐了起来。

　　母亲跪在地上呜呜地哭着，哭得比晚上更加要命。

　　母亲说你想丢下我们不管了吗？你能告诉我们，你要去哪吗？

　　父亲没有回答。父亲只是恶狠狠地吼了一句，你给我滚开！

　　母亲没有滚开。母亲跪着不动。母亲说，你就这样丢下我们，我们怎么办呢？

　　父亲说怎么办你还用得着问我吗？父亲说你可以去偷呀！

　　父亲说你不是会偷吗！父亲说，你不是工程师吗？你脸都不要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吗？

　　说完，父亲抬起了他的长腿，从母亲的头上突然跨了过去。

　　看着父亲的那两条长腿，我一时惊呆了。父亲怎么能从母亲头上跨过去呢？我觉得父亲不可以这样的。蹲在那里的母亲又不是路上的一堆粪便，怎么可以这样跨过去呢？

　　母亲只是偷了别人的一块肉，那是她的不对，可她不是粪便呀，她偷了肉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把她推往一边，可你怎么从她的头上跨过去呢？

　　我心里说，父亲是不是也吃错了什么药了？

　　我的眼里呼地流下了一串串的泪水。母亲也被吓傻了，她就那样一直地跪着，哭着，她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三两多不到四两的脏肉，竟然要付出这么伤心的代价。直到我父亲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完全消失的时候，她才突然地站了起来，把我从床上愤怒地拉下。

　　她说你还坐在床上干什么，还不快去把他追回来。

　　她说，你不想要父亲啦？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头皮都炸了。我光着脚就往楼下追去。那时，天还没亮，长长的楼道里，被我跑得咚咚地震响。也许有人以为是不是谁家闹了歹徒了。有时我就想，真是有歹徒进了我们家里，结果也许都不会那么让人伤心。我后来没有追上我的父亲。父亲早已经不知了去向。我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我在楼脚下孤零零地站着，一直站到了天亮。

　　那天早上，我的脑子里全都是父亲的那两条长腿。

　　我的家从此变得阴沉沉的。母亲动不动就问我，有你父亲的消息吗？我说没有。事实上也没有。

　　母亲说，碰上认识的就问问。我不敢问。你说我怎么敢问呢？我说问了又能怎么样呢？

　　母亲就愣在那里，似乎被我的话给问住了。

　　但她总是告诉我，我们不能没有你的父亲，他要是死不回来，我们怎么办呢？

　　母亲说完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觉得自己真是该死，她说我为什么要偷那一块脏肉呢？你说我为什么要偷呢？我真是该死呀！

　　说多了有时我也不想听，我只好求她，我说妈，你别说了好吗？

　　她只好默默地闭上了嘴巴。母亲的身子本来就不是太好，这样一来，就一天一天地蔫了下去。有时，我已经放学回家，她还半死不死地躺在床上。她说饭我还没煮呢。我只好直直走进了厨房。

　　菜可以没有，饭总是要吃的呀！我们哪能因为没有了父亲就不吃饭了呢？

　　不久，也许是一个月吧，也许不到，母亲终于听到了父亲的消息。

　　母亲是去买菜回来在路上听到的。母亲那天去的是南门菜市。她买的不是青菜，也不是豆腐，而是一小袋的萝卜干。那萝卜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只要多放一些辣椒粉，吃起来还是很下饭的。她提着那小袋萝卜干正往回走，突然碰着了一个人，那是他们原单位的老李。老李已经好几次看到她买萝卜干了，但往时他没有做声，只是对她点点头就过去了，这次却突然尖叫了起来。他说你怎么还整天的就买这个呀？母亲想把萝卜干收到身后，但已经来不及了。母亲的脸色一下就红了起来，她把那袋萝卜干紧紧地捏在手心。她对老李说，有什么办法呢？老李就又尖叫了起来，他说他不是回来了吗？我母亲一愣，她知道老李说的是我的父亲。本来，她是想尽快走过去的，这下就突然站住了。她说你说什么？老李说寒露她爸爸不是回来了吗？我母亲惊奇地摇摇头。她说什么时候回来啦？连影子都没有回来过。老李就说回来了，他早就回来了！

　　我母亲说是你看到的？老李还是不肯相信，他说他真的没有回过家？

　　我母亲又摇了摇头。老李连忙把我母亲拉到了路的一边。他说我告诉你吧，他现在有钱啦！他就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跟四川来的一个妓女住在一起，已经住了五六天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母亲眼睛一黑，差点倒在了地上。

　　母亲说是你看到的？老李说当然是我看见啦，他还给我烧了他的烟呢，你知道他现在烧的什么烟吗？他发了财啦！我母亲说，你不要骗我。老李说我骗你干什么呢？你说我骗你干什么？我母亲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她说他怎么会发财呢？老李就说，他不发财他怎么敢跟那些妓女住在一起呢？你知道那些妓女一天要收多少钱吗？我母亲不知道，我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过。李老便告诉我的母亲，他说每一天最少三百块，没有三百块她只给你摸一摸，她不会给他包房的。

　　母亲像被重重地敲了几棒，呆呆地站在马路上，半天走不动路。她想马上跑到瓦城饭店的老楼，去看看我的父亲是不是真的回来了，可她不敢。晚上炒萝卜干的时候，她也忘了放上辣椒粉了，我还以为是没钱买了，也没有做声，慢慢地咽完了两碗饭，就忙我的家庭作业去了。母亲吃完饭便一直坐在饭桌的旁边，碗也不收。我问她妈你怎么啦？她说快点做你的作业吧，做完了我告诉你。我说什么事你说吧。她却坚决不说。

　　偏偏那个晚上的作业又是特别地多。我们来到瓦城饭店的时候，都深夜十二点了。

　　瓦城饭店的总台却没有我父亲的住宿登记。

　　瓦城饭店的老楼一共四层，哪一层的楼道上都是空空荡荡的，就连各个楼层的服务员都不见踪影。我们上了一层是空的，再上一层，还是空的，我们上去了又下来，下来了又上去，就是碰不上一个人。我想喊一声父亲你在哪里，母亲却说别喊。她怕别人骂，怕别人把我们赶走。

　　望着空荡荡的楼道，我说那我们怎么找呢？

　　母亲便拉着我，将耳朵紧紧地贴在房门上。她说看不到人我们就找他的声音。她说我父亲的呼噜声，她到死都能听得出来，她不信我父亲跟了那些女的睡在一起就没有了呼噜了。第一个房没有，我们便听第二个房；二个房没有，我们就听第三个房，一个房一个房地听了下去。有的房间有呼噜的声音，有的房间却没有；有的房间里有人还在说话，有的房间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只有一种很奇怪的响声。

　　没有哪一个呼噜像是我父亲的呼噜。母亲说不可能。她说只要他打呼噜，我不可能听不出来。

　　母亲说，他可能还没睡。她说你有没有听到他还在说话？我摇着头。我当时有些困了。我说听不出来的，我们回去吧。

　　母亲却不动，她的眼睛突然盯着房门上的天窗。她说我们从上边往里看一看吧。

　　望着那些高高的天窗，我说怎么看呢？母亲扫了一眼空荡荡的楼道，我知道她想寻找能够垫高的东西。但空荡荡的楼道里空空荡荡的。我说算了，我们先回家吧。母亲却突然拉了我一下，她说回什么回？然后把身子蹲在门边，她说，我在下边你在上边，你从天窗往里看一看。

　　我心说这样怎么行呢？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身子，我就感到害怕。我怕一脚就把母亲的腰骨给踩断了，就像咔的一声踩断一块脆弱的玻璃。

　　我连忙说，不行的妈。她却将手扫过来，把我的腿拖了过去。

　　她说别嗦，上来吧。可我的脚刚刚踩上去，第二只脚在空中还没有落下，母亲的身子便猛然往前一倾，咚地一声，脑门撞在了前边的门板上。

　　我们俩当时都吓慌了。我们收缩着身子，谁都不敢做声。我们怕惊动了屋里的人。但屋里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母亲又把身子蹲到了门边。我说不行的妈。

　　她的脸便突然要愤怒的样子，她瞪着我，连话都没有再说。

　　我只好又慢慢地踩到了她的肩头上。这一次她先紧紧地抓住了门框。为了减轻母亲身上的重量，我也紧紧地抓着头上的门框，把身子极力地往上托，但母亲的身子总是往下一沉，沉得我心慌慌的。好像好久好久，她才顶住了，然后很吃力地把我往上顶着。大约只顶了十个天窗，母亲就顶不住了。她突然地哼了一声什么，我还来不及问她怎么回事，我们就一起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楼道上的灯光不是很亮，也不是很弱。我们坐在地板上像两个可怜的小偷。我说妈，我们还是回家吧？

　　母亲却没有回我的话，她眼睁睁地看着我，然后突然地对我说，露露，你蹲在下边可以吗？

　　我当时一愣，我的心好像咚地一声，落进了一个可怕深渊。

　　我望着母亲说不出话来。母亲说试一试吧好吗？

　　她说你不用站起来，你就蹲着就行了，妈比你高，妈就站在你的肩膀上，好不好？

　　不好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不出母亲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我没有做声，我咬了咬下唇，就朝门框边蹲下了身子。刚开始我没有多少吃力的感觉，我紧紧地抓着前边的门框，蹲到第五个第六个的时候，腰骨里就有了一些不同了，开始好像只是有一些难受，慢慢地，就发热起来了，就像有一条毛毛虫钻在腰骨的肌肉里，又热又辣。我发现只是咬住下唇已经没有用了，我就暗暗地咬起了牙来，咬得格格地响，但心里却对自己说，踩吧踩吧，只要能找到父亲，母亲就是把我的腰踩断了，我也会忍住的。

　　但泪水却怎么也忍不住。我的泪水在暗中悄悄地流着，流了一个房门又一个房门，但母亲却一点都没有发觉。

　　那天晚上，我们当然没有找到。

　　回到家的时候，差不多凌晨两点了。上床后我对母亲说，天亮的时候别忘了叫我。我担心我起不来。但第二天早上，没有等到母亲的提醒，我就自己爬起来了。

　　我怕迟到。

　　就是那个早上开始，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昏昏沉沉的东西，因为那种昏昏沉沉的东西，我的眼睛老是不太听话，老是有点粘粘糊糊的，第一节课也还顶得住，第二节课顶到一半就不行了，眼皮越来越沉重了起来，怎么支撑也支撑不住了。

　　我只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节课是语文课，黄老师以为我有问题要问，连忙停下了手中的课本，他指着我问，有什么要问吗？我说没有。黄老师的心里可能说，没有你站起来干什么？你没吃错药吧？于是黄老师叫我坐下。我刚想坐下，腰又挺直了，我怕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我于是撒了一个谎，说有点不太舒服，站一下就好了。

　　那一站，我便一直站到了下课。下完课就是课间操，我不去参加，教室的门都没有出去。黄老师以为我是真的病了，课间操还没有结束，他就找到了教室里。他问我要不要到他屋里找点药吃吃？我没有站起来。我只是侧着头，我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昏而已，我说歇一歇会好的。黄老师有点不肯相信我的话，他用手在我的额门上摸了摸，我自己也摸了摸，额门上好好的，没有发冷，也没有发烫。黄老师就说，那你就歇歇吧，注意别影响了上课。他说下一节课是数学吧。我就对他嗯了一声。他刚一转身，我又一头匍在了桌面上。

　　中午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就告诉了母亲打瞌睡的事情。

　　母亲的回答却是，打一点就打一点呗，打一点瞌睡要什么紧呢？

　　我两眼傻傻地看着母亲，我知道我无法对她再说些什么。

　　母亲说，今天晚上我们去早一点。我说那我的家庭作业怎么做？

　　母亲却不再理我。她想的只是我的父亲，还有那个四川来的妓女。

　　晚上，我们刚刚放碗，她就叫我快把课本拿上。我说做完了作业再去不可以吗？她就朝我瞪起了眼睛，她说叫你拿上你就拿上，你嗦什么呢！我心里想，母亲看来要发疯了。早知道这样，你干吗要偷别人的那一块脏肉呢？

　　瓦城饭店的老楼与新楼之间有一块空地，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花圃。花圃里摆放着几张不大不小的水泥桌，最中间的那一张有一盏路灯。母亲指着那盏路灯对我说，你就在那做你的作业吧。我说那你呢？她说我坐在楼脚下等他，我不信他不上楼也不下楼。她说的那是老楼的楼脚。看着那张冰冷的水泥桌，我的心打了一寒颤，可除了那张冷冰冰的水泥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我刚要往水泥桌走去，母亲却又把我扯住了。

　　母亲说做作业的时候别做得太死，耳朵要清醒一点，知道吗？

　　我说知道了。

　　母亲还是不让我走。母亲说，你要是看到了他们你知道怎么办吗？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回答母亲的话。

　　母亲说你马上给我把作业扔了，你要马上飞过去把他们死死地搂住。

　　我说他们要是踢我我怎么办？母亲说他们怎么敢踢你呢？

　　她说他们不敢。

　　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敢，他们肯定会踢我的。

　　母亲说他们真要踢就让他们踢吧，踢不死你就紧紧地搂住他们。

　　我说那你呢？

　　母亲说我也搂呀！她说搂住了你就大声地喊叫，让整个饭店里的人都跑过来，我看他们还敢不敢踢！

　　母亲的话，让我全身都感到冷嗖嗖的，弄得我做作业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晃晃悠悠的，一会儿是父亲的那两条长腿，一会儿又是那个女的那两条小腿，我想真要是看见了父亲他们，我应该上去搂住哪一个呢？我是搂住父亲的还是搂住她的呢？我想也许哪一个我都搂不住。

　　好在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腿。一连两个多星期都没有看到。

　　每天晚上，我们都吃完饭就骑上我们的烂单车，然后咣当咣当地奔往那栋瓦城饭店的老楼，然后，我坐在我的那盏昏黄的路灯下，做着我的作业；母亲坐在她的那个楼脚下，等着我的父亲。等我做完了作业了再朝母亲走去，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可怜兮兮地等待着。

　　我曾怀疑父亲没有住在那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回到过我们瓦城，或许回来了，但转身已经离开了。

　　有一天，我偷偷地跑到那个老李的家中，我说你是真的看到我爸爸回到瓦城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啦。我说是真的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吗？他又说了一句当然是真的。我说那我们天天晚上都在那里守着，为什么影子都没有见过呢？老李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说你可不要骗我们。他说我怎么会骗你们呢？他说他是真的看到了我的父亲。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前天我还碰到他呢。我说你在哪里碰到他的？他说就在八里街的一个赌馆里。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他说在赌馆里还有什么干呢？我说那你不帮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在找他吗？他说我当然说啦，我怎么会不说呢？我说你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说你们找他找得好苦，我让他回家去看一看你们，让他给你们拿一些钱回去，我告诉他，说你们相当地需要钱。

　　我连忙对他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老李便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这一点他知道。

　　我说你要是再见到他，你帮我们拉他回家好吗？老李却突然一愣，笑了笑，然后连连地说了几声好的好的，他说我要是再见到他，我一定给你拉他回家去，好吗？老李的话说得相当好听，但他的那种笑，却让我无法相信。我心里捉摸着，发出那种笑声的人，一般只是嘴上说话而已，事实上他是不肯帮你的。几天后，我又去找过他一次，刚一开口，他就说见了见了，他说昨天晚上我还见到他呢。这一次不知怎么，我竟忘了问他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说你不是答应我帮我拉他回家的吗？

　　他说我怎么拉呢？他说那个女的也跟我父亲在一起。

　　我说那这样好吗，哪一天我跟你一起上街，你要是看见了，你把她指给我看。

　　他的脸色马上沉了下去，然后冷冷地笑了一声。

　　他说那不好的，那怎么好呢？我说怎么不好呢？

　　他就又连连地说了几声不好。他说这种事我怎么跟你说呢？反正说了你也不懂。

　　听他那么一说，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转过身就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去找他。那样的人，我去找他干什么呢？我又不是傻子。

　　事实上，父亲真的回到了瓦城。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和母亲推着我们的烂单车，刚要前去瓦城饭店，突然，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呼啸着停在了我的身旁。摩托车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子。她就是跟我父亲在一起鬼混的那个女人。可当时我不知道，我母亲也不知道。我当时只是觉得奇怪，我想这摩托怎么突然停在我的身边呢？差一点就把我给撞着了。我惊慌地看着她。她的身上，上边穿着黑色的皮衣，下边穿着黑色的皮裤，头上戴着的也是黑色的头盔，那一种样子，是用心打扮过的。我承认，她长得真是迷人。

　　她先是对我笑了笑，然后摘下黑色的头盔，她说你就是寒露吧？

　　我当时一愣，心想我又不认识她，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吃惊地跟她点了点头。

　　她把脑后的头发甩了甩，从皮衣里掏出了一沓钱来，递到我的手上。

　　看着那样的一沓钱，我的眼睛当时呆了，我的手也傻了，嘴里也忘了说话了。

　　她说，这是你爸爸让我送给你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是生怕我母亲在前边听到。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把那沓钱朝母亲亮了亮，然后回头想问她一声我父亲住在那里？可我还没有张嘴，她就抢先丢下了一句话，然后骑着她的摩托往我的身后飞走了，只留下了一阵叫人难受的轰鸣声。

　　她说，你爸让我告诉你，别再整夜整夜地到饭店去找他了。

　　望着她那飞去的方向，我傻呆了。母亲已经回到我的身旁。母亲问她是谁？

　　我说她没说她是谁。母亲说那这钱，是怎么回事？我说是我爸爸让她送来的。母亲突然就惊叫起来，她说是你爸爸叫她送来的吗？

　　我说我没有听错，她是这么说的。母亲的惊叫马上就成了嚎叫。她说那她就是勾引你爸爸的那个妓女了，你怎么不把她抓住呢？你怎么就知道收她的钱，却不知道把她抓住呢？你为什么不抓住她呢？母亲一边说一边朝我拼命地跺着她的两只脚，跺得咚咚地乱响。

　　我说我怎么知道她是那个妓女呢？母亲说她不是那个妓女她是谁呢？你说她是谁呢？

　　我哑口无言。我真的没有想到她就是那一个女的。

　　母亲马上从我的手里把钱夺了过去，嘴里恨恨地重复着，你就知道拿她的钱，你为什么不知道抓住她呢？

　　我担心母亲把钱撕了，可她没有。她把那沓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嘴里乱七八糟地又说了一大堆话，但我一句都没有听清，说着说着，她就落下了泪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坐在家里，母亲把那沓钱摆在被父亲踢烂了的那张饭桌上，然后傻傻地看着。

　　那沓钱一共两千。母亲也没有多数。她只眼睁睁地看着，一直到睡去。

　　那天晚上我也睡得很早，而且睡得很甜。我没有去替母亲想得太多，我倒是庆幸那个晚上不用再去熬夜。

　　第二天上午，也是那段时间里我唯一没有打瞌睡的一个上午。

　　但是，母亲却在家里出事了。母亲去买菜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黑衣黑裤的妓女，一想起那个妓女，她就觉得不想活了。她说我不想活了我还买什么菜呢？她在街上拐了一个弯，就把买菜的钱买农药去了。

　　放学后，如果我马上回家，也许能看到母亲喝下农药的情景，那样，或许我能从她的嘴边夺下。可是，我偏偏没有马上回家，我也在大街上突然地拐了一个弯，就弯到瓦城饭店去了。我也想起了那个黑衣黑裤的妓女。我想我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我想看看那辆摩托在不在那里，只要认出了那辆摩托车，那就证实父亲是真的住在了瓦城饭店。

　　但我没有看到那辆摩托。

　　所有能够停车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那辆摩托的影子。

　　从瓦城饭店回来，母亲已经喝完了农药了。一进门，一股难闻的农药味，就朝我扑来。谁都知道农药是杀虫用的，但我丝毫没有想到母亲正在屋里杀虫，一闻到那个味，我就感到全身发冷。我往屋里大叫了一声妈！我没有听到回音。我连连地大叫了几声，然后朝她的屋里扑去。母亲的屋里是农药味最浓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农药瓶烂在了地上。药瓶的四周，还湿淋淋的都是药水。我往床上一看，我没有看到母亲，只看到一团隆起的被子。我知道情况不好，我被那情景吓得声音都没有了。我好像拼命地喊了一声什么，但声音却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喊不出来。我的脸麻木了，我的头皮麻木了，就连我的手我的脚，也都麻木起来了。好久，我才扑上去使劲地撩开了被子。

　　被子里的农药味更加浓烈，冲天的气味让我睁不开眼睛，但我还是看到了我的母亲，她蜷缩着，就像一只已经死去了的小猫。

　　我的眼泪哗地飞了出来。我知道母亲是喝了农药了。我一边哭一边喊着，一边摇着她的身子。最后我摸了摸她的鼻尖，我发现她好像还有救，我转身就冲出了门外。几位听到呼救的邻居，马上好心地跑了过来，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母亲送到了医院。

　　后来，医生告诉我，他说要是再晚一点点，你母亲的命就没有了。医生边说边比划着他的拇指和食指，那两个手指的距离，只有小指头那么一点点，我知道，那就是我母亲与死亡的距离。

　　医生问我，你母亲她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说她是吃错了药了。

　　医生竟也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他竟然对我严肃起脸来，两眼大大地瞪着我，好像在瞪着一个无知的小孩。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说你不懂，你妈喝的那可是真正的农药啊，你知道吗？

　　我白了他一眼。我心里说，是谁不懂呀？但我没有跟他多嘴。

　　母亲的命是留下来了，但那个女的送来的两千块钱，却转眼之间，全都跑进了医院。我心里感到困惑。我想，父亲让那个妓女送来那两千块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我和我的母亲能够改善一点生活呢？或是为了谋杀我的母亲？

　　我时常白天黑夜地想着这两个问号。但我总是想了开头，想不到结尾，有时想到了结尾，却又好像不对。

　　从医院回来以后，母亲经常拿着那些医药费，在床上来回地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流到了床上。有时，她看着看着突然眼睛一闭，就把那些医药发票盖在眼上，我想那样她怎么看得见呢？但慢慢地，我就看到了两个小小的湿点出现在发票的背后。我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就转过了脸去，我不想让自己看到太多。因为随后的情景，便是那些发票会慢慢地湿开，最后湿成软软的一片。

　　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床前，把那些发票递给我。

　　她说你拿着，你拿着它们去找找我们的厂长，看能不能给报销一点？

　　我把发票接到手上，我说我该怎么说呢？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说，她反而问我，你说怎么说好呢？

　　我的脑子一愣，心想你怎么反而问我呢？但我还是告诉了她，我说，就说这医药费都是跟别人借的吧。

　　母亲说好的，那你就这么说吧。说完自己又伤心起来。她说他们要是不给报销呢？这么多的钱，可就全都扔到了水里了。

　　我心里说你知道了吧？知道了为什么还自杀呢？

　　我心想，你如果不去买那个农药，而是去买你的菜，你知道两千块钱够我们吃多久吗？

　　我拿着那些医药费就找他们厂长去了。我去的不是工厂，而是厂长的家里。厂长的家我去过一次，那是我母亲下岗前带我去的。母亲拿着一大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罗汉果，说是让厂长泡茶喝。母亲说厂长呀厂长，你烧烟烧得太厉害了，你应该喝一点罗汉果润润你的肺。她说罗汉果茶是润肺的你知道吗？厂长听了很高兴。其实我也知道，母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厂长润肺，而是另有目的。那些时候，他们厂里刚刚传说要准备有人下岗，母亲希望自己的名字不在那些人中。母亲的理由是父亲的工厂听说就要破产，她说我们不能两个人全都下岗。厂长连连说了几声好的好的。厂长的声音相当清晰，每个字都来自于绝对健康的肺腑，他根本就不需要母亲的罗汉果茶去给他滋润。他说我们会替你考虑这个问题的。他说上边已经有了文件，说是不允许夫妻两人全都下岗。可母亲后来还是下岗了，因为母亲下岗的时候，父亲的工厂还没有宣布完蛋，也就是说，父亲那时还在厂里呆着，所以，厂长说过的话是不需要负任何良心责任的。所以母亲只好悲哀地摇着头，说是这个年月里的人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聪明得让人无话可说。当然，做厂长的，他也许有他的难处，一箱罗汉果与一个厂长的难处相比起来，那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是厂长，或许，我也会这样。

　　我拿着母亲的医药费去找厂长的那天，我也没有空手而去。我怕进屋的头一句说不出来。我拿的当然不再是罗汉果，罗汉果一个就是一块多两块钱，我哪里有那个钱呢？我提的是一小袋苹果，那是在路边买的。我一手提着那袋不大的苹果，一手紧紧地攥着那些医药发票，走进厂长家门的时候，我没想到还有两个副厂长也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可能是谈厂里的事，也可能是谈他们自己的什么私事，很难说。他们都知道我母亲自杀的事。我还没开口，他们就七嘴八舌地问我，你妈现在怎么样？她出院了没有？

　　我只知道，我不能对他们太说真话，我说医院要我妈还住些日子的，但我妈说没有钱了，不住了，就出院了。说着我把手里医药费亮了出来，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厂长从我手里拿了过去，翻了几翻，又看了几看，没有说话就递给了身边的另一个副厂长。看他的样子，他想由别人先说。那副厂长看过之后却也没有说话，他把那些发票往旁边一递，传到了另一个副厂长的手上。

　　最后还是厂长说话。

　　他说的先是一堆客套话，什么可怜啦，同情啦，还骂了我父亲七八句，每一句都把我父亲骂得狗屁一样，接着便说了一大堆厂里的困难。我知道那是说给我母亲听的，说完嘴巴一歪，语气慢了下来，他说你妈这医药费不好报，因为你妈她不是得了什么病，她是自己喝了农药自杀；再说了，厂里现在也没钱，我们一年前的医药费如今都自己锁在箱里呢。

　　我傻傻地站了一下，我知道这事不能多费口舌，免得回家后不停地喝水还自己心里难受。再说了，我对母亲也有意见，我心想你既然是自杀进的医院，你还报什么销呢？哪里有自杀可以报销的道理呢？我拿起他们放在茶几上的那些发票，我说那我走了。我刚一转身，厂长就站起来把我拉住了。他说你等一等，然后让那两位副厂长把放在茶几上的几个大苹果抓起来，塞进我提去的苹果袋里，让我拿回家里给我的母亲。厂长家的楼脚下有一个很漂亮的垃圾桶。我站在垃圾桶旁，想把他们的苹果一个一个地扔进去。

　　最后我没有扔。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拿回去对母亲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再说，那么大个的一个苹果，我想买还买不起呢！

　　看着那些回来的发票，母亲并没有开口骂人，她只是睁大着眼睛，默默地凝视着头上的天花板，默默地往心里吞着什么。

　　那一摞发票，我没有丢掉。我把它们整理好，收藏在一个烂了的文具盒里，外边用一根橡皮筋一道一道地扎紧，然后放在我床头的窗台上。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父亲的，那时候，我要一张一张地递给他，然后告诉他，这就是你让那个妓女给我们送来的两千块钱。

　　去瓦城饭店熬夜的事，母亲却没有让我停下，天一黑，她就大声地催我快点上路。有时，出门前我想先屙掉一泡小尿，因为在那里我找不到厕所。她在床上就急了起来，一副很恨人的样子，嘴里哝哝呱呱的。她说你还没走呀？你还没走呀？你现在还没走你要磨到什么时候？好像就在我没有到达瓦城饭店的这一个时间里，父亲他们刚好从楼脚经过。

　　有天深夜，我从瓦城饭店回来，刚一进门，她就在床上问我，又没看到是不是？

　　每天晚上，不管回得多么晚，她总是躺在床上这样问我。

　　我心想你知道了你还问什么问呢？那夜我就没有回答她。

　　她就吼着把我叫到了她的床前。她说，你听说过水滴石穿吗？

　　然而，后来被我滴穿的却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贵州女。

　　那贵州女也是专门做那种事的，她也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她是被我感动的，那种感动也许只能算是一种小小的感动，但对我来说，还是很感动的，所以我一直都牢牢地记着她。她叫小夏，头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穿的也是黑衣黑裤，弄得我曾怀疑她会不会就是跟我父亲的那一个，我觉得她有点像，但刘阿姨告诉我不是。她说她们只是衣服相同。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穿着黑色的裤子？刘阿姨说她们喜欢她们就穿呗，这有什么呢？冷天的时候她们穿黑衣黑裤，热天的时候，她们就会穿一身黑色的乔其纱。刘阿姨说，就像医生穿着医生的衣服，犯人穿着犯人的衣服，这有什么呢？

　　刘阿姨是玫瑰美容屋的老板，她的美容屋就在瓦城饭店的楼脚，但不是我父亲他们住的那一栋，是前边的那一栋，那是新楼，我父亲他们住的那是旧楼。刘阿姨的美容屋与我在花圃里坐着的地方，是斜对面。她的美容屋生意十分地红火，住在瓦城饭店里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喜欢在她那里洗头洗脸，尤其是在老楼里包房的那些小姐。

　　小夏长得相当漂亮，听说在包房的那些小姐中，就她一个不是四川来的。听说她们也是有帮派的，四川来的那些不愿跟她在一起玩，所以她总是一个人东游西荡的，所以刘阿姨的美容屋便成了她最常到的地方，除了她自己到那里洗头，洗脸，她还帮着刘阿姨她们给客人洗脸洗头，她也不用刘阿姨给她付辛苦钱，她愿意给刘阿姨帮忙，一来是为了自己解闷，二来也是她拉客的一种手段，一旦碰着适合的男人，洗完了头或者洗完了脸，她就把他们带到她包的房里。

　　这些都是刘阿姨告诉我的。刘阿姨对我说，有一天晚上，小夏也是去给她帮忙，她一边给客人洗头一边就给刘阿姨说起了我。她问刘阿姨，有一个女孩每天晚上都坐在花圃里，你注意到了没有。刘阿姨说她注意到了，但她以为可能是饭店里哪位职工的女儿，是跟母亲或者父亲上夜班来的。小夏就告诉她不是。她告诉她，说我是一个很可怜的女孩，然后把我的事情告诉了刘阿姨。完了她对刘阿姨说，如果你这个玫瑰美容屋是我的，我就会照顾照顾她。刘阿姨问她怎么照顾呢？小夏说，我就让她晚上到我的美容屋来，让她一边帮忙，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刘阿姨就问她，人长得怎么样？小夏说人长得不错的，绝对可以让你的客人喜欢。就这样，刘阿姨把我请到了她的美容屋里，我说我不会洗，刘阿姨说不难的，教一教你就什么都会了。说真话，我心里当时不太愿意，但她答应每天可以给我三到几块钱，我就答应了。

　　我们家需要钱。钱在我们家里，跟命是一样地重要。开始给刘阿姨干活的那几天，我曾出现过一些很反常的现象，每天，我都时不时地一会儿抚摸着自己的耳朵，一会儿又抚摸着自己的鼻子。那是刘阿姨教的。

　　刘阿姨让我给客人洗脸的时候，多抚摸一些客人的鼻子和客人的耳珠，她说客人们喜欢那样。她所说的客人，指的当然是那些男人们。他们为什么喜欢那样，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我只是暗中时常地抚摸着自己的鼻子和自己的耳朵，边抚摸边慢慢地感觉着。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因为那样的抚摸，只要摸得合适，会让人感到特别地舒服。当然，有的客人是很坏的，他们在你的手下感到舒服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伸过手来，想摸摸你的手，或者摸摸你的脸，开始我不让，但刘阿姨说，他们想摸你就让他们摸吧，你不让他们摸他们会不高兴的。没有办法，我也只好忍受着。好在那些想摸你的客人，他们都出手得大方，比如洗一个脸本来只是二十块钱，他们往往会多给五块十块，还会小小声声地告诉你，这点钱是给你的，别交给老板。除此外，别的事我没有做过，也不会去做。我还是个小女孩，我怎么会去做别的那些事呢？

　　我不会的。

　　绝对不会。至于后来的事，那是后来的事，跟美容屋里的那些客人没有关系。

　　其实，我父亲早就离开瓦城了。这是那个四川女告诉我的。那个四川女就是和我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妓女。那一天，是她自己突然出现在刘阿姨的门口。美容屋里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不管进门的人是谁，我们都会笑着脸，朝门口看过去。我就是这样看到她的。她穿的还是那身黑色的衣服，还是那条黑色的裤子。她站在美容屋的门口上也只望着我，但她的脸上并没有惊奇的样子。我却不同。一看到她，我的心就怦地跳了一下，我的手就停了下来了。

　　那时，我正给一个男人洗头。小夏也在给一个男人洗头。小夏的嘴巴比谁的都快，她立即尖叫了一声小云，然后说哎呀你到哪去这么久啦，连个影子都不见，有人一直在等你呢。那个叫小云的四川女便指着我对小夏说，不就是她吗？说着走了进来。小夏说对呀，人家一直在找你们呢，她说找我干什么？想跟我吵架呀？小夏说谁想跟你吵架啦，人家是想找到人家的爸爸。她便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我怎么也看不懂的表情，那种表情也许只是她们那些女人才有。反正我说不清楚。

　　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别再找你的父亲了。

　　我望着她没有说话。一看见她，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紧张，就难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尽管我整天都想着能找到我的父亲和找到她。

　　她说你父亲早就走了。我问她什么时候？

　　她说，就是我给你送钱的那个晚上呀。我说他去哪啦？

　　她说可能是去海南了，说是要到那边开一个店。

　　小夏问，开什么店？她说，他还会开什么店呢？除了想赚我们这些女人的钱，他还会开什么店呢？

　　小夏说，那他干吗不把你带上？

　　那是个不知羞耻的妓女，她突然指着我说，他要是让我去，还不如让他的女儿去，他女儿也许比我还能赚钱。

　　小夏马上推了她一掌。小夏说，你他妈的，吃错了药了？我当然也愤怒了，我的手上正捧着一大把的泡沫，我呼地朝她的脸上摔了过去，然后转身跑出了门外。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是空着手去的。我在街上胡乱地走着，也胡乱地流着眼泪。我相信那个女的说的是真的。我想我父亲真的会在海南的哪一个地方，已经开张了一个妓女店了。

　　但我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呢？最后，我感到十分地失落。

　　我的失落不是因为父亲又离开了瓦城，不是的，我担心刘阿姨的美容屋还要不要我？说真心话，我已经离不开她每天晚上给我悄悄塞进口袋里的那三块五块了。

　　第二天晚上，我慢慢地来到了刘阿姨的门前，但我没有进去。刘阿姨正在里边坐着跟别人说话。见我站着，刘阿姨便自己站了起来。我没有说话，就转身走到了门外。我知道刘阿姨会跟出来的。

　　我说我爸爸已经走了，你还要我吗？刘阿姨看着我想了想，她说你不觉得对你有影响吗？

　　我说有什么影响呢？我说没有。她说不可能的，怎么会没有影响呢？我说除了上午上课的时候有一点点瞌睡，别的没有什么。

　　她说打瞌睡不就是影响了吗？我说那不要紧的。

　　她说怎么还说不要紧呢？我说真的不要紧的。我说瞌睡的时候我总会站起来的，我一站起来，我就不打瞌睡了。

　　她就默默地站着，好久不再说话。我心里当时很急，也很难受。

　　我说由你说吧。

　　刘阿姨就说，你是为了每晚的几块钱，是吗？

　　我低着头，默认着。她便长长地嗨了一声，然后说那就随你吧。说着她伸过一只手来，摸了摸我的肩膀，摸得我心里暖烘烘的，我的眼睛都湿润了。

　　我赶忙说了一声，刘阿姨，谢谢你了。美容屋的日子就这样又混了下去。

　　谁会想到呢，谁会想到马达也会跑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洗头呢？

　　马达是我的邻居。他的家就在我家的对面楼，而且住的也是一楼。他还读书的时候，我们俩经常同时地走在路上。我常常叫他马达哥哥。他大我大约三到四岁。他的父母早就没有了，反正我没有见过。他是跟他的奶奶俩人一起过的日子。

　　那天晚上，马达说，他是陪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到瓦城饭店来玩的，他当时觉得有些头痒，就跑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来了。看见我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怎么在这里呢？我没有告诉他，我说来吧，我来给你洗吧。他就坐到了我的面前。那时的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问他洗完头你回家吗？他说回，我说那你就等等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你吧。他就真的坐在那里，等着我一起回家。

　　刘阿姨的美容屋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关门，那时候的来人已经很少了，就是还有人来，刘阿姨也会叫我，你先回家去吧。听说，夜里一两点钟之后，还会有人走进她的美容屋里，那都不是为了来洗头的，但我早就不在了。

　　我让马达等我一起回家，不是为了告诉他，我为什么在那里打工，不是的，我为的是要封住他的嘴。我怕他回去后跟他的奶奶乱说，那样要不了两天，他的奶奶肯定又会对我的母亲乱说，那样，事情就糟糕了。我在前边说过，我喜欢的并不是为了给别人洗头洗脸，不是的，我喜欢的是刘阿姨每天晚上往我口袋里悄悄塞进的那三块五块。

　　马达却说，我怎么会告诉我的奶奶呢？你以为我奶奶是谁呀？

　　他说不会的。

　　他让我放心。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的。马达便问我，你每天晚上都这个时候回家吗？

　　我说是的，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总是你一个人吗？

　　我说那还会有谁呢？

　　他说那你不觉得离家太远了吗？我说离近了我还不敢做呢？

　　他说为什么？

　　我说这你都不懂吗？他啊了一声说，我知道了，你怕你妈知道。

　　我说我妈知道了我就完了。就在这时，马达提出了一个让我十分激动的建议。他说那我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来送你回家好吗？

　　我嘴里却说，不用的。马达便说，你不会以为我有什么坏心眼吧？

　　我说哪会呢？我说我们是邻居，我怎么会那样看你呢？

　　他说那你就让我来送你吧。他说反正我现在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反正你也不用在那里等我，我要是来送你的话，我会提前到的，如果我没有提前来，那就说明我有别的事去了，你也可以不再等我，你就走你的。

　　第二天晚上，他果真就提前到了那里。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真的好。我觉得他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最好心的男孩子。

　　当然，我也曾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要送我呢？

　　他说受感动呀！我说你别瞎编，你跟我说真心话好吗？他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是真的被你的精神所打动的。

　　他说你别说是我，就是再换了一个男孩子，哪怕是一个坏男孩，他也会被你的这一种精神所感动的。

　　他说你的这种精神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词语，让我当时感动得脸红。我说你别这样说，我说我可是被迫的，我是无可奈何你知道吗？

　　我说你愿意像我这样吗？

　　他便笑着没有回答。

　　他不回答是对的。有谁愿意像我这样呢？除非他吃错了药了。

　　谁想到呢？就是这个马达，他其实坏到了顶点。可是，在他送我的那些晚上，你又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碰都没有碰过我，就连我的手他都没有摸过，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流露过他有什么坏的想法。每天晚上，快到家的时候，他总会自己停了下来，然后告诉我，你先走吧。我知道他那是为我着想，他怕别人看见了会乱说话的，毕竟我是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孩子。他总是远远地看着我往楼里走去，就连举手在空中晃一晃，表示再见一下也没有过。直到看不见我了，他才从远处慢慢地往家里走。

　　我曾细细地想过，那个晚上的事情都是怎么发生的。但我没有想出我在哪个地方可以提防他。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提防。他也是早早地就来等我了，还让我好好地给他洗了一个头。他洗头也是照样付钱的，他没有因为是来送我的，就没有付钱，如果那样，他洗头的钱就得从我的工钱里扣出，但他没有。他洗完头，时间已经不早，除了正在洗头洗脸的客人，当时没有人进来了。刘阿姨看了看墙上的钟，然后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看了看门外，门外没有人。我便站了起来，马达也跟着站了起来，而且，他还抢在了我的前边，对刘阿姨说了一声再见。

　　一路上我们照样有说有笑。

　　可走到解放西路的时候，他突然把单车停了下来。

　　他说我们吃一点夜宵好不好？解放西路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吃夜宵的地摊。其实，每天晚上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都被那种很好闻很好闻的味道刺激得迷迷糊糊的，但我从来没有停下，从来没有想到要吃点什么。我知道那些地摊开销不是很贵，但对我来说，却是贵的，贵得我除了想还是想，我不能停下来。

　　他说他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吃了一餐，他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说那你就吃吧。他说那你呢？你是陪我一起吃，还是你先回去？

　　我想了想，我说吃完了你还回去吗？他笑了笑，他说不回去我在哪过夜呢？我便也笑了笑，我说那就陪你一起吃吧。我心里当时想，人家夜夜都来送你，你怎么能让人家一个人坐在这里吃，你一个人先回去了呢？反正早上都是要打瞌睡的，莫非丢下他早一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就不打瞌睡了？

　　他便带着我往一个狗肉地摊走去。他说那个狗肉地摊弄得相当好吃，他在那里吃过好几次。而且他很神秘地告诉我，说那个狗肉摊之所以好吃，是因为用了罂粟壳来炖的。

　　我说那不是明摆着叫人吸毒吗？

　　他说这叫做什么吸毒呢？吸毒是叫人吸鸦片吸海洛因。

　　我说那罂粟壳不会害人吗？他说害什么害呢？一点都不害。说真话，那天晚上的狗肉是真的好吃，但我说不清是因为用了罂粟壳，还是因为我好久没有那样吃过肉了。反正我吃得很香，本来说是陪他吃的，后来反倒成了是他陪我了。他还要了两瓶椰子汁。那两瓶椰子汁是他跑到一个小卖店里买的，那狗肉摊没有，他们有的只是啤酒和白酒。后来我想，可能就是他跑去买那两瓶椰子汁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变坏了，他肯定是在给我的那瓶椰子汁里下了什么药物，喝着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喝完了，他付了钱，我们站了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了，我觉着怎么有些迷迷糊糊的。

　　我突然想起了马达说的罂粟壳来。我问了一声马达，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头昏？

　　他说什么头昏？没有。我们推着车子走着走着，正要骑上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行了，连扶车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说马达，我可能是吃着了罂粟了。他说怎么回事？

　　我说我全身软软的，我走不了了。他说那我们就打个的回去吧。

　　他停下了单车。我没有回他的话。我只记得他招了一辆的士过来的时候，他把我先扶进了车里，让我先好好地躺着，他到车后放单车去了。他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只感觉着身子随着车子在空中飞了一下，就什么也记不住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简直把我给慌死了。我已经不在的士里。

　　也不在我的家。

　　也不在马达的家。我竟然一个人躺在一张很软很软的床上。房里有电话，还有空调，还有好大好大的沙发。我以为我是在作梦，当我低下头看到我的身子时，我才知道完全不是梦，而是真的！

　　我的上身赤裸裸的。我把被子掀开。

　　我的下身也是赤裸裸的。我心里大叫了一声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把我折磨得全身发抖。

　　我想大声地喊叫，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躺着的地方是宾馆或者是饭店。

　　我突然想起了吃狗肉的事来。我想到了马达。

　　我以为马达也在房里。因为房里的灯亮着。于是我轻轻地叫了两声马达。但我听不到马达的回话。我又不敢大声叫他。我知道那时天还没亮。我怕惊醒了宾馆或者饭店里的别人。我想他会不会在卫生间里，我连忙捡起了衣服和裤子迅速穿上，然后朝厕所摸去，厕所里却空空的，根本没有马达的影子。

　　但我看到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把我吓死了。

　　我看到洗手盆的旁边放着一张白色的毛巾。白色的毛巾上面，沾染着许多血，虽然已经变了颜色。但我知道，那就是血！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我很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身子的下边，这时突然感到了一阵阵的疼痛。

　　我的泪水哗地就流了下来。我想大声哭泣，但我不敢。我心里乱七八糟地骂起了马达来，从他的祖宗一直骂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奶奶，还有他自己。

　　我从窗户往外看了看，外边的天还是夜晚的天。我想我该怎么办呢？

　　最后，我在床头边的柜子上，看到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压着一把钥匙。那是我单车的钥匙。那字条是马达留下的。

　　那字条对我说，寒露：对不起，我有事，我先走了。你的单车放在宾馆门前的单车停放处那里。

　　我把那张纸撕了个粉碎，然后慌里慌张地摸出了宾馆。

　　我回到家里的时间可能是凌晨三点左右。我开门的声音相当地小，但母亲却一直地醒着。她说干什么这时才回来？

　　对付母亲的话我是在路上想好的。我说，我要回来的时候，碰着了一个人，他说他看见了我爸爸。他让我就在楼脚下等着，他说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我的爸爸。我就一直地等着，就等到了现在。

　　母亲说那你见到了没有？

　　我说没有。

　　母亲说那人是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我就等了。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敲开了马达的家门。

　　开门的是马达的奶奶。我问她，你的马达呢？她看着我觉得奇怪，她一定在想，天刚亮，这女孩怎么啦？

　　她问我，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我要找他！我的语气很硬。我想轻声一点可就是轻不下来。

　　她说是不是你妈又出事了？我没有回她的话。我只是对她说，你给我叫他起来。

　　她一听更觉得奇怪了。她说你以为他睡在床上呀？他现在在火车上呢！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我说他去哪啦？她说他到广州那边去了，是昨天夜里去的。

　　我说夜里？夜里什么时候？她说是夜里一点半的车票。我当时突然想哭，可我突然转过了脸去。我抬头望了望高楼上的天空。

　　天空上什么也没有，就连一只放飞的鸽子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不想再到刘阿姨的美容屋去，可最后还是去了。

　　不去我怎么跟母亲说呢？

　　我不愿告诉她，我父亲已经到海南那边去了。我要是告诉她，她一定会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说呢？我告诉她是听别人说的，跟着，她就会不断地问去，那样我该怎么说呢？我怎么能告诉他，说我的父亲在海南那边开了一个妓女店去了？

　　我怕。

　　我怕母亲会因此再一次自杀。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到刘阿姨的美容屋里。

　　就这样又过了好一段日子。在那段日子，打瞌睡的事情照常发生，但我时常不用站起身来。我只需要在一张纸上恨恨地写下马达两个大字，瞌睡的事情就又悄悄地溜走了。一看着马达那两个大字，我就感到身上的那个地方隐隐发疼，我的仇恨就会跟着从心底里呼呼地往上冒。仇恨就是力量。这话是谁说的？我也记不住了。不知道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说的，还是哪一个名人说的，反正也是我们书上时常有的。就是那股力量帮着我，把一个早上又一个早上的瞌睡顶了过去。

　　但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最后还是把我打垮了。

　　一个好心的医生告诉我说，孩子，你怀孕了！

　　我是有意上医院找医生的。不是有意，我是不到医院去的。一般的什么小病，我哪里敢上医院呢？别人的感冒都是左一瓶右一瓶的什么药，我却只有拼命地喝开水。宾馆的事情发生之后，整整两个月，我每天都有一种害怕，我害怕我要是怀孕了我怎么办？我虽然不停地安慰着自己，我说不会怀孕的不会怀孕的，我心里说老天爷总会保护无辜的孩子的，但我又时不时地在梦中因为怀孕醒来。那些日子里，我真正地尝到了提心吊胆的滋味。因为我听别人说过，说怀孕不怀孕，两个月左右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如果例假不来了，那就是怀孕了。所以，我一边在心里对老天苦苦地祈祷，一边一天一天地数着时间。我把那天晚上的日子，和我上一次来例假的日子，用钢笔写在语文课的生字表的顶顶上，然后每一天早读的时候，在它们的背后细细地画上两笔，每个日期的后边各添一笔。

　　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往一个日期的后边添上一笔，冷不防黄老师突然站在了我的身旁，把我吓了一个大跳。

　　看着我的那两排“正”字，黄老师觉得莫名其妙。

　　他说你画这个干什么？我的脸色当时干巴巴的，好久才说出话来。

　　我说画着玩的。他就斜着眼睛审视着那两排“正”字，然后把眼光停在“正”字前边的那两个日期的上边。

　　他说你这记的不会是你打瞌睡的次数吧？

　　我没有回答他。他又看了看，最后又自己否定了。他说打瞌睡怎么又记两个日期呢？什么意思？

　　我又说了一声是记着玩的。

　　他却笑了笑，然后晃了晃脑袋。他说你在说谎。

　　就那一个谎字，吓得我全身冒着虚汗。我当时好怕，我怕他什么都知道了。好在他说完就往前走去了。

　　最早画够了六个“正”字的，是例假日期的后边。也就是说，离上次来例假的时间已经一个月了。那几天我买了纸等着，可是哪一天都用不上。我偷偷地跑到厕所，久久地呆在那里，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想看看怎么不来了呢。难道真的怀了孕吗？那时我就想上医院了，但我告诉我再等一等。

　　就这样。我又苦苦地等了一个月。最后，便偷偷地上医院了。

　　上医院的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天。那一天的情景我真不想多说，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拿着一张四毛钱的挂号单，竟然摸进了儿科门诊里，结果我被骂了出来。那是一个女医生，她说你怎么跑到我儿科来呢？你要看的什么病你不懂？

　　我怎么会懂呢？我的年纪才多大，我怎么会懂呢？我知道，她是把我当成了那种人了。因为她曾问过我，你是做什么的？我不敢说我是学生。我迟疑了片刻，然后说了在发廊里打工。

　　我当时想哭，我转身只好悻悻地走了。那张四毛钱的挂号单我也不要了。后来我又重新买了一张，是八毛钱的。卖挂号的人在窗子里边瞪着眼睛问我，看哪个科？这回我记住了。我说看妇科。他说八毛。我说不是四毛吗？他说今天的妇产科是专家，八毛！看不看？不看明天再来。我问他明天多少？他说明天是四毛的。我迟疑着离开了那个窗口。

　　最后，我还是回来买了那张八毛的挂号单。

　　那一天，我的感觉就像被谁又奸污了一次。

　　真的。那种心疼的感觉，那种有头却没有脸的感觉，叫人想哭都哭不出来。

　　确凿是怀孕之后，我就不去刘阿姨那里了。那几天正好已经是期末了，于是我最后去了一趟刘阿姨的美容屋，找借口对她说，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得好好地复习些功课，我说我不能再到你这里来了。她说好的，那你就别再来了。那夜，我也不再帮她给客人洗头洗脸了。我一转身就走到了门外。后来刘阿姨还好心地追了出来，她说，放假后你要是愿意你就来我这里吧，好不好？我说好的，到时我看情况吧。然后我就到街上浪荡去了，一直浪荡到了深夜。

　　那时，我觉得我的头好大，整天都像要炸开了一样。我想我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只好大胆地摸进了马达的家中。

　　我决定找他的奶奶说说。

　　我想不管怎么，马达总是她的孙子吧？她的孙子做下的坏事，她不能一点良心都没有吧？

　　我对她说，你还记得有一天早上，天刚刚亮的时候我来过你家吗？

　　她说记得，你是来找我马达的。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他吗？她说不知道。

　　我就把医生开的诊条，递到她的面前。我不知道马达的奶奶能不能全都认出那上边的文字，但她把条子拿了过去，而且竟然看懂了。

　　她扬了扬那张单子。她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她当时也显得十分地愤怒和苦恼，脸上的皱纹一条叠着一条。嘴里不停地骂着她的马达，左一个该死的，右一个挨刀的。但我觉得那种骂法一点都没有意义。

　　我的嘴里只是不停地问她，你看怎么办吧？

　　她最后长长地嗨了一声，她说，如果你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就好了，你就可以把孩子留下来，到时候由我来照料。

　　这个老太婆，你说她是不是吃错了药了？我说我不留。

　　她说你就是想留也不行呀？你还是一个小女孩，你哪知道怎么生呢？

　　我说就是知道怎么生，我也不留。她说那就只有去打胎啦。

　　我说我没有钱。

　　她说打胎要多少钱呢？我说不知道。

　　她就低下头去想了想，最后抬起头来对我说，那你明天再来吧好吗？后天也可以，后天你来，我拿钱给你。

　　等着拿钱的那两天，我几乎是彻夜难眠。我不知道打胎是怎么回事。我想不出打胎是怎么打的。会不会要了我的命。

　　那两天，马达那两个字怎么写也不管用了，一看到那两个字，我就想到了怀在身上的孩子来，一想到那个孩子，我就感到我怀的就是他，就是那个该死的马达。这么一想，就什么力量都上不来了，连站起来的想法也没有了，我只想匍在桌上睡觉，直到黄老师的粉笔突然地砸在了我的头上，我才猛地跳了起来，然后听到的，就是同学们的哈哈大笑。

　　其实，打胎的事情我应该留到放假后的，因为只有两天就考试了，考完试就没有事了，我就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

　　可我一点都没有这样想过。我在马达奶奶的手里拿到钱的时候，时间是中午。是她叫我过去拿的。拿到钱后，她问了我一声，你想什么时候去？我说我现在就去。她说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我说不用。我说我自己去。一转身，就自己到医院去了。那时，我恨不得把身上的孩子马上打掉，打得越快越好，别的就什么都没有多想了。

　　可是，我碰着的却是一个很年轻的医生。她问我是吃药还是做手术？

　　我说我不懂。

　　她说那你就想好了再来吧。可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我想等一等那天给我检查的那一个好心的医生，那个医生年纪稍大一些。但她却久久不来。

　　我问她还有别的人吗？

　　她说什么别的人？

　　我说别的医生。

　　正说着，里边的房里出来好几个，但没有一个是那天的那一个。

　　她说你到底是吃药还是做手术？我想了想，问她你说我应该怎么样好呢？她就上上下下地又把我打量了一番。

　　她说吃药当然好一些，但吃药就贵多了。我说贵多少？

　　她说贵一百多两百吧。一听那么多的钱，我的头皮就大了。我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她说做手术就有点难受啵。我心想，我没有钱，我不肯难受我还能怎么样呢？

　　她转身就把我领到里边的一个房里，然后给我动起了手术来。

　　说真话，我要是知道动手术会那么难受，我会去跟刘阿姨借钱的，可我怎么知道会有那样难受呢？我没有见过别人是怎么杀猪的，但我想我当时的喊叫跟杀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位医生觉得我的喊叫太难听，太刺耳，就抓了一个塑料的药瓶递给我。

　　她说你把这个给我咬住。

　　我说咬住这个就不难受了吗？她说不是不难受，而是你的喊叫就没有那么难听了。

　　做完手术，我没有回家，而是直直往学校去了。下午的课，我一点都听不进去，我简直难受得想死。我动不动就用手往脸上摸摸，摸着的总是一张冷冷的脸，就连那两个很好摸的耳珠，也是冷冷的。

　　我知道，我那其实是心冷。夜里睡在床上，我想明天我是不是别去学校算了。我想在家里好好地呆一天，因为再一天就是考语文了。我想好好地歇一歇，好好地在家里喘几口气。我还想过，如果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去学校，我就对她说我有病，我头昏，然后就像她一样躺在床上。可天亮的时候我却自己又爬下了床来，然后慢慢地往学校走去。

　　我以为打完了胎了，遭遇也就慢慢走远了，谁知道就在这个早上，又出事了！而且是连连出事！

　　第二节下课之后，黄老师不知因为什么一直呆在教室里忙着。他没有想到他的女朋友到学校来找他。他女朋友找不到他，就找到教室里来了。

　　黄老师的那个女朋友，竟然就是给我做手术的那一个女医生。

　　她一进门，我就认出她来了。我心里猛地一跳，简直被吓得半死。我正想如何地躲避她，可她却发现了我了。其实，就是那一个时候，我也还是可以躲避她的，我可以装着不认识她，然后溜出教室，但我却坐着不动。她走到黄老师的身边后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黄老师的眼光马上朝我横扫了过来。

　　黄老师说对呀，她就叫寒露，怎么，你们认识？

　　我慌得全身发抖。我没有回黄老师的话。我把脸收得低低的。

　　我的耳朵那时很尖，我听到她嘴巴不停地跟黄老师说了一句又一句，她的嘴巴刚一停下，黄老师马上从讲台上猛地站了起来，他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听着，放学的时候你到我的办公室去，你不能马上回家，你听到没有？

　　我被吓得汗都出来了。我心里连连地苦叫着，妈呀妈呀，她怎么会是黄老师的女朋友呢？如果我早一点认得她，我哪会让她给我做手术呢？就连那个门我都不会进去的。我们瓦城有那么多的医院，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她给我做手术呢？你以为我是吃错了药吗？

　　人就是这样，倒霉起来想躲都躲不开。第三节课的时候，我有几次想逃跑回家，但总是站不起身来。

　　我怕黄老师，我怕第二天他不让我考试。放学后，同学们都蹦蹦跳跳地回去了，我呢？没有办法，只好揣着一颗慌慌的心，往黄老师的办公室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肯定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又在家里喝起了农药了。

　　都是因为马达的奶奶。

　　大约是上到第二节或者第三节课的时候，她从屋里提着一篮鸡蛋摸到了我的家里。她那么大的年纪了，她怎么还那么蠢呢？她为何就不想想，我的母亲知道了我怀孕的事情，怎么受得了呢？

　　这个老太婆，肯定是吃错了药了。可以想象，母亲知道我怀孕的事后是多么的悲痛。虽然她知道我已经到医院里打了胎了，可是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她偷肉后一步一步造成的呀？她怎么会不觉得她是该死的呢？我后来曾怀恨地责怪过马达的奶奶，我说你怎么可以对我的母亲乱说呢？她说，我本来也是不想告诉她的，我只想送点鸡蛋给你补补身子，可你不在家，我就拿到她的床前去了。我说你放在客厅里然后走你的不行吗？你为什么要送到她床前去呢？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了。她说我哪吃了什么药呢？我什么药也没吃。我说你就是吃错了药了。她说吃什么吃呢，没吃。我说你没吃错药你干什么告诉她。她说我哪知道你没有告诉过她呢？我以为你早就告诉她了，你为什么没有告诉她呢？我说，我为什么要告诉她呢？她说她是你的母亲呀，你不告诉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个老太婆，她反倒责怪我？我说我母亲她怎么说呢？她说你母亲什么都没说，她只是马上愤怒了起来，她抓着床头边上的东西就朝我乱砸，骂我没有管好我的马达，她叫我滚出去，滚出你们家去。我想跟她好好说她就是不让，我就只好放下鸡蛋就走了。

　　完全可以想象，马达的奶奶也许刚一出门，我母亲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活了，怎么也不再活了。她的脑子里首先浮起来的，就是她曾喝过的那一种农药。于是，就朝那个曾卖给她农药的商店摸去了。

　　你们说，我该恨谁呢？

　　如果黄老师没有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如果黄老师的女朋友不来找他，如果放学后我马上就回到家里，我母亲或许还是可以得救的。可是，我在黄老师的办公室说呀说呀，一直说到了墙上的挂钟差几分就一点半了，他才放我。

　　他说我肚子饿了，你先回去吧。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也曾想到死去算了。一直回到家里，我的脑子还是晃晃荡荡的。看着母亲床边上的那瓶农药，我拿起来曾想把剩下的半瓶也喝下算了。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我也没有了上次那种大哭大喊大叫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那样。我不知道。我最后摸了摸母亲身上的肉，我发现她的肉还没有冷。我就自己跑到街上喊了一架三轮，把母亲送到了医院。母亲在医院里不到半个小时，医生就告诉我，说是没有救了。这时，我才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那天下午，我不去学校了。我拿着母亲的死亡书，就像拿着母亲丢下的灵魂，哑巴一样蹲在太平房里看着母亲死去了的模样。我觉得我比死去的母亲还要可怜。

　　最后，我便想到了父亲。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对父亲说过的话。母亲说，我们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们怎么办呢？可母亲现在死了，父亲在哪里呢？没有父亲，我怎么办呢？最后我想，父亲会不会就在瓦城呢？他也许又回到了瓦城，我该怎么让他知道我母亲的死呢？

　　最后，我就想起了电视台来。电视台的大院门前边有一个小房子，房子里有人从窗户朝我大声地吼着，他说你进来干什么？我说我找电视台。他说这就是电视台，你找谁？我说我不知道找谁。他说不知道找谁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可能很容易让人觉得讨厌，怎么看上去都让人觉得不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我那个时候的模样哪里还能正常呢？我母亲死了，我父亲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就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怎么还能有正常的模样呢？

　　但我站在他的窗口边没有离开。我红着泪眼看着他。

　　我把一直捏在手里的死亡通知单递给他，还有一张我写的字条。

　　我说我想在今晚的电视上打一行字。那行字我是这样写的：父亲，母亲死了，你女儿寒露在找你。那人一看，脸上的颜色马上变得像人了。他说你爸爸去哪啦？

　　我说他离开家已经很久了，可能在我们瓦城也可能不在。

　　他又问你们家现在就你一个？我说就我一个。

　　他说那你妈现在在哪？我说在医院的太平房里。他的眼睛就突然也湿润了起来。他说那你身上有钱吗？

　　我问他什么钱？

　　他说你不是要登这句话吗？我说是呀。

　　他说登这句话是要交钱的。我一听头皮又大了。我心里说登这种怎么也要钱呢？

　　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像你这样的一行字，可能两百左右吧。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我没有掏出来。我心想我要是花了钱，我父亲又没有回来呢？我不是吃错了药吗？

　　我说那我不登了。我从他的手里拿过死亡通知单和那张字条，我转身就走。

　　他却突然把我喊住。他说那你就把那张条给我吧，我帮你跟他们说说，看能不能给你免费登登。

　　我那时差点要给他跪下，刚要跪下去，我又把腰挺起了。我怕给他造成压力，我心想人家同情你是一回事，电视台给不给你免费还是一回事呢，你要是给他跪下了，电视台又不允许免费呢？你不是给人家添难题，让别人替你心里难受吗？

　　我说了两声谢谢后，就走了。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了。

　　后来，我在路边差点要偷走一辆脚踏的三轮车。

　　那辆三轮车就停在离医院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我是东张西望的时候突然看到它的，我的心里当时好像怦地跳了一下，我就站住了。我想我得弄一辆车子把母亲拉到火葬场去。我四周地望了望，我发现没有人是那一辆车的主人。我一边注意着四周，一边就朝那辆车走去。我以为可能是被人锁在树下的，竟然没有锁。我想这车会不会是烂了。我推了推，却也没有烂。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了。我想我除了偷到一辆这样的车子，我没有了别的办法把我母亲拉到火葬场去。但我没有马上偷走，我推着车子在树下来回地走了几圈，我想因此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想如果车的主人就在附近，他会跑过来的，他还会大声地喊叫着干什么你干什么动我的车子。但没有人理睬我。好像我玩的那是我自己的车子。

　　但我决定推走的时候，心里突然害怕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了母亲偷肉的事情。我怕！

　　我在树下站了没有多久，车的主人就过来了。他是一个老人家，姓李，是他后来告诉我的。他是买吃的去了。走过来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大馒头，一边啃一边走来，身子沉沉的。走到车子旁边的时候，他看了看我，却没有理睬我，他一边继续嚼着他的馒头，一边推走了他的车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莫非也是因为我的模样已经不太正常？

　　但我自己却急了起来。

　　我说你没有看见我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问他。我应该好好跟他说句什么的，可是我没有。

　　好在他停下了车来。他回头看着我，嘴里还在鼓鼓地嚼着他的馒头。我发现他吃得很香。我看着他，自己也深深地往咽喉里咽下了一点什么。其实，我咽喉里什么也没有。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我说刚才我想偷你的车。

　　他说你为什么不偷？

　　我说我想偷，可我不敢偷。他说好，那你就说说，你为什么想偷我的车。

　　我说我妈死了，我想偷你的车把她拉到火葬场去。

　　他嘴里的馒头一下就噎住了。他说你妈为什么死的？

　　我说自杀。

　　他说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医院的太平房里。他说你家里还有别的人吗？我说我爸爸离家出走已经很久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他说你说的是真话吗？我说是真的。

　　他说那我去帮你拉吧。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我是真的感动。我没想到我要偷他的车他却是一个好人。

　　去火葬场的路挺远的。路上，我告诉李大爷，我母亲就是那个偷肉的女人，我说你听说过吗？他说他听说过。他说那时候整个瓦城都在传说着你母亲的事情，我怎么会没听说呢？他说你妈不是工程师吧？我说不是。我说那是人们瞎传的。他说我就知道不是。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妈若是工程师那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想想吧，如果你妈是工程师，她偷肉的事情流传得那么厉害，你说我们瓦城的市长会不会跑到你们家去？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肯定去。他说他要是一去，你妈的事不就变成了好事了。我好像没有听懂。我说怎么会变成好事了呢？他说，他要是去了你们家，你妈就肯定又有工作啦。我说那他为什么又不去我们家呢。不是都传说我妈是工程师了吗？他说这你就又不懂了吧。我说我是不懂。他说你以为当市长的都是草包吗？他只要派一个人随便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他知道后就没有必要再到你们家去啦。

　　我说为什么？

　　他说没什么为什么。我说你说的这种我不懂。他说你是小孩你还可以不懂。我就不再做声。

　　随后他便问我，那你妈为什么还自杀呢？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

　　我就把我怀孕的事情说了出来。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慢慢地把车停了下来。我以为他是累了，我以为他要停下来歇一歇，可他却长长的嗨了一声，然后说：你妈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我说你说得对，她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他接着说，你爸呢，是一个混蛋！

　　这一句我不再吭声。

　　见我没有说话，他便问了一声，你说是吗？

　　我还是没有回话。我不知道怎么回他的话。

　　他便跟着默默地不再说话。重新上路的时候，我不再坐在车上了。我觉得他拉一个死人已经够重的了，再拉我，那就更重了。我跟在车子的后边慢慢地跑着。不管他怎么叫我，我就是不坐。

　　火葬场需要钱，这一点我是想到了的，我把该交的钱全都交完之后，身上还剩了十来块钱，我就把那十几块钱全都塞进了一个工人的口袋里。我听别人说过，好像给的还要多得多，但我身上没有了。我说我身上就有这么多了，辛苦你了。那工人也没看钱，也没说话，他只是看了看我，转身忙他的事情去了。

　　回来的路上，我坐到了李大爷的车上，但我没说一句话。李大爷也没有说话，他也许是太累了，直到快要进城的时候，他才开口突然问我。

　　他说你身上还有多少钱？我以为他是问我要拉车的钱。我说没有了。我说全都给了火葬场了。他就突然地停下车来。

　　我不知道他停车干什么？我想他可能是想跟我要点拉车的钱。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我赶忙从车上走下来，然后走到他的身边。

　　我说对不起了李大爷，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好吗？找个时间我借点钱给你送去。

　　我说我一定给你的。

　　李大爷没有下车，他坐在他的车上，只朝我回过了脸来。

　　他说几毛钱有吗？我说一分也没有了。他说你先摸摸看，要是有，几毛钱也可以。

　　我就在口袋里到处乱摸了摸。我知道我身上一分都没有了的，但我还是乱摸了一顿。我说没有，一分也没有了。我说我全都给了火葬场了。

　　他从身上掏出了一支烟，慢慢地烧着，烧着烧着，他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沓零乱的钱来，然后，打开他的打火机，抽出了一张十块的钱，递到我的面前。

　　我当时一愣，我说我怎么要你的钱呢？我说我不要。

　　我说这钱不是给你的。我心想不是给我的你递给我干什么呢？他便告诉我，他说他的三轮车是做拉客生意的，今天拉了我的母亲，他得给它挂点红，也就是避灾的意思。说完这一句的时候他说，这是迷信，你小孩你还不懂。他说不挂红其实也可以，但心里总会有点过意不去。

　　他说，这年月做生意不容易，你现在还小，你还不懂。

　　他说，你就当这十块是你的吧，你可以把这十块转送给我，算是给我的车挂红用的，可这十块是刚刚从我身上出去的。这样吧，你到前边的哪一个店里随便乱买点什么，也就是把这十块钱换掉，换成是你的钱，然后你拿五块钱回来给我挂红就可以了。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我说好的，那我就先用你的钱吧，反正哪天我会还你的。然后朝前边走去了。

　　那十块钱后来我买了一瓶酒，刚好是五块钱的，剩下的五块我还有意让那个店主换了三回，我让他给我换一张新一点的，弄得那个店主都烦起了我来。那瓶酒我当然也是给李大爷买的。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还他这十块钱的，在还这十块的时候我还得多给他一些，因为这十块本来就是他的，我得另外给他付挂红的钱，还有拉车的钱。那瓶酒就当是今天晚上我送给他喝的。我觉得我那么想是对的，我想我给他买喝的也是对的。可是，当我拿着那瓶酒和那五块钱往回走的时候，我走呀走呀，好像都走过了他停车的地方了，却就是看不到李大爷和他的三轮车。

　　他到哪里去了呢？

　　我大声地呐喊着，李大爷，李大爷你在哪里呢？

　　我的泪水都飞了出来了。我说李大爷你在哪呢？路的两旁全都是黑乎乎的菜地，哪里都没有李大爷的回音。我就那么站着，站了好久好久，最后只好提着那瓶酒和那五块钱，慢慢地走回城里。回到家的时候，全身早就软耷耷的。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我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母亲的一张照片。我把母亲的那张照片拿出来，从锅里拿了几粒旧饭，把照片贴在一块小小的木板上，然后又找了一块黑布绑在木板的上边。我想我得给她烧点香，让她的魂灵随着升腾的烟雾尽快地升天。

　　我怕她一直呆在家里不走。我怕我会时常地从梦中被惊醒。

　　可我到哪里去找香呢？没有。我也不想再到街上去寻找。我从书包里把所有的书全都拿了出来，然后放在一个脸盆里，一页一页地撕下来，当着母亲的面，一页一页地烧掉。

　　我一边烧一边不停地掉着眼泪。

　　我想我还读什么书呢？我怎么还读得下去呢？我不读了。我烧了几乎一夜。我睡下好像没有多久天就亮了。天亮后我就睡不着了，但我不想从床上起来，我想就那样继续躺在床上。我想我已经把书都烧掉了，我也不用再去学校了，我还去学校干什么呢？可是躺了没有多久，又突然地爬起床来。

　　我突然想起了早上是考试。而且考的是语文。

　　我想我还是去吧？都学了一个学期了，就只剩下了考试了，我还是去吧。

　　最后，我在厨房的菜篮里捡了两颗红色的辣椒，拿了一支钢笔，就跑到学校去了。那两颗红辣椒是为了打瞌睡的时候用的，我在前边好像没有说过，我有很多早上靠的都是一颗颗的红辣椒，我一打瞌睡，我就悄悄地把红辣椒拿出来，悄悄地咬上一口。因为我不能老是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有时老师也不允许，说我影响别人的学习。

　　那天早上我迟到了。可我没有想到，全班的同学竟然都在静静地等着我。我刚跑到教室的门口，我还没有来得及喊一声报告，我迟到了，同学们便都直刷刷地朝我站立了起来。

　　我惊呆了。他们好像也惊呆了。这时黄老师朝我走了过来。他说我们都在等你呢，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

　　说着黄老师把我拉到座位上坐下。黄老师说，你家的事同学们都知道了，大家都是晚上看电视看到的，当时我马上就到你家里去了，可你不在家，有很多的同学也都到你家里去了。我们在那里等到了半夜还看不到你回来。你去哪里啦？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黄老师的眼泪也在悄悄地流淌。同学们也在流泪。

　　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一张字条后来上了电视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把那张纸条递给那个门卫后，我就再没有去想过它了。再说，我们家早就没有电视看了。我们家的电视，早在我母亲头一次自杀后不久就卖掉了，是我到街边找了一个收破烂的人来买走的，那人原来和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下岗后就当起了收破烂的了。我家的那一个电视是十八英的那一种，他问我买了几年了？我说好像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他说那可能有十年以上了。我说可能有吧。他说现在这种电视，新的都好便宜好便宜了。我说多少？他说一千块钱就能买到了。我说那我这个电视还能卖多少？他说也就三百块吧。我说我们家这电视从来都没有坏过，一直好好的，三百块太少了。我说你多给一点吧？他说顶多只能给到四百。我说四百也太少了。他说就四百，别说那么多了，四百你卖不卖，你卖我就拿走，你要不卖，那就算了。我母亲这时也从床上爬了下来，站在门边看着我们。我说妈，四百卖不卖？我母亲说，卖吧卖吧。四百就四百，卖了算了。可是数钱的时候，他却只给了我两百。他说，你父亲曾借过我两百块钱一直没有还呢。我当时就哑了。我回头看了看我的母亲。我说妈，是不是？我母亲靠着门没有回答。他说是真的，我不会骗你的，我骗你们干什么呢？不信哪一天你爸爸回来了你问问他。说完他就抱着电视走了。他抱着电视刚一出门，母亲在门边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黄老师说，我们相信你会来考试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地等着你。

　　黄老师刚一说完，同学们就呼啦啦地朝我围了过来。他们的手都这个拿着两块，那个拿着五块，然后一张一张地放在我的面前，放得一桌都是。同学们的那些钱不是很多，但已经够我充当寻找父亲的路费了。

　　学校准备放假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广东那边寄来的，拿到信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以为是父亲写的。可是不是。我打开信封一看，竟然是那个该死的马达写的。但他只字不提宾馆里的事件，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那封信他写得很短，他很简单地告诉我，说是他刚刚去海南一趟，而且在那边看到了我的父亲了。他说我的父亲真的在那边与别人合伙开了一个那种店。马达叫我放假后马上到广东那边去找他，他说他可以带我去找到我的父亲。

　　信的末尾，是马达在广东那边的地址。那封信，我是在门外的一棵树下看的，看完后我靠在树的身上，遥望着前边的天空，茫茫地揣想了大半天。

　　我想，也许他说的是真的。我又想，也许他说的是假的。也许，他只是想在我的身上又打什么主意？

　　但我又不敢不相信他说的可能是真的。最后，我想我只有去了那里，只有找到了马达我才能知道了。

　　如果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把我的父亲拉回来。

　　如果是假的，那么我怎么办呢？我想不出我该怎么办。

　　但我想，我不能不去！我想，如果是真的，如果我不去我就失去了一次找回父亲的机会。

　　就这样，我把门牢牢地锁上了。我出门的时候，大约是七点多一点，我想这个时候我是不会碰上什么老师或者什么同学的，我不愿别人知道我去了哪里，但在大街上经过的时候，还是被一位同学发现了，她正跟着她的父亲，要去前边的一家大饭店吃早茶。她的父亲是我们瓦城的一个什么官，她以前跟我说过的，可我忘记了。

　　她问我，你去哪呢？我说我去火车站。她说你去火车站干什么？我没有告诉她实话。

　　我说为了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想利用假期的时间，到外边打工。

　　她说你会打工吗？

　　我说怎么不会呢？她就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然后拉着她父亲的手，往前走了，去吃她的早茶去了。那些早茶都吃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只是曾经听她说过，说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并不仅仅是喝什么茶水。我站在大街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想了一会儿他们就要吃上的早茶，最后，我突然想我也应该买点什么吃的。于是，我掏出了几张碎钱，在路边的地摊上买了两个又白又大的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赶往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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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侏儒的祈祷
　　** 芥川龙之介 **

　　我是穿五彩衣、献筋斗戏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为乐的侏儒，敬祈满足我的心愿：

　　不要使我穷得粒米皆无，不要让我富得熊掌食厌。

　　不要让采桑农妇对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后宫佳丽亦对我秋波频传。

　　不要让我愚昧得麦菽不分，不要使我聪明得明察云天。

　　尤其不要使我成为英雄而英勇善战。时下我便不时梦见或跨越惊涛骇浪或登临险峰之巅，即在梦中变不可能为可能——再没有比这种梦更令人惶恐不安。如与恶龙搏斗一样，我正在为同梦的对峙而苦恼不堪。

　　请不要让我成为英雄，不要使我产生雄心义胆，永保这无能无力的我一生平安。

　　我是醉春日之酒诵金缕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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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 玛莎.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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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 玛莎.吉斯 **

　　我是在1980年认识的雷蒙德，当时我参加了他在华盛顿州汤森港市执教的两周夏季写作班。事实上，为了进这个班，我写了平生第一个短篇，此前我只写过新闻报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SoMuchWaterSoClosetoHome）让我写起了虚构作品，应该说，它改变了我，因为读这个短篇，让我茅塞顿开。

　　在他的这个短篇小说中，有个男的周末去纳彻斯河钓鱼。第一天晚上，他和伙伴发现水里漂着一个少女的尸体，他们没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去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把她绑到岸边，然后这个周末余下的时间都在钓鱼，卡佛说：“他们声称自己累了，时间又晚，以及事实上，那个女孩也去不了哪儿。”

　　那个短篇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钓鱼的那个人的妻子。那个短篇讲述得极为巧妙，准确再现了她的恐惧、好奇、反感和渴望的感觉，短篇中那些让人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

　　读过这个短篇后只过了几个星期——这段期间，我潜意识里有了个想法后，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传册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称7月份时，卡佛将会在培训中心（Centrum）教写作。他可以招收16名学生，申请时，必须提交一个短篇。

　　我当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负责一个电影及录像制作者中心，维持一个非营利性艺构让我甚至没时间去打开日程安排手册。然而在接下来的8个周末里，我取消了其他活动，去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一直只穿着睡袍，没有换别的衣服，没有接电话。

　　一开始，我重读了手边的短篇小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和约翰.契佛（JohnCheever）3月份刚出的那本厚厚的红色平装短篇集。

　　根据这些典范，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什么：对白、叙事、描写、过渡和场景怎样起作用。14年后的现在，我醒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阅读限于当代作品，这个过程就会容易一点。当时的情况是，我对简.鲍尔斯和斯蒂芬.克莱恩同样看重。

　　这段时间，我也搜肠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说，小小的短篇开笔之作，它也许能超越个人的记事，让别人读着也觉得有意思。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讲述，从多远距离？怎样正确展开情节？讲述上何时适可而止？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后面阳光照耀的卧室里支起一张牌桌，把精神上受伤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滥交的老处女以及被领到黄天镇的新娘的鬼魂驱赶开，我一口气写了12个钟头。时不时，我踱过过道去厨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是关于一个有妇之夫准备离开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领到一间西班牙风味小餐馆，希望他能在那里很快地宣布这件难以开口的事，好让他们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

　　写得成功吗？我的看法是，它要么能在《1980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中稳居一席，要么远远不能称为短篇小说，古怪地让人们看到两个心胸狭隘的人，既缺乏意义，又谈不上结构和优雅。我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游移得要命，甚至在我把它放进街角蓝色邮筒时也是。

　　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卡佛（他身体魁梧，身高6英尺）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他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们会这样做，”他提议道，他话音低沉，几乎是咕哝。我们有8天时间，他提议全班同学下午两点钟碰头，上午用来写作以及私下跟他讨论。“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他又说，然后探询地扫视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传阅过，我们就可以先读一读，准备评论意见。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声阅读他的短篇，有时间的话，卡佛可能让别人来读，这样可以从另一个人口里听到自己的短篇。小组讨论某个短篇时，作者不可以发言，好不让他为自己辩解，更好地聆听，记下别人所讲的。那次让我知道这是爱荷华做法，也就是说，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过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写作班（10年后，他也在那里教过课）上的做法。

　　通常，雷从问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甚至对结构最糟糕、不可救药的故事，他也会这样问，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或者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而总是认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不是自贬）或者残酷（那可要命！）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通常抽着烟，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短篇的意图，着手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意图。同时，我们对观点上的游移、被动的结构和蹩脚的倒置之类保持警惕。卡佛告诉我们要评论得具体，有建设性。

　　他对每个人都鼓励，不管某个短篇有可能在我们眼里有多么没希望。我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会这样。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斯通（RobertStone）学习过，斯通建议她完全放弃写作！当然，她深受打击。我后来读到过《巴黎评论》上对威廉.斯蒂伦（WilliamStyron）的一篇访谈，他在访谈中说道：“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不去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对我们都鼓励，而把剔苗工作留给了上帝。

　　除了善意与尊重，雷还有极好的幽默感，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证明这一点。他跟我们讲了他怎样有一次去旁听审案，一个女孩上了证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说“后来他走了”、“后来我走了”。他很羡慕像这样自在使用语言，特别是那种用法，出现在他的《凉亭》（Gazebo）中。与此类似，是他喜欢新词，我记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词，让他觉得妙不可言，并问她是否可以借用这个词。

　　“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长篇小说，”他说过，“是像诗歌一样，一行行构建起来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怎样可以写得更容易，然而不把这些当成规则：“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不去尝试使用全知全觉的口吻，会写得很艰苦，受限的第三人称能让我们尝试去写很多方面。”他告诉初学者。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行之有效的写作方式：“我尽量写得快，不是用速记的方法。我都是在两天内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话，我想一天内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进第一稿。”他强调道，“第一稿是你所写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后的定稿。”雷称这些臃肿而书写过多的第一稿为“银行存款”，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内的工作对象。他期望我们视需要，可以把一个短篇重写二三十遍。他说，他的短篇小说《邻居》（Neighbors）一开始的篇幅是后来定稿的10倍长。他一再提醒我们，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应当学会享受改稿过程。

　　总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怎样能伸进我们的段落拎出一个蹩脚的句子，认真改写，直到这个句子在他手里变得完美，亮光闪闪。

　　卡佛跟我们说我们从事的，的确是一项很严肃的事业，他说50年代后期在奇科州立大学，约翰.加德纳（JohnGardner）这样教导他，他也谈到加德纳做事一丝不苟，而且有耐心，作为作家和教师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当作家，应该有心理准备的是，不仅过很久才会进步一点，过程也艰辛；雷跟我们说，我们要准备去出力。

　　大多数时候，他避免讨论发表的事，不过他的确跟我们说了他自己的“重要日子”，那是在1960年，当时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封通知，一天之内收到了两封！一封来自《西部人文评论》（WesternHumanitiesReview），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说《牧歌》（Pastoral），他们以发样刊代稿费；另一封信来自《目标》（Targets，现已停刊），他们接受了他的诗《铜环》（TheBrassRing），并寄来了一元钱。

　　“一元钱！”一个学生呻吟道。

　　“可是呢，也没有谁要求你去写作。”卡佛觉得好玩，笑眯眯地说。

　　1980年时，卡佛发表的唯一一本小说作品是《请你安静点好吗？》（WillYouPleaseBeQuiet,Please?），不过之前他已经出了3本薄薄的诗集。他的作品多数刊登在文学季刊上。他让我们传阅《三季刊》（Triquarterly）和《安泰》（Antaeues），好让我们看看文学季刊是什么样。

　　除了上课，我们只是偶尔才会看到雷，他一个人走过沃登堡（培训中心的地点）宽阔的草地，不会逗留，我记得在诺曼.梅勒的哪部作品里，读到过男的在走路时，要么拱着肩膀像头熊，要么屁股晃来晃去像只猫。（30年来，我对这样荒唐地区分男的倒是一直没忘掉。）然而，卡佛走路肩膀拱得像头熊。他会一个人走进华盛顿州立公园服务区的自助餐厅，把他的桔黄色塑料餐盘端到靠墙的一张小桌子那边，从来不端到我们平时吃饭的那张长桌上一起吃。他没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好朋友，也当然没往那个方向努力。

　　我当然对他感到好奇，总算拼起了关于他的一份传略：

　　早在1934年，雷的父亲从阿肯色州来到濒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区，想找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坝当了一阵子建筑工人后，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冈州的克莱茨卡尼（雷在那里出生），然后又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镇，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凯德公司的锯木厂工作，负责磨锯。卡佛在雅基马长大，那是个围绕着锯木厂和苹果园而建的小镇子。

　　我了解那里的风情，那边的人喝纯酒，随波逐流地过日子。我是在俄勒冈州独立镇长大的，那里也有间锯木厂，另外还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的那所高中里，锯木厂工人的孩子们英语得C——要么更差，他们打球行，写东西不行。卡佛也说过，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几乎在班上垫底。

　　我记得他提到了他戒酒的那天；1977年6月2日。

　　另外还有那场为时甚久的婚姻，其遗迹，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显示。

　　如果说烈酒是汽油，他的两个孩子则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烧一空的危险。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柏克在自己还不到20岁时，就生了两个孩子，他后来在随笔《火》（Fires）中，说两个孩子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是种沉重而有害的影响。”他用了那样的词。

　　烈酒和孩子，没有时间，没有钱，这些是雷所要面对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详尽的记录。

　　卡佛有好多年经济拮据，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男的失了业，人们急急忙忙卖掉他们的汽车。他知道前门廊上传来的收账人的可怕脚步声，走过松动的地板吱嘎作响。他在锯木厂干过，也采摘过郁金香、当过加油工、在医院擦过地板。上班后，他会回到因为贫穷而乱七八糟的家里。他有时候出门坐在小汽车里，想在那里写短篇小说。

　　在培训中心晚上时，教授写作的老师们会在那间军用小教堂里朗读自己的作品。轮到雷朗读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从《请你安静点好吗？》集子里，他挑选了《肥》（Fat），关于一位被一个肥胖的顾客所迷恋的女侍者。接下来他读了《凉亭》，来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诺夫书局刚刚买下。这篇是说一对夫妇为了解决他们婚姻中的问题，拿了瓶威士忌躲在一个汽车旅馆房间里，也是在这一篇里，叙述者说“后来我走了”，“后来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来好几次，等笑声停下来。我在前排，像别人一样笑得不可开交。后来我记得——就是杜安说“我回过头看，我们所做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我们喝酒时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咙突然一紧，不觉当着大家的面在抽泣。跟卡佛别的短篇一样，《凉亭》的平静表面下，有着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训中心所做的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是在写作培训计划中，白天是写作班，每天晚上都有朗诵会，其他安排就没有多少，你就需要这些。我看到过一份伯克利大学写作班的宣传册，里面说会组织看电影、举办鸡尾酒会，还会约见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专家！

　　然而我的确记得曾为培训中心的学生举办过一次初到招待会。雷没有参加，我想是因为抬出来的是一桶葡萄酒。这次招待会的本意，是让写不同类型作品的几群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写侦探小说的凑到一起，写儿童小说、写长篇小说、写短篇小说的都各自凑到一起。我们这群人呷着塑料杯子里盛的葡萄酒，坦承了因为有机会跟卡佛学习而感到兴奋。一个女的说她是靠从一位姨妈那里继承的1000美元来参加培训的；另外一位从图森那边搭便车过来，小汽车上其他几个人是皮玛族印第安人，他们慢悠悠地开车，让他急得够呛；另外一个小伙子说他是在6月23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录取通知。我们试过想猜猜有多少人报名，却未被录取。

　　这时一个在办公室帮过忙的女的开口说，这个班招生根本没有什么筛选程序。

　　我们这群人都不出声了。

　　“报名的只有十六个人。”

　　我记得干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萝卜开始扭动，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会出现了，我们就开始三三两两走回我们的宿舍。

　　然而这群人中，还是有几位不错的写作者，其中有克雷格.莱斯利（CraigLesley），他带来了后来他以《冻杀》（Winterkill）之名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的几章，还有阿历克斯.汉考克（AlexHancock），当时已经在写作《入明》（IntotheLight），还有埃莉.斯考特（EllieScott），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

　　后来的两年里，我写作很用功，同时尽量不去操心发表的事。雷说过无论如何，我们要学会写作。

　　到那时，我已经辞了西北媒体项目的主任职务，搬到了西雅图。我得到一份合同，要组织一次西北地区电影研讨会，将在西雅图中心剧场举行，那一年的半年时间里，我干那份工作，其余半年里，我写短篇。

　　然后在1982年，雷按计划又要来培训中心授课，我再次参加了。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显得疲累，而且似乎抽烟抽得更凶。《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已经出版，《纽约客》上刊登了《大厨的房子》（Chef’sHouse）和《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I’mCallingFrom），这两个短篇都是关于努很大力想戒酒的酒鬼。在一份当时认为好生活就是鸡尾酒——在漫画里，在小说里，在多萝西.帕克时代阿尔贡耿旅馆圆桌的传奇故事中——的杂志上刊登这种小说，实在令人惊讶。那个月（1982年7月）晚些时候，这份杂志上刊登了《马辔头》（TheBridle），里面一个人喝醉了酒，从一间小屋的屋顶上往游泳池跳——却跳偏了。在我眼里，他们刊登的整页添加利金酒广告——冰绿色瓶体上往下滴着凝结的水——再也不一样了。

　　我们问他时，卡佛也承认取得成功，让他过得轻松了一点。“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浪费那么多时间了。”他说，“我坐下来时，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关于那个夏天，我最突出的记忆，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谈。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的两年里，我持之以恒地写作，我很看重这次面谈。

　　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我在约好的时间去了培训中心他住的小房子。他请我坐下来——我坐到了沙发上——但是他没坐，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问我以何为生，“作家们得做点什么事情来买时间：写作不挣钱。”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不过我记得当时我想他应该不难理解。为了那次电影研讨会，我得约请发言人、订机票、订酒店、跟洗印厂、会议承办人、放映员和拍摄设备生产商打交道。

　　“我们需要反映人们如何应对工作的短篇。”卡佛在班上说过。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里模糊而且抽象。不管怎样，他没有追问。过了一会儿，他从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说盯着看，等他又抬眼看我时，他说：“你是个作家。”这话出自他口，意义重大。

　　80年代后期，经常看到评论者和编辑哀叹模仿卡佛的人数量之多，但是雷从来不曾把自己的风格强加给学生。要说有模仿者，那肯定是他们自己觉得这种讲故事方式的干净、朴素和微妙之处堪可佩服，并努力去复制那种风格。

　　那一年同在培训中心授课的戈登.利什则不一样，作为前克诺夫书局编辑和《君子》杂志编辑，利什以东海岸文学新潮的决定者自居。

　　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学生上课，在室外草地上，我们这些上卡佛的写作班的同学觉得这是公开邀请，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围，听他会怎么说。利什喜欢定下条条框框：“头两个句子形成攻势，”他解释道，“攻势的三个基本因素，是姿态、权威和新闻。”

　　克雷格.莱斯利当时也回到了培训中心，参加了利什的那一组学习，他得到的建议让我吃惊不小。克雷格交给利什一个短篇，关于在彭德尔顿牛仔竞技表演大赛的几个印第安人，他们在一辆皮卡的后车厢里喝一瓶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桃红葡萄酒。“那不是新闻，”利什说，“我们都看到过印第安人喝葡萄酒，给我看看几个印第安人在一辆皮卡的后车厢喝马提尼酒吧，这才是新闻！”

　　就他本人来说，雷喜欢各种形式的写作，包括福克纳华丽的行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他说他从海明威那儿学会了删掉形容词、副词，却又告诫我们：“海明威说的关于写作的话，你们也不能全信。”他在喜欢的作家方面趣味广泛。他说有一次他在听到约瑟夫.布罗茨基朗诵后深受触动，回家后熬了一晚上写诗，决心再也不离开诗歌创作。他满怀热情地跟我们提到了他热爱的一些作家：不只是托尔斯泰、乔伊斯、巴别尔和弗兰纳里.奥康纳，而且还有他的同时代人：琼.迪迪安，拉瑞.沃伊伍德（LarryWoiwode），杰弗里.沃尔夫(GeorffreyWolff)和托比亚斯.沃尔夫（TobiasWolff），莱斯利.西尔科（LeslieSilko），巴里.汉纳（BarryHannah），安.贝蒂（AnnBeatie），詹姆斯.帕迪（JamesPurdy）——这是一位大师级艺术家，雷怀着钦佩之情读了好多年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寻找情感。这里有句卡佛说过的话，我记在笔记本上：“一个短篇小说、一部长篇或者一首诗应该产生一定次数的感情冲击，你可以从冲击的强度及次数上，来判断这部作品水平如何。”

　　他对濒大平洋的西北地区的同行特别看重，为他们感到骄傲和快乐。“西部的文学还处于初创阶段。”他说。他让我们去阅读理查德.域果（RichardHugo，当时住在蒙大拿州）的作品，当然是读他的诗，另外还有他关于写作的随笔——收在那本《此镇一触即发》（TheTriggeringTown）。雷支持比尔.基特里奇（BillKittredge）、厄秀拉.勒奎恩（UrsulaLeGuin）、约翰.基布尔（JohnKeeble）、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Robinson）以及吉姆.韦尔奇（JimWelch）。他支持苔丝.加拉格尔（TessGallagher，当时已是他4年来的伴侣），还支持理查德.福特（RichardFord），他们是好朋友。

　　雷跟我们说过，理查德.福特也是个喜欢改稿的人，这种同道中人的数量蔚为壮观。“他先是用第一人称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心一瓣》（APieceofMyHeart），效果不好，他花了3年时间才写完，然而他用第三人称重写了一篇，又花了一年半时间。”福特的书当时已经绝版，不过我还是记下了他的名字。

　　雷有种观点，认为西海岸写作正在复兴，跟20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个美国南方时期不无相似之处。10年后，我看到霍华德展示他在象鼻虫出版社（Zyzzyva，只出版西海岸地区的作家）出版过的作家地图时，我几乎相信的确是那样。

　　1983年，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他获得了哈罗德.史特劳斯和米尔德里德.史特劳斯夫妇生活奖，每年35000美元，为期5年。我从私心出发，对其中一个条件感到不满：他应该是不会再教书了，而是会全职写作。

　　他放弃了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放弃了教写作班，我再也没能跟他学习过。

　　我后来再次见到他，是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朗诵会后在西雅图的一个派对上。我心怀期望地问他是否怀念教书，他说：“谈不上，没有。”“嗯，你也许不再是我的老师了，”我说，“可我还是你的学生。”

　　他说：“你真是好心肠。”那是他喜欢说的话。

　　我第一次短篇小说投稿成功后，雷在回信中写道：“跨过发表那道线挺重要，非常有助于确定一件做了那么久、那么认真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为你感到高兴。”

　　接下来一次见他，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那是我们在1986年秋天聚到一起缅怀理查德.域果时。但如果不是1987年春天发生的某件事，本来有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直接联系，那时，一位在电影界的老朋友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

　　在此两年前，我放弃了举办电影研讨会的那份合同，几乎跟过去几年里我请到西北地区的电影人都失去了联系。但是那年春天，吉尔.戈德米洛在为她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待月亮》（WaitingfortheMoon，关于在巴黎时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巡回宣传而路过西雅图时，她给我打了个电话。

　　在派克街市场的红门餐馆杯盏之间，戈德米洛跟我说她在从巴黎回国的飞机上，读了《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她想起来我认识卡佛。“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她说，“那些故事实际上都发生过。据你了解，是不是真实的？”

　　对一位小说作家来说，“真实”有可能是个令人不安的词，我记得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她对我那样回答根本不在意，而是为这些短篇小说有可能拍成电影而激动。“我有个想法，”她说，“通过安排顺序，那些短篇有可能讲述一个人的生活——我已经确定了应该有一个主角，其他方面，我想尽量忠实原著，甚至会让两个故事之间银幕全黑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个很有文学味的想法，”我说，“一个纯粹主义者的卡佛电影。”

　　可是等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写剧本时，我给吓住了，不仅是因为我对她这位影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是因为我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显然她需要一个真正的编剧。我又要了杯金酒。

　　可是她坚持那个主意。我认识雷蒙德.卡佛，了解那一地区，也就是说地点——雅基马，奇科，尤里卡，库珀蒂诺，我了解那种饮酒文化。（她刚刚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给了侍者，要他拿瓶矿泉水来。）我没有参加作家工会，所以她请得起我。她知道我很欣赏她的电影，那对她意义重大，这一点在长期合作中很关键。她指望我会极端忠实于卡佛的作品，比任何“真正的”编剧都更注意这一点。另外早在1980年，我在培训中心上培训班时，就给她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关于雷蒙德.卡佛的。显然，她刚刚在一个旧鞋盒里看到了这封信，并把这看作一个启示。

　　她的提议让我受宠如惊，我很快地合计有多大机会能绕过哈罗德.史特劳斯和米尔德里德.史特劳斯夫妇生活奖的那个让人讨厌的附加条件（即他不能教写作）。嗯，好吧，我一边跟侍者换高脚杯时一边想，不过他也许可以指导……

　　1987年10月，我们飞去了锡拉丘斯，拿40页的初稿给雷和苔丝看。当时他正开始癌症疗程，他的肺部给切除了三分之二。“现在没事了。”他一再说，“我没事。”

　　他们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鱼，在西岸地区，这表示热烈欢迎，我试过不出声地隔着桌子向吉尔示意，要她放心。

　　我们吃完后，雷把初稿拿去书房。吉尔和苔丝摊开手脚坐在客厅的地毯上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发上，想知道楼上的雷是怎么想的。在把那些短篇像吉尔所设想的串起来时，我假定有一位主角。可是我也悄悄往剧本里放进不少传记方面的信息，暗示那个主角就是雷。他是否会觉得我抹去了艺术和艺术家之间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本来已相隔不远）？他是否会觉得这样侵犯了他的隐私？我有点担心。

　　过了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钟头，我想——雷下来了。他们那幢两层楼的房子有一座木头楼梯，我听到每一步咚咚响的声音。他走进客厅，吉尔和苔丝陷入沉默，雷看着我，用他轻声咕哝式的声音说：“很棒，我觉得很棒。”

　　我想一下子搂住吉尔尖叫起来，可是控制住了自己。雷过来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们把那篇初稿讨论了一个半钟头左右，慢慢地一页一页翻过去，过了一遍他在页边写下的笔记。

　　1988年5月，我在西雅图的埃利奥特湾书店又见到了雷，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朗诵会。他在那天收到了14页的选择权合同，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我承认没读就交了出去。

　　“我没读就签了名。”雷说完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他读了《大象》（Elephant），关于一个被家里每个人追着要钱的人，这个短篇也是一开始读着滑稽，但是到最后，你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似乎读得有点透不上气，但还是读完了。他的脸庞浮肿，有传闻说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他的大脑，可是雷仍然坚持说他没事。“我会撑过去的。”他告诉我。

　　当时，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症做斗争，她极其想听到哪怕有一次交谈不以那个沉重的问题（“你到底怎么样？”）开始。可是她的决定，是从不掩盖事实，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症晚期。

　　一个月后，雷和苔丝举办了婚礼，我还是没有意识到什么。

　　这段时间，因为作家协会在举行罢工，整个电影业陷入停顿。出于这个原因，吉尔商谈推迟实施选择权的期限。8月1日，罢工仍未结束，我们实施了选择权。

　　8月2日，雷因为肺癌，在安吉利斯港去世。

　　8月3日，作家协会的罢工问题解决了。

　　1988年8月4日，苔丝.加拉格尔把雷蒙德.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

　　我无法去送葬，因为我当时有合同在身，那一周要为帕金斯—科伊律师行打字，我坐在律师行位于25层楼的波特兰办公室，感觉痛苦。休息时间时，一位律师的秘书大步流星从餐厅那边走过来，在聊她的一个女友为什么要离开丈夫。说话中间，她点着一根烟，狠狠地抽了两口又摁灭了，然后从冰箱里拿了罐减肥可乐就急急忙忙往门口走，撇下一句话还回荡在空中：“他老公就是从来没能让她的裙子飞起来。”

　　我把那句话记下来，觉得那一刻，是我个人跟雷有了交流。

　　到这时，我已经搬回俄勒冈州。我一直不曾辍笔，又发表过几个短篇，得过几个奖项，然后在1989年，有人邀请我去玛丽尔赫斯特学院教写作。

　　我们始终未能拍成我们的卡佛电影。最后，吉尔距离她的最低预算还缺25万美元。她生命中的4年时间都投进了这个计划，却未能留下一部电影。1992年秋天，她接受了圣母大学的一份教职。

　　对我们来说，人们是一步步去世的。我放弃打磨那个剧本时，第二次失去了雷。现在留下的是他的诗和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师。

　　时不时，一位学生会打断我讲课，问起雷蒙德.卡佛。“我是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老师？”

　　“你们有多少人读过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我让大家举手时，通常班上有一半人会举手。

　　我一再说，你们一定要读作品。找一本《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I’mCallingFrom），从头开始，通读这本书。这是卡佛自选短篇集的唯一版本，是按作品写作先后顺序排列的。读读《肥》，这个短篇让人读了难以忘怀，写得用笔俭省；读读《大教堂》（Cathedral），这对卡佛来说，是关键的一篇，里面的语言开始变得丰满；读读《差事》（Errand），写的是契诃夫（雷热爱的一位作家）去世时的一个时刻。

　　我跟我的学生说，要是你按顺序阅读这些短篇，你会看到在不牺牲准确的前提下，雷把更多经历、更多感情投入自己的作品中。这是我们所有人——理查德.福特，戈登.利什，吉尔.戈德米洛、苔丝.加拉格尔和我们这间教室里的每一位——都付出很大努力想做到的。

　　译者：孙仲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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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狗
　　** 刘亮程 **

　　小时候一遇到狗就吓得跑。可是人怎么能跑过狗呢。没跑几步就被狗追上来，照脚后跟一口，哇的一声爬倒在地。狗一见人哭就住嘴不咬了。狗知道小孩一哭喊立马就有大人提棒子过来，狗得赶紧选好方向跑。

　　被狗咬的次数多了，渐渐地也就不怎么怕狗了。终于有一天，见狗追咬来了竟不转身逃跑，而是气恨恨地盯着狗跑近，待要扑咬时，一土块砸去，狗惨叫一声，歪斜着身子逃跑了。

　　我从十二岁开始满村子追着打狗。那时腿上胳膊上至少挂着几块狗伤。我对狗有气，它趁我没长大时把我咬成这个样子。所以稍长大些我就开始报仇了。我整日在村里转悠，左手提棒，右手拿着土块，碰见狗就追打，管它是谁家的，是否咬过我。能追上就照腰照腿一棒子。狗是铜头铁脖子，腰里挨不住一勺子。所以打头和脖子没用。打断一条腿，狗就再不敢咬人了。狗咬人之前首先想到的是逃跑，一旦它知道自己跑不动了，就变得乖乖的了。当然，要在狗腰上抡一棒子，狗大概就废掉了。狗腰很细，狗前后腿间距又太大。就像一根檩子担在跨度很大的两面墙上，能结实吗。

　　要追不上狗，就扔土块。一条狗若被土块打伤一次，以后见了你就会躲得远远的。甚至你一躬身它就跑得没影了。狗会认人，被我追打过的狗，多少年后见了我都不敢叫一声，远远的就对我摇尾巴。那时我早已经不追打狗了。手里也不再拿土块和棒子。我已经是大人了。可我还是又让狗咬了一次。

　　是王多家的黑狗，平常见我乖得很。那天也是，远远地对我摇尾巴，像要讨好我似的凑到跟前，还小声呻吟着，可怜兮兮的样子。我都没在乎，自顾朝前走，我听脚边汪的一声，后腿上重重挨了一口。转过身时那条狗已经跑开了。这一口让我的左腿瘸了半个月。本想伤好后去找黑狗算账，却又懒得动了。那条狗早年间也挨过我一棒子，算是扯平算球了。

　　有一次在东边的闸板口村，我被一群狗围住。那个村里人也不过来解围，还站在一旁给狗助威。

　　我虽然不太害怕，却也不知该咋办，手里只有一根细柳条，追打前面的狗，后面的扑过来，左右也都是狗，恶狠狠叫着，像要把我分食了。我稍镇定了一下，我的嘴里叼着半支烟，刚才没舍得扔一直叼在嘴里。这会儿我夹在手里，当冲在最前面的那只大公狗猛地扑过来时，我轻轻一弹，半截烟进到狗嘴里。公狗大叫一声，像着了魔似的，转身狂跑起来，其他狗一愣，随即也跟着那条狗狂跑起来。它们大概以为我往公狗嘴里塞了一块肉，追着分肉去了。

　　我一见狗跑光了，拔腿朝自己村子飞奔起来，翻过一道沙梁，跃过一道沙沟，又跑过一片胡麻地。快跑进村子时，突然听到背后狗声大作，那群狗大概弄明白了怎么回事，追来报仇了。我看见它们涌出沙沟，一大群，从那片草滩上飞奔而来。我一头钻进村子，躲到一堵墙后面。我想这下有热闹看了。因为接下来肯定是两个村子的狗之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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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解谜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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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谜
　　** 梁文道 **

　　我们通常以为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所以有人曾戏弄地把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套用在情侣的关系之上。“主人主宰了奴隶的命运，但是奴隶却对他的主人了如指掌。”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

　　这种说法似乎言之成理，就以电话为例。等待情人的电话总是难熬，特别是当你空留口讯，对方却保持冷静、爱理不理的时候。所有人际往来，莫非一种应答关系，有呼召遂有响应，送礼就期待回礼，寄了一封信之后就等着回信的到来。电话这种沟通技术使得应答俱在一瞬之间完成，几有共时的幻觉，因此电话通信的悬搁就更加叫人困扰了，也更加凸显了主奴之间的优次地位。不回电话的必定就是主人了。

　　奴隶的地位是很卑贱的，他觉得自己比不上对方，硬是嫌弃自己的种种缺点和过去，生怕它们伤及对方的衣角裙边。当一个恋人处于这类自甘为奴的状态，他的知识之旅就告展开了。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不是别具意义的，简单如一声叹息，一个手势，一段短笺里的标点符号，似乎都在指示着更遥远的东西。即使是沉默与空白，于他而言也是诠释的密林、知识的迷宫。就像欧洲古代的释经学家对待《圣经》的态度一样，每个字都是神言，引领学者往更深奥更幽微的角落前进，力图批注出至为真实的本义。

　　你的确洞悉主人的核心，但他同时也为你撒下了一张符号之网；你拥有知识，但这寻求知识的活动却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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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雄辩症 -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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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雄辩症
　　** 王蒙 **

　　话说某公在患厚皮逻辑症之后，经过手术削皮，看上去皮薄了些，然而这只是“锯箭法”，治标没治本，不久皮又长厚了。更让人不解的是，此公在服了《逻辑学》之后，出现新的症状。

　　一日，此公又来到医院。正好这天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寥若辰星。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如果公众的价值观出现问题，那真是可悲的事情，比如文革就是这样。要知道真理有时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医生已经有厌烦了，忍不住和他辩起来：“难道真理就掌握在你手里？”

　　此公说：“你的理解，我看是很平凡的，你们这些医生都给人看病，唯有我是被看病的，我虽属少数人，但我也没说真理就在我手里呀？”

　　医生说：“我们医生都是平凡的人，你是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也会得病，也要我平凡的人来治病。”

　　此公说：“我不平凡的人即使得病，也是得不平凡的病。”

　　医生说：“对！你得的是不平凡的病。”

　　此公说：“你才得病了呢，我说过我得了病吗？”

　　医生说：“你没病来医院干嘛？”

　　此公说：“我没病不可以来医院吗？医院是公众场所，我无权来吗？”

　　医生说：“你可以来，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此公说：“你无权命令我走，你是医生，职业道德不允许你赶我走。”

　　医生说：“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对病人而言。闲杂人等都跑到医院来，医院不成了公园么？”

　　此公说：“你没有调查研究，怎么就知道我没病吗？难道我就不是病人吗？”

　　医生说：“你不是说你没有病吗？”

　　此公说：“难道我说的话就一定正确吗，难道我说过我没病吗？”

　　医生说：“我不用调查研究也知道你有病了。”

　　此公说：“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此，你这是在骂人！”

　　医生摇了摇头说：“你的病我治不了，你去找其他的医生给你看吧。”

　　此公说：“你们医生都是穿一条裤子，木秀于林，风必吹之，那位医生都会说我有病的。”

　　医生无可奈何：“既然大家都说你有病，那你肯定是有病的，你大概不知道，还有木‘朽’于林，风不吹也自烂一说呢。”

　　此公说：“你们都说我有病，难道就我一个人有病，你们就没有病？”

　　医生苦笑着说：“你、我、还有其他医生都有病，好么！不要再说了！”

　　此公说：“你难道要剥夺我的话语权吗？”

　　医生说：“好！好！你有说话的权利。”

　　此公说：“不对！我还有不说的权利！”

　　医生说：“那你就坐下继续说吧，说累了，就喝点水。”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刚说完，医生心想，又转回去了，看来今天无穷无尽。于是苦笑着说：“今天真倒霉……”

　　此公说：“你还是医生吗？你知道医生的职业道德吗？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医生说：“那你就少废话，让我给你瞧病吧？”

　　此公说：“谁说我有病？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医生心头一惊，进入狗咬尾巴的逻辑怪圈了，因此就闭口不语。

　　此公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医生说：“我为什么要说？你难道要剥夺我不说话的权利吗？”

　　此公说：“那你就喝点水吧。”

　　医生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忽然感觉到，这话原是从此公嘴里吐出来的，自己怎么传染到了呢，就差点没晕倒在地上……

　　第二天，医生找到院长，说：“本人虽是主治大夫，但因某些特殊患者的病症——雄辩症的出现，本人深深感觉到知识的贫乏，无法给病人治病，想脱产去进修哲学、逻辑学。”

　　院长说：“就为一个特殊的病人？”

　　医生说：“特殊病人就不是病人吗？你可以剥夺特殊病人治病的权利吗？难道医院只是为了大多数人开设的吗？如此歧视特殊病人是没有道理的！假如你是特殊病人，你需要治疗吗？”

　　院长一听，一屁股瘫在沙发上，怔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慢慢地说出一句话：“我看你已经有雄辩的能力了，不用再去进修，否则我这老院长也得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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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外婆信佛 -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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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婆信佛
　　** 李娟 **

　　外婆非常有眼色的，每天搬把板凳坐在院子门口等我回家。看到我手上拎着排骨，就赶紧很勤快地帮忙洗姜；看到拎了冻鸡爪子，就早早地把白糖罐子捧到厨房为红烧做准备；要是看到我拎着一条鱼的话，则悄悄地打开后门走了——走到隔壁菜园子里偷芹菜。

　　每次偷了芹菜回来，她老人家总是做出一副受惊不小的模样，捂着胸口，直吐舌头：“哎呀观音菩萨啊，吓死老子了，老子害怕得很……”哼，我看她才不害怕呢。

　　吃鱼放芹菜，是我们家做鱼的传统。其实每次放的芹菜也不多，一两根足矣。问题是我们经常吃鱼，于是乎，夏天过去时，隔壁家菜园子冲我们家这面靠近篱笆处的情景寂寥凄凉，稀稀拉拉……与此同时，外婆偷芹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要蹲在那里，探着身子，使劲把胳膊往里面伸，才能勉强够着最近的一根。那时我绝不帮忙，就当给她老人家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

　　我们如此频繁地偷菜，邻居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人家从来不说什么，总不可能为了几根芹菜，把这个九十六岁的老寿星逮住揍一顿。

　　我外婆呢，一看到隔壁家的狗就弯腰摸一摸，看到隔壁的小孩子也夸一夸，整天有事没事笑嘻嘻的，比从来没偷过芹菜的人还要坦坦荡荡、心平气和。

　　我说：“你天天给观音菩萨烧香，偷了东西不怕菩萨怨怪？”

　　她说：“老子才不信那些呢！”

　　我说：“你不信还烧什么香呢？”

　　她想了想：“烧香是烧香，扯芹菜是扯芹菜。给你讲你也不懂，你个‘结肚子’！”

　　“结肚子”是四川话，意思就是“与之扯不清的人”，等等。

　　好嘛，我从来不偷人芹菜，反而还没她老人家理直气壮。

　　我外婆信佛一辈子。还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本地佛教协会的会员，还给发了个小红本本，证明她是三宝（也许是五宝）弟子。因为协会里数她老人家的年龄最大（当时就已经八十多岁了），每当协会有活动，一大群老头儿老太太挎着黄布香包排成队走过大街小巷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定是她了。

　　而且她们协会还时不时举行一些捐资助学活动，有一次还向我所在的中学捐过钱。当时在我们全校师生的众目睽睽之下，外婆举着“功德无量”的牌子跟在寺庙的大师父身后，严肃而得意。

　　他们那个协会还真不赖，经常组织一些朝拜会。参加朝拜会就像参加旅行团一样，还有带队的、解说的，食宿统一安排，方便极了。外婆曾跟着去过都江堰啊、青城山啊、峨眉山等许多佛教圣地。而那些地方，我都从来没去过。等我老了，也要回老家申请加入这个协会。

　　每次活动，这些老头儿老太太们都会带一些活鱼活虾上路，预备着用来放生。

　　有一次，外婆把一尾红鲤鱼放在天井阴沟边的水缸里。可那鱼总是在水面上跳来跳去的，后来居然跃出来掉进了阴沟，扑扑腾腾地乱挣扎。眼看就到了阴沟入口处，外婆连忙大喊大叫，招呼我们去捉鱼。我们顾不上阴沟里秋苔湿滑，一起跳下去，扑来扑去，个个搞得满身污泥，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条狡猾的鱼绳之以法，重新扔回水缸并盖上木盖。

　　我们说：“这鱼什么时候吃？”

　　外婆说：“吃？哪颗牙想吃？这是拿去放生的，积德的！”

　　啊，放生？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彼此浑身臭泥的狼狈样，气急败坏：“既然是放生的，刚才为什么不直接放了？”

　　外婆说：“不行，现在放，就没人看到了。”

　　“放生就是为了让人看到自己放生了？”

　　“是呢。”

　　无言以对。

　　他们那伙老爷子老太太集体放生的场面十分壮观。一人拎一小桶，在护城河边站一排，唱过名后，一起把小桶里的活物连水倾倒进护城河里，然后一起合掌念佛。鱼虾在陌生的水流中扑扑通通地欢蹦乱跳，所有人为自己的善行深深地感动了，目送它们自由自在地消失在水深处。

　　我妈说：“要是我，我就在下游拿个网兜守着，上面一放生，我统统捞起来，然后统统再便宜卖给那些放生的。”

　　阿弥陀佛，菩萨啊，原谅她吧！

　　我外婆长年供着观世音菩萨，雷打不动每天早晚一炷香。看起来很虔诚，但若没出什么事倒罢了，一旦出了事……

　　有一次，我妈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又急着要用，全家人一起翻天翻地猛找。

　　因为那个身份证通常是放在供放观音菩萨的那张桌子下抽屉里的。于是找到后来，我外婆大急，索性骂起菩萨来了：“老子一天到黑，早也供你，晚也供你，哪一点亏了你。结果连这么点东西都看不住，老子供你还有什么用？”——看，她把菩萨当成看家狗了。

　　后来找着了，于是又嬉皮笑脸给菩萨烧香赔罪：“哎呀，菩萨保佑我找到了，菩萨莫气，菩萨莫气哦！”我若是菩萨，就根本没法生她的气。

　　外婆给菩萨烧香，烧得最勤的时候是县城一年一度的百万元彩票摸奖活动（那时还没有福彩体彩之类）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

　　那时外婆烧香时，会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保佑我们摸到汽车；保佑我们摸到电视；保佑我们摸到洗衣机……”

　　那一年，我们全家就外婆手气最好，一连摸到了三条毛巾和一大把铅笔。

　　在我们老家，逢初一十五，或哪位菩萨过生日，或什么特定的佛教庆典日子，大一点的庙子都会举办庙会，非常热闹。

　　赶庙会的人各自用小布袋装一把米带去，分量不定，够自己吃的就行，好意思拿得出手就行。然后统一交到庙子里的大伙房，领取一枚号签。再各自去各个殿堂拜菩萨，每个菩萨都要拜遍。然后再到主殿听大师父讲经。那时在大雄宝殿里，信徒们密麻麻黑压压地盘腿坐着。师父讲完经，又有和尚开始唱经，木鱼铜磬铜钟齐鸣。大殿香炉里燃着手指粗的一炷长香，等香燃完了，一轮听经的仪式才算结束，所有人磕头起身，揉着酸胀的腿退场。下一拨等待在大殿高高的门槛外的香客紧跟着涌进去，各自占着一个蒲团坐下，又有人捧一支长香端正地供上。就这样，一轮一轮地进行着，等吃饭的时间到了，就统统凭号签去伙房领饭。

　　吃饭的时候最有趣，别看都是虔诚的信徒们，但一涉及吃饭问题，统统毫不含糊。提醒吃饭的圆筒铁钟一敲响，所有人拎起香袋包包就跑，一个个跟踩了风火轮似的，伙房瞬间就被挤得满满当当。尤其是蒸米饭的大木桶边上，更是铜墙铁壁一般，别说挤进去，就算抢着饭了，也不容易从里面挤出来。

　　说到抢饭，我外婆最厉害了，每次都能冲到最前面，一马当先，所向披靡。为此，每次都把听经的场次尽量往前排靠，争取不耽误吃饭的时间（罪过罪过）。但偶尔某次运气不好给排到后面，吃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长香还迟迟没燃完，这时，她就会跪在那里冲门槛外的我使眼色，于是我就爬进去从她身边的香袋里翻号签。那时我还小，偶尔一次两次不守规矩应该无妨嘛。我拿到号签就往伙房跑。在那里，穿青灰色衣帽的俗家弟子已经把几大桶米饭热腾腾地摆出来，准备好敲钟了。这样，我总是能帮着占个好位置，排在最前面。

　　庙会里的东西全是素饭，豆腐粉条青菜之类。但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好吃！实在太好吃了！每次赶庙子，我都可以连吃三大碗米饭，尽管外婆交给伙房的份子米只有一小把。

　　唉，一想起这些遥远的往事，就觉得把外婆带到新疆实在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让她离自己熟悉而喜欢的生活那么遥远！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家乡再也没有亲戚了，她年龄也大了，不可能继续独立生活。

　　今天外面下雪了，隔壁开始清理菜园。这意味着外婆今年的偷芹菜生涯从此结束。整个夏天，那是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菩萨啊，再给外婆找点别的事情做吧！不要让她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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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5年4月19日
　　** 阿兰.莱特曼 **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冷早上，刚下过第一场雪。一个穿皮大衣的男人站在克拉姆街四楼自家的阳台上，下面是采令格尔喷泉和白皑皑的街道。往东，可见圣文森大教堂塔顶尖尖。往西，可见初特落盖楼顶弯弯。可他既不东张也不西望，而是盯着那落在雪地上的小红帽在想：该不该去弗里堡那女人的家？他的手把金属栏杆握紧又松开，松开又握紧。去还是不去？该还是不该？

　　他决定从此再不见她。她爱指使又好议论，不会让自己有好日子过的。没准儿她对自己压根儿也没兴趣。所以他拿定主意再不见她。他还是同男人们往来。他在药房埋头工作，难得一顾那位经理的女助理。晚上和朋友去科雪街喝啤酒，学着做奶酪火锅。又过了三年，他在拿哈特街的服装店遇见一个女子，人很好。做爱的事来得极慢，总有数月光景。一年之后，她来伯尔尼两人住在了一块。他们过着平静的日子，一起沿阿勒河边散步，相偕到老，心满意足。

　　在第二个世界里，这个穿皮大衣的男子打定主意还是去见弗里堡的女人。他对她不太了解，她也许是爱指使，而且乍神乍鬼的，可怎奈她笑得太好，用词又妙。对，他还是要见她。他来到弗里堡她的家中。与她并坐椅上，心头怦怦；望着那皓臂，神志昏昏。轰轰烈烈，颠鸾倒凤。她劝他搬到弗里堡来，他便辞了伯尔尼的工作到弗里堡邮局上班。他爱她爱得如火如荼。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做爱，吵架，她嫌钱少，他直告饶，她拿壶砸了他又再度云雨，雨过天晴他回到邮局。她扬言离开他，却又没有离开；他为她而活，倒也以苦为乐。

　　在第三个世界里他打定主意还是见她。他对她不太了解，她也许是爱指使，而且乍神乍鬼的，可怎奈她笑得太好，用词又妙。对，他还是要见她。他来到弗里堡，在家门口碰见她，两人坐在厨房的桌边喝茶，聊她在图书馆的工作，聊他在药房的差事。一小时后她说要出去帮朋友忙，和他握手再见。他坐三十公里火车回到伯尔尼，一路茫然若失。他回到克拉姆街四楼的公寓，站在阳台上望着落在雪地上的小红帽。

　　这三段故事都发生了，发生在同时。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一样，也是三维。就如同一个物体可以沿垂直的三个方向即纵、横、高运动，一个物体也可以投身于彼此垂直的三种未来。每个未来都沿不同的时间方向运动。每种未来都真实。在每个选择的当口，比如去不去弗里堡见那妇人，买不买件新外套，世界都一分为三，人是同样的人，命运却不一样。到后来，便有无数个世界。

　　既然所有的可能都要发生，一些人便懒得挑挑拣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怎么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另一些人却以为应该认真选择，认真承担，没有承担，天下大乱。这些人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怡然自得，因为他们明白这些世界各有各的道理。

　　节选自《爱因斯坦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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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 埃里克.斯通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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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 埃里克.斯通恩特 **

　　我把刚来的退稿信胡乱地和以前的退稿信放在了一起。望着这沓足足十厘米厚的废纸，我突然觉得一阵绝望，也许我真的就不是当科幻作家的料——不管怎么说，我还在给一家新兴的量子计算公司干活呢，这活儿本身就几乎是科幻了，虽然我实际做的只不过是管理网站。也许我离科幻最近也只能到这地步了。

　　第二天，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餐馆，我一边舀着薄荷奶昔，一边对卡勒布（我的同事，一位量子回路专家）说：“我觉得这辈子甭想指望我的名字上杂志了。”

　　“别放弃，”他说，“你是个很棒的作家。”他读过我的几篇小说，帮我检查有没有哪些地方的科学部分弄错了。

　　我耸耸肩，“如果我不写编辑想要的东西，再棒也白搭。”

　　“为啥不写呢？”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编辑喜欢什么。”我说。

　　“这么说，这是主观判断了。”卡勒布若有所思地嚼着汉堡。

　　“是啊，一个编辑觉得根本不值得发表的东西，在另一个编辑看来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只是凭我的运气，喜欢我文章的编辑大概还没出生吧。”

　　“不，不，”卡勒布说，“你需要的是一篇能够自己适应编辑口味的小说。”

　　“我刚告诉过你。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说。

　　“没错。”卡勒布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随手在纸巾上画了条曲线，“这事儿是个概率函数。正确的文字组合能让他们买下你的小说，而错误的组合意味着他们不买。”

　　“也许吧。”我不大相信地说。

　　“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就能处理它。”他草草写下一个方程，“哦，伙计，这玩意会掀起一场出版业革命的。”

　　我茫然地盯着他，“你在说什么啊？”

　　他说，“想象一下你打开一本书，从第一个字开始，每一个字都是你希望读到的，人物让你着迷爱恋，情节让你热血沸腾……”

　　“那很好啊。”我说。

　　“然后另一个人打开他手中的同一本书，而这本书对他而言也是完美的。可是如果你比较两本书的话，二者的词句是不一样的，连故事情节和人物都不一样。”

　　我皱起了眉头，“你是说，弄一本电子书，根据个人喜好而自动改变内容？”

　　“不，这本书是印在纸上的，但是它的文本却是用量子计算机创作出来的。利用程序制造一个量子概率波函数，直到有人去观测书里的内容时，函数才会坍缩。”卡勒布身子往后一仰，面带满意的笑容。

　　“而当函数坍缩时……”我说，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对于那个使之坍缩的人而言，书就会变成有史以来最好的书。这真是天才的主意！”卡勒布身体前倾，“你愿意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小说的作者吗？”

　　我盯着打印机里面朝下搁着的一摞纸，“你确信我不能看一眼吗？就看一眼。”

　　“如果你看了的话，”卡勒布说，“函数就会坍缩，故事就会变成你眼中最好的小说，而不是编辑眼中的。他必须第一个看到。”

　　“连看看标题都不行吗？”我觉得有点尴尬，递一篇小说给编辑，自己却对它一无所知——虽然卡勒布向我保证，我依然算得上是作者，毕竟没有我的帮助，计算机不可能自己编一个程序去生成科幻小说的概率波函数。

　　“不行。”他说，“我已经在打印稿里硬编码了你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但是余下的部分都是未知的，直到编辑看到它为止。”我叹了口气，把稿子塞进牛皮纸信封，封上口。

　　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回邮信封。“打开吧，”卡勒布看着信封说，“我敢肯定这次接受了。”

　　我打开了它。

　　“读出来。”卡勒布说。

　　我扫过我的姓名，念出声来，“在我看来，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小说。”我的心脏要跳出嗓子眼了，“这无疑是你投过的所有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可是你到底发什么昏，居然以为你能一字不动地把阿西莫夫的《日暮》照抄过来还不被发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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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圆满 - 吴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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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满
　　** 吴念真 **

　　他父亲在乡下当了一辈子的医生，一直到七十五岁才慢慢退休。

　　退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健保之后，村里的人不管大小病都宁愿跑去邻近的大医院挤，加上人口外移以及老病人逐渐凋零。

　　母亲常开玩笑说父亲现在的病人只剩下他自己，病症是自闭、不出门、不讲话，唯一的活动是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从小他父亲就期待孩子们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当医生，但三个小孩都让他失望：弟弟从小学钢琴，不过后来也没变成演奏家，现在是录音室老板，每天听别人演奏。

　　妹妹念传播，当过一阵子电视记者，和企业家第二代结婚，然后离婚，用赡养费经营了一家双语幼稚园。

　　父亲曾经抱怨说，都是他这个长子坏榜样，高中分组的时候不管父亲怎么威胁利诱，他还是坚持念文科，之后进报社，职位起起落落，直到现在看着报业飘飘摇摇。

　　母亲曾经跟他们说，其实父亲最常抱怨的理由是：这三个小孩所做的事都“对咱庄头没帮助”。

　　不过，几十年过去，那样的抱怨倒是慢慢地少了，更意外的是，当他的儿子竟然选择医科并且高分考上时，父亲不但没有惊喜，反而淡淡地说：“傻孩子，这个时代才选这款艰苦头路”。

　　除夕那天，母亲口中“三个台北分公司”的三家人陆续在黄昏之前回到老家。妹妹、两个儿媳妇加上几个孙女几乎把厨房挤爆，她们全在那儿凑手脚，一边听母亲讲之前和父亲搭邮轮去阿拉斯加旅行的见闻。弟弟则在客厅帮那台老钢琴调音，丁丁冬冬地，那是他每年过年回家固定的仪式，其他几个半大不小的男生则歪在老沙发和祖父的看诊椅上看漫画、玩电动。

　　父亲仿佛跟家人完全搭不上边似的在二楼阳台搬弄他的兰花。他隔着纱门看着父亲已然苍老的身影，他的背都驼了，连步子也迈不开。

　　当他把威士忌递给父亲要他休息一下时，父亲只是笑眯眯地接过杯子。他跟父亲说大儿子得值班，初一晚上才会回来跟他拜年，父亲也只是说：“住院医师……若苦役咧，大大小小事情做不完……”隔了好久才又问说：“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塞车？”

　　“没呢。”他说。

　　然后两个人就都沉默地望向过去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而今却四处耸立起别墅型农舍的田野。

　　暮色逐渐笼罩，他不经意地转头看向父亲时，没想到父亲也正好转过头来，静静地啜了一口酒之后仿佛很努力地在找话题，最后终于问说：“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塞车？”

　　“没呢。”他依然这么回答他。

　　团圆饭后发红包，孙子们发现阿公留给医生哥哥的红包是他们的两倍厚，大家起哄说阿公偏心，已经五六杯水割威士忌下肚，整个脸红通通的父亲笑笑地说：“哥哥当医生最辛苦啊，他是在顾别人呢，啊你们都只需要顾好自己就好。”

　　父亲习惯睡前泡澡，那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二楼的和室陪阿嬷聊天、捡红点，泡完澡的父亲忽然笑眯眯地拉开纸门说：“你们累了就先去睡，等贺正的时间到了，我才叫你们。”

　　所有人忽然安静下来，因为父亲的表情好像还有话要讲，等了好久好久之后他才有点腼腆地说：“看大家这么快乐，阿公也好快乐。”

　　他说：那是父亲这辈子最感性，却也是最后的一句话。

　　当他们听到贺正的鞭炮声已经远远近近响成一片，而父亲竟然还没有上楼叫他们时，才发现父亲舒服地斜躺在沙发上永远地睡着了。

　　他的表情好像带着微笑，电视没关，NHK交响乐正在演奏的正是父亲往昔结束看诊之后，习惯配着一小杯威士忌眯着眼睛听的乐曲，韦瓦第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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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后台朋友 -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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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台朋友
　　** 林语堂 **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舞台。”

　　人的一生有前台，也有后台。前台是粉墨登场的所在，费尽心思化好了妆，穿好了戏服，准备好了台词，端起了架势，调匀了呼吸，一步步踱出去，使出浑身解数：该唱的，唱得五音不乱；该说的，说得字正腔圆；该演的，演得淋漓尽致，于是博得满堂彩，名利双收，踌躇满志而归。

　　然而，当他回到后台，脱下戏服，卸下妆彩，露出疲惫发黄的脸部时，后台有没有一个朋友在等他，和他说一句真心话，道一声辛苦了，或默默交换一个眼神，这眼神也许比前台的满堂彩都要受用，而且必要！

　　后台的朋友，是心灵的休息地，在他面前，不必化妆，不必穿戏服，不必做事情，不必端架子，可以说真话，可以说泄气话，可以说没出息的话，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很懦弱、很害怕，每次要走入前台时都很紧张、很厌恶，因为你确知后台朋友只会安慰你，不会耻笑你，不会奚落你。

　　况且，在他面前你早已没有形象可言了，也乐得继续没形象下去。人生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这人面前，可以不必有出息，可以不必有形象，可以暴露弱点，可以是全身弱点，这是很大的解放。有此解放，人可以在解放一阵子之后，重拾勇气，重披戏服，再次化妆，再次端架子，走到前台去扮演好需扮演的角色，做一个人模人样的人物，博得世俗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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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海明威 - 加西亚.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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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明威
　　** 加西亚.马尔克斯 **

　　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玛丽·威尔许经过圣米榭勒大道。他在对街往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惟一看起来跟他不搭调的是一副小圆金属框眼镜，仿佛很年轻就当上祖父似的。他已经59岁了，体格壮硕，想不看见都不行，他无疑想表现出粗犷的味道，可惜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双略显瘦削的腿。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他显得生气蓬勃，想不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好像总是这样，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被分成了两个角色，而且在相互竞争。我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访问，还是过街去向他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景仰。但不管怎么做对我来说都很不容易。当时我和现在一样，说得一口幼稚园英语，也不清楚他的斗牛士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为了不要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做，只像人猿泰山那样用双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学生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像小孩子似地对我大叫：“再见，朋友！”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当时我28岁，是报社从业人员，在哥伦比亚出版过一本小说，得了一个文学奖，可是仍在巴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我景仰的大师是两位极为不同的北美洲小说家。当年他们的作品只要出版过的我一律没放过，但我不是把他们当作互补性的读物，而是两种南辕北辙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纳，我一直无缘见到他，只能想像他是卡尔迪埃·布勒松拍的那张著名肖像中的模样，在两只白狗旁边，穿着衬衫在手臂上抓痒的农夫。另一位就是在对街和我说再见，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留给我一种感觉，曾经有什么已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而且从来没有消失过。

　　不知道是谁说过，小说家读其他人的小说，只是为了揣摩人家是怎么写的。我相信此言不假。我们不满意书页上暴露出来的秘诀：甚至把书翻过来检查它的接缝。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书拆到不能再拆，直到我们了解作者个人的写作模式，再装回去。但这样分析福克纳的小说，就未免令人气馁，他似乎没有一个有机的写作模式，反而是在他的圣经世界里瞎闯，仿佛在一个摆满水晶的店里放开一群山羊。分解他的作品，感觉就像一堆剩下的弹簧和螺丝，根本不可能再组合成原来的样子。对比之下，海明威虽然比不上福克纳的发人深省、热情和疯狂，却严谨过人，零件就像货车的螺丝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也许就因为这样，福克纳启发了我的灵魂，海明威却是对我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不仅是他的著作，还有他对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惊人知识。《巴黎评论》登的那篇他和乔治·普林顿历史性的访谈中，他揭示了一套和浪漫时期创作理念相反的说法：经济的不虞匮乏和健康的身体对写作有帮助；最大难题就是把文字配置妥当；当你觉得下笔不如过去容易，应该重读自己的作品，好记起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没有访客和电话，哪里都可以写作；常有人说新闻会扼杀一个作家，其实正好相反，只要能赶快把新闻那一套丢开，倒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他说：“一旦写作上了瘾，成为最大的乐趣，不到死的那天是不会停笔的。”最后他的经验发现，除非知道第二天要从哪里接下去，否则不能中断每天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对写作最有用的忠告。作家最可怕的梦魇就是早上面对空白稿纸的痛苦，他这番话无异于一贴万灵丹。

　　海明威的作品全都显现了他如昙花一现般灿烂的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对技巧那种严格的掌控所建构出的内在张力，在长篇小说广泛而冒险的范围中无法维系下去。这是他出类拔萃的特质，也是他不该企图逾越的局限。就因为如此，海明威的余文赘语比其他作家的更显眼，他的小说就像是写过了头，比例不相称的短篇小说。对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让你觉得少了什么，这也正是其神秘优美之所在。当代大作家博尔赫斯也有同样的局限，但他懂得不要贸然逾越。

　　弗朗西斯·麦康伯一枪射死狮子，可以说给读者上了一堂打猎课，但也正是写作方法的总结。海明威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一头来自里瑞亚的公牛，从头牛士胸前擦过，又像“转角的猫”似地快速跑回来。容我斗胆一言，我相信这样的观察，就是那种最伟大的作家才会冒出来的傻气小灵感。海明威的作品充满了这种简单而令人目眩的发现，显示此时他已经调整了他对文学写作的定义：文学创作犹如冰山，有八分之七的体积在下面支撑，才会扎实。

　　对技巧的自觉无疑是海明威无法以长篇小说著称，而以较工整的短篇小说扬名立万的理由。谈到《丧钟为谁而鸣》，他说并没预先计划好故事架构，而是每天边写边想。这用不着他说，看也看得出来。对比之下，他那些即兴创作的短篇小说却无懈可击。就像某个5月天因为暴风雪，使得圣伊西德罗庆典的斗牛表演被迫取消，那天下午他在马德里的自助式公寓写了三个短篇小说，据他自己跟乔治·普林顿说，这三篇分别是《杀人者》、《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全都非常严谨。照这样说来，我个人觉得他的功力最施展不开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雨中的猫》。

　　虽然这对他的命运似乎是一大嘲讽，我倒觉得他最迷人最人性的作品就是他最不成功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就像他本人透露的，这原本是一篇短篇小说，不料误打误撞成了长篇小说，很难理解以他如此卓越的技巧，会出现这么多结构上的缺失和方法上的错误，极不自然，甚至矫揉造作的对话，竟然出自文学史上的巨匠之一。此书在1950年出版，遭到严厉批评，但这些书评是错误的。海明威深感伤痛，从哈瓦那发了一封措词激烈的电报来为自己辩护，像他这种地位的作家，这么做似乎有损颜面。这不只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是最具个人色彩的长篇小说。他在某一秋天的黎明写下此书，对过往那些一去不回的岁月带着强烈的怀念，也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没几年好活了。他过去的作品尽管美丽而温柔，却没有注入多少个人色彩，或清晰传达他作品和人生最根本的情怀：胜利之无用。书中主角的死亡表面上平静而自然，其实变相预示了海明威后来以自杀终结自己的一生。

　　长年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对他又如此热爱，会让人分不清小说和现实。曾有许多日子，我在圣米榭勒广场的咖啡厅看上老久的书，觉得这里愉快、温暖、友善、适合写作，我总希望能再度发现那个漂亮清新，头发像乌鸦翅膀一样斜过脸庞的女孩，海明威用文笔中的那种无情的占有力量，为她写道：“你属于我，巴黎属于我。”他所描写的一切，他曾拥有的每一刻都永远属于他。每回经过欧德翁大道12号，就会看到他和西尔维亚·毕奇在一家现在早就变了样的书店聊天消磨时间，直到傍晚6点，詹姆斯·乔伊斯可能正好经过。在肯亚平原，才看了一次，那些水牛和狮子还有最秘密的打猎秘诀就归他所有了，斗牛士、拳击手、艺术家和枪手，一出现就纳入他的麾下。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大半个地球的地方，只要提过，就给他侵占了。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寇吉马是《老人与海》那个孤独渔夫的家，村里有块纪念老渔夫英勇事迹的匾额，伴随着海明威的箔金半身像。费加德拉维吉亚是海明威在古巴的避难所，他死前没多久还在那儿住过，阴凉树下的房子还保持原状，里面有他各式各样的藏书、打猎的战利品、写作台、他巨大的肖像剪影，还有他周游列国收集来的小饰品，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但凡曾被他拥有的，就让他赋予了灵魂，在他死后，带着这种灵魂，单独活在世上。

　　几年前，我有缘坐上了卡斯特罗的车，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文学读者，我在座位上看到一本红皮小书。卡斯特罗告诉我：“这是我景仰的大师海明威。”真的，海明威在死后20年依然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那个早晨一样永恒不灭然而又昙花一现，那应该是个5月天，他隔着圣米榭勒大道对我说：“再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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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发
　　** 内森.杜尔 **

　　我走进昏暗的店铺，形销骨立、蓬头垢面。理发师拧开开关，一个歌手开始在老式收音机里轻声歌唱，电风扇在头顶吱吱作响，传递着一丝生机。我想要怎样，不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停止打理。现在，我的脸上，荒草丛生。

　　理发师点头示意，我轻叹一声，坐下。他用喷壶打湿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然后我的头开始眩晕，惊恐和悲伤又开始灼烧我的喉咙．

　　几个月前，佛罗里达的医生告诉我，父亲病重。在X光下，能看到幽灵般的海星状物体绕在他的脖子上，同时紧紧纠缠着连接头部与心脏的血管。

　　现在的我依旧提心吊胆，剪刀的声音又将我带到医院里。我睁开眼睛看到一片片的头发坠落在地，理发师从纸袋里取剃须刀．然后我觉得我似乎又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看到手术刀片侵入骨节，我几乎呕吐。

　　几个月前的手术尽可能多地切除了父亲的肿瘤，但仍为时已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和血液。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脖子上巨大的伤口让他再也无法吃饭和说话。我们昼夜守候，为他准备化疗。房间里一直回荡着医疗蜂鸣器和警报的声音。同时，他的胃里注进流质食物，我们不断轮流擦拭他发烫的额头。我看到他因疼痛而深凹进去的眼球，他在无声地尖叫。

　　几个月后的现在，在理发师的椅子里，我的牙齿仍在不断打战。身高6尺2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老人。他生活井井有条，喜欢阅读，衣着考究。所以当几年后，我看到在病床上的他时，才会受到如此大的打击。他的胳膊虚弱地低垂着，因为疼痛而神志不清，变形的眼镜挂在鼻子上。我将毛巾放入温水中，在他脸上涂上剃须膏，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父亲一直对剃胡须要求严格，但现在，由于他使用的那些血液稀释剂，我不仅不能保证达到他的标准，而且一个极小的失误都会导致他流血致死，此时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在医院的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竭尽了所能，然而，几个星期后，父亲还是离开了，在59岁的年纪。

　　痛苦的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离世，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离开。痛苦还体现在，我们这些在医院竭尽心力地活着的人，要试着摆脱那白色的房间，试着让生活恢复正轨。我尝试了，但似乎消失的只是一天天的时间。

　　锋利的刀片滑过我的皮肤．理发师将我的头侧向一边，灵活的手腕翻动对付着我荒草般的毛发。他用两根有力的手指扶稳我的耳垂，沿着脸颊到下巴划出完美的线条。收音机里的歌手开始欢歌，理发工具在墙上整齐地排列，阳光开始从敞开的大门里倾泻进来。胡须被很熟练地修剪，我都记不清上一次这样精细的打理是什么时候，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愉悦。

　　终于修剪完毕，我看见镜子中的自己，这是一位失去父亲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了新发型的年轻男子——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修饰整齐过。理发师满面笑容地打量着他的作品，启动吹风机，然后放下工具在我的头发上涂柠檬发油。荒草般的毛发被修剪掉了，我即将去面对崭新的一天。是的，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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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邻居
　　** 托拜厄斯·沃尔夫 **

　　我醒来时感觉害怕。我妻子坐在我的床边，在摇晃我。

　　“他们又闹起来了。”她说。

　　我走到窗前，他们家的灯全开着，楼上楼下都是，好像钱多得花不完。男的在吼，女的尖声回敬，狗也叫起来。安静了一小会儿，接着那个小孩儿哭了，可怜的小东西。

　　“最好别站在那儿，”我妻子说，“他们可能会看到你。”

　　我说：“我要报警。”心里也知道她不会让我。

　　“别去。”她说。

　　她害怕如果我们投诉，他们会毒死我们的猫。

　　邻居那个男的还在吼，但是因为狗叫，小孩儿又哭，听不清他吼的是什么。女的笑了起来，但不是真的想笑——“哈！哈！哈！”——后来突然发出一小声尖叫，然后一片安静。

　　“那个男的打了她，”我妻子说，“我感觉正像是打了我一样。”

　　邻居那个小孩儿发出长长的一声号哭，狗又开始叫起来。那个男的出门走上他家的车道，砰的一声关上门。

　　“小心点。”我妻子说。她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被子拉到脖子那儿。

　　那个男的嘴里嘟嘟囔囔的，猛地拉裤链。最后拉开了，他走到我们家的栅栏那里。那是白色尖桩栅栏，最主要是起个装饰功能，拦不住人，是我自己竖起来的，还一路沿着它种了金银花和三角梅。

　　我妻子说：“他在干吗？”

　　“嘘。”我说。

　　他一只手扶着栅栏，用另一只手帮忙，对着花就尿上了。他就那样从栅栏这头走到那头，一棵花都没有漏浇。尿完后，他把他那话儿抖了抖，拉上裤链又回头走过车道。他在砾石路上差点滑了一下，不过又稳住身子，骂了一句进屋，又是砰的一声关上门。

　　我转过身时，我妻子身子往前倾着，在看着我。她扬了下眉毛。“别又来了。”她说。

　　我点点头。

　　“有他和那条狗，那里还能长出什么来倒是奇迹呢。”

　　我宁愿聊聊别的，想到那些花让我挺不痛快。邻居那个女的在大喊大叫。“你听。”我说。

　　“我以前同情她。”我妻子说，“现在不了。从上个月就不了。”

　　“我也是。”我说，一边努力回想上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同情那个女的，不过说起来，我从来就没有同情过她。她会吼那个小孩，原谅我吧，但是我不准备为一个那样对待小孩的人感到很激动。她会尖声说出像“我想我跟你说过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这种话，而那个小孩儿还不会说话呢。

　　至于她的长相，我想你得承认她长得漂亮，但不会一直漂亮下去，骨架不行，有点肌肉松驰的样子，似乎除了油炸圈饼和奶昔，她从来别的什么都不吃。她皮肤白，那个小孩儿长得像她，这倒不是说你想着应该像那个男的，长得黑，身上还毛烘烘的。那个男的就算穿着衬衫，你也能看出他的背部和肩膀上全是汗毛，茂盛，弹簧一样，就像艾尔达犬的毛。

　　现在他们全都闹起来了，还把音响开得震天响，那种乐队的音乐。“我可怜的是那个小孩儿。”我说。

　　我妻子用手捂着耳朵。“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她说。然后又拿开手。“也许电视上有什么看的。”她坐起来，“看看约翰尼的节目上是哪个嘉宾。”

　　我打开电视。电视以前在书房，但是几年前我妻子生病时，我把它搬过来了。当时我自己照顾她——做饭什么的，我甚至做到了不用她下床就能换床单。我妻子病好后，我一直想把电视再搬回书房，却一直拖着没搬。电视放在我做的一张小桌子上，在我们两张床之间。约翰尼在跟小萨米·戴维斯说什么，埃德·麦克马洪笑弯了腰。他总是这么快活。假如你要踏上一段漫长的航程，带上埃德·麦克马洪倒是不错。

　　我妻子想知道别的还放什么。“《黄金国》，”我读道，“‘一个节奏明快的冒险故事，关于一群镇民去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城。’旁边标着两颗半星。”

　　“哪里的镇民？”我妻子问。

　　“上面没写。”

　　最后我们就看那部电影。一个盲人来到一个小镇，说他去过黄金国，他会带探险队去那里，报酬是获益也分他一份。他失明，但是他们骑马前去时，他会一个个说出那些显著标记。一开始人们取笑他，但是最后，所有那些最有权势的镇民碰了一下头，决定试试。他们很快就遭到阿帕奇族印第安人袭击，探险队里有几个人想返回，但是每次他们准备回头时，那个盲人又告诉他们一个显著标记，所以他们一直骑马前行。

　　隔壁那个女人快疯掉了。她跟他说的话，绝对不会再有人那样对另外一个人说。这让我妻子感到不安。她看着我。“我能过来吗？”她说，“只是串串门？”

　　我把毛毯拉开，她钻了进来。那张床一个人睡着挺好，但是两个人睡就挤了。我们侧躺着，我在后面。我不是有意，但是没过多久，我那话儿自个儿硬起来。我搂着妻子，手往上放到她的双峰那里，然后往下摸过平原，朝着下面而去。

　　“嗨，”她说，“别摸索，今天晚上别了。”

　　“对不起。”我说。

　　“我只是串串门不行？”

　　“别提了，我说过对不起了。”

　　那些镇民正在穿越沙漠，马上就要没水喝，他们嘴唇干裂。尽管那个盲人已经警告过，但还是有个人喝了被投了毒的井水，死相恐怖。当天晚上，另外的人围着篝火吵了起来。他们多数都想回家。“这根本不是白人该来的地方。”一个人说，“照我看，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他说。但是那个盲人描述了一块金子，又大，纯度又高，你要是直接去看，会把你的眼睛灼瞎。“我本来应该知道的。”他说。他说完后，那些镇民都沉默了，一个个走开躺在他们的铺盖卷上。他们头枕着手看着天上的星星。一条山狗叫了一声。

　　听到山狗叫，我想起我妻子为什么不再同情邻居那个女的了。那是个星期一的晚上，大约一个月前，我下班后刚到家，邻居那个男的开始打那条狗，我不是说仅仅揍一两下。他在打狗，一直打，直到那条狗叫都叫不动了：能听到那条可怜的畜生的叫得变了声。最后全停了。几分钟后，我听到我妻子“哦！”了一声，我去厨房看看出了什么事。她站在窗前，那面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厨房。那个男的让她妻子背靠冰箱，两人双膝相错，正亲得很起劲。之后的一两个小时里，我妻子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后来说她再也不会把同情心浪费到那个女人身上。

　　那边安静下来。我妻子睡着了，我的胳膊让她枕着，也麻掉了。我把胳膊抽出来，手指伸开又合拢，心里在想要不要叫醒她。我喜欢睡在自己的床上，这张床我们俩睡不够宽。最后我决定一个晚上换换地方也没什么不好。

　　我起来收拾了一会儿盆栽，浇了水，有些搬到窗户那里，有些往后面搬。我把那盆枝茎开始长得细长的锦紫苏修剪了一下，把剪下来的放在窗台上的一杯水里。邻居那边除了照在卧室窗户上的那盏灯，别的灯全关了。我还在想着他们所过的生活和那种生活怎样持续啊持续，直到那似乎就是他们想过的生活。每个人都总是说人类很善于适应环境，这有多么了不起，但是我拿不准。我有个朋友在伊斯坦布尔看到有人背着一架三角钢琴在街上走，人们只是绕过他继续走。多么惊人啊，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习以为常。

　　我关了电视，睡在我妻子那张床上。她的味道从床褥上升起来，芳香，强烈，让我有点头晕，但是后来我喜欢，它让我想到了栀子花。

　　我之所以没有把剩下的电影看完，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会怎样结尾。那些镇民会自相残杀，死光光，很可能离传说中的黄金城只有十英尺，那个盲人则会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去，不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黄金国。

　　我能够编出一部比那更好的电影。我的电影会是关于一支探险队的，有男有女，他们抛下居所、工作、家人——他们所知的一切。他们横渡大海，到达他们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国家的海岸时，船失事了，淹死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被野兽攻击，被吃掉了。但是其他人想继续前进。他们趟过河流，乘狗拉雪橇穿越一片广袤的冰川，这样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还在冰川上时，他们的食物吃完了，有一阵子，好像他们可能会互相动手，但是没有，最后他们把狗吃掉，问题解决了，这是这部电影中让人难过的地方。

　　最后，我们看到那些探险者躺在长满白色花的草地上。花朵上沾了露水，湿漉漉的，贴着他们的身体，耧斗菜、铁线莲、矮百合、满天星、飞燕草、鸢尾花、芸香花的花瓣把他们完全盖住了，把他们变成了白色，分不清谁是谁，分不清是男是女。太阳出来了，他们站起来，举起手臂，像是一片从无人迹之地上的白色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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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一脸坏相 - 莫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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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脸坏相
　　** 莫拉维亚 **

　　我从来没收到过包裹，可是最近有一天，为了尝试一下去邮局领取包裹的滋味，我想给自己寄一件包裹。因为我就是在那简陋破旧的存放包裹的办公室里开始走运的，那里存放着成堆的种类不同重量不等的包裹，到处是墨水斑痕，屋子里充斥着不通风的气味，满地是湿润的锯末屑。话得说清楚了，不是走什么大运，但总比分发包裹的行当要强。 

　　谁知道瓦兰蒂娜是不是还在那儿？她总是穿着她那件黑色的围裙，波浪式的褐色秀发披在肩上，就像那些上半寄读学校的女孩子似的，眼睛犹如两颗安详的星星，苍白的圆脸在黑色围裙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发青。我知道性格文静的瓦兰蒂娜富有自豪感，也许，她看到我出现在窗口，就假装没认出我来，只是把被撕烂的污迹斑斑的收据单子递给我，并用她粉红色的手指头点着我该签字的地方。她是个严肃的姑娘，手指没染指甲油：“你在这儿签字。”然后，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就把包裹冲着我脸这边一扔，然后就到邮局的后屋里，钻在那些堆满包裹的书架中间去浏览她的那些电影小报。 

　　正像我说的，我正是从那个邮局开始走运的；更确切地说，是因为瓦兰蒂娜才开始走运的；或者说是因为她对于电影的激情才走运的。 

　　我长得丑，脸又黑又歪，一副坏相。我失过几年业之后，很高兴在邮局找到一份差使，所以我整天只顾着分发包裹，没想别的。可是瓦兰蒂娜长着漂亮的脸蛋，她总不满意，总想上电影院。为什么她这样想，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她是常常去看电影的；有人错以为只要老去看电影就意味着自己也会演电影了，可她老想去看电影。我们俩从来没说过我们相爱，虽然我有点爱上她了，而且我也跟她表示过了，但我们俩没有一起出去过，连咖啡馆也没去坐过。在邮局里瓦兰蒂娜没把我们大家看在眼里，她情愿自个儿呆着也不愿让我们这些一文不值的人看到她。后来，有一天，她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雷那托，我不愿意跟你一起出去，因为你的脸长得太丑了。” 

　　“我的脸怎么丑啦？” 

　　“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但你长着一副坏相，请原谅我这样说你。” 

　　那些日子里有一天，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金黄头发的小伙子，领带打成了蝴蝶结，探头到窗口。瓦兰蒂娜拿起包裹单，慢慢地朝书架走去。可那位年轻人突然叫住她：“小姐。” 

　　她立刻转过身来。“小姐，”那人说，“没人对您说过您可以去拍电影吗？” 

　　我呆在一个角落里注意地听着，我见瓦兰蒂娜满脸通红，她的脸平生从来没有这样红润过：“没有，没人这么说过，怎么啦？” 

　　“因为，”那人仍是那么轻浮地说，“您的脸蛋儿长得很漂亮。” 

　　“谢谢。”瓦兰蒂娜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直立在邮局办公室中间，双手交叉放在前面。但是年轻人现在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又仔细打量了一番瓦兰蒂娜，接着又说：“行，您先去给我把那个包裹拿来。” 

　　她听从了他，当她双手颤抖着在架子上挪动包裹时，我若无其事地跟在她后面，我追上了她。我靠近她悄声地说：“你不会相信那个公子哥儿的话吧？” 

　　瓦兰蒂娜也悄悄地回答我说：“你别管我。” 

　　“那么你相信他喽？” 

　　“我说了，你别管我。” 

　　然后她找到了包裹，把它交给了小伙子，与此同时他掏出自来水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些什么。他取了包裹，并把纸条递给了她说： 

　　“星期二你按照这个地址来电影制片厂……我们正需要一位长得像您这样脸型的人……您去找我就是了。”瓦兰蒂娜惊异极了，她半死不活地把那纸条塞进了围裙兜里，随后那人就走了。 

　　我说过瓦兰蒂娜从来没有接受过我的邀请。可是到了要去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她却跑来找我。“你陪我去吧，”头天晚上她对我说，“我不想一个人去。”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我陪她去：也许是出于胆怯，因为她生性羞怯；也许是她无意识地想炫耀自己，为了让我分享她的成功。 

　　星期二，瓦兰蒂娜到弗拉米尼奥广场赴约，她穿上节日的盛装： 

　　一件深蓝色的新羊毛大衣，丝袜子，带有小蝴蝶结装饰的鞋，手里拿着一把小红伞，伞上面也有一只蝴蝶结。第四个蝴蝶结打在她头发上。

　　她跟往常一样头发披在肩上。说实话，看到她这么漂亮，以及那两只像是两颗星星似的温柔的眼睛，我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了一种柔情： 

　　“你放心，”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会要你的……以后我们在邮局见不到你了。” 

　　制片厂在蒙特马里奥山下，因为下雨，山脚下的一条杂草丛生的乡间马路都被淹了。我们在这条马路上行走时不得不从一个水坑跳到另一个水坑，我们看见围墙和栅栏门在马路的尽头，还有矗立在围墙上面的摄影棚的屋顶。门房的看守给我们开了门，我不知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怯生生的，随后也没好再问。我们进了空旷地，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该上哪儿去。那是一片很开阔的空地，四周停放着那么多排列好的汽车，有几群人在那空地上散步，有些穿得跟我们一样平常，有些却穿得很滑稽，他们的脸涂得跟砖头的颜色一样。于是我对瓦兰蒂娜说：“那是些演员……很快你也得脸上涂着那些色彩散步。” 

　　瓦兰蒂娜没说话，因为喜悦和兴奋，她都说不出话来了。我们不知道摄影棚在哪儿，但我们看到棚子的门上都有号，我偶然地走近一个棚子的门，抓住了门把手并打开了门：那是一道垫了夹层的门，厚得跟保险柜似的。我走了进去，瓦兰蒂娜踮着脚尖跟在我后面。现在我们在摄影棚里头了，里面简直漆黑一片，只有一盏灯照着低处的一个像是用羊皮纸做的布景，半面砖墙上是半面屋顶，透过墙上的半扇门可以见到半间屋子里的半面墙壁和半张床。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躺在床上，一束白色的光照着她，那女人拧绞着双手，一个男人趴在她身上，他举着拳头，一只膝盖跪在床上。我低声地对瓦兰蒂娜说：“瞧，他们正在排演。”这时，传来一声吼叫：“安静。”我吓了一跳，我觉得他们是在说我。我们走上前去，于是发现那半张床后面有摄像机，周围拥着很多人；别的人都盘踞在黑洞洞的摄影棚里像是那么多的老鸦似的。于是那可怜的半裸女演员得重新拧绞着她的双手，那男的得重新举起他的拳头。然后，有人抽出两块木头敲打着，发出响板那样的声音，又喊了一声“安静”，接着是摄影机嗡嗡的响声，拍呀，拍呀，当女演员在床上拧绞着双手时，男的终于打了她一拳头，可是他是真打她了，以致她发出一声呻吟，我听上去并不是假装的。这就是我第一次进摄影棚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可怜的瓦兰蒂娜，她是那么憧憬拍电影，却从来没见过，我想摄影棚也会给她留下同样的印象的。 

　　然后，随着一声“行了”，摄像机的轰鸣声就停止了。女演员从床上起来，灯光熄灭了，大家都来回走动着。我明白该是打听的时候了。我走近一位技师，问他：“劳驾，我找扎嘎里尼先生。” 

　　“谁叫扎嘎里尼？”他问道，那人真蠢。 

　　我茫然失措。幸好另一位技师热情地凑过来说：“扎嘎里尼……他不在这里……他在三号剧场。” 

　　我们急忙走了出来，穿过空地，朝三号剧场走去。我们又打开了一扇那样沉重的门，走进了一个跟刚才类似的摄影棚里。但这里没在拍电影：里面灯光通明，见有许多人在讨论。我们稍稍靠上前去，因为我们心里害怕，而那些人在那里大喊大叫的，看上去真像是发怒了。 

　　一个戴着玳瑁框架眼镜、瘦得跟钉子似的人比划着双手吼叫，他那两撇黑胡须随着他那一口白牙齿上下跳动着：“不行，不行，不行。” 

　　而扎嘎里尼，正是他，问道：“为什么不行？” 

　　小胡子还是吼叫着回答说：“因为他太面善了……是一副好人的长相……可我要的是有一脸的坏人相，无赖相，恶棍相的。” 

　　“那你就用普罗耶蒂吧。” 

　　“不行，不行，他也太面善……跟面团儿似的，心宽体胖的……不行，不行。” 

　　“你用塞拉菲诺吧。” 

　　“不行，不行，……塞拉菲诺面不善，但像个天使，而且是个上等天神……谁能相信他能演坏蛋呢？……谁能相信他？” 

　　我明白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可已经在那儿了，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那导演始终焦躁不安地吼叫着，我乘导演走开的一会儿工夫，走近了扎嘎里尼，低声地对他说：“扎嘎里尼先生，我们来了。” 

　　“谁？什么我们？”他生气地回答说。 

　　“瓦兰蒂娜小姐，”我让在一边回答道。瓦兰蒂娜走上前，微微表示致意。“邮局管包裹的小姐……是您让她来的。”扎嘎里尼大概已把这事给忘了。然后，他看了看瓦兰蒂娜，似乎想起来了，并尽量以一种客气的语气说道：“对不起，小姐，没有您的角色。” 

　　“怎么？就在星期五，您不是对她说需要一个像她那样的姑娘吗？” 

　　“原来是需要……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已经找到了。” 

　　“可您倒是说说，”我恼怒地说，“这算什么事儿……让我们来这儿，又说已找到另一个了。” 

　　“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呀？” 

　　我正想回他几句难听的话，可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起来：“就是他……就是他……这就是所要找的人。” 

　　冲到我跟前的是导演，用手指点着我的胸膛，两眼闪闪发光。我尴尬地问道：“他？谁呀？”导演说：“您是个歹徒，是个拐卖女人的骗子，一个恶棍，一个靠女人卖淫为生的男人，对不对？……您说说，您是不是一个无赖？” 

　　“瞧您说的，”我生气地说道，“我是国家的一名公务员……我叫雷那托·帕里吉尼。” 

　　“不，您是我们需要的恶棍，您那副面孔，正是我寻找那种无赖的面孔……您就是无赖。” 

　　还是长话短说吧，扎嘎里尼走过来对我解释说，他们正在找一个长有一副无赖相的人当一个小配角；而我的长相正好合乎他们的需要；这样，如果我愿意的话，排练的那天我可以来一下。“那瓦兰蒂娜呢？” 

　　“毫无办法，她这样的我们应有尽有。”导演兴奋中大声吼道。但后来他看到瓦兰蒂娜眼泪汪汪的样子，就马上改口，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道：“今天我们需要长得像无赖的人，我们找着了……以后当我们需要长得像天使般的人时，我们就考虑您。” 

　　我们就这样走了。可是一到电影制片厂外面，走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时，瓦兰蒂娜就离开我远远的，她一言不发。跟往常一样，在无轨电车站的月台上有很多人，她茫然地环顾着四周。可怜的姑娘，在梦想能拍上电影发财致富之后，坐无轨电车对她来说似乎太委屈了。 

　　她突然对我说：“再见，雷那托……我想叫一辆出租车，是因为我有急事……我不让你坐我的车，因为我们住的不是一个方向。”她没等我吭气就走远了，她穿过了湿淋淋的街道，身上飘着那么多的蝴蝶结，朝出租汽车站走去。 

　　后来我没再见过她，因为第二天我没去邮局，我去排练了，而且排练得很成功。从此我就开始在电影制片厂工作，没有怎么间断过。 

　　我专演各种小配角，有时不用说话，总是演歹徒、恶棍、拐骗妇女者、骗子、窃贼一类的角色。 

　　最近我在街上遇见了一位邮局管包裹的老同事，从他那里得知瓦兰蒂娜已与一位离她四个窗口的自取邮件处的职员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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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一代不如一代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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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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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代不如一代
　　** 梁文道 **

　　人，固然一代不如一代；原来食物也是，我从未听过有哪一种食材被认为是今天好过以前的。虽然有些东西好像真的比从前美味，例如柳橙；老人却说它变得太甜没“橙味”。那么苹果呢？富士苹果难道不比“地厘蛇果”香甜吗？啊，它们根本是不同的品种；而且就算是富士苹果，如今大量生产的廉价版又怎及得上当年价比金箔的前辈呢？我一直怀疑这种传说，正如我不相信人的素质会日渐下降一样；直到我亲身体验到愈来愈多的实例，并且发现了合理的解释。

　　走一趟自助餐的海鲜桌，取几尾小海虾，拿两片烟熏三文鱼，你会发现它们真有点不对劲。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没有它们该有的“虾味”和“鱼味”。不是因为小时候尝到它们的机会不多，所以回忆中的味道要比现实好；而是获取这些鱼虾的方法变了。营养学家玛丽昂·内斯特莱（MarionNestle）主张，现在的三文鱼一定要彻底煮熟才能入口，而且绝对不能吃它的皮，因为它的油脂层充满了毒素。至于海虾，全世界最大出产国越南的海洋生物学家也提出了警告，当地的暖水海虾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于是连它生产的虾也愈来愈有问题了。

　　这种污染不是一般的污染，它的来源是过度的化学饲料，海洋农场（shrimpfarming）的直接后果。我们太喜欢三文鱼，太喜欢小海虾，希望用最低的价钱就能得到无尽的享受，结果得到的不只是对人体有害的食品，甚至还是违反初衷的无味饲料（养人的饲料）。就以三文鱼来说吧，任何有经验的厨师都会告诉你野生三文与养殖三文的分别有多大，后者的肉质松散，油脂呈口水状，几乎不能叫做三文鱼。要是再加上营养学家的建议，皮不能吃，肉要煮熟，最后上桌的东西应该比不上罐头沙丁鱼。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用沙丁鱼代替三文鱼呢？难怪今天在一般西餐厅吃鱼，烤沙丁总是比任何一种做法的三文多了一股鲜味。

　　另一种人们愈爱吃结果愈是难吃的食物就是鸡肉了。走地鸡的妙处人人都知，即使养鸡，现在的产品也完全不能和四十年前相提并论，尤其是美国鸡。1970年代的鸡场要花十个礼拜才能养大一只鸡，现在那种拥挤黑暗的工厂化环境只用四十天就能把一只刚孵化的小鸡变成一头大肉块了。专家还发明了新名词去形容现代鸡肉：“P.S.E”，意思是“pale，soft，exudative”，简单讲就是又惨白又“流”。肉味不足肉质绵软倒也罢了，这种鸡长得还像一个隆胸失败的怪兽，胸前总是肿大得不成比例，看起来很吓人。这是因为美国人出于健康的考虑，专吃所谓的“白肉”，才让鸡农养出了这么变态的鸡。吊诡的是，为了让这一大块白肉不至于味同嚼蜡，鸡场还会为它注射磷酸盐。所以美国人吃的“白肉”并没有真的令他们变得更健康。

　　鸡、虾和三文鱼，都只不过是现代食物生产体系的冰山一角，推动整个体系运转的力量，无非是我们的贪婪。一方面食欲放纵过度，另一方面则不断压低生产的成本。最后，农场和渔夫赚的钱不比以前多很多，我们则吞下了大量有害的疑似食物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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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
　　** 莫泊桑 **

　　这是在上灯前喝茶的时候。别墅俯瞰着大海；太阳已经落山，留下满天的红霞，而且好像撒上了一层金粉。地中海上风平浪静，那平坦的海面在即将逝去的日光下闪闪发亮，看上去如同一块其大无比的、光滑的金属板。

　　远远的，在右边，那些锯齿形的山峰在淡红色的晚霞里显露出它们黑魆魆的身影。

　　大家谈到了爱情，议论这个老题目，谈的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事情。黄昏的淡淡的忧郁气氛使谈话变得很温和，使一个个人心情都很激动。“爱情”这个词儿不断地重复出现，时而由一个洪亮的男嗓音说出来，时而由一个轻快的女嗓音说出来，仿佛充满在这间小客厅里，像鸟儿似的飞翔，像幽灵似的盘旋。

　　一个人能够持续不断地爱许多年吗？

　　“是的，”有人这么肯定。

　　“不，”也有人这么断言。

　　他们区别一些不同情况，划清一些界限，举出一些例子。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充满了回忆，那些使人烦乱的回忆纷至沓来，尽管到了嘴边，却不能说出口，加以引用，因而弄得他们看上去好像十分激动，带着深刻的情绪和强烈的兴趣谈论这件既平凡而又高尚的事——两个人之间的神秘的感情结合。

　　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他眼睛望远处，嚷了起来：

　　“啊！瞧，那边，那是什么？”

　　在远在天边的海面上浮现出一团灰色的东西，体积庞大，模糊不清。

　　女人们站起来，困惑不解地望着她们从没见过的这样惊人的东西。

　　有人说：

　　“这是科西嘉岛！每年在某些特殊的气侯条件下，空气清澈透明，没有经常笼罩着远处的那种水蒸气形成的雾霭，就可以看到它两三次。”

　　山脊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来，甚至还有人以为看到了山峰上的积雪。这次意外地出现了一个世界，这个从海里钻出来的幽灵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感到不安，几乎还感到了恐惧。那些像哥伦布一样到未经勘探过的海洋去旅行的人，说不定会见到这样的奇景。

　　这时候有一位还没有开过口的老先生说：

　　瞧，这个岛出现在我们面前，好像是为了用它自身来回答我们谈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一件离奇的往事。我曾经在这个岛上看到过一个忠贞不渝的爱情的例子，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的爱情的例子。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例子。

　　请各位听听吧：

　　五年以前我到科西嘉去旅行。这个蛮荒的岛屿对我们说来，比美洲还要陌生，还要遥远，虽然在法国的海岸有时候能像今天这样看见它。

　　请你们想象一个还处在混沌状态中的世界吧！除了山就是山，山与山之间是狭窄的沟壑，里面淌着湍急的流水，没有一片平原，只有像巨大的波涛似的花岗岩，和起伏很大的土地，土地上覆盖着灌木林或者栗树林和松树林。这是一块没有耕种过的、荒凉的处女地，虽然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个村庄，看上去就像山顶上的一堆岩石。没有农业，没有工业，没有艺术。你永远不会遇到一块加工过的木头、一片雕刻过的石头，永远不会遇到一样纪念品，说明祖先们对优雅美丽的事物的幼稚的或者是高雅的爱好。对迷人的形式的追求，我们称之为艺术；在这块景色壮丽而又严峻的地方，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正是世代相传的对这种追求的冷漠态度。

　　在意大利，每一座充满杰作的宫殿本身就是一件杰作；大理石、木头、铜、铁、金属和石头都证明了人类的才华；在老房子里放着的那些古老的东西，哪怕是最小的，都显示出这种对美的无比崇高的企求。意大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神圣的祖国，我们爱它，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向我们证明了具有创造性的智慧的努力、伟大、威力和胜利。

　　在它的对面正是蛮荒的科西嘉，简直就像还停留在当初刚降生的时代。那儿的人住着粗糙简陋的房子，凡是与自己的生活或者与自己家族的纠纷无关的事，都不关心。他们继续保留着缺少教养的民族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暴躁，好记恨，无意识地残忍凶暴，但是他们也好客，慷慨，忠诚，单纯；他们打开门欢迎每一个过路的人，哪怕是一丁点儿同情他们的表示，他们都愿意用真诚的友谊来报答。

　　唔，我在这个景色壮丽的岛上漫游了一个月，感到好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没有旅店，没有酒馆，没有公路。你沿着骡子走的小道来到那些挂在半山腰、面临弯弯曲曲的深渊的村庄；到了晚上可以听见从深渊里传上来的连续不断的响声，那是急流的低沉、深长的响声。你敲敲那些房子的大门。你要求让你留宿一夜或供你吃到第二天。你坐下来吃那简单的饭菜。你睡在简陋的房子里。到了早上，你握住主人伸出的手告别，他一直把你送到村边。

　　后来，有一天在走了十个钟头的路程以后，傍晚来到了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跟前。这所房子在一条狭窄的山谷里，山谷在一法里以外通到大海。两道陡峭的山坡上覆满丛林、坍落的岩石和大树，像两堵阴暗的墙锁住这凄凉悲惨的沟壑。

　　茅屋的周围有几株葡萄，一片小园子，再远些有几株高大的栗树；总而言之，吃的有了，对这个穷地方来说这算是一笔财产了。

　　接待我的那个女人已经上了年纪，态度庄严，衣衫整洁，这在当地是少见的。男的坐在一把草椅子上，立起来向我行礼，然后又坐下来，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老伴对我说：

　　“请您原谅他；他的耳朵现在聋了。他今年八十二岁。”

　　她说的是纯正的法语。我感到惊奇。

　　我问她：

　　“您不是科西嘉人？”

　　她回答：

　　“不是；我们是大陆上的人。不过我们住在这儿已经有五十年了。”

　　想到在这个远离热闹的城市、凄凄凉凉的角落里度过的这五十个年头，我不由得感到了不安和恐惧。一个老牧羊人回来了，大家开始吃只有一道菜的晚饭，是用土豆、肥肉和白菜放在一起熬的浓汤。

　　这顿简单的饭很快吃完以后，我来到门外坐下，望着阴郁的景色，我的心由于景色的凄凉而揪紧了，出门人在愁闷的傍晚，在荒凉的地方，往往会感到忧伤，我的心里这时也感到了忧伤。就好像生活、世界，一切一切都快要结束了。你突然一下子看见了可怕的人生苦难，离群独居，一无所有，难以忍受的内心孤独，一直到死都靠着梦想来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

　　老妇人来到我跟前。即使是最听天由命的人，心灵深处也还有着好奇心，她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折磨下，问道：

　　“您是从法国来的吗？”

　　“是的，我出来游山玩水。”

　　“您也许是从巴黎来的吧？”

　　“我是从南锡来的。”

　　我觉着她好像非常激动。这一点我是怎样看出或者不如说是怎样感觉出来的，可就说不来了。

　　她慢吞吞地跟着说了一遍：

　　“您是从南锡来的？”

　　那个男的出现在门口，像所有聋子一样，脸上毫无表情。

　　她接着说：

　　“没关系。他听不见。”

　　过了几秒钟以后她又说：

　　“这么说，您认识南锡的人了？”

　　“当然，差不多所有的人我都认识。”

　　“圣阿莱兹家的人认识吗？”

　　“认识，而且很熟，他们是家父的朋友。”

　　“请问您贵姓？”

　　我说了我姓什么。她聚精会神地望着我，然后用回忆起往事时的那种低低的声音说：

　　“对，对，我记起来了。布里瑟玛尔一家子，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全都死了。”

　　“啊！西尔蒙一家子，您认识吗？”

　　“认识，最小的一个现在当将军了。”

　　这时候她激动，她苦恼，她有了我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强烈、神圣的混乱感情，她有了我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需要，需要承认出来，需要说出一切，需要谈谈她一直闷在心底里的那些事，还有那些提起名字就会扰乱她内心平静的人。因此她浑身哆嗦着说：

　　“是的，亨利·德·西尔蒙，我知道他。他是我的弟弟。”

　　我大吃一惊，抬起头来望着她，猛然间我想起了一件事。

　　从前发生过一件轰动整个洛林贵族阶层的大事。一个年轻姑娘，又美丽，又有钱，叫苏姗娜·德·西尔蒙，被她父亲指挥的那个团里的一个轻骑兵士官拐走了。

　　这个引诱团长女儿的士官，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虽然是农家子弟，但是穿起骑兵的蓝色短军服显得非常神气。大概是骑兵队伍经过时，她看见了他，注意了他，并且爱上了他。但是她怎么跟他说话，他们又怎么能够见面，互相约定呢？她怎么敢让他明白她爱他呢？这个就从来没有人知道了。

　　没有引起丝毫猜测，也没有引起丝毫怀疑。一天晚上，那个当兵的刚服役期满，就跟她一起不见了。到处寻找他们，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没想到我却在这个阴森可怕的山谷里遇到了她。

　　于是轮到我说了：

　　“是的，我记起来了。您是苏姗娜小姐。”

　　她点了点头。泪珠从她的眼睛里滚下来。接着她朝呆坐在茅屋门口的那个老人望望，对我说：

　　“就是他。”

　　我明白了她仍旧爱着他，她仍旧用迷恋的眼光望着他。

　　我问：

　　“至少您过去幸福吧？”

　　她用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回答：

　　“啊！是的，很幸福。他曾经使我很幸福。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凝视着她，既感到悲哀和意外，也对爱情威力之大感到惊异！这个富贵人家的姑娘跟随了这个男人，这个农民。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农民。她接受了他的那种没有魅力、没有奢华、没有任何一种雅致考究的生活，她适应了他的简朴的习惯。她仍旧爱他。她变成了一个戴着便帽、穿着布裙子的乡下女人。她在白木桌子前，坐在草椅子上，用一只瓦盆子吃白菜、土豆加肥猪肉熬的汤。她挨着他睡在一条草垫上。

　　她除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别的！她并不惋惜首饰、丝绸、优雅、柔软的坐椅、四面张着帷幔的香暖的房间，以及身子钻进去后可以得到舒适的休息的鸭绒被。她除了他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他在身边，她什么也不求了。

　　她年纪轻轻就放弃了生活，放弃了世界和曾经养育过她、爱过她的那些人。她单独一个人跟他来到这个蛮荒的山谷里。对她来说，他就是一切，就是一个人所能要求的一切，所能梦想的一切，所能无限希望的一切。他使得她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了幸福。

　　她不可能更幸福了。

　　这一整夜我听着那个老兵的嘶哑鼾声，他躺在简陋的床上，身边是跟着他来到这个如此遥远地方的女人。我一边听一边想着这段离奇而简单的故事，想着这个幸福，它如此充实完美而它的要求又如此之少。

　　太阳出来了，我握过这一对老夫妻的手以后就动身了。

　　说故事的人闭上了嘴。有一个女人说：

　　“不管怎么说，她的理想太鄙下，她的需要太粗俗，她的要求太简单。这只可能是个傻子。”

　　另外一个女人慢吞吞地说：

　　“有什么关系，只要她幸福。”

　　那边，在远远的天边，科西嘉消失在黑夜中，慢慢地回到大海里，抹去了它那巨大的身影，好像刚才是为了亲自来叙述在它岸上居住着的一对谦卑的情人的故事，才特地显露出来的。

　　译者：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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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隐藏的美
　　** 卢尔斯 **

　　平凡的东西，运用得恰当，就会美丽。

　　有一年圣诞节我收到一件不平凡的礼物——一块手镜大小的蓝色塑片，里面嵌着不规则的绿、蓝、褪色云母片，和有些类似鱼儿轮廓的东西。它看起来没有任何用途，也不美丽，我道了谢就把它束之高阁而忘了。

　　有一天因为需要腾出空间，我拿下了那个盒子，因而再看了上眼我的礼物，我注意到在一端有个钩子，盒底上印着一项说明：挂在向阳的窗口。

　　我走到厨房里，将这件礼物挂在几乎终日有阳光倾泻进来的一扇窗口上。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霎时五光十色涌进了我的厨房，透过海蓝色椭圆形辉映着，随着阳光的移动，这小小的海底世界由碧绿色转为深蓝色，再转为曙光的紫罗兰色，带着潮汐起伏的无穷魔力与韵味，谁也没想到在我的厨房窗口，挂着这么一块塑片，通往一个陈年隔代、微光闪烁的海底世界。

　　在圣诞节那天我没有发现那种美，因为我没有能够明白，一件看起来相当平凡的东西，只要恰当地运用它，就会美丽非凡。

　　我的鱼儿一直挂在窗口，它每天提醒我花点时间去发掘人们与礼物隐藏的内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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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柔弱的人
　　** 契诃夫 **

　　前几天，我曾把孩子的家庭教师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请到我的办公室来。需要结算一下工钱。

　　我对她说："请坐，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让我们算算工钱吧。您也许要用钱，你太拘泥礼节，自己是不肯开口的……呶……我们和您讲妥，每月三十卢布……"

　　"四十卢布……"

　　"不，三十……我这里有记载，我一向按三十付教师的工资的……呶，您呆了两个月……"

　　"两月另五天……"

　　"整两月……我这里是这样记的。这就是说，应付您六十卢布……扣除九个星期日……实际上星期日您是不和柯里雅一块儿学习的，只不过游玩……还有三个节日……"

　　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骤然涨红了脸，牵动着衣襟，但一语不发……

　　"三个节日一并扣除，应扣十二卢布……柯里雅有病四天没学习……你只和瓦里雅一人学习……你牙痛三天，我内人准您午饭后歇假……十二加七得十九，扣除……还剩……嗯……四十一卢布。对吧？"

　　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左眼发红，并且满眶湿润。下巴在颤抖。她神经质地咳嗽起来，擤了擤鼻涕，但--一语不发！

　　"新年底，您打碎一个带底碟的配套茶杯。扣除二卢布……按理茶杯的价钱还高，它是传家之宝……上帝保佑您，我们的财产到处丢失！而后哪，由于您的疏忽，柯里雅爬树撕破礼服……扣除十卢布……女仆盗走瓦里雅皮鞋一双，也是出於您玩忽职守，您应对一切负责，您是拿工资的嘛，所以，也就是说，再扣除五卢布……一月九日您从我这里支取了九卢布……"

　　"我没支过！"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嗫嚅着。

　　"可我这里有记载！"

　　"呶……那就算这样，也行。"

　　"四十一减二十七净得十四。"

　　两眼充满泪水，长而修美的小鼻子渗着汗珠。令人怜悯的小姑娘啊！

　　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有一次我只从您夫人那里支取了三卢布……再没支过……"

　　"是吗？这么说，我这里漏记了！从十四卢布再扣除……呐，这是您的钱最可爱的姑娘！三卢布……三卢布……又三卢布……一卢布再加一卢布……请收下吧！"

　　我把十一卢布递给了她……她接过去，喃喃地说：

　　"谢谢。"

　　我一跃而起，开始在屋内踱来踱去。憎恶使我不安起来。

　　"为什么'谢谢'？"我问。

　　"为了给钱……"

　　"可是我洗劫了你，鬼晓得，这是抢劫！实际上我偷了你的钱！为什么还说：'谢谢'？"

　　"在别处，根本一文不给。"

　　"不给？怪啦！我和您开玩笑，对您的教训是太残酷了……我要把您应得的八十卢布如数付给您！呐，事先已给您装好在信封里了！可是何至于这样怏怏不快呢？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沉默不语？难道生在这个世界口笨嘴拙行吗？难道可以这样软弱吗？"

　　她苦笑了一下，而我却从她脸上的神态看出了一个答案，这就是"可以"。

　　我请她对我的残酷教训给予宽恕，接着把使她大为惊奇的八十卢布递给了她。她羞怯地点了一下数就走出去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沉思着：

　　"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权势的强者，原来如此轻而易举！"

　　＊编者：送给刚开始工作的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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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暗恋的道德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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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暗恋的道德
　　** 梁文道 **

　　暗恋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托马斯,曼在《魂断威尼斯》中不无附会地引述了苏格拉底的话：“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加神圣，因为神在求爱的人一边，而非在被爱者那头。”然后他自己再评论道：“这也许是至今最有情味也最可笑的念头，七情六欲的一切诡计狡诈和它们最隐秘的乐趣皆由此诞生。”

　　神为什么会站在求爱者那一方呢？曾经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单恋不会伤害人。这种说法预设了爱情与伤害的共生关系，有爱必有伤，世界上没有不受苦不挨疼的恋爱。而单思和暗恋，受苦受伤的顶多是自己，对方却毫无知情，也不必假装同情，更没有回报的责任。既然这不是个双向回馈流程，你又怎么可能损及对方毫发？所以单恋是最高尚最富道德情操的一种爱恋形式。

　　可是别忘了单思的幻想作用。单思的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愿意为了对方最微小的幸福而付出最大的代价，愿意牺牲一切去完成对方的心愿。就算发现对方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他也以为自己那默默守护的态度才是最伟大的爱，正如凡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守护天使。甚至，他会不自量力地认为对方爱情是自己的甘心成全。当恋人受伤或者遭到抛弃，自己就会象天使一样现身抚慰。

　　然而他现身了吗？他现身过吗？没有。因为这是单恋，一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恋爱。由于没有行动，所以一切行动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脑海之中。幻想，当然是无所不能的。又由于一切行动都未曾发生，根据论理学的基本原则，也谈不上善和恶，道德或不道德。只有实际的行为才配得上道德判断，所以单恋，其实是超越善恶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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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一个编辑的藏品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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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编辑的藏品
　　** 梁文道 **

　　其实报刊编辑和作者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么不同的话，差别或许就在于作者用键盘和笔书写，而编辑则利用作者来替自己书写。一个编辑用不着自己动笔，只需调动不同的作者，开发他们的潜能，型塑他们的风格，就能组合并装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当然，我们可以争辩，作者创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编辑就没有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个作者要写的东西。所以，编辑的作品永远是不完整的，永远失控。然而，又有哪一个作者真能达到令每一字都处在自己的严密蓝图之中，恰如其分、刚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编辑的作品，那么好杂志就应该要风格鲜明、气息强烈了，让人一看，就感到在这芸芸作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手艺抢眼，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近几年大陆芸芸文化刊物之中，编辑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万象》了。很多人说它“海派”、“小资”，比起北京的《读书》多了几分闲情，多了几分旧时颜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现成名家如董桥、黄裳、迈克、林行止、刘绍铭和舒国治，也有许多在这里头养出来的新秀像恺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论成名与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协调，合作酿出了一股浓淡有致的清雅韵味。

　　这本杂志背后的作家叫作陆灏，有“沪上美男子，当代邵洵美”之称，可是《万象》没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见他的署名，更别提什么编者前言或后记了，实在是低调得很有性格的编辑。他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万象》，转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东写西读》。一个惯于躲在幕后的编辑要是亲自下笔，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呢？一打开《东写西读》就见引文，陆灏放在书里的第一篇文章是《读〈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现代中国作者中最擅长引经据典、摘字取词的钱锺书的晚年笔记，全书除了引文还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觉得钱先生只不过博学，总是东抄西抄，没什么自己见解。后来我才理解这样的书最难写，虽旁征博引，却环环相扣，让不同的文章和书籍在自己画出来的范围里相互发明相互碰撞。就像一个指挥正在驾御庞大的管弦乐团一样，你能说一个指挥不玩乐器就不算音乐家吗？整个乐团就是他的乐器。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多了，喜欢折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折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我想起20世纪德国大思想家本雅明一生痴迷收藏，不只写过许多谈收藏的文章，还为了藏书的嗜好犯穷，其最大心愿就是要“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早逝的他当然成就不了这等伟大的宏图，唯钱先生庶几近之。至于年轻的陆灏，来日方长，不妨继续革命，这种写书的态度很像一个编辑，问题是它有意思吗？也是本雅明的话，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来会产生“新的宏发性关系”，引述回来的故事也会爆发意想不到的力量。在《举人算得了什么》一文里，陆灏先讲了一堆民国学人的逸闻趣事，最后终于说到“文革”:“听朋友说，‘文革’中造反派找王瑶先生训话，不知什么原因，造反派就要动手打他。王先生一边绕着桌子逃，一边哀求：大王饶命！”此情此景，当然可笑，但它爆发出来的那股力量却又不是“笑话”二字可以道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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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无一失的杀手
　　** 弗.福赛斯 **

　　马克·桑德森喜欢女人。这就跟他喜欢五成熟、拌上生菜色拉的阿伯丁安古斯里脊牛排一样——这二者他同样欣赏。要是觉得饿了，他会打电话给一家合适的餐馆，让人把他想吃的菜肴送到他的顶楼公寓。他消费得起，因为他是一个身价几百万的富翁，而且单位是英镑——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英镑也可以抵上两美元。

　　与大多数事业有成的富人一样，他有三重生活：作为伦敦市成功人士、钻石王老五的公开的职业生活；他的私生活——私生活这个词儿现在未必就是字面的意思，很多人喜欢将自己的私生活曝光于公众之下；还有他的秘密生活。

　　他的第一种生活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专栏和电视节目里。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头脑聪明。六十年代，他开始在伦敦西区从事房地产代理工作，两年后他就学会了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钻法律的空子。二十三岁时，他独自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在仅仅二十四小时内就敲定了圣约翰林地的一处住宅，挣得了一万英镑的利润。此后他创建了哈密尔顿股份公司，这份产业十六年来一直是他的主要财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第一笔交易房产位于哈密尔顿街。这是他最后一次感情用事。七十年代初，赚够一百万英镑后，他不再从事住宅买卖业务，转而去做写字楼开发了。到七十年代中期，他的财富已接近五百万英镑，开始搞多种经营。他如同得了点金术一般，在金融、银行、化工品和地中海度假旅游项目上，都搞得与圣约翰林地的房地产业一样红火。报纸报道了，人们相信了，哈密尔顿旗下十个产业的股票价格也在持续上涨。

　　就在同一份报纸的其他版面上，可以看到他的私生活。拥有摄政公园的顶层套房、伍斯特郡的伊丽莎白时代庄园、卢瓦尔河谷的古堡、昆蒂布的别墅，以及游艇、兰博基尼和劳斯莱斯汽车，还不断有年轻漂亮的新晋女明星跟他合影，或分享那张四米宽的大床。这样的一个人，免不了会成为报纸八卦专栏读者所关注的人物。如果这是在五十年前，诸如身价百万美元的女演员的离婚听证、选美小姐的生父提出诉讼之类的丑闻一旦见报就能毁掉他的前程，但在现在这个年代，八十年代，这些报道只能证明他有能力搞定这种事，这在伦敦西区的时髦人士中，甚至被认为出色得引人羡慕。他真是个相当受公众瞩目的人物。

　　马克·桑德森的秘密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厌烦。他从心底里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马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酸溜溜的笑话。他三十九岁，身体强壮，长得并不难看，有点像马龙？白兰度，但依然是孤身一人。他知道他需要某个人，不用很多，只要一个就够了。他们可以一起生几个孩子，在乡间拥有一个共同的家。他也知道，他很难找到这个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人是什么样，而十年来他还从没有遇到哪怕一个这样的人。与大多数喜欢女性的富人一样，他只会喜欢不看重他的地位、钱财、权力和名声的女人。与大多数追求女性的富人不同的是，对此他还能够保持足够的自我分析能力，还能时常自我警醒——公开地如此声明只会死得很难看。

　　他认定永远不会遇到她了，但在初夏的一个日子里，他遇到了。那是在一次慈善事业的晚会上，大家度过了一个乏味的晚上，而门票那点余钱只够给孟加拉国的孩子们送去一碗牛奶。她在房间的另一边，倾听一个拿着一支大雪茄的矮胖男士说话。她静静地听着，面露微笑，看不出她是对趣闻逸事感兴趣，还是被矮胖子的滑稽动作所吸引。那人正尽力讨好她。

　　凭着与这位矮胖的电影制片人的点头之交，桑德森信步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她名叫安吉拉？萨默斯，握住他的那只手微凉且细长，指甲完美漂亮。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杯看上去像是金汤力的饮料——后来他发现只是汤力水，没有加酒——但在无名指上有一枚纤细的金戒指。桑德森对此毫不在意——有些已婚妇女更容易被勾引。他把那位电影制片人晾在一边，引着女人到旁边去交谈。她的外表让他印象深刻，这有点不寻常；同时也使他激动万分，这就更不寻常了。

　　萨默斯夫人身材高挑，身板挺直，一张脸算不上时髦艳丽，但可以说文静俊秀。她的身材按照八十年代骨感美女的标准来看，绝对不够时尚：她胸部丰满，腰身纤细，双腿修长。她那亮晶晶的栗色头发盘在脑后，看上去很健康，而不是富贵奢华。她身上穿了一件朴素的白色连衣裙，衬托出她那略有晒黑的金黄色肌肤。她没戴首饰，只在眼睛周围略施粉妆，这使她显得与房间里的其他社交圈女士很不相同。他猜测她的年纪是三十岁，后来获悉是三十二岁。

　　他猜测那晒黑的肌肤可能是因为冬天常常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或春天在加勒比海旅游，反正说明她或者她丈夫很有钱，可以过上这种生活，就像这房间里大多数女人一样。两个猜测全都错了。后来他得知，她和丈夫居住在西班牙海岸边的一座农舍里，靠丈夫写作关于鸟类的书籍和她自己教英语的微薄收入过日子。

　　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这深色的头发和眼睛、金色的肌肤和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也许意味着她是西班牙出生的，但她实际上是英国人，与他一样。她告诉他，她来探望住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父母亲，她的一位老同学提议，回去之前应该在伦敦逗留一周时间。

　　她是一个随和的人。她没有奉承他，这正合他的心意，当他说了些稍稍有趣的事，她也不会夸张地大笑去迎合。

　　“你对我们伦敦西区的社交生活怎么看？”他们背靠墙壁观望晚会的时候，他问道。

　　“很可能不是我该过的生活。”她若有所思地回答。

　　“他们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一群鹦鹉。”他刻薄地说。

　　她扬起了眉毛。“我还以为马克？桑德森是这里的一根支柱呢。”她在嘲笑他，口气柔和，但很坚定。

　　“我们社交活动的八卦都传到西班牙了吗？”他问道。

　　“即使在白色海岸，我们也能看到英国的《每日快报》。”她不动声色地说。

　　“也包括对马克？桑德森私生活的报道吗？”

　　“是啊。”她静静地说。

　　“你感兴趣吗？”

　　“我应该感兴趣吗？”

　　“那倒不必。”

　　“那我就没兴趣。”

　　她的回答让他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他说，“可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她思考了一下。“这真是很虚伪。”她说。

　　“包括我吗？”

　　他在低头看她那朴素的棉布织物里面缓慢起伏的胸部，这时候她回过头来看着他。

　　“我不知道，”她认真地说，“我想，也有一定的可能，你会是个还不错的人。”

　　这个回答使他大吃一惊。

　　“你也可能是错的。”他反驳说。但她只是宽容地微笑了一下，像是在对待一个喜欢争吵的小男孩。

　　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们来叫她，她对桑德森客套了几句，准备离开。在走向大堂的时候，他轻声问她可否明天请她出去吃晚饭。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向某位女士发出邀请了。她并没反问他怕不怕被别人看到，也许她觉得他肯定会找个没有狗仔记者的地方。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的，我想我很高兴去。”

　　那天夜晚，他一直在想她，对下半夜他从安娜贝尔找来、现在躺在他身边的皮包骨头的模特毫不理会。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里出现的全是她闪亮的栗色头发，好像此刻她就躺在他旁边，而他正抚摸着她金色的肌肤。他深信，她一定睡得很安稳、很平静，如同她做其他事情那样。黑暗中，他伸手去摸那个模特的胸部，但只摸到了像小狗耳朵般因为节食而发育不良的乳房。他走进厨房，烧了一壶咖啡，到一片漆黑的起居室坐下来慢慢喝。直到太阳从远处的旺斯台德沼泽地里升起，他依旧坐在那里，向外看着公园里的树木。

　　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一桩风流韵事来说并不显得漫长，但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生活。第二天晚上，他去接她，她来到他的汽车边。她把头发高高绾起盘在头顶，身上穿了一件带褶皱的白衬衣，袖子收窄，袖口镶着花边，搭配黑色长裙和一条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有一种爱德华时期的复古风格，他很喜欢，因为这与他昨晚私下想象中的她完全相反。

　　她谈吐聪明自如，还耐心地听他讲生意上的事情。这些他很少对女人说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明白，他对她所产生的感觉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直白的情欲。他欣赏她。她有一种内在的娴静和沉着。这种平静的感觉使他感到安心和放松。

　　他发现，他越来越多地跟她谈论一些他通常不会与别人谈起的话题：他的资产状况，他对这个悲观社会的厌烦——他鄙视这个社会，但同时又猛禽般地掠食，加以利用。与其说她见多识广，更多的其实是善解人意，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种品质比知识广博更可贵。午夜后，他们还在角落的桌子边交谈，这时候，饭店要打烊了。他邀请她一起去他的顶楼套房里再喝一杯夜酒，她婉言谢绝。这种事好几年没发生过了。

　　到了这一周的第四天，他承认自己已经像一个十七岁的男生那样为她神魂颠倒了。他问她最喜欢什么香水，她回答说是迪奥小姐，这种香水她有时候会在飞机上供应的免税商品中买上四分之一盎司。他派手下去邦德街买了最大的一大瓶，当天晚上就送给了她。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但马上又埋怨太大瓶了。

　　“这太奢侈了吧。”她告诉他。

　　他感到有点窘迫。“我只是想给你一件特别的东西。”

　　“肯定很贵。”她真切地说。

　　“这点钱我是花得起的。”

　　“这倒也是。这香水真好，但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为我买东西了。这太过分了。”她坚定地告诉他。

　　周末前一天，他打电话到他的伍斯特郡庄园，让人提前给游泳池水加温。星期六，他们驱车去那里游泳。五月的风吹来还是有点冷，他不得不在游泳池三面都拉上屏风。她从更衣室里出来，身上穿着连体泳衣，裹着一条浴巾。看到她这个样子，他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对自己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是一位绝妙佳人。

　　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她返回西班牙的前一晚。他把劳斯莱斯汽车停在她居住的公寓旁的一条小街上，在黑暗的车内，他们长时间拥吻。但当他想把手伸到她衣服里面去时，她轻轻地但坚定地把他的手推回到他的膝头上。

　　他请求她离开她丈夫，离婚，然后他们结婚。因为他说得很认真，所以她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提议，然后她摇摇头。

　　“我不能那样做。”她说。

　　“我爱你。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全心全意的。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

　　她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黑暗的街道。“是的，你是爱我的，马克。我们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我本应该早点注意到你的感情，不再与你见面就好了。”

　　“你爱我吗？哪怕只是一点点？”

　　“说这话有点过早。我不能那样冲动。”

　　“但你会爱我吗？现在或是将来？”

　　她又表现出女人的矜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会爱你的，或者说，我可能爱上你。你并不像你的外在、你的名声那样。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你其实很脆弱，这很好。”

　　“那就离开他，与我结婚吧。”

　　“我不能那样做。我嫁给了阿尔奇，我不能离开他。”

　　桑德森感到一阵愤怒，他憎恨西班牙那个挡道的未曾谋面的男人。“他有什么比我强呢？”

　　她苦笑了一下。“哦，没什么比你强的。他很脆弱，也没什么能耐？？”

　　“那你为什么不肯离开他？”

　　“因为他需要我。”她简单地说。

　　“我需要你。”

　　她摇摇头。“不，这话不对。你想要我，但没有我你照样能过日子。他就不行了，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不仅仅是我想要你，安吉拉。我爱你，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我欣赏你，我渴望你。”

　　“你不明白，”停顿了一下后，她说，“女人喜欢被人爱，愿意被人欣赏，渴望被人渴望，但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女人需要被人需要。阿尔奇需要我，就像需要空气那样。”

　　桑德森把寿百年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

　　“那么，你与他厮守？？‘至死不渝’。”他咬着牙说。

　　对于他的嘲笑，她没有生气，反而点点头，转过身来凝视着他。“是的，是这样。至死不渝。我很抱歉，马克，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换个时间，换个场合，假如我没有嫁给阿尔奇，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很可能不一样了。可我已经嫁给了我的丈夫，所以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

　　第二天她就走了。他让司机驱车送她去机场赶赴巴伦西亚的飞机。

　　爱、需要、渴望和情欲之间有微妙的差异，任何一种情感都会使一个男人为之着魔。在马克？桑德森的情况里，这四种情感都交织在一起。从五月到六月，随着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他的执念也越来越严重。他以前从来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与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十多年来，他早就已经把道德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他来说，从渴望到决心到设想到计划到执行，只有严密的逻辑和精确的步骤，而这些事情最终总能获得成功。六月初，他决定要把安吉拉？萨默斯搞到手。在设想如何实施的阶段，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公祷书》里的那个词：“至死不渝”。假如她是别的女人，能轻易被财富、奢侈、权力和社会地位打动，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他可以用金钱去迷惑她、得到她；但话说回来，那样的女人不会让他迷恋到这种程度。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打转很久，简直要发疯了，要冲破这个怪圈只有一个办法。

　　他用电话联系了一位房地产代理人，以迈克尔？约翰逊的名字租了一套小公寓，以现金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现金是用挂号信寄去的。他解释说，他将在第二天凌晨抵达伦敦，所以希望代理把钥匙放到门口的垫子下面。

　　他以这套公寓为基地，给伦敦的一个私家侦探事务所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是从不过问业务是否合法的那种——说明自己的要求。听到客户要求匿名，事务所提出要预付费用。他用专递送去了五百英镑现金。

　　一星期后，一封写给约翰逊先生的来信说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差二百五十英镑的费用。他把钱寄过去，三天后，收到了他要的资料。有一份简历，他粗粗看了一遍。一张头像，是从一本关于地中海鸟类的图书扉页上剪下来的，这书销量惨淡，早就绝版了。还有几张用长镜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个子、窄肩膀的男人，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长着瘦瘦的下巴。阿尔奇博德？克拉伦斯？萨默斯少校（“还是个少校！”他心怀恶意地想）是一位外派的英国军官，居住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与阿利坎特之间的一座小别墅里，距离一个落后的海滨小村半英里。资料里有几张该别墅的照片，还有一份文件记录了别墅的日常活动：在小庭院喝早间咖啡；妻子上午去伯爵夫人家里为三个孩子做家教；她下午三点到四点必定会去海边晒太阳、游泳，而这段时间少校要作关于白色海岸鸟类的研究。

　　他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他通知公司员工，说自己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其间可以用电话联系。接下来，他要改变容貌。

　　关于这方面，在杂志上刊登过广告的一家小小的美发店帮上了忙。桑德森在那里将长发理成平头，并把原来天然深栗色的头发染成淡黄色。做头发花了一个小时，效果可以保持两个星期，他的发型还赢得了理发师的一番赞美。

　　然后桑德森驾车直接驶入他的公寓楼地下停车库，坐电梯回到他的顶楼公寓套房，避开了门厅里的管理员。他从公寓里打电话给弗利特街的一个熟人，问到了伦敦顶尖的一家大型图书馆的名字和地址。那里专门收藏当代事件的资料，拥有顶级的专著和大量剪报及杂志。三天后，他弄到了一张迈克尔？约翰逊署名的借阅卡。

　　他从“雇佣军”这个大标题开始查阅。这份卷宗有一些分目录，分别标着“麦克？霍尔”“罗伯特？德纳尔”“约翰？彼得斯”和“雅克？施拉米”等名字。还有的分目录是以地名开头的，如加丹加、刚果、也门、尼日利亚/比夫拉、罗德西亚和安哥拉。他把这些资料全都翻阅了一遍，里面有新闻报道、杂志专题、评论、书评和采访。文章内每提及一本书，他都把书名记下来，到公共阅览室找出那本书阅读。这些书包括安东尼？莫克勒的《雇佣军史》、麦克？霍尔的《刚果雇佣军》，还有专门写安哥拉的《战火威力》。

　　一星期后，这些资料中终于浮现出一个名字。那人参加过三次战役，即使最大胆的作者在提及他时也小心翼翼。他不接受采访，档案里也没有他的照片，但他是英国人。桑德森猜测他还生活在伦敦的某个地方。

　　几年前，在接管一家绩优股公司时，桑德森获得了一份其他公司的清单，包括一家雪茄公司、一家胶卷加工厂和一家文学代理公司。在文学代理公司的资料里，桑德森找到一个私人地址，是他在图书馆里读过的其中一部回忆录的作者地址。

　　作者的原出版商丝毫没有怀疑，并确认这是正确的地址，当初他们就是把微薄的稿费支票寄送到那个地址的。

　　当富豪桑德森以出版商的名义去拜访这个雇佣兵兼作者时，他发现对方已经在走下坡路，并且沉湎在了酒精和对过去的回忆之中。这位前雇佣军人指望访客也许能够重新出版他的书，从而再赚上一笔稿酬，获悉不是这么回事，他很是失望。但他听到可以赚到介绍费时，又眼前一亮。

　　桑德森说自己是约翰逊先生，并说，他们公司听说前雇佣军人的一个战友想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们不想让其他公司得到版权。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那人的下落？？

　　听到那个名字后，前雇佣军人哼了一声。

　　“哦？他想坦白从宽了是吧？”他说，“这倒真是新鲜事。”

　　他一直不肯帮忙，直到喝下六大杯威士忌、拿到一大叠钞票后，才在一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一个地址。

　　“如果这家伙在城里，总会在那里喝酒。”他说。

　　那天晚上，桑德森找到了那个地方，是位于伯爵酒店后面的一个安静的俱乐部。第二天晚上，那人来了。桑德森没看过他的照片，但在回忆录里读到过一段关于他的描述，提到他下颚有条伤疤。酒吧服务员与他打招呼时，叫的名字也符合。他身材瘦长，肩膀很宽，看上去很结实。从吧台后面的镜子里，桑德森看到，那人目光阴郁、嘴角严肃，正喝着一杯啤酒。他尾随那人回家，来到了四百码之外的一栋公寓楼。

　　过了十分钟，他从街上看到房间的灯亮了起来，便去敲门。雇佣军人穿着汗衫和深色的宽松衣裤。桑德森注意到，那人在开门之前先关了门厅里的灯，让自己站在阴影之中。廊道里的灯光照亮了来访的客人。

　　“休斯先生吗？”桑德森问道。

　　那人扬起了眉毛。“你是谁？”

　　“我是迈克尔？约翰逊。”桑德森说。

　　“出示警官证。”休斯以命令的口气要求。

　　“别开玩笑了，”桑德森说，“我是普通公民。可以进来吗？”

　　“谁告诉你来这里找我的？”休斯反问道。

　　桑德森报出情报提供人的名字。“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忘记的。这几天他醉得恐怕连他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休斯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但他可不是因为欣赏这话的幽默。

　　“嗯，是那么回事。”他说，然后把头朝里面一偏。桑德森从他身边擦过去，进入起居室。里边家具很少，相当寒酸，是伦敦地区那种最寻常的出租房，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休斯跟在后面，示意桑德森坐到桌边。

　　桑德森坐下后，休斯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

　　“有什么事？”

　　“有一件工作要办。一份合同。我想，应该说是去杀一个人。”

　　休斯凝视着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你喜欢音乐吗？”最后他这么问。桑德森吓了一跳，他点点头。

　　“我们来点音乐。”休斯说。他站起来，走向角落里床边的一个床头柜，打开柜子上的一部便携式收音机，然后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索。当休斯转回身时，桑德森看到柯尔特点45手枪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他大吃一惊，紧张地吸了一口气。休斯调整音量，音乐声加大了。雇佣兵的手伸进床边一个抽屉里，眼睛依然盯着枪口上方的桑德森。他取出一支笔和一个便笺本，回到桌边，用一只手在纸上潦草地写下两个字，推到桑德森面前。纸上只写着：“脱光。”

　　桑德森的胃部一阵搅动。他听说过这种人有可能很邪恶。休斯用枪口示意桑德森离开桌边。他顺从了，脱掉上衣，解开领带和衬衫，都扔到地上——他没穿背心。枪口又动了，指向下面。桑德森拉开拉链，让裤子落到地上。休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然后开口说话。

　　“好了，穿上吧。”他说。他的手里依然拿着枪，但枪口指向地面。他走过去，把音量调小，然后又回到桌子边。

　　“把外套扔给我。”他说。桑德森已经穿上裤子和衬衣，他把外套放到桌子上。休斯拍了拍软绵绵的西服。

　　“穿上。”他说。桑德森照办，然后就坐下了，他觉得自己需要坐下来。休斯坐在他对面，把自动手枪放在靠近他右手边的桌子上，点上一支法国雪茄。

　　“你这是什么意思？”桑德森问道，“你以为我带着武器吗？”

　　他慢慢摇了摇头。

　　“我看得出你没带武器，”他说，“但如果你带着录音设备，那么我就把话筒绑到你的卵蛋上，把录音带送到你的雇主那里去。”

　　“我明白了，”桑德森说，“没有武器，没有录音，没有雇主。我自我雇用，有时候也雇用别人，而且我是认真的。我要干成一件事，我准备出高价。我也很谨慎，我必须这样。”

　　“对我来说还不够谨慎，”休斯说，“帕克赫斯特监狱里的许多硬汉，就是因为客户嘴巴太大脑仁太小才进去的。”

　　“我需要的不是你。”桑德森平静地说。休斯又扬起眉毛。桑德森继续说：“我不想要住在英国的人，或跟英国有瓜葛的人。我自己住在这里，这就够了。我要一个外国人，到外国去干。我需要一个名字。我准备为这个名字付钱。”

　　他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叠五十张面额为二十英镑的崭新纸币，放到桌子上。休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桑德森把这些钱分成两堆，把其中一堆向休斯推过去，另一堆仔细地撕成两半。这二十五张半截纸币又放回他的口袋里。

　　“前面的五百英镑是预付金，后面的一半事成之后支付。我说的这个‘名字’必须与我见面并同意去干。别担心，这事并不复杂。目标不是什么名人，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休斯看着面前的五百英镑。他没有伸手去拿。

　　“我也许知道一个人，”他说，“多年前与我共事过。我不知道他是否洗手不干了。我得弄清楚。”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桑德森说。休斯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国际电话，”他说，“窃听太多，尤其是目前的欧洲大陆。我得亲自动身去看他，这要再加两百英镑。”

　　“可以，”桑德森说，“找到那人后支付。”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我呢？”休斯问道。

　　“你没法知道，”桑德森说，“但如果我骗你，我觉得你会来追杀我。我真的不想发生这种事情，就为区区七百英镑。”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没在骗你呢？”

　　“同样，我也没法知道，”桑德森说，“我最终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勇夫的。无非是一个合同变成两个合同，可我有的是钱。我不喜欢被人蒙骗。这是原则，你应该懂。”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一直对视着。桑德森觉得自己的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过了一会儿，休斯绽露出笑容，这次笑得很灿烂，说明他真心欣赏这话。他把五百英镑的整张纸币和另五百的半张纸币都拢到自己面前。

　　“我会把你要的名字告诉你，”他说，“并定下会合地点。你见过他并同意交易之后，再把另一半钱寄给我，外加两百英镑的费用。邮件留局待领，伯爵宫邮局，收信人写哈格里夫斯。要寄普通邮件，不用挂号，但封口要严实。如果会合后一周内不给我寄钱，我的伙伴就会认为你是骗子，他就会中止合同。怎么样？”

　　桑德森点点头。“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那个名字？”

　　“一周以后，”休斯说，“我到哪里找你？”

　　“你不用找我，”桑德森说，“我会找你的。”

　　休斯并没有不高兴，他说：“打电话到今晚我去的那个酒吧。晚上十点钟。”

　　一星期后，桑德森按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酒吧服务员接了电话，然后换休斯来接听。

　　“巴黎米奥利大街有一家咖啡馆，你要找的人就在那里聚会，”他说，“下周一中午去那里。那人会认出你。拿上一份当天的《费加罗报》，把大标题冲外，他就知道你是约翰逊。之后，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周一没去，他在周二和周三中午还会在那里。再不去，事情就吹了。你要带上现金。”

　　“多少？”桑德森问道。

　　“保险起见，五千英镑左右吧。”

　　“我怎么知道我不会直接被抢了呢？”

　　“你不知道，”那声音说，“但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酒吧什么地方藏了一个保镖。”线路上一声咔嚓，听筒里传来一阵滴滴声。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在米奥利大街的那间酒吧，桑德森背对着墙壁在看《费加罗报》的最后一版，这时，他面前的椅子被拉开，一个男人坐了下来。这人之前就在酒吧里，跟一帮人在聊天。

　　“约翰逊先生？”

　　桑德森放下报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这人高高瘦瘦，黑头发黑眼睛，下巴往外突出，是个科西嘉人。两个人交谈了半小时。科西嘉人只说名叫卡尔维，实际上这是他出生的那个镇的名字。二十分钟后，桑德森把两张照片递过去。其中一张是一个男人的面部照片，背面写着：阿尔奇？萨默斯少校，西班牙阿利坎特市翁达拉镇普拉亚卡尔德拉的圣克里斯平别墅；另一张照片上是一栋白色的小别墅，配着鲜黄色的百叶窗。科西嘉人缓慢地点点头。

　　“必须在下午三点到四点间动手。”

　　科西嘉人点点头。“没问题。”他说。

　　他们又在价钱的问题上交谈了十分钟，桑德森递过去五叠纸币，每叠五百英镑。国外的工作是很贵的，科西嘉人解释说，西班牙的警察对某些游客很不客气。最后，桑德森起身准备离开。

　　“要多长时间？”他问道。

　　科西嘉人抬起头来，耸耸肩。“一星期，两星期，也许三星期。”

　　“事情干完我要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你明白吗？”

　　“那你得给我联系方式。”杀手说。英国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号码。

　　“一周后开始的三周时间内，你在上午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打伦敦的这个号码。别想去追查这个号码，也别把事情搞砸。”

　　科西嘉人淡淡一笑。“我不会搞砸的，因为我还想要另一半报酬。”

　　“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客户说，“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能有任何可能追查到我身上的蛛丝马迹。要把这事弄得像是入室抢劫的人出了差错。”

　　科西嘉人还在微笑。“你要考虑你的名声，约翰逊先生。可我要考虑的是我的生命，或者是会不会在托利多监狱里至少蹲上三十年。放心吧，不留痕迹，万无一失。”

　　英国人走后，卡尔维也离开了咖啡馆。他检查了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之后在市中心另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逗留了两个小时。他在七月初的阳光下陷入沉思，思考着这件工作。合同内容本身并不麻烦，直接射杀一个毫无警惕的人。问题是怎样把枪械安全地带进西班牙。他可以带枪从巴黎坐火车到巴塞罗那，在海关那里碰运气，但如果他被抓住了，就得面对西班牙警方，而不是法国警察，西班牙人对职业枪手有些老派的看法。飞机也不行——由于国际恐怖分子活动猖獗，从巴黎南郊奥利机场起飞的每一个航班，都会进行严格的武器搜查。他在西班牙有几个熟人，是以前他在法国秘密军组织的同事——这些人现在住在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之间的海岸边，不会回法国来冒险——他认为或许可以从他们中的某个人那里借一支枪。但他决定还是不去惊动他们，因为背井离乡的这帮人无所事事，说不定就随口说出去了。

　　最后科西嘉人站起来，付完账单去购物。他在西班牙旅游问讯处花了半个小时，又在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待了十分钟。最后他在里沃利街的书店和文具店里买了几样东西，就返回了他的郊区公寓。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巴伦西亚最豪华的都市宾馆，预订了两周后的两个单人房间，各住一夜，一个入住客人是卡尔维，另一个是他护照上的名字。在电话里，他自称是卡尔维，并同意立即写信确认房间预订。他也预订了巴黎到巴伦西亚的往返机票，抵达的时间正是他入住预订宾馆的那个晚上，第二天返回巴黎。

　　打完给巴伦西亚的电话，他写了房间预订的确认信。信件内容简单扼要，确认预订这两个房间，并补充说卡尔维先生抵达巴伦西亚之前一直在旅行。他订购了一本关于西班牙历史的图书，准备从巴黎寄过去，由都市宾馆代收转交卡尔维，请求宾馆代为保管，直至他抵达。

　　卡尔维估计，这本书万一被查获并打开，当他以自己的真名去询问时，服务员肯定会露出出事的表情，他可以借机逃走。即使被抓住，他也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只是为朋友帮个忙，受没露面的卡尔维的委托，完全不知道这书里有什么猫腻。

　　他用左手在信上签下卡尔维的名字，封好信口，贴上邮票准备寄出。之后，他开始在下午买来的那本书上捣鼓起来。这确实是一本关于西班牙历史的书，又昂贵又厚重，纸张很好，图片很多，让这本书分量变得更沉。

　　他把书的封面封底向后折，用橡皮筋箍住，再用两只木匠用的夹子把里面的四百页纸夹在厨房的桌子上。

　　他用下午买来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把书页的中间部分挖空，这花了他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他挖出一个方洞，四周各留下一英寸半的边缘，中间是一个七英寸长、六英寸宽、三英寸深的空洞。他在这个方形的空洞内侧涂上一层厚厚的胶水，之后抽了两支烟。等胶水凝固后，四百页纸就再也打不开了。

　　他把一块发泡橡胶剪成方洞的大小，塞了进去。他用厨房的秤称过重量，这刚好能替代被挖去的一点五磅重的纸页。然后，他拆开一支小巧的勃朗宁大威力手枪，那是两个月前他从比利时搞来的，替代了上次他用过后扔进阿尔伯特运河里的柯尔特点38手枪。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从来不会两次使用同一件武器。勃朗宁手枪的枪管突出了半英寸，枪口经过加工后可以装上一支消声器。

　　实际上，自动手枪的消声器从来都做不到真正消音，虽然在电视上的惊险片里，声效人员会假装手枪消音后完全静音。自动手枪与左轮手枪不同，其枪膛不是闭锁的。当子弹离开枪管时，自动手枪的枪机被迫后退，把用过的弹壳弹射出去，并顶上一颗新的子弹。正因为这个过程，它才被称为自动枪械。但在枪膛开启退出弹壳的一瞬间，火药爆炸的一半声音便已从敞开的枪膛里传出来，枪口处的消声器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本来卡尔维更愿意使用左轮手枪，因为在射击时它的枪膛是闭锁的，但他需要一支枪身扁平的手枪，以便放进书本的空洞中。

　　与勃朗宁手枪的机件放在一起的消声器是最大的部件，长度有六点五英寸。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知道电视剧里用的那种香槟酒瓶塞大小的消声器，其真实作用如同拿着一只手提灭火器去扑灭维苏威火山。

　　他把包括消声器和弹夹在内的五个部件并排放在橡胶垫子上。要全部塞进书本的空洞里还有点困难，因此他把弹夹插进枪柄内，以节省空间。然后，他用鹅毛笔在泡沫橡胶上给四个部件做好记号，画出形状，又拿起一把新的手术刀进行切割。到半夜时，手枪的各个部件都整齐地放进了泡沫橡胶底座里，长长的消声器竖着安放，与书脊平行，枪管、枪柄和枪膛则并排横放，在书中从上到下排列着。

　　他在这些部件上覆盖了一块薄薄的塑胶泡沫，在前后的内侧都抹了一层胶水。合上书本后，他将书放在地板上，再把桌子反过来压在上面。一个小时后，这本书已经变成一块实心砖头了，必须得用刀子才能撬开。他又称了一下，只比原先重了半盎司。

　　最后，他把这本西班牙历史书装进一只塑料袋里，就是书商用以保护高质量图书免受沾污损坏的那种袋子。大小正好，他把袋口合上，把刀在煤气灶上加热后，封住了袋子的封口。假如这个包裹被打开，他估计检查员看到透明的塑料袋里面确实是一本无害的书，就会再封上。

　　他又把这本书放进一只装印刷品的厚信封里，封口处用一个金属夹夹住，只要扳动夹子的两只金属软脚，把它从信封封盖的洞中抽出来就可以开启了。他用一台自助印刷的机器，印上一家著名书店的标签，打印上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西班牙巴伦西亚都市宾馆收，转阿尔弗雷德？卡尔维先生。他还用这台印刷机弄了一个“印刷品”字样的图章，印在包裹的信封上。

　　第二天上午，他把信用航空邮件寄出，而印刷品包裹则用平邮寄出——这就意味着会走陆路，要比那封信晚到十天时间。

　　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飞抵巴伦西亚的马尼塞斯机场，在夕阳西下时降落。天气依然很热，三十名乘客大都是在这儿有别墅的巴黎人，过来度假六周。他们在海关大厅围聚着，抱怨行李来得太慢。

　　卡尔维只有一件手提行李，是一只中等大小的手提箱。这个箱子被打开作了仔细检查，然后他就走出机场大楼，来到外面。他先在机场的停车场兜了一圈，高兴地看到有很大一片都被树木挡着，阻隔了从航站大楼那里望来的视线。一排排小汽车停放在树下，等待着它们的主人。他决定第二天上午来这里搞一辆车作为交通工具，他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

　　酒店的服务热情周到。科西嘉人到服务台出示护照后，服务员马上想起来有这个预订，卡尔维先生还写过确认信，于是去后面的办公室取来装着那本书的包裹。科西嘉人解释说，很不凑巧，他的朋友来不了了，第二天上午两个房间都由他来买单。他还掏出卡尔维的一封信，信上委托他代为领取那本书。服务员看了看信件，感谢他支付两个房间的费用，然后就把包裹递给了他。

　　到了自己的房间，卡尔维查看了一下厚重的信封。封口被拆开过，金属装订夹子的两只脚曾被扳到同一边，然后又被一台封口机扳回原处。黏在金属夹一只脚上的胶水已经脱落。但里面的书原封未动，仍用原来的塑料袋包裹着，不破坏这个塑料袋是不可能开封的。

　　他打开袋子，用折叠刀撬开书的封面，取出手枪的部件，全部装配起来，旋上消声器，并检查了弹夹里的子弹。子弹都在里面，那是他专门制作的子弹，拿掉一半的火药以降低子弹发射时的爆裂声。即使火药减少一半，一颗九毫米的子弹仍可以在十英尺的距离内射进人的脑袋，而卡尔维行动时从来没在十英尺以外开过枪。

　　他把手枪锁进衣柜底部，钥匙揣进口袋，到阳台上去抽烟。他凝视着宾馆前面的斗牛场，思考着明天的事。晚上九点，他下楼来，依然穿着那身巴黎名裁缝制作的深灰色西服，与宾馆古雅豪华的气氛相当协调。他在里亚托特拉萨饭店吃了晚饭，半夜前回到房间睡觉。他从宾馆服务员那里获悉，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有一班飞机飞往马德里，他定下早上六点钟的叫醒服务。

　　第二天早上，他七点钟结完账，坐出租车去了机场。他站在航站楼门外，看到十几辆轿车驶进停车场。他用心注意着车型、车牌和驾车人的长相。其中有七辆小车都是由一位男士单独驾驶，没有其他乘客，驾车人看上去都穿着西装。从机场大楼的瞭望平台上，他观察着旅客们排队搭乘飞往马德里的飞机。队伍中有四位他刚看到的驾车人。他看着自己在一个信封背面记下的信息，发现自己有以下几个选择：一辆西姆卡、一辆奔驰、一辆捷豹和一辆西班牙产的小型西亚特，也就是菲亚特600的一种当地型号。

　　飞机起飞后，他去洗手间脱下西装，换上奶油色的牛仔裤、淡蓝色的运动衬衣和蓝色的尼龙拉链风衣。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只航空公司的旅行包，把那支枪用一条毛巾包起来放进去。他把手提箱留在机场寄存处，确认了当天晚上飞往巴黎的机票，然后走回停车场。

　　他选择了西亚特，因为那是西班牙最普通的汽车，车锁也最容易撬开。这时有两个人驾车驶入停车场，他等了一会儿，他们离开后，他走近那辆小小的红色甲壳虫一般的西亚特。他从袖子里顺出一支金属小管，插进车门把手，用力往下一戳，车锁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开了。他从车内开启前盖，在电瓶正极上搭上一只带导线的夹子，另一头连到发动机上。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按动按钮，汽车发动了，他离开停车场，驶上巴伦西亚方向去南方阿利坎特的新建N332海滨公路。

　　从巴伦西亚去翁达拉有五十五英里，途经栽种着柑橘的冈迪亚和奥利瓦。他不疾不徐地驾驶着，用了两个小时到达那里。在早晨的阳光下，整片海滨波光粼粼，狭长的金色沙滩上点缀着身穿五颜六色的泳衣、肌肤晒成棕色的游人。天热得没有一丝风，海平线上有一层淡淡的雾气。

　　他进入翁达拉镇，经过了帕尔玛拉旅馆，他知道，法国将军拉乌尔·沙朗的前书记就住在那里，那人也一度是法国秘密组织的头头，如今却在靠不断回忆往事度日。他在镇中心毫不费力便问到了去普拉亚卡尔德拉的路。热心的城里人告诉他，出城后两英里就到了。快到中午时，他驶入大都属外国人所有的别墅区，开始兜圈子。别墅的照片他早就销毁了，圣克里斯平别墅的模样他早已熟记于心，当然，他可以向人们打听去海滩的路，但查问一栋特定的别墅势必会给人留下印象。

　　快到一点钟时，他发现了那座墙体漆成白色、带黄色百叶窗的别墅。他看了一眼大门柱子的瓷砖上刻着的名字，把汽车停在房子前方两百码处。他肩上斜挂着旅行包，就像一个游客，假装闲步朝海滩方向走着，察看了别墅的后门。太简单了。别墅的土路尽头，有条小径通向一排房子后面的一个柑橘园。在柑橘树的遮掩下，他可以看到，柑橘园与别墅的后花园和庭院之间只有一道低矮的篱笆，他可以看到那个人正在花园里用一把水壶浇花。通过一扇落地窗，可以从后花园进入别墅，现在这落地窗正大开着通风。他看了眼手表，是午饭时间了，他驾车返回翁达拉。

　　他在弗莱明大夫大街上的巴伦西亚酒吧一直坐到三点钟，吃了一大盘烤虾，喝了两杯当地产的无醇白葡萄酒，然后才结账离开。

　　当他驾车折回到普拉亚时，降雨云团终于从海上飘移过来了，水面上响起沉闷的雷声。在白色海岸地区，七月中旬出现这种天气很少见。他在通往柑橘林的一条小径附近停好汽车走进树林，装好消声器的勃朗宁手枪插在皮带里，风衣的拉链一直拉到了下巴。他从柑橘林中走出来，跨过低矮的篱笆进入别墅后花园。四周静悄悄的，天气炎热，当地人都在睡午觉。雨点开始击打柑橘树叶，他走过铺着地坪石的庭院时，几颗豆大的雨点落在他肩上。等他走到落地窗户前面，雨下得更大了，敲在粉红色的屋顶瓦片上砰砰作响。他很高兴，这样就更没人会听到动静了。

　　他听到打字机发出的嗒嗒声从客厅左边的一个房间里传出来。他拔出手枪，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中央，打开保险准备开火。然后他踏着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走向敞开的书房门。

　　阿尔奇？萨默斯少校全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他书房门口，正要起身问他有什么事情。然后他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手里拿着的家伙，正准备张嘴。这时候，雨声中只听到噗噗两声，他的胸部就中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从两英尺处垂直向下，射入了他的太阳穴，但他对此已经没有感觉了。科西嘉人在尸体旁跪下来，用食指去探测脉搏。他没来得及站起来，就突然转身看客厅的门？？

　　第二天晚上，在巴黎米奥利大街的那家酒吧里，杀手和雇主又碰面了。头天半夜时分，卡尔维就从巴伦西亚返回了巴黎，一早打电话报告了消息。桑德森当即从英国飞过来。这位雇主把剩余的五千英镑递过去，看上去非常紧张。

　　“没遇上麻烦？”他再次询问。科西嘉人无声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非常简单，你那位少校已经死透了。两颗子弹射进心脏，一颗穿透了脑袋。”

　　“没人看见你？”英国人问道，“没有目击证人？”

　　“没有。”科西嘉人站起来，把这叠钞票塞进衣服的胸袋里，“虽然最后时刻有一个小插曲。因为下着大雨，有个人走进来看到我蹲在尸体旁边。”

　　英国人惊恐地凝视着他。“什么人？”

　　“一个女人。”

　　“高个子，深色头发？”

　　“是。长得还不错。”他看着雇主脸上恐惧的样子，在对方的肩头拍了拍。

　　“别担心，先生，”他安慰说，“事情办得万无一失。我把她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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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忆周作人先生
　　** 梁实秋 **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湾，看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这个陋巷里却住着一位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见他，邀他到清华演讲。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访。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后来他改斋名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准时来了，高等科礼堂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特别提出所谓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种诗体，以十七个字为一首，一首分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这种短诗比我们的五言绝句还要短。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他所举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听呀，青蛙跃入古潭的声音!”这样的一句，细味之颇有禅意。此种短诗对于试写新诗的人颇有影响，就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一样，容易成为模拟的对象。

　　民国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学，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间我们来往不多，一来彼此都忙，我住东城他住西城相隔甚远，不过我也在苦雨斋作过好几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爱他的淡雅的风度。我当时主编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他给过我几篇文稿，我很感谢他。他曾托我介绍把他的一些存书卖给学校图书馆。我照办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儿子周丰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组四年级），我当然也义不容辞，我在这里发表他的几封短札，文字简练，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周先生晚节不终，宦事敌伪，以至于身系缧绁，名声扫地，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远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给我，是在抗战前夕写的：

　　实秋先生：手书敬悉。近来大有闲，却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写出文章，甚歉。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写出来可以用的文章时，即当送奉，匆匆不尽。作人启七日夜。

　　关于《求己录》的文章虽然他没有写，我们却可想见他对《求己录》的推崇，按，《求己录》一册一函，光绪二十六年杭州求是书院刊本，署芦泾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别号。陶葆廉是两广总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合称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为知己，同属于不合时宜之列。他也曾写信给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是他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过几次没有拜见过她，只是隔着窗子看见过一位披着和服的妇人走过，不知是不是她。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许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犹之鲁迅先生之与上海虹口的内山书店老板过从甚密。

　　抗战开始，周先生舍不得离开北平，也许是他自恃日人不会为难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中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联合报》万象版登了一篇《高阳谈鲁迅心头的烙痕》：鲁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写他的那场“家难”；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降级改为“教谕”。周福清不愿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个“内阁中书”，做了十几年的京官。

　　光绪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忧回绍兴原籍。这年因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贿买关节，连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个人，关节用“宸衷茂育”字样；另外“虚写银票洋银一万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对象原是副主考周锡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苏州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开一看，方知贿买关节。那时苏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与周福清又是同年，为了避嫌疑起见，明知必是误投，亦不能不扣留来人，送官究办。周福清就这样吃上了官司。

　　科场舞弊，是件严重的事。但从地方到京城，都因为明年是太后六十万寿，不愿兴大狱，刑部多方开脱，将周福清从斩罪上量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御笔改轻，表示“恩出自上”；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着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一来，周家可就惨了。第二年太后万寿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绪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情实”一栏之外，才能免死。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非大把银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状况很差，不堪这样沉重的负担，很快的就去世了。鲁迅兄弟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像的事。

　　鲁迅心头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头烙痕，再加上抗战开始后北平爱国志士那一次的枪击，作人先生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后来国军撤离南京的前夕，蒋梦麟先生等还到监牢去探视过他，可见他虽然是罪有应得，但是他的老朋友们还是对他有相当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国时报》副刊有南宫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有这样的一段：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宫搏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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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刑
　　** 乔治.奥威尔 **

　　缅甸，一个雨水浸湿的早晨。惨谈的灯光越过高墙，照到监狱的院子里。死囚牢房的外面钉着两层铁栅栏，就像关动物的小笼子。每间牢房大约10英尺见方，里面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壶饮用水再无其他摆设。在另外几间牢房里，棕色皮肤的死囚默默地蹲在里面的一道铁栅栏后，用床单裹着身子，在一两星期内他们就要被绞死了。

　　有一个印度死囚已被带出了牢房。他是个身材瘦小的人，光头，眼球混浊。他浓密茂盛的胡子，大得同他的身材很不协调，显得十分可笑，很像电影里滑稽角色的道具。有6个高大的印度狱卒押解着他，为把他送上绞刑架作准备。两个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一旁，其余的人在给他上手铐，把一条铁链穿过他的手铐再系到自己的腰带上，然后又把囚犯的胳膊捆紧在他身子两侧。他们贴着囚犯，手总是放在他身上，小心地抓着，好像在对付一条依然活着，随时可能跳回到水里去的鱼一样。但是死囚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反抗，听任双臂给绳子勒得紧紧地，好像他根本觉得无所谓。

　　时钟敲了8下，一声军号从远处营房那里飘过来，在湿漉漉的空气中，这种声音显得轻而且凄凉。狱长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闷闷不乐地用手杖在沙砾地上划着，一听到号声就拾起头来。他是个军医，留着短而齐的灰色胡子，声音粗哑。"快些，快些，佛朗西斯，"他不快地说。"这人现在早该上绞架了。你难道还没有准备好？"佛朗西斯是个身体肥胖的达罗毗荼人，狱卒的头目，他身穿白色卡其布工作服，鼻子挎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挥一下黑色的手，忙不迭地说："好了，长官，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有问题，刽子手正在那等着。我们可以去了。""那么快走吧。这活干完了犯人们才能吃早饭呢。"我们走向绞刑台。两个肩上扛着步枪的狱卒走在囚犯的两旁，另外两个抓住他的肩膀和胳膊紧挨着他，好像是一边推着他，一边夹着他。其余的人，包括法警和我们跟在后面。刚走了10码远，行列突然停止了，事前没有收到命令或警告。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一条狗，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它大声狂叫，冲到我们中间来，围着我们又跑又跳，全身摇晃，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一起，这条多毛的杂种大狗十分兴奋。它在我们周围窜跳了一阵子，就突然扑向囚犯，跳起来居然想舔他的脸，大家都吓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惊慌之下竟没有人想起去抓那条狗。

　　"谁放这条该死的畜牲进来的？"狱长异常生气地问道："你们快抓住它！"有个狱卒离开押送的队伍，开始笨手笨脚地追那条狗，但是那狗像是和他在做游戏，跑着蹦着不让他走近。一个年轻的混血狱卒抓起一把石子砸去，想把那条狗赶走，但是那条狗躲过了石子，又向我们奔来。它的叫声从狱墙上反弹了回来。那个囚犯被抓在两名狱卒手中，面无表情地看着，好像这是绞刑的一部分。几分钟之后人们才设法抓住了那条狗，他们用我的手帕拴住狗的项圈，再次出发，那条狗仍在呜咽着、挣扎着。

　　绞刑台快到了。我看着那个囚犯的赤裸的棕色后背不时地在我面前晃动。他的胳膊给捆紧了，走路不大方便，但是他步伐很稳，那种一颠一颠的步态是直着腿走路的印度人所特有的。他每走一步，脑袋上的那绺头发上下舞动，肌肉就一张一弛，双脚在湿地上留下脚印。我看到，尽管有狱卒抓住他的双肩，他还是稍微侧身，灵活地躲开地上的一滩积水。

　　一直到这时候为止，我才明白到杀死一个健康并且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当我看到那个囚犯侧身想躲避那洼水时，我才了解扼杀一个正当壮年的人的意义，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错误。这个人像我们一样是活人，并不是痛得快死的人。他身上的所有器官都在工作：肠子在消化，皮肤在更新，指甲在生长，组织在形成，所有这一切都在分工明确地忙活着。他站在绞刑台上，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十分之一秒时，他的指甲仍在长。他的眼睛仍能看到黄色的石头和灰色的墙，他的脑子仍在记忆、预见、思考甚至会想到那积水。他和我们都是一样的，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在两分钟之后，他就会"啪"的一声永远地去了，去了另个世界，灵魂也随风而逝。

　　绞刑台设在一个同监狱的大院相邻的小院子里，长满了高高的刺人的野草。绞刑台是用砖头砌的，像一所三面有墙的平房，上面铺着木板，木板的顶上有两条大梁和一条横杠，横杠上挂着绳子。刽子手是个身穿白色制服，头发花白的囚犯。他正站在绞刑架旁边。我们进院时他对我们点头哈腰笑脸相迎。佛朗西斯一声令下，两个狱卒把囚犯夹得更紧了，他们半推半拉地把他拖到绞刑台前，拉着他笨手笨脚地爬上了阶梯。然后刽子手爬了上去，把绞索套到了囚犯的脖子上。

　　我们等在几米外的地方。狱警们围着绞刑台站成一个圆圈。在绞索套好了以后，那个囚犯就开始大声重复的叫喊："罗摩！罗摩！罗摩！"。那是他心中的上帝。他喊地不像祷告或求救那样充满恐惧，而是不慌不忙有节奏的，几乎像教堂的钟声那样。那条狗听到叫声就哀嚎起来。刽子手拿出一个像面口袋一样的小布袋，套在囚犯的头上。但是呼喊声仍可听见，只是隔了一层布听起来有些发闷，这个声音重复地叫着："罗摩！罗摩！罗摩！"。狱长的脑袋耸拉在胸前，手杖慢慢地拨弄着地面。也许他正在数数，让囚犯喊到一定数目，也许五十声，也许一百声。大家的脸色都变了。印度人的脸色变成了劣制咖啡的灰白色，一把或者两把刺刀在摇晃。我们看着那站在绞刑台上被绳子捆着、脑袋蒙着的囚犯，听着他在一秒一秒地数着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一个想法：唉，动手吧，快点把事办完，别让他再这么讨厌的叫唤了！

　　狱长忽然拿定了主意，他抬起头，迅速地挥一下手杖。"行刑！"他几乎愤怒地叫了一声。

　　很轻地响了一声，接下来是一片死寂。囚犯消失了，绳子自己转着绞了起来。我撒开狗，它立刻蹿跳到绞刑台的后面，但是它一跑到那里就停下来了，呜咽着。接着又灰溜溜地躲到院子的一个角落，站在野草丛里，胆怯地望着我们。我们绕到绞刑台的后面去检查囚犯的尸体。他吊在那里，脚趾笔直朝下，身子还在慢慢地转动着，已经死了。

　　狱长用手杖，戳一戳赤裸的尸体，它轻轻地摆一下。"他完了。"狱长说。他从绞刑台下退出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阴郁的表情突然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看一下手表："八点零八分。好吧，今天上午就到此结束，谢谢上帝。"狱警卸下了刺刀，起步走开了。那条狗也清醒过来，明白了刚才的行为大跌身份，乖乖地跟着他们。我们走出耸立着绞刑台的院子，走过死囚室和里面等着的死囚面前，回到了监狱的大院子。在带着警棍的狱警的监督下，囚犯们正在领早餐。他们蹲在地上，两名狱卒提着饭桶把饭舀进他们的铁皮缸子里去。在绞刑以后，这个景象看上去很安宁祥和。我们大家因为该做的事已经做完而觉得松了一口气。你感到某种要唱歌，要奔跑，要大笑的冲动，大家都开始在轻松友好地交谈了。

　　那个走在我身旁的混血狱警用头指一指我们过来的方向，心照不宣地微笑道："你知道吧，长官，刚才的朋友（刚死去的那个人）听到上诉被驳回，吓的尿了一裤子。请抽一支烟，长官，不要客气，我这新买的银烟盒怎么样，长官？这是从小摊上买的，两个卢比八个安纳，高级的欧洲花样。"有好几个人笑了，到底笑什么，似乎谁也不知道。

　　佛朗西斯在狱长身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真是不错，长官，一切顺利。咔嚓一下，一切都很快结束了，就是那样。以前并不是总能这样的，据我所知有几次还得要请医生来钻到绞刑台下去使劲拽囚犯的腿才使他快点死。真是够讨厌的！""拽他的腿，唔？那太糟了。"狱长说。

　　"啊，长官，死囚不听指挥时更糟了！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我们带他去行刑时他死拽住笼子的铁栏杆不放。说来您都不信，长官，派了6个狱卒才把他拉开，3个人扯一条腿。我们向他讲道理。我们说：'朋友，你想想，你这样给我们招来多少麻烦！'但他就是不听！啊，他真是不好对付！"大家都在笑，我发现我也在大声笑着。甚至狱长也宽容地咧着嘴。"你们不如一起来喝一杯，"他很和蔼地说："我在车上有一瓶威士忌。我们可以干掉它。"我们来到了路上。"拽他的腿！"一个缅甸法警忽然说道，格格地大笑起来。我们大家又都笑了起来。佛朗西斯的故事似乎显得特别好笑。我们大家在一起亲热地喝了一杯酒，本地人和欧洲人不分彼此。那个死人就在100码以外安静地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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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学理工的
　　** 刘瑜 **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里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却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是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人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身边檫了过去。

　　这孩子，我有些气恼的想，肯定是学理工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了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

　　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

　　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两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

　　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一刻钟。

　　一刻钟啊。和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一件恐怖的事。

　　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

　　“你刚搬来的？”

　　“嗯。”

　　“你是学什么的？”

　　“物理。”

　　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科大的。”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

　　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

　　“你，你，你做的是豆腐？”

　　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是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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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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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然外出散步
　　** 卡夫卡 **

　　当你看来终于下了决心，在晚上待在家里；当你在晚饭后穿上便服，坐在点着灯的桌旁，从事某件工作或某种游戏，完成后出于习惯上床；当户外天气阴雨寒冷，理所当然地，你只好待在家里；当你一直在桌旁久久地保持不动，以致出外会引起大家的惊讶；当楼梯间早已一片漆黑，住房大门业已关闭；当你不顾这一切，突然感到不舒服而站起来，换下便服，立即穿上外出穿的衣服，解释说你必须出门一趟，简短的告别之后，你也这样做了，你迅速地砰的一声关上住房门，或多或少给人留下了不快；当你又一次走在街上，用特别灵活的四肢报答你为它们弄到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自由；当你由于这一决定，感到自己内心里蕴藏着全部的决断能力；当你比平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你的力量的确大于你的需要，凭借这大于需要的力量，你将轻而易举地引起和轻松愉快地忍受极其迅速的变化；当你带着这种心情，向那些长长的街道跑去，——那么，在这个晚上，你彻底地走出了你的家庭，它正在化为乌有，而你自己呢，非常结实，由于轮廓清晰而显得黑黑的，你拍打着大腿，昂首阔步地前进，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要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探望一位朋友，查看一下他的身体状况，这还会增强上述一切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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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幼稚的成熟与成熟的老到 -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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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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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幼稚的成熟与成熟的老到
　　** 王蒙 **

　　我们常常议论到某个人的时候说谁谁比较幼稚，谁谁不够成熟，谁谁比较老到。那么请问，成熟和老到的标准是什么？成熟和幼稚的区别点是什么？很抱歉，我不能不说到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恶的认识与对付恶的本领。很遗憾，人生中社会中还有许多的不善，还有许多的恶，幼稚的人碰到这种不善和恶，会很伤心，很意外，很痛苦，很没辙，甚至会在最初的几次打击后颓然垮台，或者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或者走向了悲观和颓废，或者随波逐流自己也变成了不善和恶。这种遇恶则全无办法，遇恶则大呼小叫，遇恶则上当受骗，遇恶则精神崩溃，或者铤而走险，变成了一个偏激者、破坏性的愤世嫉俗者直到冒险者和恐怖者———可以说，这些确是一个人相当幼稚的标志。而一个成熟和老到的人，则会坚定不移而又从容应战巧妙应对，化被动为主动，从恶的挑战中寻找善的契机，化不善的因素为善的因素，至少也要战胜恶转化恶而弘扬善，直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直到出污泥而不染。从来不与恶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不在恶面前垮台自杀也不变得那么恶却是必须的与有用的。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出版规则，直到政策法令又是偏向于不谈至少是不多谈不深谈人间的恶的———对此，我倒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这里确实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当人们的素质还相当不理想的时候，你谈恶谈得太多也许客观上变成了教唆为恶。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出版的普泛性原则适应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的悖论，我只是说，仅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人们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把书写全面出全面，你也会因了各种理由而没有读全面。人们有时候会在书中选择甜美，而忽略了苦咸辣涩酸，人们倾向于选择芳香而对腥臭视而不语。人们会接受随大流，而省略了或者干脆是回避了或者干脆是隐瞒了一些不雅的东西或者奥妙的东西或者过于敏感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回避和隐瞒，也没有一本书是专门为你的此时此地而写出来的，相反，那些书是书的作者针对他或她的彼时彼地的情况和问题而写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必须善于实践，善于思索，善于区分，善于分析和总结概括，善于从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成败得失中找出规律找出学问，琢磨出点玩意儿来。甚至学语言这种比较“死”的东西也是这样，从书本上学好发音和口语是很难的，你只有努力去听，一次一次地反复听，听以你要学的那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是怎样地说话怎样地发音，再不断地与自己的说话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发音相比较，才能找到毛病有所改进。阅读对于学语言的意义不仅在于读懂了你正在读的东西，而且更在于从阅读中学习别人的修辞造句，学习别人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同样一句话也许能有几十种直到几百种说法，其中只有一两种对于此时此地此境此人才是最适合的。怎样在不同的情势不同的讲话者的身份与不同的对讲者的身份上选好这一种或两种最佳说法，这是任何语言读本上都无法讲清楚的，只有自己通过无数范例包括反面的事例去总结经验，去学得更聪明更能干些。

　　“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呢？

　　让我们举相声里关于不会说话的人的故事为例：一个人很不善于说话，一天他请客吃饭，见被邀请的客人还没有来齐，便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一部分已到的客人觉得不对味儿，心想莫非我们是不该来的？他们便不快地走掉了。请客者忙道：“怎么不该走的走啦？”另一些客人听了不快，心想难道我们几个才是该走的吗？好吧，我们走。于是他们也走掉了。请客者更急了，连忙喊道：“我说的不是你们！”最后剩下的几个客人心想，原来说的不是他们，那么说是在轰我们了，于是最后的客人也走掉了。这当然只是一个小笑话，然而它说明了语言表述的困境、逻辑的无能为力（后来走掉的三批客人其实他们的思维判断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规则）、不必要的修饰语（该来的、不该走的）与不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说的不是你们）的误事。从中我们不但可以考虑怎样说话更少副作用、更能被人接受，也还能体会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荒谬。相声中的主人公固然不会说话，但客人们也太能借题发挥，抓住片言只字乱做文章了。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判断，都不能只从一句话一个词出发，不能以话为据而要以实际情势为据。你如果参加宴会却又不等宴会举行即退席抗议，除了考虑某一句不得体的话语以外，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请客者的全部状况与那里的主客关系全貌。话是个有用的东西，话又是个害人的东西。《伊索寓言》里早就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还是舌头。我国古人也早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孔子“述而不作”，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他们都注意保持潜在言语的活性，禅宗也不用言语乃至贬低与排斥言语。我们的古人强调“得意而忘言”，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很深刻很高明的。

　　琢磨才能如古人所说的读书明理。读书而不明理，就只能一头雾水，“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明理而不读书，就只能满足于浅俗的小手小脚雕虫小技。把生活当做一部大书读，把一本本的书当做生活的向导和参考，当做谈话和辩驳的对象，那么，学习也罢，生活也罢，一切将变得多么有趣！读书明理，与时俱进，书有尽事有尽而思无穷用无穷，置于明朗之境，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离化境也就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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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老人鱼 -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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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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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人鱼
　　** 严歌苓 **

　　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两块嫩红的扁桃腺。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给她的老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穗子的外公也说：“穗子不会跟他们的，穗子多识数啊。”

　　外公是个老兵，有残废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买到肉和粮食。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假如你在他左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右后方拧下巴颏，因此外公总是在反对谁，绝不苟同于任何人。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

　　穗子妈见了外公只稍微点一下头，跟外婆提到外公时说：“老头儿没偷偷给穗子买零嘴吧？老头儿没出去跟人打架吧？”

　　在穗子印象里，外公从来不跟人家打架。外公那么蛮横一个老人，用着跟谁打架呢？他那双眉毛出奇的浓，并是雪白的，眉毛往下一压，谁都得老实。何况外公有一大堆功勋章，他跟谁过不去时，就把它们全别在外衣上。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足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一别了满胸的勋章，外公走得急或来势汹汹时身上就发出细微的金属声。

　　外公说：“你晓得我是谁吗？”

　　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碰到愚钝的大胆之徒，外公就添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外公耳朵不好，跟人说到他曾经给某位首长当副官时，外婆就小声揭露一句：“什么副官？就是马绠。”穗子大起来才发现，外公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远不如当时还是儿童的穗子。穗子看电影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外公却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直到有人仔细来看他那些军功章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疑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外公的大致形象：一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精干的六十岁老头，迈着微瘸的雄赳赳步伐，头不断地摇，信不过你或干脆否定你。他背上背着两岁半的穗子，胸口上别了十多枚功勋章。穗子的上衣兜里装满了炒米花，她乘骑着外公边走边吃。托儿所的阿姨们看到这样的一对祖孙走近来，都愣了一刹那。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这是哪儿来的老怪物和小怪物？”等穗子报上名之后，阿姨们就改变了对外公的最初印象，她们崇拜起这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来了，所有军功章把老头儿的衣服坠垮了，两片前襟左面比右面稍长些。那些军功章大多色泽乌晦，难以辨识，阿姨们读懂的有：“淮海战役”、“渡江胜利”、“抗美援朝”等等。

　　以后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天下雨的话，老头手里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暑天老头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老头儿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才咆哮。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但外公到托儿所闹事，为外孙女做主时却非常笼统，从来不指名道姓。外公在此时嗓音并不洪亮，但有一种独特的杀气；那是战场上拼光了，只剩几条命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时出来的嗓音。总之穗子就记得老兵此刻有一种垂死的勇敢，骂街不再是骂街，而是壮烈、嘶哑的最后呐喊。

　　外公隔三差五的呐喊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包括省委首长的儿子们。外公喊着要“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她觉得外公跟她的生活有些文不对题，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么娱乐了一回。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我不要你讲话！我不要你管我！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作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下去。这是外公最心虚之处。后来外公去世了，成年的穗子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她对老人经常讲的这句话。那时她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那时穗子已读过一篇文章，有关驯化大象：人将象的耳朵灼出一个洞眼，并在伤患上抹药，使它永远溃烂不愈，一旦大象出现造反征兆，人就用树枝去捅这个伤痛的洞眼。穗子不明白当年的自己怎么觉察出外公的不愈伤患，或许外婆跟外公怄气时话里带出来的，亦或是母亲给了她某种暗示：外公只是叫叫而已，并非血亲的外公。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头，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蒙昧，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座骑，是一个暖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暖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一直到穗子上小学，她的被窝都是外公给她焐的。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闯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穗子妈把穗子父亲的稿子放在一个盛破烂的大竹筐里，就是这个时候，穗子确信了筐里的棕色皮鞋和肉色长丝袜是罪证：母亲当年正是穿着它们，踢了婴儿穗子两脚。穗子认为母亲当时想踢死她，但后来回心转意，也怕起自己对婴儿突发的怨毒来，便从此不穿那双高跟鞋。

　　穗子妈把筐交给外公。外公说：“你放心，哪个敢抄我的家？”

　　这天一早，外公去买过冬的煤，抄家的人来了。穗子让他们先抄着，自己小跑去煤站叫外公。外公赶回来就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绿色毡子，毡子上别满他的功勋章。他把毡子往桌子上掼，对抄家的人说：“小杂种，抄家抄到哪儿来了？”

　　抄家的人都不到二十岁，外地人占多数，因而不知道穗子外公是不能惹的；穗子外公早年打仗就不要命了，他现在的命是丢了多少次捡回的，因此是白白赚的。

　　抄家的人动作停了一下。他们在遇到外公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说：“老家伙好像有点来头哩。”

　　但两个撬锁的人正撬得来劲，一时不想收手。他们撬的是那间煤棚的锁。煤在这一年成了金贵东西，给煤上锁的人家并不少见。当两个撬锁人欲罢不能时，外公用一根木棍在桌面上重重敲一下。他说：“大白天做土匪，撬我的锁，看我不打断他的爪子！”

　　抄家的人这时真有点怕了。这年头他们难碰到一个敢用这口气跟他们讲话的。一个头头和气地对外公说：“老革命要支持小革命嘛，抄家不彻底，革命怎么彻底……”

　　外公说：“日你奶奶！”

　　头头在手下人面前给外公这样一骂，有点负气了，若就此打住，他日后还有什么威风？他手做了个很帅的小动作，说：“继续搜查，出事我负责。”

　　外公说：“你们动一个试试。”

　　两个撬锁的人看看外公，看看头头。穗子眼睛盯着那把老古锁，门别子已松动了。

　　头头说：“撬。”

　　外公沉默了。他挨着个把勋章别在衣服左前襟上，然后一解裤带，长裤落到脚腕。他穿着宽大的裤衩，将腿往椅子上一蹬，那腿绝不同于一般老人，它丑怪而壮实，两块枪伤曲扭了所有肌肉和筋络，在表皮上留下核桃大的坑。外公腿上的毛也比他的胡子、眉毛、头发年轻得多，又黑又浓密。阴森森的腿上，两块不毛的枪伤瞪着人们。

　　外公说：“没见过吧？我这条腿本来是要锯掉的。我把手榴弹掏出来，拉了栓，对医生护士说：‘敢锯我腿，炸死你们！’”

　　人们看见老头在说“炸死”的时候，猛一呲牙，眼珠也红了。静寂一刻，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抄家者说：“后来呢？”她这一问，不自觉地成了老兵的崇拜者，另外两个女孩也附合上来，问道：“他们锯没锯你的腿？”

　　外公说：“谁敢呐？敢靠近我的都没有。两个子弹在这里头开了花。”外公拍拍枪伤。“我用一把刀自己挖，把大大小小的弹片挖出来了。”

　　女孩们说：“原来是位老英雄呐，用刀在自己肉里剜连麻药都不打。”她们上来挨个跟外公握手，说哎呀多幸福，第一回跟一个活的英雄握手。她们一边握手，人就小小地蹦跳着，红了鼻头和眼圈。

　　撬锁的人灰溜溜的，上来和外公握手时，笑也灰溜溜的。

　　外公却说：“你们撬锁手艺太差劲，榔头、起子有屁用，我当年撬的锁多了，一根棍子，这样一杠。”他把榔头柄插进去，手突然一阵痉挛：“看看，看这手艺。”

　　锁果然掉下来。煤棚的门开了。外公指指里面，问那头头：“看看吧？”

　　头头双手摇着：“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看看好，看看放心。”

　　　大家都说：“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哪能不看？起个大早，来都来了，好歹看看吧。门都撬开了，还客气什么？那时候我撬了门，进去有粮装粮，有牲口牵牲口，财主要不是恶霸，也就不惊动他了。你们真不看？”大家说：“不看了。”这回他们答得整齐、有力。

　　人们撤离时，穗子注意到一个偷窃者。他伙同这群人进来时看见床下有两条肥皂，就抓了揣进裤袋。偷窃者最后一个出门，出门前以同样的魔术手法把肥皂扔下了。

　　许多年后，穗子想到外公的破绽一定是那天败露的。假如外公不把勋章别在衣襟上，或压根不亮出勋章来，他便是个无懈可击的老英雄。主要怪外公无知，否则他会明白一些勋章经不起细究，尤其两枚德国纳粹的纪念章，是外公在东北打仗时从破烂市场买来的，它们原来的主人是一个苏联红军。

　　那位头头是个狡黠人物。几个月里，无论他怎样忙碌、操心，却始终想着外公的那些勋章。他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疑心的大时代。事实证明他的正确，这世道上所有人都存在疑点。他对那些勋章的怀疑让他深夜会无端觉醒，白天骑自行车会突然迷路。一次他骑车把席子编的大字报墙撞个窟窿。爬起来，他便蹬车向穗子外公家去了。他给外公行了个军礼，说他想再接受一次革命战争教育；再一次挨外公这样战功赫赫的老兵臭骂。他很快哄外公拿出了那块绿毡子，指着一枚带洋字母的勋章问外公：“这是哪一场战役？”

　　外公说他不记得了。反正是一场大仗。

　　头头问穗子要了纸和铅笔。穗子看见深深的得意使他年轻的脸上骤添一些皱纹，一些阴影。他将纸蒙在勋章上，以铅笔来回涂，把上面浮雕般的图案、字迹拓了下来。外公纳闷地看他手拿铅笔，飞快地左右划拉，问他在搞什么名堂。他把拓下来的一枚枚勋章小心对折，说：“做个纪念——立不了战功，得不到真勋章，这样也算沾一点英雄的光。”

　　他告辞时，外公说：“不喝茶啦？”

　　他说：“不喝了不喝了。”

　　外公又说：“炉子上坐了水，一会就开。”

　　他说他忙着呢。外公问他撬门的本事长进没有，多撬撬手就没那么笨了。头头说：“那是那是。”外公手比画说：“就这样，抵住，一杠，保你开。”他指指外孙女：“小穗子都学得会。”

　　头头离去后，穗子有些不祥的感觉。一个月过去了，没发生任何事。外公照样给她在粥里煮一只鸡蛋，在炉灰里烘七八颗板栗。外公把每天两次发放零嘴改成一次，因为食品的匮乏在这一冬恶化了。外公的“残废军人证”也只能让穗子一月多吃二两白糖、半斤菜油、一斤肉。有次外公见水果店门口排了长队，一打听，店里来了橘子。他立刻掏出钱和“残废军人证”，高高举过头顶。排队的人破口大骂：“这死老头也算残废？有胳膊有腿的！”外公给人拉下来，往队伍里一看，才发现所有人的肢体都不齐全，残废等级都比他高。

　　穗子这一冬便有橘子吃了。外公把小而青的橘子吊在天花板上，每天取一个出来，发给穗子，这样穗子每天的幸福时光就是酸得她打哆嗦的橘子。

　　吃到橘子干了，皮硬得像茧，穗子妈从乡下回来，说穗子爸急需那些手稿。穗子爸的处境没什么好转，只是坏处境稳定了，他能在稳定的坏处境里吃喝、睡觉、上工了。穗子爸眼下在一个水坝上挑石头，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有严重政治缺陷。穗子爸渐渐快乐起来，因为有缺陷的人共处，谁也不嫌谁，就有了平等和自在。他心中一些欲望复生了，如读书、写作、打扑克、打乐祭、谈古诗、谈女人等等欲望。“劳动改造”对穗子爸这类人，已失去了最初的尖锐意义，不再残伤他们的自尊。就在这年入冬之际，穗子爸第一次产生过小日子的兴趣。他第一次感到，幸福就是“甘心”，甘心低人一等，就幸福了。他把这样神性的心得告诉了穗子妈。穗子妈似懂非懂，却认为应该替丈夫把这难得的想法落实下来。穗子爸活一把岁数，产生居家过日子的想法还是第一次。

　　穗子妈把她和丈夫的打算瞒得很紧。她知道外公的脾气，同他实话实说，把穗子从此领走，完全行不通。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外婆尸骨未寒，就要夺走穗子，让外公彻底成一个孤老人。穗子妈住下来，她首先要去除穗子对她的客气、过分的礼貌。她心酸地想，穗子要是跟自己也能耍耍性子、撒撒娇多好。穗子跟外公在一块时，从来不乖巧，但谁都能看出一老一少的亲密无间，是一对真正的祖孙。

　　穗子妈将盛破烂的大筐从煤棚拖出来，一页一页地整理穗子爸的手稿。稿子已枯干发黄，却都是未完成的。她忽听身后有响动，一回头，见穗子正返身进屋。显然是穗子原打算到后院来，见母亲在那里便仓皇逃走。穗子妈一阵黯然神伤，喊道：“穗子！”

　　穗子听这声喊得极冲，竟吓得不敢应了。

　　“穗子！……”母亲再次喊道。

　　穗子装着刚听见，跑到后院，在母亲身边站得板板正正。母亲让她看看，破烂筐里有没有她喜欢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把收破烂的挑子叫进来，连筐收走。穗子往筐里看一眼，摇摇头。母亲说：“这双皮鞋还好好的，你再大一点，把鞋跟拔了，可以穿的。”母亲替穗子当家，把那双棕色高跟鞋拎到筐子外面。“这些丝袜，都是真丝的，”母亲一双双理着纠结成一团的肉色长统袜，“都不太破，妈以后给你补补，都能穿的。你说呢，穗子？”

　　穗子点点头。她看母亲一双贫苦的手，翻到了筐底。好好的太阳光里，充满破烂特有的刺鼻气味。经过这样一双贫苦的手，破烂便不再是破烂。母亲惊喜地笑了：“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差点当破烂卖了！”

　　于是母亲只将父亲的几大摞手稿搁入她的方头巾中，再将头巾扎成一个包袱。其余的破烂已变成了好东西，因此就又回到筐里。穗子一想到那些脱了丝的长统袜和棕色高跟鞋都在筐里等着她长大，心里便对“长大”这桩事充满矛盾。

　　妈说：“这个包袱，你来挎。上长途汽车，小孩子挎的东西，没人会注意。”

　　穗子问：“上长途汽车去哪里？”

　　“去看爸爸呀。”

　　“什么时候去看爸爸？”

　　“什么时候都行。”

　　“……外公去吗？”

　　母亲停顿一下。穗子见母亲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珠后面，脑筋在飞转。母亲笑笑，说：“外公这次不去。你就去看看爸爸，外公去干什么？爸爸那里粮也不够吃，外公去吃什么？”

　　母亲说话时，有一种交头接耳的模样，让穗子想到了世界上一切交头接耳的人们。人们交头接耳，就挑出穗子爸的种种不是来。穗子认为那位抄家头头此刻一定在某处和谁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得非常热闹。然后他们就会朝外公来了。穗子当时并不懂他们朝外公来的凭据，但她肯定那些人正为外公的事交头接耳。

　　那时穗子还不懂“阴谋”的意义，她只懂得阴谋的形象。形象就是交头接耳。

　　正同她交头接耳的母亲突然做了个奇怪的眼色，嘴唇撮住，“嘘”了一声。然后穗子看到外公到后院来了，从煤棚里取了一块煤。穗子顿时在心里质问母亲：你在骗我们吧？！既然仅仅是去看一趟父亲，为什么要对外公隐瞒实情？！

　　第二天穗子还在上最后一节课，母亲就来了。跟老师短短地交头接耳一阵，老师就提前放了穗子的学。穗子跟在母亲后面来到长途汽车站，看一眼候车室大钟。这时外公刚刚到达学校门口。他会站在隆冬里一个一个地看着从校门走出来的孩子。他会一直站在那里，心很笃定地等下课的孩子回家吃完午饭，又成群结队地上学去。外公会等的，会等到天暗了，放晚学的孩子们再次涌出校门。

　　她忽然对母亲说：“我的东西没带。”

　　母亲说：“我都替你拿了。喏，这是你的所有衣服，这是你的书、玩具。”

　　穗子本来没什么家当，值得带的，母亲都替她拿了。穗子想，母亲贼似的偷了穗子所有的东西；在外公眼皮下，她连东西带人把穗子偷走了。

　　穗子说：“我还有十多个橘子呢。”

　　母亲笑了，说：“算了吧，那也叫橘子？那叫橘子化石！”

　　穗子心想：说得轻巧，你去给我买点橘子化石来。但她从来不跟母亲顶嘴；她从来没跟母亲熟到顶嘴的地步。她不吱声了。冬天无孔不入，钻透她的棉袄棉裤，最后钻到她脚心，凝聚在她十个脚趾头里。积淀了整个冬天的脚趾开始咬食穗子，穗子的知觉给咬得血迹斑驳。

　　母亲说：“车要来了，你去上个厕所吧。”她佝下身，替穗子挽起棉裤腿，又塞给穗子两张揉得很软的废稿纸。

　　穗子朝厕所走去。她在厕所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母亲此时正以后脑勺对着她，在读墙上的时刻表。

　　穗子一直跑到一条巷子里，才明白自己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了。她干出野孩子的事来了。她跟闯了大祸的野孩子那样撒开腿、仰着脸飞跑。跑着跑着，她发现自己满脸汗水。跑得她真想上厕所，却绝不敢上，手心的两张废稿纸给团得更软和，跟她在多年后用的棉制手纸一模一样的软和。一路上遇见的所有厕所，穗子都一咬牙一别脸跑了过去。她跑到外公家门口时，一泡滚烫的尿灌入棉裤。于是外公看见傍晚中的穗子，热腾腾地冒气。

　　穗子妈一个冬天都没给穗子写信。女儿让她心碎。她同女儿赌气：看你没有妈活不活得下去。穗子妈这种时候成了穗子的小女伴，平起平坐地跟穗子比赛，看谁先孬下来；谁先投降。穗子爸还是一礼拜给穗子写一封信，说冬天水结了冰，用炸药一炸可以炸许多鱼；下兔夹子能逮住许多野兔和刺猬；锯下一棵柳树，鸟巢里有几十个蛋，那些蛋煎成一个个袖珍荷包蛋，香得命也没有了。穗子的回信从来不对父亲的描述作任何应答。她觉得父亲对世界的态度变了，作为也变了；就知道去祸害，去消灭。之后，世界对于父亲，就剩下个吃。穗子当然不知道冬天对父亲的那群人，确实只剩个吃，因为整个空白的严冬，就是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

　　穗子给父亲的信越来越短。她的常规生活没什么可说，而她的“地下生活”，跟他们说也白说。天下父母怎么可能懂他们的孩子呢？

　　竹林开始发春笋的时候，穗子揪了一冬天的心，慢慢放开。没人来麻烦外公，父母也没有来麻烦穗子。穗子自由自在穿着帮成底、底成帮的棉鞋到处忙，踩某家的煤球，偷某家的萝卜干、堵某家的下水道。人们还在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一个革命推翻另一个革命，大字报小字报，写多了大家也就写出字体来了，错别字也得到了公认。正是这个白纸黑字的世界让穗子和她的伙伴们向往无字，向往字盲。

　　她们便常常去郊区的竹林。大片的竹林是大片的无字。穗子见最年长的女孩弯腰拔下一根竹笋；她双手握住露在地面上的笋尖，整个屁股悬空向后坐去，竹叶响起来，竹林跟着哆嗦了好一阵，笋子才给拔起来。大家很快效仿年长女孩，拔掉了所有露出地面的竹笋。近午饭时间，每个书包都装满了笋。年长的女孩把一张报纸铺在地上，又把所有的竹笋放上去。然后她指定一个女孩叫唤，像卖冰棍卖茶叶蛋的贩子那样叫，叫得悠扬抒情，充满旋律。很快就卖掉了所有竹笋，女孩们狂喜地分了赃，约定第二天再干同一桩勾当。

　　穗子这才明白，竹笋是世界上最难减除的东西之一，头天拔净了，来日又生一片。女孩们的生意越做越旺，心越来越狠：开始太幼小的笋她们是不忍心去拔的，但一周下来，她们摊上最小的笋只有手指粗，仅比手指长一点。这天她们进了竹林，正对那些初冒尖的笋下手，一个汉子突然笋子一样冒出来。他一把揪住年长的女孩，说：“你还偷上瘾了哩！”年长的女孩梳两只羊角，给他揪住一只。他对另一个女孩说：“来，过来，把你的小辫子给我。”他将几个女孩子的辫子束成一束，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解下自己的皮带，悠着。他说：“不老实我抽死她。”

　　他就这样牵着一大把辫子往竹林深处走，也不管有的女孩是给他反着牵的，那样她只能脊梁当前胸，倒退着前进。谁倒着走踩了谁的脚，就出来哭腔的埋怨，汉子便说：“谁在吭气？”说着他狠狠往一根竹子上抽一皮带。竹冠连着竹冠，整个竹林都跟着疼，一齐挣扎扭摆。汉子牵不了所有女孩，岁数太小的，他就边吆喝边赶着走，放鸭似的。

　　年长女孩就在这时对穗子使了个眼色。

　　穗子和四个个头小的女孩给汉子赶得很好，乖乖朝竹林深处的小屋走去。她是看懂了年长女孩的眼色，却装着不懂。她觉得跟集体在一块死也认了。穗子跟全人类一样，都有同一种作为人的特点，那就是争取不孤立，争取跟大多数人同步，受罪享福，热热闹闹就好。她从爸爸最近开始的幸福日子里得到启示：甜头是所有人均分的苦头，幸运就是绝大多数人相加的不幸。

　　另一个女孩趁汉子不备，隐进竹林，逃了。汉子抬头看看竹林的梢部，女孩逃跑的路线马上清楚了。他随她去逃，只是更狠地抽着皮带。一棵笋子刚刚成竹，在皮带下断了。汉子说：“跑掉我就不认得你了？你们在这里偷我笋子，我天天看着哩！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我都晓得！……”他的话让女孩们暗暗吃惊，离那么老远，他怎样察觉了她们？

　　到了小屋，汉子把女孩们赶进去，自己却在屋外。

　　他说：“卖了的钱，都给老子掏出来。”

　　女孩们自然是掏不出的。年长的女孩说：“叔叔，下次不敢了。”

　　“我是你妈的叔叔！”

　　女孩们一齐哭起来，说：“叔叔我们错了。”

　　“错了就行了？钱呐？”

　　“钱买了挂面。还买了奶粉，给弟弟喝。”年长的女孩说。“弟弟肝炎。”

　　“都有弟弟？都有肝炎？”

　　一个女孩壮壮胆说：“我们把钱交给奶奶了。”

　　汉子说：“叫你奶奶把钱还回来，谁家奶奶还钱，我就放了谁。”

　　　穗子看看站成一排的女孩，每个女孩面前的水泥地面上，都是一滩眼泪鼻涕。她觉得这个女孩是个内奸，把大家全卖了；现在家长们都将知道她们的偷窃勾当了。孩子们跟家长们一样，在外面搞勾当普天下人都知道只要自己家里人不知道都还能接着混日子。穗子爸给人斗争、游街，谁看见只要穗子不看见就行；他都还大致有脸面有尊严。穗子爸现在的幸福还在于，他笨拙丑陋地在水坝上干牛马活，女儿穗子反正看不见。

　　汉子拿出一把锁，把门锁上了。他走到窗子前，对女孩们说：“刚才你们不是跑了一个吗？她回去报信，你们的奶奶就会来领人了。”

　　另一个女孩哭着说：“我没有奶奶！”

　　“那就叫你舅舅来。”

　　汉子知道女孩们的父母是来不了的，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反正来不了。做个乡下汉子他不明白城里人的种种大事，但看看也知道这群女孩没有父母。她们身上有种可怕的气质，汉子只觉得那气质有些刁钻，有些赖，有些连乡下孩子身上都不见的荒野。

　　汉子两个胳膊肘搁在窗台上，上身倾进窗内。他说：“就是送钱来也赔不了我那些竹子。你们少说搞掉了我两千多根笋子，笋长成竹就是十几倍价钱，赔不起我？不要紧，我叫人去扛你们家的自行车，下你们大人的手表，搬你们的缝纫机、收音机。”

　　汉子在咬“手表”这类名词时，嘴和脸都有猛狠狠的快感。他一年吃不到四回荤，嚼这几个字眼就像嚼大肥肉，馋与解馋同时发生，那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馋，刹那间得到满足的同时，吊起了更深刻的古老不满。汉子的不满和满足更迭，使他的脸上固有的愁苦深化了。汉子认为所有城里人都有他上面提到的“三大件”，这“三大件”却是他所理解的“富裕”的具体形象。他的困惑是城里人都有“三大件”，还在作什么？再作不是作怪、作孽又是什么？他看着这群女孩，心想她们的爹妈都是活得小命作痒了。他说：“一根竹子算你两块钱，你们差我四千块钱。你们的家长不赔我这些钱，你们就在这里头过端午吧。”

　　到了下午，女孩们喊成一片，说她们要解手。

　　汉子说：“解吧。”下午她们见逃跑的女孩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人。女孩们一时看不清来解救她们的人是谁家家长，因为他正和汉子在竹林里察看女孩们的罪迹。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女孩们知道汉子在勒索，而那位家长在杀价。

　　报信的女孩瞅了个空，跑到小屋前，对窗内小声说道：“你们完蛋了！穗子外公把你们交出去了，接受惩办！”

　　穗子外公跟汉子交谈着，头用力摇动。他们走出竹林，在屋子前面站住。外公胸前照例挂满勋章，一只脚实一只脚虚地站立，看上去大致是立正姿态。

　　外公看一眼屋内的女孩，对汉子说：“别跟我讲这么多废话，该关你就关，该揍你就揍，省得我们家长费事。”

　　汉子还在说一棵竹笋长成竹值两块钱的事。

　　外公说你是什么市价，现在到哪里拿两块钱能买到恁大一根竹子？少说四块钱！

　　汉子说：“还是老八路公道。”

　　外公说：“谁是老八路？我是老红军。”

　　汉子说：“是是是，老红军。”

　　“红军那阵子，拔老乡一个萝卜，也要在那坑里搁两分钱，掏老乡的鸡窝，掏到一个蛋，搁五分钱。我掏老乡鸡窝的时候，你大还‘虫虫虫虫飞’哩！”

　　汉子眼神变得水牛一样老实。

　　“拔多大一个萝卜你晓得？狗鸡根儿那么大。也是群众一针一线，也不能白拿。”

　　汉子给外公教育得十分服帖。

　　外公手指着屋内的女孩说：“她们拔掉两千根竹子，一根竹算它四块，那就是毛一万块钱。想叫她们爹妈赔钱那是做梦。所以我来跟你表个态度，你就关着她们吧。我代表她们爹妈表这个态度，你想关她们多久，就关她们多久，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女孩子中有人叫了一句：“什么老红军？老土匪！……”

　　外公没听见，或者听不听见他都无所谓。他接着说：“不然你把她们交还给我们，我们还是一样，还是关。关在你这里，你放心，我们也省心。”

　　汉子认为这个挂满勋章的老人十分诚恳，也十分公允。但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他说：“她们一天吃三餐，家长给我多少饭钱跟粮票呢？”

　　外公说：“坐大牢是大牢管饭。”

　　汉子说：“我哪有饭给她们吃？”

　　外公说：“再怎样她们也不犯饿饭罪，饭你总要给她们吃的。”

　　汉子一听，脸上黝黑的愁容成了通红的了。他说：“我家伢一人也是一张嘴，接起来比这根裤带还长！”他颠颠手上的牛皮带。“也要我喂！我没粮给她们吃！”

　　外公道：“那你什么意思？饿死她们？”

　　汉子马上掏出钥匙，开了锁，一面说：“我有米还不如喂几只鸡呢，还下蛋！”他驱瘟一样驱走十来个女孩。他晃着皮带：“再给我逮住，我抽脱你的皮！”

　　外公一声不响地领着女孩们往竹林外面走。大家知道外公不想麻烦自己，替人家教育孩子。他要把她们交给各家家长，按各家家规，该怎样算账就怎么算账。这正是女孩们最害怕的一点；事情一经别的家长转达，就变得更糟。她们开始甜言蜜语，说外公你真威风，戴那么多勋章天下无敌了！

　　外公没听见似的，一颠一颠往前走，走两步，往竹丛里一踢，出脚毒而短促。对他的奇怪动作，满腹心事的女孩们都顾不上深究。她们眼中的外公显得悠闲，因而他头颈的摆动看上去是种得意。

　　年长女孩说：“外公你要罚我们站，我们天天到你家后院来站，好吧？”她用力拽一把穗子，让她也服个软，好让老头不向学校和各家家长告状。但穗子不作声。每次穗子惹了事都变得十分坚贞。她若从吊在天花板的篮子里偷零嘴，被外公捉住她是绝不讨饶的。她不认错，外公就讲出那句最狠的话来：“我管不了你，我马上送你回你父母那里。”这话一讲出来，祖孙两人都伤心伤得木讷，会沉默许多天。穗子知道外公很快会讲出此话来伤她心了。她目光变得冰冷，暗暗地想，这回我要先发制人。一想到采取主动来伤害外公和自己，穗子的眼泪上来了。她看着外公走在最前面，双手背着，摇头晃脑；她要抢先讲这句绝情话，老人却是毫无防备。

　　所有女孩都说任外公罚：罚站、罚跪、罚搬煤饼，随便，外公的背也会笑的，外公的背影在笑她们徒劳，笑她们这群马屁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外公快要走出两里多长的竹林小径了。他停下来，仍背着双手，说：“笨蛋，做什么都要有窍门。偷竹笋，都像你们这样猪八戒，活该给人逮住、关班房。”外公打一个军事指挥手势，要她们沿小径走回去，捡他刚才踢断的笋。他说出偷竹笋的秘诀。竹笋在地下根连根，拔一棵笋，会牵动整个竹园，摇摆和声响能传到几里路以外，这就是她们遭了汉子埋伏的道理；他远远地顺着竹子的响动就摸过来了，但竹笋又比什么东西都脆嫩；一踢，它起根部折断，却闷声不响断在笋壳里，你只需再走一趟，沿途一根根拾那些折断的笋子就行。万一碰到人，谁也逮不到你的赃，一眼看上去，谁看得出你那么阴，不动声色把笋全毁在一层层的笋壳深部？

　　女孩们按外公说的，照原路走回去。走了半里路，拾的竹笋她们书包已盛不下了。她们对外公的景仰，顿时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原来外公是个精锐老贼，红军里原来什么高明人物都有。

　　穗子这时站在女孩们的群落之外。她见外公的目光在白色浓眉下朝她眨动一下。那是居功邀赏的目光，意思是，怎么样？我配做你外公吧？

　　就在穗子采来的竹笋经过腌制和晾晒，成了每天餐桌上一只主菜时，那个抄家头头完成了对外公的调查。他一直有更重大的事情去忙，抽不出身来处置外公这桩事。这天他突然有一个消闲的下午，便带领一群手下跑来了。他们不进门，黑鸦鸦站在门口。头头大声宣布有关穗子外公历史的重大疑点。根据他的调查，穗子的外公曾给李月扬做过副官，在一场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负伤，从此加入红军。但那场战斗中，红军的伤亡也很大，因此穗子外公便是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头头没等穗子和外公反应过来，便一步上前，拉开抽屉，拎出那张别满勋章的绿毡子，他一手高举着绿毡子，对逐渐围上来的邻居说：“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功勋章，充其量是来路不明的我军的纪念章。所以他所谓的‘战功’，是第一大谎言！其余的谎言更荒谬；这两个，是德国纳粹军人的奖章！”

　　外公说：“你奶奶的，你才谎言！哪个不是老子打仗打来的？”

　　头头说：“打仗，要看打什么仗。……”

　　外公拍拍桌子：“日你奶奶，你说是什么仗？收复东三省是谎？打过鸭绿江是你奶奶的谎？……”

　　头头不理外公，晃着手上的绿毡子，大声说：“今天，我们揭开了一个伪装成‘老英雄’的敌人，一个老白匪！”

　　邻居中有人搬了把椅子，头头便一脚站上去。所有金属徽章在他手里响成一片。他的手势非常舞台化，指在外公头上说：“这个老匪兵，欠了革命的血债，还招摇撞骗，伪装成英雄，多少年来，骗取我们的信任和尊敬。”

　　外公的白眉毛一根根竖起，头不屈地摇颤，他忽然看见不远处谁家做煤球做了一半，大半盆和了水与黄泥的稀煤搁在廊沿下。人们只见一道乌黑弧光，从人群外划向那头头，外公的矫健和头头的泰然都十分精彩，人群“呕”地哄起来。头头不理会自己已成了一个人形煤球，手指仍然指住外公：“大家记住这个老白匪，不要让他继续行骗。”

　　头头的几个手下把外公捺住。外公声音已完全嘶哑，他说：“我的‘残废证’是假的？！我身上鬼子留的枪伤，是假的？日你二爷！”

　　邻居们打来水让头头洗浑身的煤。他们大声地招呼着他，一下子跟他自家人起来。人们把外公推进屋里。外公说：“你们找黄副省长打听打听，有没有我这个部下！”

　　邻居中一人说：“黄副省长死了七八年了。”

　　他们把外公拦在门内。随便外公说什么，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相互对视一眼。他们要外公明白，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从陌生进展为熟识，从熟识向陌生，同样是正常进展。这段经历在穗子多年后来看，就像一个怪异的梦，所有人都在那天成了生人。这天之后，有的保姆哄孩子时说：“再哭那个老白匪来了。”那天之后的一个午睡时分，嗡嗡叫的苍蝇引来一个换麦芽糖的。穗子拿了牙膏皮出去交易，见她曾经熟识的女孩们为一大把徽章在同贩子扯皮，贩子说那两个德国徽章不是铜的，换不了麦芽糖。

　　穗子不清楚外公的残废津贴是不是从那天开始停发的。她在那个夏天给父母写了信，说她非常想他们，还说那次伤母亲的心，她一直为此不安。穗子在这个暑假跟父母的通信中，一个字都不提外公。但父母还是知道了外公的特殊食品供应已中断了。

　　穗子父母决定领走女儿。他们跟穗子私下里长谈了几次，要穗子深明大义，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力至高无上。他们说长期以来他们被迫跟女儿骨肉分离，穗子和他们一样，感情上的损失很大。现在是弥补这些损失的时候了。母亲说：“我们太软弱了，让自己孩子给一个不相干的老头做伴。而且是历史不清不白的一个不相干老头！”

　　听到“不相干”，穗子两眼混乱地看着母亲。

　　母亲说：“外婆不在了，老头就跟我们什么关系也没了，明白吗？”她的两只手掌把穗子的右手夹在中间，手掌上有几颗微突的老茧。

　　穗子爸说：“我们女儿跟我们一样，心是最软的，就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一个老头，她也不肯欺负他。穗子，爸爸最了解你了，对不对？”

　　长谈进行到天黑。穗子爸和穗子妈跟穗子咬耳朵：“去换换衣服，悄悄出来，外公要问，就说出去跟小朋友玩。爸妈带你出去吃好的。”

　　穗子跟在父母后面，进了一家小馆子，里面卖发面煎包和骨头汤。汤上面的葱花沾一层灰褐色油污。穗子喝着喝着，突然停下来，从大碗的沿上瞟一眼母亲，见她正跟父亲递眼色，眼色里有一个奇怪的笑意。穗子顿时验证了自己的感觉，父母一直在盯她，在挑她毛病。她每喝一口汤，张嘴发出“哈”的一声，两人就飞快一对视，意思是，看见了吧？她一举一止都带着那老头的毛病；她喝汤张嘴哈气的恶习难道不是跟老头一模一样？再看她那双手，捧着碗底，活活就是一双农夫的手。这样的手将来怎么去琴棋书画？在食物面前，这张脸还算得上矜持，而表情却全在她目光里，目光急不可待，不仅对自己盘内的东西有着过分的胃口，对别人盘中和嘴里的东西，格外是食欲中烧。在父母眼里，穗子的目光向小食店各个桌扑去，抢夺各个盘子里的食物，那目光分泌着充足的涎水，生猛地咬食和咀嚼，一口未完成又咬一口，来不及吞咽就开始下一轮咀嚼，上气不接下气，噎得直痉挛也不在乎。母亲终于忍不住了，说：“穗子，别人吃东西你不要去看。”

　　父亲解围地说：“小孩子嘛。”

　　“小孩子也不都这样，”母亲抢白，“我最不喜欢眼睛特别馋的孩子。老头把零嘴吊在天花板上，她的馋都是那样给逗出来的。”

　　穗子把从各桌收回的目光落定在油荤极重的桌上。正如这里的食品都有股木头味，这里的桌子全是肉味。五六只苍蝇在桌面上挪着碎步，进进，退退，搓搓手。母亲边说话边舞动指尖，连她赶苍蝇的动作都透着某种教化。她跟父亲说：“老头叫穗子说她自己‘我是个小猪八戒’，他才肯拿零嘴给她！”

　　穗子说：“我没有！”

　　母亲却看不见她陡然通红的脸。她说：“怎么没有？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老头站在板凳上，手从竹篮里构出个核桃，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个小猪八戒？’……”

　　穗子大声说：“不是核桃！”

　　“那是什么？”

　　“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核桃了！”

　　“好了，你嗓子轻一点。”母亲说着，迅速看一眼昏暗的小食店。“是不是核桃，无关紧要。反正老头就这么叫你自己说自己是个小猪八戒。”

　　“从来没有说过！”穗子说，嗓音仍轻不下去。

　　“你听她的嗓门！”穗子妈对穗子爸说。她又转脸来对女儿说：“我明明看见了。外公不是说：‘叫一声好外公’，就是说：‘以后还淘不淘气呀？’你说‘不淘了’，他才给你一口吃的。”

　　穗子瞪着母亲。她感觉眼泪痒而热，在眼底爬动。

　　母亲说：“这有什么？妈妈不是批评你，是说老头儿不该这样对你。你又不是小猫小狗，给点吃的就玩把戏。”

　　“可是我没说！”穗子哽咽起来。

　　“我明明听到的。小孩子不要动不动就耍赖！”

　　穗子想到她半岁时挨了母亲那两脚。她此刻完全能理解母亲，她也认为自己非常讨厌，就欠踢。穗子猛烈地抽泣。

　　母亲说：“不是穗子自己想说，是老头儿教你说的，对吧？”

　　“……嗯。”

　　母亲拿出香喷喷的手帕，手很重、动作很嫌弃地为穗子擦泪。穗子脸蛋上的皮肉不断给扯老远，再弹回。外公的确不及母亲、父亲高雅，这认识让穗子心碎。外公用体温为她焐被窝，外公背着她去上学，不时往路面上吐口唾沫，这些理亏的实情都让穗子痛心，为外公失去穗子的合理性而痛心。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明确告诉穗子，外公是一个外人。

　　当然，母亲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外公的历史疑案以及伪功勋章。母亲也掌握了穗子与朋友们偷盗竹笋的风波，她不再嫌弃女儿，而是对女儿恶心了。当母亲把后两者摆在父亲和穗子面前，作为结论性证据时，穗子哑口无言。

　　她答应了父母的要求。这要求很简单，就是亲口对外公说：“外公，我想去和爸妈一块生活。”但穗子妈和穗子爸没料到，穗子临场叛变。下面的一个星期里，无论父母给她怎样的眼风，怎么以耳语催促她，她都装傻，顽固地沉默。

　　外公这天傍晚摘下后院的丝瓜，又掏出咸蛋，剪下几截咸鱼，放在米饭上蒸。这样的晚餐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是丰盛的。穗子妈在餐桌下一再踢穗子的脚，穗子的脚一躲再躲。外公却开口了。外公说：“你们夫妻俩的心思我有数，我知道你们良心喂了狗，不过我都原谅。现在哪里的人不把良心去喂狗？不去喂狗，良心也随屎拉出去了。”

　　穗子爸、妈脸红一阵、白一阵。

　　外公把咸蛋黄拣到穗子碗里，自己吃咸蛋白，穗子妈说：“光吃蛋黄，还得了？”

　　外公说：“那是她福分。你要想吃，我还没得给你吃呢。穗子，你吃，跟外公有一日福享，就享。明个你走了，一个蛋就是没蛋白，净蛋黄，外公吃了，有什么口味？”

　　

　　

　　

　　

　　

　　

　　

　　

　　

　　

　　

　　

　　

　　

　　

　　

　　

　　

　　

　　

　　

　　

　　

　　

　　
当时穗子没什么钱。她一月薪水用不到月底，零嘴也戒掉了。她只在信封里夹了两张十元票。不多久，听母亲说，外公故去了。老人没有一个亲人，他的亲属栏只填了一个人名字，当然是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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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的爷”
　　** 倪萍 **

　　上了出租车我就跟师傅说：“前面红绿灯往右拐。”说了三遍，师傅也没应声。

　　“师傅，你睡着了？”

　　“死了。”

　　妈呀，一具尸体拉着我满街跑。

　　“在昆仑饭店这儿堵一上午了，这车就没动乎，我都快睡着了。大街上跑的全是送礼的车。”

　　“快过年了嘛，可以理解。”电话响了。

　　“眼珠子是摆设啊？没看见水池子上有条带鱼？……怎么不够？剁五段，我吃两段，儿子吃一段，头尾你一收拾，焖上一锅大米饭。……买什么黄瓜，这几天齁贵的！”电话挂了。

　　“师傅，你爱人的电话吧？她也开车的？”

　　“全职太太。”

　　我倒吸了一口气。做得起全职太太的，丈夫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至少一个人可以养活全家呀！

　　“那你一个人挣钱挺辛苦吧？一天在车上多久？”

　　“十二三个钟头吧。”

　　“哦，那不容易！”电话又响了。

　　“二十八再买。……贵也得买啊，今年多买！那脆黄瓜一咬，满车清香，想困都睡不着了！今年要是跟去年一样再下雪，七八个钟头都到不了，多备上点儿，五斤差不多吧。……你愿意吃柿子可以买俩，我不吃，齁酸的。……儿子吃黄瓜！”电话又挂了。

　　“师傅，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七八个小时？”

　　“内蒙，丈母娘家。哥们儿年年去，十六年了，一年也没落下。”

　　“你对丈母娘不错呀！”

　　“嘿，人家把闺女给咱了，一年就见这么一回，还不麻利儿的！老太太好几个闺女，就我们这么远。咳，老太太就喜欢我们家这位，打从小年老太太就盼，好吃的恨不能给我们留上一年。”

　　“也挺好，在内蒙过年比在北京有意思吧？”

　　“忒有意思了！那大锅里煮一块羊肉就够全家十来口子吃的。”师傅双手松开方向盘比划着。天哪，比风挡玻璃还大，真夸张。

　　“那才叫吃肉呢！一天三顿酒，早起我丈母娘就把酒烫上了，喝得差不多了在热炕上眯一觉，舒坦！逮空我就在院里点上挂鞭，噼里啪啦一响，热闹啊，旺兴啊！

　　“没事我就拉着老太太出去转，一里的路我也开上车，显摆呀！车不咋地，可那是村里独一份！见谁我丈母娘都叫停车，不管去哪儿都拉上人家一段，‘坐坐北京的车啊’！

　　“有一回我拉上了八个人，跑了五里路都不知人家要上哪儿，反正就瞎跑呗！”

　　“那你得打表啊！”我逗师傅。

　　“这哪是咱北京人干的事儿？得装阔气，北京爷嘛！”

　　“你丈母娘特为你骄傲吧？”

　　“不是我丈母娘骄傲，是我媳妇骄傲。嗬，那几天对我那好啊，小眼都眯成一条缝了，扒都扒不开！”

　　“那在北京她对你不好啊？”

　　“必须好啊！只要我进了门，她就啥也不干，全伺候我了。别看我在外头是孙子，在家里绝对爷！这不，买个菜都得问我。”

　　“那你老婆挺幸福的，这么年轻就不工作了，全职太太。”

　　“行吧。我一天多干俩小时就让她全职了。一女的起早贪黑的上什么班啊，齁累的，还得管孩子学习。这全职太太多好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

　　电话又响了。

　　就这么点屁事，费多少电话钱，挂了！”师傅语气很霸道。

　　“对媳妇够横的啊？”

　　“她没啥事，就是想听听我声儿，黏人！”

　　我半天无语，一直看着师傅的后脑勺，脑袋里满是胶。黏人，多幸福的一对儿啊！这不也没比那些大企业家们差哪里去吗？不也是一言九鼎的老大吗？这不也是家里藏着个幸福的妻子吗？不就是挣的钱小数点点得不在一个位置上嘛，重要吗？不也是一日三餐吗？不也得过年走亲访友吗？

　　“师傅，你们家那条带鱼多大呀？还能剁出五段？”

　　“一看你就没吃过带鱼！带鱼越小越好吃，那大带鱼肉都忒面。”

　　“你怎么得吃两段？一般是儿子多吃。”

　　“嘿，他们又不开车，我们家靠我挣钱呢！”

　　“那你一月能挣多少？”

　　“说实数说虚数？”

　　“当然实数了。”

　　“刨去交公司的，刨去油钱……”

　　“再刨去三顿饭钱？”

　　“别价，我天天家里吃，我媳妇顿顿给我做呢，那热乎乎地吃上一碗，怎么也比盒饭强！我媳妇该怎么论怎么论，对我那是百分百！一星期饭不带重样的，就三顿面都不一样，早上酸汤面，中午抻面，晚上捞面，那吃不够啊！绕路我也顿顿回去，吃了饭顺便看眼媳妇，这一天我舒坦，她也高兴！人不就活这俩字吗？”

　　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活着就是“高兴”这两个字值钱？师傅算弄懂了吗？

　　我快下车了，竟有些恋恋不舍，师傅的幸福很黏人。

　　师傅提前把计价器抬起来了，我说：“别，还得几百米呢！”

　　“打印票忒慢，耽误工夫。我这会儿还得上我妈那儿躺会儿。”

　　“累了吧？”

　　“不是。这不要上内蒙过年吗，年前多去几趟我妈那儿，老太太心里不是舒坦点儿嘛！事儿多着呢，下午还得去稻香村买点心。跟你说吧，年年回内蒙，我这车都跟货车似的，后备箱恨不得都盖不上。”

　　“都拉什么好货啊？”

　　“二锅头、粉丝、酱鸡架、烤鸭、排叉⋯.什么都有，这不老太太看着高兴吗！”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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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年轻 - 塞缪尔.厄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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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轻
　　** 塞缪尔.厄尔曼 **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

　　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

　　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

　　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酷雪所 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20岁。

　　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90岁。

　　所以只要勇于有梦，敢于追梦，勤于圆梦，我们就永远年轻！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老了，错误引导自己！年轻就是力量，有梦就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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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晨归 - 伊达洛.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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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晨归
　　** 伊达洛.卡尔维诺 **

　　斯苔芳妮娅早上6点才急匆匆地赶回家，这可是第一次。

　　车子没有开到门口，在前面的街角就停住了。是她让福奈罗这么做的，因为让门房看见可不好。丈夫出门在外，一大早让一个毛头小伙子送回家像什么样子呢？

　　真没想到大门还锁着，而她却没有钥匙。就是因为没带钥匙她才在外面过夜的。下午出去的时候，她原想着要回来吃晚饭，就没去拿钥匙，可那些久违的朋友硬是拖住不让走，在这家吃饭，又到那家跳舞，一帮人一直闹到半夜两点，这时候再想起没带钥匙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她心里也有点儿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就是福奈罗，不过也就是有点儿爱他，不太多，也不太少。

　　她孤零零地站在紧锁的门外，街上空无一人。早晨的阳光异乎寻常地明亮，似乎有人用放大镜把这条街弄得格外清晰。

　　在外面过了一夜，她并不内疚，良心上没什么过不去的。因为在最后的关头她记住了夫妻间的责任，抗拒了诱惑，保住了贞洁。尽管如此，她还算是纯洁的吗？

　　斯苔芳妮娅心里犹疑不决。她徘徊了几步，双手统在大衣袖子里。结婚两年来，她从没想过要背叛自己的丈夫。不过，生活里总好像还缺少点什么。她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但她时时感到苦恼，因为在丈夫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她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影子，还需要按他们的期望去塑造自己，然后，仰着头等他们拍拍后脑勺。总是不能平等地看他们，这真难受。她要冲出这种感觉。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再来一次感情历险，找一个情人，比如福奈罗？

　　街那头有家咖啡馆，卷帘门已拉了上去，真想马上喝杯咖啡，滚烫的。

　　她走进咖啡馆，里边的凳子还叠放在桌上，地下有一些锯木屑，只有老板一个人坐在柜台里。虽然这么早光顾，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心虚的。谁会往那方面去猜想她呢？她可能喜欢早起；可能要去赶火车；也可能刚下火车。没人会知道她在外面过夜的。这样想着，她高兴起来。

　　"来一大杯浓咖啡，要很烫的。"她用一种老熟人的口气说，似乎这里她常来常往。老板应道："稍等片刻，咖啡炉正在加热。"他又幽默了一下："其实这炉子要是跟男人一样就好了，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浑身早就热了。"

　　她笑了，藏在竖起的衣领里笑出了声。

　　咖啡馆里还有一个顾客，站在那边的角落里，看着橱窗外面。他转过身来，斯苔芳妮娅才注意到他。她又慌乱起来，好像有别人在场又突然把她唤回到刚才在街上的体验中去，她又觉得被推到了放大镜前面。不，别紧张，没人知道你在外面过了一夜。顶多脸上有些倦容而已。她打开手提袋，把化妆盒拿出来，悄悄扑了些粉。

　　那人穿着一件黑色外套，白丝绸围巾，露出里面的蓝毛衣。他向这边走过来，嘴里说着："在这个时候，清醒只属于两种人——还没上床的，和已经起床的。"

　　斯苔芳妮娅微微笑了一下，又打量了他一眼，这张脸介于聪明与愚笨之间，是那种对自己对世界都无所谓的男人。

　　"那么我们俩呢？是还没上床，还是已经起床了？""那又怎么样呢？"她用一种看穿了一切因而并不想逗乐的口吻回答。她早就看出来了，这家伙是个夜猫子。他们这类人故意要借此显得与众不同，唯恐别人看不出来而小瞧了自己。这让她很不舒服。她想作弄他一下，故意问他："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吗？当然还没有睡觉。一贯如此。"他急忙说明："怎么，你没看出来？"他干笑了一下，像演戏一样，用一种心不在焉的语气说道："是啊，阳光驱赶着我，我就要像蝙蝠一样藏进深洞里了。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女人，她们⋯⋯"斯苔芳妮娅不再理他，站起身，走出了咖啡馆，她想看看大门是否已经开了，但还是没有，仍然锁得紧紧的。他也跟了出来，见斯苔芳妮娅又折回头进了咖啡馆，也想再跟进去，犹豫了一下，终于泄了气，干咳几下，走了。

　　"有烟吗？"她问老板。也许她回去以后想抽两支，烟酒店还没开门呢。

　　老板拿出一盒，她接过来，付了钱。就在她要跨出门槛的时候，一条狗窜进来，差点撞了她。牵着狗的是一个猎人，背着枪，挎着子弹带和背篓。

　　"这条狗真棒！"斯苔芳妮娅抚摸了狗一下，"是塞特种吗？"

　　"布莱顿种。"

　　猎人很年轻，说话的口气有些粗鲁，看得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青年女性面前不自然的缘故。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打猎吗？"她问。

　　"不远，开车去一会儿就到了，十点还可以赶回来上班。"

　　斯苔芳妮娅很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就问："那地方，漂亮吗？"

　　"那是一个小山谷，挺纯静，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早晨一点雾也不起，可以看得很远。"

　　"要是我也能十点钟上班的话，那我肯定要睡到九点三刻。"老板感叹地说。

　　"我也喜欢多睡一会，但是，当人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在那儿，吸引我的是一种强烈的⋯⋯""我能理解。"斯苔芳妮娅接过话来。

　　"是吗？"猎人这会儿才注意地看了看她，突然发现刚才自己这么热切地谈论狩猎，只是由于有她在旁边听着。这么一想，他有点明白了，也许自己一直要寻找的快乐是些别的东西，狩猎并不能给他带来的。他像是努力地要说点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真的，天气这么好，空气又干燥，又新鲜，猎狗肯定会很卖力。"他喝完咖啡，付过钱。猎狗早就下了台阶，只想拉着主人快点离开。而他仍然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笨拙地说："姑娘，你，你想不想一起去？"

　　她笑了，温和地说："下次吧，下次我们再遇上，就约定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站了一会儿，想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接近她的机会，"好吧，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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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已经太晚 -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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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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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经太晚
　　** 刘瑜 **

　　电视里，女主角终于要嫁给自己爱的人，她一个人半夜爬起来，穿上婚纱，对着镜子，没完没了地笑。

　　吃着红薯粥、蓬头垢面地坐在沙发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可能都穿不上婚纱了，就是穿上，也未必有这样甜蜜的笑，就是有这样的笑，也已经太晚了。15岁的时候再得到那个5岁时热爱的布娃娃，65岁的时候终于有钱买25岁时热爱的那条裙子，又有什么意义。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只有青春不能。那么多事情，跟青春绑在一起就是美好，离开青春，就是傻帽。骑车在大街上大声唱走调的歌，冬天的雪夜里“嘎吱嘎吱”踩着雪地去突袭一个人，紧皱着眉头读萨特的书并在上面划满严肃的道道，走在商场里悄悄拆一包东西吃然后再悄悄地放回去。

　　看一个朋友拍的一个“搞笑片”，但看来看去，我就是笑不出来，原因是这个片子里都是些35岁左右的“中青年人”。这样的片子，若是15岁的小孩子拍，会“很搞笑”。若是25岁左右的人拍，会“挺搞笑”。但是35岁的人拍，便觉得很不好笑。

　　连愚蠢，也只是青年人的专利。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这句话，照我不堪的理解，就是早点出名，好男人就早点发现你，然后浪漫故事就早早地发生了。你若是35岁、45岁出名，还不幸是个女人，这名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女人，任何东西，若不能兑换成爱情，有什么用呢？

　　有一年，一个男人指着另一个男人跟我说，他以后会回国的，他以后会当总理的。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会当总理的男人，一天一天在我身边老去。直到有一天，他已经变得大腹便便了，头发稀疏了，唠唠叨叨了，我慢慢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26岁的时候才来到美国，才开始学习英语，可是他学啊学，跟着电视学，请家教学，捧着书学，就是学不会。每次见到我，他总是特别兴奋地说，你听，我的英语有没有进步？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一句火星英语，我看着他，心想，已经太晚了。

　　我外婆，直到70岁的时候才住上楼房，之前一直挤在大杂院里。可是等她好不容易住上了楼房，她又不习惯上楼下楼爬楼梯，不习惯那种邻里之间不吵架的生活，于是她变得失魂落魄，没事就往老房子那边跑。你知道，当好事来得太晚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坏事。

　　我想我就是现在遇上一个心爱的男人又怎样呢？一个没有和我一同愚蠢过的男人，有什么意思呢，而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愚蠢，也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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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志气与欲望 - 梁簌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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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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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志气与欲望
　　** 梁簌溟 **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

　　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

　　这样的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气，因为背后存个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气，却很不自然，很苦，且难以长进。虽有时也会起一个大的反动，觉得我这样做是干什么？甚或许完全不干，也许勉强干。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会自己搪塞自己。

　　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放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是很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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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童话 - 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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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话
　　** 陈丹燕 **

　　一个人在儿时读童话，看到的是神奇的世界。一个小人，躺在自家干净温暖的小枕头上，听母亲读童话，满脑子都是奇妙的想象，他以为那就是自己长大以后，将要进入的世界。那时的童话，好就好在，小人看到了世界的公平，好人总归是要战胜坏人，小红帽总是打得过大灰狼，灰姑娘也终于可以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皇宫里。达到这个理想以前所经历过的九九八十一难，都因为胜利而变得非常浪漫，一点也不苦。小人这时要是提问，一定有积极的主题，从吃菠菜的重要性，到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都是想象自己将会在那个美妙的世界里大有作为。都是对将来的人生抱着无限的好感。那要求世道公平的种子，就是这样种在了心里。

　　一个人在成年后再读童话，除了特别的爱好，大多数人是因为已为人父母，身体已经从婴儿床的位置转移到小床边的矮凳子上。夜复一夜，要为自己的孩子读童话书了。这是个所谓蓦然回首的时刻，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从人生湍急的进程中冉冉升起。度过了青年时代抛弃童话幻想的激烈，此刻，一个人在童话书面前再次检验童话中对世界的理想，那个古老的好人有好报的清平世界，心中总是悻悻然的，因为此时最深的感受就是：生活原是不够公平的。

　　成年之后，每个人都多少有了对自己已经进入的世界的怕，因为经历了磨难，所以也有了对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退缩。成年人的心，在童话面前，显出了它的疲惫和倦怠。

　　一个成年人，读白雪公主给孩子听的时候，有时心中会蓦然一惊：他突然想到，也许事实根本就不是皇后使计谋害白雪公主，而是白雪公主不喜欢后娘，使计陷害皇后呢！一个人在成年时候读童话，常常都能在一团温柔的故事里读出背后深深的恶意。这种恶意的发现，是与他对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的生活，摧毁了儿时璀璨的愿景。许多人是在此时发现，自己小时候心中的美好世界已经坍塌了，因为从前的童话也已经变质了。

　　一个人要是在老年后还有机会重读童话，本身就是幸福。因为无论境况如何，他都已锻炼出了一颗安适的心。简单的故事在丰富的阅历面前，呈现出从前无法想象的寓言性。很难想象，那些简单的句子是如何饱含了人生中无限的感触。那看上去幼稚的公平世界，是如何幡然新生，散发着多少磨难终于无法毁灭的向往。人的年龄和阅历都是无法夺取的财富，如果这个人没有白白度过自己一生的话，他终将变得更加智慧和宽容，在这时，他能找到童话中那个清明世界在他心中的共鸣。这时候他真正与童话共鸣，他能与童话的信仰融为一体。只是带着一点点悲哀，因为他知道许多事，在童话中存在，也在心灵的理想世界中存在，只是自己一生都无法到达。

　　一个人如果一生都阅读童话，那么，他会渐渐持有对童话的信仰。一个人在童年和老年时容易接近童话的理想，是因为人生的这两个阶段，有更多的心灵生活，而不需要与现实苦苦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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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谈父母与子女 - 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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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父母与子女
　　** 培根 **

　　在子女面前，父母要善于隐藏他们的一切快乐、烦恼与恐惧。他们的快乐无须说，而他们的烦恼与恐惧则不能说。子女使他们的苦恼变甜，但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但却减轻了他们对于死的恐惧。

　　一切生物都能通过生殖留下后代，但只有人类能通过后代留下美名、事业和德行。为什么有的没有留下后代者却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功绩，因为他们虽然未能复制一种肉体，却全力以赴地复制了一种精神。因此，这种无后继的人其实倒是最关心后事的人。创业者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因为子女被他们看作不但是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常常会有不合理的偏爱。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母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优遇。唯有居中的子女容易受到忘却，但他们往往是最有出息的。

　　在子女小时不应对他们过于苛吝。否则会使他们变得卑贱，甚至投机取巧，以至堕入下流，即使后来有了财富时也不会正常利用。聪明的父母对子女在管理上是严格的，而在用钱上则不妨略宽松，这常常是好效果的。

　　作为成年人，绝不应在一家的兄弟之间挑动竟争，以至积隙成仇，使兄弟间直到成年，依然不和。

　　意大利风俗对子女和侄甥一视同仁，亲密无间，这是很可取的。因为这种风俗很合于自然的血缘关系。许多侄子不是更象他的一位叔、伯、而不象父亲吗？

　　在子女还小时，父亲就应当考虑他们将来的职业方向并加以培养，因为这时他们最易塑造。但在这一点上要注意，并不是孩子小时就喜欢的，也就是他们终生所愿从事的。

　　如果孩子确实有某种超群之才，那当然应该扶植发展。但就一般情况说，下面这句格言是有用的：“长期的训练会通过某种适应化难为易。”还应当注意，子女中那种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幼子，常常会通过自身奋斗获得好的发展，而坐享其成者却很少能成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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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悠哉游哉 - 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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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悠哉游哉
　　** 伯尔 **

　　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码头，一个衣着寒伧的人躺在他的渔船里闭目养神。 

　　一位穿得很时髦的游客迅速把一卷新的彩色胶卷装进照相机，准备拍下面前这美妙的景色：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大海、雪白的浪花、黑色的渔艇、红色的渔帽。咔嚓!再来一下，咔嚓!德国人有句俗语：“好事成三。”为保险起见，再来个第三下，咔嚓!这清脆但又扰人的声响，把正在闭目养神的渔夫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直起身来，开始找他的烟盒。还没等找到，热情的游客已经把一盒烟递到他跟前，虽说没插到他嘴里，但已放到了他的手上。咔嚓!这第四下“咔嚓”是打火机的响声。于是，殷勤的客套也就结束了。这过分的客套带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游客操着一口本地话，想与渔夫攀谈攀谈来缓和一下气氛。 

　　“您今天准会捕到不少鱼。” 

　　渔夫摇摇头。 

　　“不过，听说今天的天气对捕鱼很有利。” 

　　渔夫点点头。 

　　游客激动起来了。显然，他很关注这个衣着寒伧的人的境况，对渔夫错失良机很是惋惜。 

　　“哦，身体不舒服?” 

　　渔夫终于从只是点头和摆头到开腔说话了。“我的身体挺好，”他说，“我从来没感到这么好!”他站起来，伸展了一下四肢，仿佛要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魄是多么的强健。“我感到自己好极了！” 

　　游客的表情显得愈加困惑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这疑问简直要使他的心都炸开了：“那么，为什么您不出海呢?” 

　　回答是干脆的：“早上我已经出过海了。” 

　　“捕的鱼多吗?” 

　　“不少，所以也就用不着再出海了。我的鱼篓里已经装了4只龙虾，还捕到差不多两打鲭鱼……”渔夫总算彻底打消了睡意，气氛也随之变得融洽了些。他安慰似地拍拍游客的肩膀。在他看来，游客的担忧虽说多余，却是深切的。 

　　“这些鱼，就是明天和后天也够我吃了。”为了使游客的心情轻松些，他又说：“抽一支我的烟吧?” 

　　“好，谢谢。” 

　　他们把烟放在嘴里，又响起了第五下“咔嚓”。游客摇着头，坐在船帮上，他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好腾出两只手来加强他的语气。 

　　“当然，我并不想多管闲事，”他说，“但是，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海，那您就会捕到3打、4打、5打，甚至l0打的鲭鱼。您不妨想想看。” 

　　渔夫点点头。 

　　“要是您，”游客接着说，“要是您不光今天，而且明天、后天，对了；每逢好天都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您知道那会怎样?” 

　　渔夫摇摇头。 

　　“顶多一年，您就能买到一台发动机，两年内就可以再买一条船，三四年内您或许就能弄到一条小型机动渔船。用这两条船或者这条机动渔船您也就能捕到更多的鱼——有朝一日，您将会有两条机动渔船，您将会……”他兴奋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您将可以建一座小小的冷藏库，或者一座熏鱼厂，过一段时间再建一座海鱼腌制厂。您将驾驶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更多的鱼群，并用无线电指挥您的机动渔船，到别人不能去的地方捕鱼。您还可以开一间鱼餐馆，用不着经过中间商就把龙虾出口到巴黎——然后……”兴奋又一次哽住了这位游客的喉咙。他摇着头，满心的惋惜把假期的愉快几乎一扫而光。他望着那徐徐而来的海潮和水中欢跳的小鱼。“然后，”他说，但是，激动再一次使他的话噎住了。 

　　渔夫拍着游客的脊背，就像拍着一个卡住了嗓子的孩子。“然后又怎样呢?”他轻声问道。 

　　“然后，”游客定了一下神。“然后，您就可以悠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再不就眺望那浩瀚的大海。” 

　　“可是，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渔夫说，“我本来就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闭目养神，只是您的‘咔嚓’声打扰了我。” 

　　显然，这位游客受到了启发，他若有所思地离开了。曾几何时他也认为，他今天工作为的是有朝一日不必再工作。此时，在他的心里，对这个衣着寒伧的渔夫已没有半点的同情，有的只是一点儿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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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人自何处来
　　** 梁实秋 **

　　我二十二岁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全班数十同学搭乘杰克孙总统号由沪出发，于九月一日抵达美国西雅图。登陆后，暂息于青年会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车东行，只有极少数的同学留下另行候车：预备到科罗拉多泉的有王国华、赵敏恒、陈肇彰、盛斯民和我几个人。赵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间寝室里休息。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的说：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

　　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衷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午夜过后，有人喊我们出发去搭火汽，在车站看见黑人车侍提着煤油灯摇摇幌幌的喊着“全都上车啊！全都上车啊！”

　　车过夏安，那是怀欧明州的都会，四通八达，算是一大站。从此换车南下便直达丹佛和科罗拉多泉了。我们在国内受到过警告，在美国火车上不可到餐车上用膳，因为价钱很贵，动辄数元，最好是沿站购买零食或下车小吃。在夏安要停留很久，我们就相偕下车，遥见小馆便去推门而入。我们选了一个桌子坐下，侍者送过菜单，我们检价廉的菜色各自点了一份。在等饭的时候，偷眼看过去，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位老者，黄脸黑发，像是中国人，又像是日本人，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

　　我们刚吃过了饭，那位老者踱过来了。他从耳朵上取下半截长的一支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上写道：

　　“唐人自何处来？”

　　果然，他是中国人，而且他也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他一定是广东台山来的老华侨。显然他不会是国语，大概是也不肯说英语，所以开始和我们书谈。

　　我接过了铅笔，写道：“自中国来。”

　　他的眼睛瞪大了，而且脸上泛起一丝笑容。他继续写道：

　　“来此何为？”

　　我写道：“读书。”

　　这下子，他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收敛起笑容，严肃的向我们翘起了他的大拇指，然后他又踱回到柜台后面他的座位上。

　　我们到柜台边去付帐。他摇摇头、摆摆手，好像是不肯收费，他说了一句话好象是：“统统是唐人呀！”

　　我们称谢之后刚要出门，他又喂喂的把我们喊住，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把雪茄烟，送我们每人一支。

　　我回到车上，点燃了那支雪茄。在吞烟吐雾之中，我心里纳闷，这位老者为什么不收餐费？为什么奉送雪茄？大概他在夏安开个小餐馆，很久没看到中国人，很久没看到一群中国青年，更很久没看到来读书的中国青年人。我们的出现点燃了他的同胞之爱。事隔数十年，我不能忘记和我们作简短笔谈的那位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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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终点 - 罗伯特.J.哈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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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终点
　　** 罗伯特.J.哈斯汀 **

　　我们的下意识中常常藏有这样一个田园般的梦幻，我们乘坐火车作横跨大陆的长途旅行，沉醉于窗外高速公路上如梭的车流，孩子们在路口招手致意，奶牛在远远的山脚下吃草，发电厂冒出浓烟，成排成行的玉米和小麦，平畴深谷，山峦起伏，城市的轮廓，乡村的庄园，都让我们如此沉迷，如此心醉。

　　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想的还是终点。某天某时，火车进站，鼓乐齐鸣，彩旗飘扬。一旦到达终点，心中梦想千种都会成真，人生的缺残都会重圆——就像拼板玩具的最后完成。我们在车厢过道中踱步、徘徊、焦灼不安，诅咒时光的流逝如此之慢，只是在等待、等待终点的到达。

　　“到了终点，那就妥了。”我们嚷道。“我到18岁的时候”“我买到一辆新的奔驰450车的时候”“我供最后一个孩子念完大学的时候”“我还清欠债的时候”“我升官晋级的时候”，甚至“我退休之后会安度晚年的时候”。

　　然而，迟早我们必须认识到，世间没有可以一劳永逸的终点和归宿。生活的真正乐趣在于旅途，在于过程。终点只是梦幻，它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逝水年华细斟酌”，多好的箴言!不是抱恨前朝，恐惧来日，也不是今朝的重负使我们忧虑不安。悔恨和恐惧是劫夺我们美好今朝的孪生窃贼。

　　所以，不要在过道里徘徊踯躅，不要时时计算里程度日如年。去爬山吧!去吃冰淇淋，去赤足奔走，去畅游江河，去欣赏朝霞夕阳。多一些大笑，少一些哭泣。生命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时终点就会倏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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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和自己结婚的男人 - 查理.费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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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自己结婚的男人
　　** 查理.费什 **

　　“为什么不呢？”

　　我的好友泽塔戈牧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他刚刚和弗莱明主教通了两小时电话，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圣经》中的各个章节。他指出，《利未记》中告诫基督徒不能和自己的姐妹、婶婶、姨妈、母亲、岳母甚至是孙女结婚——如果他们产生这样的念头的话。但是，这本好书中却没有规定不能和自己结婚。因此，当我告诉泽塔戈牧师那正是我想做的，他无奈之下说出这句影响深远的话来：

　　“为什么不呢？”

　　当然，《圣经》同样也没有明文禁止任何人同自己的曾祖母、桌子或是观赏鱼结婚。要是哪天弗莱明主教因此和他心爱的法国波特儿犬结婚，又或者是跟他的毛毯结婚——毕竟他们已经同床共枕多年了——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不管怎么样，一旦我成功说服我的好牧师让我和我梦中的白马王子结婚，我接着就得再去说服我的父母。我不得不说，与一个拥有两千年稳定根基的国际性宗教相比，鄙人的父母更难劝服。

　　一开始，我的母亲只把这当作一个玩笑。是的，很少有人会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但是我需要她明白我是认真的。母亲不断地问我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非要跟自己结婚——你本来就和自己在一起生活啊？”或者“婚礼上你要穿什么？”

　　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这件事使我的父亲几乎疯掉。真的。我结婚后的好些年里，他整天坐在电脑旁撰写文章，寄给五花八门的新闻报刊、世界记录大全以及航天局内部通讯杂志，声称自己是在太空做爱的第一人。虽然其实他与太空最为亲密的接触仅仅是电脑键盘上的那个大按钮，但他本人似乎对此确信不疑。若是被人问到他所说的和他做爱的人是谁，他通常会停顿一下，以期获得戏剧性效果，然后对着那人双目圆睁地尖叫道：“我自己！”

　　我原本希望我可以信赖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们会对此表示赞同，但现在看来，那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点笑料而已。他们以往对我支持有加，可是婚礼后他们却长时间以此来取笑我。他们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中，不乏有伤大雅之物：成人杂志，丝绸手套，甚至还有天花板镜。一想到婚礼上泽塔戈牧师宣读婚姻誓言时，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狂笑不已，真让人生气——“你会将你自己视为丈夫，并同他共同生活吗？不管是疾病还是健康，你都会爱护、抚慰、顺从和尊重你自己，并在你有生之年对自己忠贞不贰吗？”我发誓，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笑得尿了裤子。

　　我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一个美妙的蜜月。我赌输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反正没人会在一旁唠叨我花了多少钱。洞房花烛夜，我在金字塔酒店顶层定了一间高级套房……

　　我结婚的理由很多，包括税务优惠方面的因素（但是想要让税务人员明白我是自己的配偶简直就是活受罪）。自从我明白婚姻是怎么回事后，我就非常渴望拥有一位值得信赖的伴侣。我想要有人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可以与之分享我最隐秘、最阴暗的事情而不用担心会被取笑。不幸的是，虽然通常情况下交女朋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证明，我选择朋友的品位极其有限。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别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那就是，我的最佳伴侣也许近在眼前。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次婚姻在很大程度上都极其成功。我几乎不和我的配偶争吵；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才是周围人中和我最谈得来的人。有几次我的确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每次都是我赢。性生活，呃——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干扰我的生活；很多下三滥的记者想要从我不同寻常的婚姻中捞到好处。我发现有些文章很可笑，有些就令人生厌，尤其是那些把我称为世界上最自大和/或最自恋的人。我想我并没有那么自高自大，我只是碰巧很享受跟自己待在一起而已。

　　突然之间，我很想有个小孩，我猜想可能是荷尔蒙的作用，或者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很俗套的解释是，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会终结，所以我想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因此，我花了很多天权衡利弊。为了娶到妻子，我决定和我的丈夫离婚。我和泽塔戈牧师聊了聊，他告诉我不能想离就离。我必须要有合法的理由。说来也怪，想要孩子并不能算作很好的离婚理由。

　　正如我的好牧师解释的那样，除非我和我的配偶分居至少一年，但除非动个大手术，否则这很难办到；或者我的配偶虐待我；又或者我的配偶入狱至少一年，我才可以离婚。仅仅为了离婚就把自己打一顿或者在监狱里混上一段时间，我并不十分情愿。这样一来，我只有一个选择了：通奸。我只要和自己以外的某个人发生关系就行了；只要是那种正常的，异性之间的人类性行为，我就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

　　就这样，我很不情愿地脱下婚戒，开始物色伴侣。我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留情，说我跟自己离婚是为了防止自己变成瞎子。当我告诉母亲我和自己的婚姻走到头了时，我想她松了口气。为了获得戏剧性的效果，我父亲停顿了一下，然后对着我双目圆睁地叫道：“我自己！”也许他真的在另一个世界。

　　要找到一个既愿意和我睡觉又没有在报纸上看到我已婚消息的人，我原以为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行，但是，我很快就找到一个长相平平的马来西亚女孩，相对而言，她比较容易引诱。说实话，那次性经历真让人失望。她好像对于如何让男人兴奋一无所知，相反我却是这方面的老手。我猜那对她来说毫无用处——我所受到的训练不是为了取悦女性。

　　此后离婚就容易多了。教会似乎很想把我和自己分开，仿佛我的婚姻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分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孤独，因为至少本地的精神病医生（此人长于治疗多重人格紊乱症）不再每个星期都给我寄那该死的名片了。

　　我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才找到一位好妻子，只有她认为嫁给我并不意味着同时嫁给了两个人。十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我只是等着媒体忘掉“和自己结婚的那个男人”。同时，我也用相同的名称写了部自传。书中详细描述了我和自己的婚姻，包括我和自己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我如何面对每个人对我和我丈夫的指责以及我们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想正是这些内容使得若干年后出版的这部自传获得巨大的成功。人们只是好奇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我想读过这部自传的人都会引发一些思考。他们读了我的自传，然后问自己：“我易于相处吗？如果我不得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我能做到吗？”有那么一会儿，他们都不再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或是梦中情人，而是问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好配偶。

　　我没有听到任何模仿我和自己结婚的例子，究其原因，要么是媒体对此已经失去兴趣，要么是教会已下定决心禁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我和妻子刚刚搬进新居。新房子的空间很大，足够安顿我们另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我现在很幸福。事实上，此时此刻我无法抹去脸上的笑容。您看，我们隔壁的邻居正是弗莱明主教和他可爱的妻子——那条法国波特儿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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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冬天的牛 -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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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9-10-28 13: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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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冬天的牛
　　** 李娟 **

　　我端着满满一纸箱子垃圾，向马路尽头的垃圾堆走去。半路上，路过的一头牛看了我一眼，然后立刻两眼发光──当时我还以为是错觉，也没管那么多，继续往前走。那牛则从栏杆那边绕过来，寸步不离跟着我，而且愈发加快了速度，想超过我。真是奇怪。远远地，马路南边又有两头牛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现了我，也争先恐后跑来了。我扭头往东边看，不知什么时候又跟上了五六头。真有些急了，不禁加快了步子，后来干脆小跑了起来。后面的牛越跟越多，也不知从哪儿突然就冒出来的，好像半个库尔图的牛都从各个旮旯角落集中过来了，浩浩荡荡，追着我狂奔。我魂都骇飞了，回头瞟一眼，一大片又尖又硬的牛角，乱纷纷的牛蹄子。我大喊：“这是怎么了！咋回事？”马路上人虽然不多，三三两两的也不少，都隔了篱笆冲我哈哈大笑。我也来不及去恨他们了，魂飞胆裂，还没冲到垃圾堆就“啪”地把垃圾扔了，箱子也不要了。人也不停住，直直地冲向垃圾堆，冲上垃圾堆，冲过垃圾堆，头也不回向对面的雪野跑去。远远地又听到有人在大笑。我气喘吁吁回头一看，奇怪，追兵一个也没了，比突然跟上我时还要突然。再一看，它们此时正扎扎实实围在垃圾堆边起内讧。好像在争抢什么东西，你拱我刨，撕抢追抵，好不热闹。这时有一头牛左右突围，杀开一条血路冲将出来，嘴里牢牢衔着它的战利品──我恍然大悟，那是我用来装垃圾的纸箱子。

　　我就那样站在茫茫雪原上，远远看着百牛奔腾，追逐前面的那头心犹不甘的牛英雄──就跟追我时一个架势。

　　经常被这种情景打动的还有我外婆。她刚从南方来，哪里见过这等场面！每每唏嘘不已，一有时间就在柜台里清腾东西，腾出不少空纸箱，跑去喂牛。没办法，她信佛，很有好生之德。这下好了，整条马路两边的门面房前，就我家门口聚集的牛最多，整整齐齐一直排到三岔路口，脑袋齐刷刷冲我家大门望着，门一开便闻风而动。我家哪里有那么多纸箱子喂它们啊？

　　牛在冬天实在可怜，一个夏天来狠积狠攒的大块肥膘，不到两个月便消得屁股尖尖，一身骨架子。只好咬紧牙关，熬到下一个夏天再报复一般地猛吃几个月。如此一张一弛，反差剧烈，弄得牛可能想不通世界到底咋回事，既然会有暖和碧绿的夏天，为什么又会有积雪覆盖、寸草不生的冬天呢？因此我们这里的牛都非常神经质，非常吓人。

　　有一次我一推开门就迎面撞上一头牛，被死死堵在门口，出不了门。它的脑袋伸进门框，牛角直直硬硬地戳着，牛眼一动不动盯着你──我上门讨债也这样看过人。于是我也不动，静静望着它。两下较劲，很快败下阵来。我不是它的对手，我目光的神威只能维持一到两分钟，久了便虚了，不由自主换了苦苦哀求的神情：“你咋还不走？求你走吧？”──它仍牛眼炯炯，意味深长。若是个人，我一把推他个转身就出去了。可它是牛，几百公斤的东西，况且还有角……我妈才可笑──也可能在逗我们开心吧。她学电影里的，一个劲儿说：“喂，你后面是什么？快看，看你的后面……”──它要是能上当就是天下最聪明的牛了。

　　反正死活不走，于是我们的门也没法关上，房间里白气腾腾，越来越冷。

　　至于后来怎么解决的？还是纸箱子的功劳。

　　我妈便一个劲儿地埋怨外婆，说都是她把附近这一带的牛全惯坏了，我家简直成了牛的慈善机构。

　　后来我妈又埋怨本地的哈萨克老乡不好好喂牛，都太懒了。此言一出，引致众愤。她缄默。但还是没办法相信那些路上整天到处转悠的牛全是喂过的。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它们在冰天雪地中不安地四处拱嗅，啃木头桩子，并啃吃自己粪便──真是饿疯了。我外婆叹口气，又去翻天翻地找纸箱子。

　　有时候，得了只空箱子，附近却一时不见牛踪，她老人家便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大冷天，满村找牛。找到了扔过去就赶紧往家跑。自己冻坏了不说，还让牛们为此起内讧，打群架。我妈说：“就把箱子撂在门口，让它自己来吃嘛。”我外婆一想也是。可到了下一次，还是忍不住跑出去，大老远的亲自送到牛嘴边。亲眼看着被施予者接受自己心意是不是很快乐？冬天太冷，除了这个，她很少有出门的借口。外婆多么寂寞。

　　我们家乡的黄牯牛啊水牛啊都是用来犁地的，她从来没有见过新疆的牛干过活，甚至连牛车都很少见一辆。可是，她可能认定新疆的牛一定是因为好吃懒做才落得如此下场──三九寒天还流落街上没人管，自己四处找吃的。到处是冰雪，皑皑到天边，哪有吃的！而牛一个劲地长流透明的涎液，她则认为是它们感冒了，类似于人流清鼻涕。她都不知道牛皮有多厚，迟暮的老人，总是会像孩子一样天真。

　　我常常在一旁悄悄观察我外婆、我妈两人与牛之间的……暂且称之为是“交往”吧。我知道她们对万物始终保持着一种天生的亲近，却不能明白这亲近从何而来。为什么我就没有那样的亲近感呢？是不是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才会顺着最初一路走来的痕迹，再原路走回去？衰老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冬天？我每天看着我妈进进出出都在与身边的牛自然地打着招呼，别人可能只会觉得她是一个天真风趣的人。而我，则总是想到冥冥之中类似于因缘的某种事物的作崇。细想之下，不禁恐怖。母亲离我多么遥远，好像我们分别处在夏天与冬天。很多时候我都感觉不到她，就像感觉不到一头牛在冬天所能感觉到的那些。

　　我猜想牛在冬天一定比夏天想得多一点，否则它不会那么不安。在冬天里，牛们因饥饿而更加寒冷，因其身空乏、世界白寂而不安，于是它们失去了夏日的天真驯和。其实我们也不喜欢冬天，我们被重重大雪困在村庄里，焦躁、沉闷，围着室中炉火，想着春天。牛在冰天雪地中四处徘徊，就像我们在深暗的货架柜台后面一整天一整天地静坐冥想。没有生意。冬天多么漫长难熬，牛在身边走来走去，我想它们所寻找的可能不仅仅是食物，还有出口，通向暖和天气的出口。然后我们就跟着它一起走出去。

　　呵呵，其实我们还是挺喜欢牛的，如果它后来不偷吃我家储存在门楣上的芹菜和大葱的话。──放那么高，亏它也能够得着！我妈气得要死，那天几乎围着库尔图把那头牛撵了一大圈。回家后我们就只好吃咸菜炖土豆。从那以后，那头牛就经常来，长时间翘首往我们家门上观望。可惜再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但它还是每天都来，一直守株待兔到春天为止。我们谁都没想到绿色食品如此强烈地刺激了它的记忆──第二年冬天它还来，还那样吓人地仰着脖子往我家门楣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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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塑料儿童 - 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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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塑料儿童
　　** 三毛 **

　　荷西与我自从结婚以来，便不再谈情说爱了，许多人讲--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们十分同意这句话。

　　一旦进入了这个坟墓，不但不必在冬夜里淋着雪雨无处可去，也不必如小说上所形容的刻骨铭心的为着爱情痛苦万分。当然，也更不用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观是否可人，谈吐是否优雅，约会太早到或太迟到，也不再计较对方哪一天说了几次--我爱你。

　　总之，恋爱期间种种无法形容的麻烦，经过了结婚的葬礼之后，都十分自然的消失了。

　　当然，我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以我的个性，如果恋爱真有上面所说的那么辛苦，想来走不到坟场就来个大转弯了。

　　婚后的荷西，经常对我说的，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本"对话录"都还要简单百倍的。

　　我们甚而不常说话，只做做"是非""选择"题目，日子就圆满的过下来了。

　　"今天去了银行吗？""是。"

　　"保险费付了吗？""还没。"

　　"那件蓝衬衫是不是再穿一天？"

　　"是。"

　　"明天你约了人回来吃饭？"

　　"没有。"

　　"汽车的机油换了吗？"

　　"换了。"

　　乍一听上去，这对夫妇一定是发生婚姻的危机了，没有情趣的对话怎不令一个个渴望着爱情的心就此枯死掉？事实上，我们跟这世界上任何一对夫妇的生活没有两样，日子亦是平凡的在过下去，没有什么不幸福的事，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幸福的事。

　　其实上面说的完全是不必要的废话。

　　在这个家里，要使我的先生荷西说话或不说话，开关完全悄悄的握在我的手里。他有两个不能触到的秘密，亦是使他激动喜乐的泉源，这事说穿了还是十分普通的。

　　"荷西，你们服兵役时，也是一天吃三顿吗？"

　　只要用这么奇怪的一句问话，那人就上钩了。姜太公笑咪咪的坐在床边，看这条上当的鱼，突然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立正，稍息，敬礼，吹号，神情恍惚，眼睛发绿。军营中的回忆使一个普通的丈夫突然在太太面前吹成了英雄好汉，这光辉的时刻永远不会退去，除非做太太的听得太辛苦了，大喝一声--"好啦！"这才悠然而止。

　　如果下次又想逗他忘形的说话，只要平平常常的再问一次--"荷西，你们服兵役时，是不是吃三顿饭？"--这人又会不知不觉的跌进这个陷阱里去，一说说到天亮。

　　说说军中的生活并不算长得不能忍受，毕竟荷西只服了两年的兵役。

　　我手里对荷西的另外一个开关是碰也不敢去碰，情愿天天做做是非题式的对话，也不去做姜太公，那条鱼一开口，可是三天三夜不给人安宁了。

　　"荷西，窗外一大群麻雀飞过。"我这话一说出口，手中锅铲一软，便知自己无意间触动了那个人的话匣子，要关已经来不及了。

　　"麻雀，有什么稀奇！我小的时候，上学的麦田里，成群的……我哥哥拿了弹弓去打……你不知道，其实野兔才是……那种草，发炎的伤口只要……。"

　　"荷西，我不要再听你小时候的事情了，拜托啊！"我捂住耳朵，那人张大了嘴，笑哈哈的望着远方，根本听不见我在说话。

　　"后来，我爸爸说，再晚回家就要打了，你知道我怎么办……哈！哈！我哥哥跟我……。"

　　荷西只要跌入童年的回忆里去，就很难爬得出来。只见他忽而仰天大笑，忽而手舞足蹈，忽而作势，忽而长啸。这样的儿童剧要上演得比兵役还长几年，这才啪一下把自己丢在床上，双手枕头，满意的叹了口气，沉醉在那份甜蜜而又带着几分怅然的情绪里去。

　　"恭喜你！葛先生，看来你有一个圆满的童年！"我客气的说着。

　　"啊！"他仍在笑着，回忆实在是一样吓人的东西，悲愁的事，摸触不着了，而欢乐的事，却一次比一次鲜明。"你小时候呢？"他看了我一眼。

　　"我的童年跟你差不多，捉萤火虫，天天爬树，跟男生打架，挑水蛇，骑脚踏车，有一次上学路上还给个水牛追得半死，夏天好似从来不知道热，冬天总是为了不肯穿毛衣跟妈妈生气，那时候要忙的事情可真多--"我笑着说。"后来进入少年时代了，天天要恶补升初中，我的日子忽然黯淡下来了，以后就没好过--。"我又叹了口气，一路拉着床罩上脱线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童年总是不错，你说是不是？"

　　"十分满意。"我拍拍他的头，站起来走出房去。"喂，你是台北长大的吗？"

　　"跟你一样，都算城里人，可是那个时候的台北跟马德里一样，还是有野外可去的哪！而且就在放学的一路上回家，就有得好玩了。"

　　"荷西，你们的老师跟不跟你们讲这些，什么儿童是国家的栋梁、未来的主人翁之类的话啊？"

　　"怎么不讲，一天到晚说我们是国家的花朵。"荷西好笑的说。

　　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好笑，老师的话是对的，可惜的是，我不学无术，连自己家的主人翁都只做了一半，又常常要背脊痛，站不直，不是栋梁之材；加上长得并不娇艳，也不是什么花朵。浮面的解释，我已完完全全辜负了上一代的老师对我殷殷的期望。

　　多年来，因为自己不再是儿童，所以很难得与儿童有真正相聚的时候，加上自己大半时候住在别人的土地上，所以更不去关心那些外国人的孩子怎么过日子了。

　　这一次回国小住，忽见姐姐和弟弟的孩子都已是一朵朵高矮不齐可爱的迎风招展的花朵了，真是乍惊乍喜。看看他们，当然联想到这些未来的栋梁和主人翁不知和自己生长时的环境有了多大的不同，我很喜欢跟他们接近。

　　我家的小孩子，都分别住在一幢幢公寓里面，每天早晨大的孩子们坐交通车去上小学，小的也坐小型巴士去上幼稚园。

　　我因为在回国时住在父母的家中，所以大弟弟的一对双生女儿与我是住同一个屋顶下的。

　　"请问小朋友，你们的学校有花吗？"

　　说这话时，做姑姑的正在跟侄女们玩"上课"的游戏。"报告老师，我们的学校是跟家里这样的房子一样的，它在楼下，没有花。"

　　"老师在墙上画了草地，还有花，有花嘛，怎么说没有。"另外一个顶了她姐姐一句。

　　"现在拿书来给老师念。"姑姑命令着，小侄女们马上找出图画书来送上。

　　"这是什么？"

　　"月亮。"

　　"这个呢？"

　　"蝴蝶。"

　　"这是山吗？"

　　"不是，是海，海里好多水。"小朋友答。

　　"你们看过海吗？"

　　"我们才三岁，姑姑，不是，老师，长大就去看，爸爸说的。"

　　"你们看过真的月亮、蝴蝶和山吗？"被问的拚命摇头。"好，今天晚上去看月亮。"姑姑看看紧靠着窗口邻家的厨房，叹了一口气。

　　看月亮本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月亮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传说，但是手里拉着两个就是在文具店的街外看月亮的孩子，月光无论如何不能吸引她们。

　　我们"赏月"的结果，是两个娃娃跑进文具店，一人挑了一块彩色塑胶垫板回家，兴高采烈。

　　父亲提议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坚持全家的孩子都带去，姐姐念小学的三个，和弟弟的两个都一同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三个大人，带五个小孩子去旅行？"姐姐不同意的说。

　　"孩子们的童年很快就会过去，我要他们有一点点美丽的回忆，我不怕麻烦。"

　　被孩子们盼望得双眼发直的旅行，在我们抵达花莲亚士都饭店时方才被他们认可了，兴奋的在我们租下的每一个房间里乱跑。

　　点心被拆了一桌，姐姐的孩子们马上拿出自己私藏的口香糖、牛肉干、话梅这一类的宝贝交换起来。

　　"小朋友，出来看海，妹妹，来看书上写的大海。"我站在凉台上高叫着，只有一个小男生的头敷衍的从窗帘里伸出来看了一秒钟，然后缩回去了。

　　"不要再吃东西了，出来欣赏大自然。"我冲进房内去捉最大的蕙蕙，口中命令似的喊着。

　　"我们正忙呢！你还是过一下再来吧！"老二芸芸头也不抬的说，专心的在数她跟弟弟的话梅是不是分少了一粒。"小妹来，你乖，姑姑带你去看海。"我去叫那一双三岁的女娃娃们。

　　"好怕，阳台高，我不要看海。"她缩在墙角，可怜兮兮的望着我。

　　我这一生岂没有看过海吗？我跟荷西的家，窗外就是大海。但是回国来了，眼巴巴的坐了飞机带了大群未来的主人翁来花莲，只想请他们也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而他们却是漠不关心的。海，在他们上学放学住公寓的生活里，毕竟是那么遥远的事啊！

　　大自然对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啊！

　　黄昏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带着孩子们在旅馆附近散步，草丛里数不清的狗尾巴草在微风里摇晃着，偶尔还有一两只白色的蝴蝶飘然而过，我奔入草堆里去，本以为会有小娃娃们在身后跟来，那知回头一看，所有的儿童--这一代的--都站在路边喊着--姑姑给我采一根，我也要一根狗尾巴--阿姨，我也要，拜托，我也要--狗尾巴，请你多采一点--。

　　"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进来采？"我奇怪的回头去问。"好深的草，我们怕蛇，不敢进去。"

　　"我小时候怕的是柏油路，因为路上偶尔会有车子；现在你们怕草，因为你们只在电视上看看它，偶尔去一趟荣星花园，就是全部了。"我分狗尾巴草时在想，不过二十多年的距离，却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这一代还能接受狗尾巴草，只是自己去采已无兴趣了，那么下一代是否连墙上画的花草都不再看了呢？

　　看"山地小姐"穿红着绿带着假睫毛跳山地舞之后，我们请孩子们上床，因为第二天还要去天祥招待所住两日。

　　城里长大的孩子，最大的悲哀在我看来，是已经失去了大自然天赋给人的灵性。一整个早晨在天祥附近带着孩子们奔跑，换来的只是近乎为了讨好我，而做出的对大自然礼貌上的欢呼，直到他们突然发现了可以玩水的游泳池，这才真心诚意的狂叫了起来，连忙往水池里奔去。

　　看见他们在水里打着水仗，这样的兴奋，我不禁想着，塑料的时代早已来临了，为什么我不觉得呢？

　　"阿姨，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塑料做的？我们不是。"他们抗辩着。

　　我笑而不答，顺手偷了孩子一粒话梅塞入口里。

　　天祥的夜那日来得意外的早，我带了外甥女芸芸在广场上散步，一片大大的云层飘过去，月亮就悬挂在对面小山的那座塔顶上，月光下的塔，突然好似神话故事里的一部分，是这么的中国，这么的美。

　　"芸芸，你看。"我轻轻的指着塔、山和月亮叫她看。"阿姨，我看我还是进去吧！我不要在外面。"她的脸因为恐惧而不自在起来。

　　"很美的，你定下心来看看。"

　　"我怕鬼，好黑啊！我要回去了。"她用力挣脱了我的手，往外祖父母的房内飞奔而去，好似背后有一百个鬼在追她似的。

　　勉强孩子们欣赏大人认定的美景，还不如给他们看看电视吧！大自然事实上亦不能长期欣赏的，你不生活在它里面，只是隔着河岸望着它，它仍是无聊的。

　　这一代的孩子，有他们喜好的东西，旅行回来，方才发觉，孩子们马上往电视机奔去，错过了好几天的节目，真是遗憾啊！

　　我家十二岁的两个外甥女，已经都戴上了眼镜，她们做完了繁重的功课之后，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电视，除了这些之外，生活可以说一片空白。将来要回忆这一段日子，想来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带过了吧。

　　再回到加纳利群岛来，荷西与我自然而然的谈起台北家中的下一代。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分不清树的种类，认不得虫，没碰过草地，也没有看过银河星系。"

　　"那他们的童年在忙什么？"荷西问。

　　"忙做功课，忙挤校车，忙补习，仅有的一点空闲，看看电视和漫画书也就不够用了。"

　　"我们西班牙的孩子可能还没那么紧张。"

　　"你的外甥女们也是一样，全世界都差不多了。"

　　没有多久，荷西姐姐的几个孩子们被送上飞机来我们住的岛上度假。

　　"孩子们，明天去山上玩一天，今天早早睡。"

　　我一面预备烤肉，一面把小孩们赶去睡觉，想想这些外国小孩也许是不相同的。

　　第二天早晨进入车房时，孩子们发现了一大堆以前的邻居丢掉的漫画书，欢呼一声，一拥而上，杂志马上瓜分掉了。

　　在蓝灰色的山峦上，只有荷西与我看着美丽的景色，车内的五个孩子鸦雀无声，他们埋头在漫画里。

　　烤肉，生火，拾枯树枝，在我做来都是极有乐趣的事，但是这几个孩子悄悄耳语，抱着分到的漫画书毫不带劲的坐在石块上。四周清新的空气，野地荒原，蓝天白云，在他们，都好似打了免疫针似的完全无所感动，甚而连活动的心情都没有了。

　　最后，五个显然是有心事的孩子，推了老大代表，咳了一声，很有礼的问荷西："舅舅，还要弄多久可以好？""怎么算好？"

　　"我是说，嗯，嗯，可以吃完了回去？"他摸了一下鼻子，很不好意思的说。

　　"为什么急着回去？"我奇怪的问。

　　"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三点有电视长片，我们--我们不想错过。"

　　荷西与我奇怪的对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又是一群塑料儿童！"

　　这几个孩子厌恶的瞪着我们，显然的不欢迎这种戏称。

　　车子老远的开回家，还没停好，孩子们已经尖叫着跳下车，冲进房内，按一按电钮，接着热烈的欢呼起来。"还没有演，还来得及。"

　　这批快乐的儿童，完完全全沉醉在电视机前，忘记了四周一切的一切。

　　我轻轻的跨过地下坐着躺着的小身体，把采来的野花插入瓶里去。这时候，电视里正大声的播放广告歌--喝可口可乐，万事如意，请喝可--口--可--乐。

　　什么时候，我的时代已经悄悄的过去了，我竟然到现在方才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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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的妻子
　　** 雷蒙德.卡佛 **

　　他在给她念里尔克，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他接着大声往下念。孩子们已经睡着很久了，外面，不时有辆车在潮湿的路上擦出些声音。过了一会他放下书，转身伸手去关灯。突然，她像被吓着似的睁开了眼睛，眨了两三下。她发愣的的明亮眼珠上眨动着的眼睑，看上去出奇的黯淡和厚实。他注视着她。

　　“在做梦？”他问道。

　　她点点头，抬手指摸了摸两鬓的塑料发卷。明天是星期五。伍德隆公寓所有四到七岁的孩子一整天都归她管。他用手臂支撑着身体看着她，同时用闲着的那只手把床单拉拉直。她脸上皮肤光滑，颧骨突出；这颧骨，她有时会对她的朋友说，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有四分之一的内兹佩尔塞人血统。

　　接着她说：“给我随便弄点儿三明治，迈克。在面包上放点黄油、生菜和盐。”

　　他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想睡了。但当他睁开眼睛时，她还醒着，正注视着他。

　　“南，你睡不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很晚了。”

　　“我想先吃点东西，”她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腿和胳膊都疼，还饿。”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翻身下了床。

　　他给她做了三明治，用托盘端过来。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笑了笑，接过托盘时往背后塞了个枕头。他觉得她穿着这身白色的睡衣，看上去像是医院里的病人。

　　“真是个有趣的梦。”

　　“梦见什么了？”他说，上床朝他那边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他瞪着床头柜，等了一会。然后慢慢闭上眼。

　　“真想听吗？”她说。

　　“当然，”他说。

　　她舒服地靠在枕头上，抹掉嘴唇上沾着的一个面包屑。

　　“嗯，好像是一个冗长的梦，你知道的，那种里面有各种复杂关系的梦，但我现在记不全了。刚醒来时还清楚，现在有点模糊了。迈克，我睡了有多久？其实，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好像是我们在某个地方过夜。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哪儿，但只有我们俩呆在某个类似小旅馆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湖边。那儿还有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他们提议用摩托艇带我们出去兜一圈。”她笑了起来，回忆着，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们在上船的地方。结果船上只有一排座位，在前排，有点像张条凳，只够坐三个人。你和我就谁该牺牲自己挤在船的后面争了起来。你说该你，我说该我。但最终还是我挤进了船的后面。那地方真窄，我腿都挤疼了，我还担心水会从船边上漫进来。后来我就醒了。”

　　“真是个不一般的梦，”他应付了一句，昏昏欲睡地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你还记得邦妮&#8226;特拉维斯吗？佛瑞德&#8226;特拉维斯的老婆？她说她常做彩色的梦。”

　　她看了眼手中的三明治并咬了一口。她咽下去，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里面，伸手拍打身后的枕头时，用腿平衡着托盘。她舒心地向后靠在枕头上。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提尔顿河过夜吗，迈克？就是第二天早上你钓到条大鱼的那一次？”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还记得吗？”她说。

　　她记得。过去几年里她很少想到它，最近却常想起它来。那是婚后的一两个月，他们出去度周末。坐在一小堆篝火旁，冰凉彻骨的河水里泡着一个西瓜，晚饭她做了炸午餐肉、鸡蛋和罐装豆子，第二天早晨，还是用那只烧黑了的平底锅做了烤薄饼、午餐肉和鸡蛋。两次做饭她都把锅给烧糊了，咖啡怎么也煮不开，但这是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记得那晚他也给她朗诵了伊丽莎白&#8226;勃朗宁和《鲁拜集》里的几首诗。他们盖了那么多的被子，她的脚在下面动都动不了。第二天早晨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鳟鱼，河对面路上的人停下车来，看他怎样把鱼弄上岸。

　　“哎？你到底记不记得了？”她说，拍着他的肩膀。“迈克？”

　　“记得，”他说。他往他那边稍微移了移。他觉得自己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记住的只是仔细梳理过的头发以及那些对人生和艺术半生不熟的见解，他其实很想忘掉这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南，”他说。

　　“我们刚上完高中，你还没去上大学，”她说。

　　他等着，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撑起来，转过头，目光越过肩膀看着她。“三明治快吃完了吗，南？”她仍然在床上坐着。

　　她点点头，把托盘递给他。

　　“我把灯关了，”他说。

　　“要是你想的话，”她说。

　　他再次栽倒在床上，双脚向两边伸展，直到碰到了她的脚。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试图放松自己。

　　“迈克，你还没睡着，是吧？”

　　“没有，”他说。“没睡着。”

　　“那好，别在我前面睡着，”她说。“我不想一个人醒着。”

　　他没有回答，只是向她那儿稍稍靠近了一点。她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手掌平放在他胸口，他抓住她的手指，轻轻地捏了捏。只一会儿的功夫他的手就落到了床上，他叹了口气。

　　“迈克？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我的腿好疼，”她说。

　　“天哪，”他轻声说道。“我刚才都睡着了。”

　　“嗯，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再和我说会儿话，我的肩膀也疼。但腿特别疼。”

　　他转过身来，开始揉她的腿，然后又睡着了，手还放在她的臀部。

　　“迈克？”

　　“怎么了？南，告诉我怎么了。”

　　“我想要你帮我把全身都按摩一下，”她说，转身面朝上。“今晚我的手臂和腿都疼。”她屈起膝盖，把被子拱起一个包。

　　黑暗中他快速地睁开眼，又闭上。“哈，成长的疼痛？”

　　“哦，天哪，正是这样，”她说，扭动着她的脚趾头，高兴自己终于把他从睡眠中拉了回来。“我十岁、十一岁时就长到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我！那时我长得那么快，腿和胳膊一天到晚都在疼。你没这样过？

　　“没什么样过？”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在长？”

　　“不记得了，”他说。

　　他最终用胳膊支撑起自己，划了根火柴，看了看钟。他把枕头凉的那一面翻上来，又躺了下来。

　　她说，“你困了，迈克。我希望你愿意聊一会儿

　　“好吧，”他说，没有动。

　　“你只要抱着我，让我睡着了。我睡不着，”她说。

　　她转向她那一侧，面对着墙，他转过身来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迈克？”

　　他用脚趾头碰了碰她的脚。

　　“跟我讲讲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想不起来，”他说。“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他说。

　　“如果你保证告诉我的话。愿意保证吗？”

　　他又碰了碰她的脚。

　　“好吧……”她说，仰面舒服地躺着。“我喜欢好的食物，像牛排和脆炸薯泥那样的东西。我喜欢好看的书和杂志、在夜里乘火车和坐在飞机上的那些时光。”她停住了。“当然，没有按照喜欢的顺序排。如果要按顺序排的话我得想一想。但我喜欢坐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你会有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她把腿搁在他的脚踝上。“我喜欢晚上睡晚点，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我希望我们能经常那样，而不是偶尔的一次。我还喜欢做爱，喜欢在不经意时被爱抚。我喜欢看电影，过后和朋友一起喝喝啤酒。我喜欢交朋友。我非常喜欢简妮斯&#8226;亨德里克斯。我希望每周至少去跳一次舞。我希望总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们需要时不用等就可以给他们买衣服。劳里现在就需要一套过复活节的衣服。我也想给加里买一套新的西服或类似的衣服。他够大的了。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实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隔一年就得搬次家。这是最大的希望了，”她说，“我希望我俩能过一个诚实的生活，不用去担心钱和账单之类的东西。你睡着了。”她说。

　　“没有。”他说。

　　“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你了。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好多东西。”他咕哝了一声。

　　“嗯，告诉我嘛。我们不就是说说而已吗，是吧？”

　　“我希望你别烦我了，南。”他又转到他那一侧，手臂伸出床沿。她也转过身来，紧贴着他。

　　“迈克？”

　　“天哪，”他说。接着又说：“好吧。先让我伸伸腿，我好醒过来。”

　　过了一会她说，“迈克？你睡着了？”她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但没有回应。她靠着他的身体躺了好一会儿，试图入眠。起先她很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靠着他，均匀地小口呼吸。但她睡不着。

　　她努力不去听他的呼吸声，那让她觉得不舒服。呼吸时他鼻子里发出一种声音。她试图调节自己的呼吸，让呼气和吸气合上他呼吸的节奏。但没用。他鼻子发出的这种细小的声音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胸膛也发出一种吱吱声。她又翻了个身，用屁股抵着他的屁股，把手臂一直伸到床的外面，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抵住冰冷的墙。床脚处的被子被拉起来了，腿在移动时能感觉到一股气流。她听见两个人走来，在上隔壁公寓的楼梯。有人在开门前发出一个嘶哑的笑声。然后，她听见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她又翻了个身。隔壁有人冲抽水马桶，稍后，又冲了一次。她又翻了个身，这次面朝上，尝试放松自己。她想起了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的文章：如果身体所有的骨头、肌肉和关节都能完全放松的话，睡眠一定会降临的。她长长地呼了口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手臂伸直放在身体的两侧。她尽量放松自己，试图想像自己的腿悬在空中，沐浴在某种薄雾般的东西里面。她翻身面朝下躺着。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来。她想着嘴唇前面的床单上卷放着的手指。她伸出一根手指来放在床单上。她用拇指摸了摸食指上的结婚戒指。她翻到自己的侧面，又翻到正面。她开始感到恐惧，在一种莫名的焦虑中，她祈祷能够入眠。

　　求你了，老天，让我睡吧。

　　她努力要睡着。

　　“迈克，”她小声说道。

　　没有回应。

　　她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翻身时碰到了墙。她听了又听，但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她把手放在左胸，感到心跳传到她的手指上。她趴在床上，头离开枕头，嘴贴在床单上，哭了起来。她哭了一会，然后爬到床脚处，从那儿下了床。

　　她在卫生间洗了脸和手。她刷牙，一边刷一边从镜子里端详自己的脸。她把客厅的暖气调高了点。然后，她在厨房的桌旁坐了下来，把脚收进睡衣里面。她又哭了。她从桌子上放着的一盒烟里拿了一根点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卧室去拿她的浴袍。

　　她去查看孩子们。把儿子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肩膀。她回到客厅里，坐在那张大椅子上。她随手翻开一本杂志试着往下读。她盯视着上面的照片，又试着往下读。不时有辆车从外面的街上开过，她会抬起头。每当车子开过时，她都要听着，等着，然后再低头读杂志。椅子边的架子上有一沓杂志，她把它们都翻了一遍。

　　曙光初现时她站了起来。她来到窗前。小山冈上无云的天空开始变白。树木和街对面那排两层高的公寓楼在她的注视下显露出它们的形状。天空变得更白了，山冈后面的光线在急剧增多。除了因为孩子中的这个或那个而早起外（她不把这些算上，因为她从来没往外看，只是匆忙地回到床上或去厨房），她一生中没见过几次日出，而那几次还是在她小时候。她确信没有一次像这样。她从未在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画里了解到日出会是这么的可怕。

　　她等了一会儿，走到门前，打开门锁来到阳台上。她掖紧浴袍的领口。空气又湿又冷。周围的景像渐渐显露出来。她一点点地看过去，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对面山顶电台发射塔尖上闪烁的红灯。

　　她通过幽暗的寓所回到卧室。他在床中央躺着，被子缠在肩膀处，头的一半压在枕头下面。沉睡中的他显得绝望，紧咬牙关，胳膊直挺挺地伸过她这边的床。在她的注视下，房间变得非常明亮，床单在她眼前越来越白。

　　她湿了湿嘴唇，发出了一点粘滞的声音，跪了下来。她伸出手摊在床上。

　　“上帝啊，”她说。“上帝，你会帮助我们吗，上帝啊？”她说。

　　翻译：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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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上日出
　　** 德富芦花 **

　　撼枕的涛声惊破晓梦，我起身推开房门。时值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拂晓，身处铫子水明楼中，楼下就是太平洋。

　　刚过凌晨四时，海上灰蒙蒙的，只是不时传来阵阵涛声。遥望东天，水平线上泛出了淡淡的桦树皮色。一钩弯月高挂在头顶上黛蓝的苍穹中，宛如镇守东海的金弓，发出皎洁的清光。左面黑黝黝的犬吠海峡的尽头，灯塔的回转灯在陆地和大海之间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光环。

　　片刻之后，凛凛的晓风掠过漆黑的海面，夜幕悄悄地从东方被揭了开来。熹微的晨光踏着波涛走来，拍打着矾岸的白浪渐次清晰可见。举目仰视，晓月不知何时从金弓幻化成了银弓。混沌的东天也变得澄明，很快就系起了一条锦带。浩森的海面上翻动着白色的浪花和黑色的波谷。夜梦仍在海上徘徊，可是东边的天际却已张开了眼睑。太平洋的夜幕即将拉开。

　　突然，曙光似蓓蕾初绽，如涟漪四泛，天空、水域豁然开朗。海面愈白，东天愈黄。弯月、灯塔的光芒渐次暗淡下去，最后消失在茫茫之中。此时此刻，人们不由自主地会联想起候鸟啼叫着掠过海面的情景:大海中的所有波涛全部踮起足尖顾眄东方，一种饱含期待的喧嚣——无声之声充溢着四际。

　　又过了五分钟——十分钟。眼看着东方的太空放射出金光。忽然，大海的尽头浮现出一点猩红，那么迅疾，竟令人无暇想及日出。屏息定睛，只见海神轻展双臂，使仅露出水面的红点化作金线、金梳、金色的马蹄，旋即一跃而脱离了水面。初升的太阳早在离水之前就已喷出万点金滴，一瞬千里，犹如长蛇飞腾在太平洋上由远而近。蓦地，眼前的矶岸突然溅起两丈多高的金色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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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
　　** 阿城 **

　　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象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心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象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做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谁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做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一九七八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一九七九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一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代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代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代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代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代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三月二十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